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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庐隐(1898—1934) ,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其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

 

怀念我的母亲庐隐

--作者:李恕先

“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为第一人。

——现代著名作家茅盾


小时候,我家住在市区一条河边的小街上,那里来往车辆不多,挺安静的。有一天,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迎面走来一群陌生的人,是附近一间中学的学生。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一位女同学突然大声说:“庐隐的女儿!”我回头一看,他们全都注视着我,友好地微笑着向我点头。

我的母亲庐隐,是“五四”时期蜚声文坛并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是1921年参加我国著名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时的惟一女性。在群星璀璨的“五四”新文坛上,她是一颗光彩耀人的新星。

1921年2月,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母亲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控诉金钱世界,歌颂纯真的爱情。之后,在短短的十几年中,母亲创作出版了《海滨故人》、《曼丽》、《归雁》、《象牙戒指》、《云鸥情书集》(与父亲李惟建的来往书信)、《灵海潮汐》、《玫瑰的刺》、《女人的心》、《庐隐自传》、《东京小品》、《火焰》等多部作品。

只是,母亲走得太早了,她去世时我只有三岁,没能留下更多清晰的记忆。正因为这样,我从青少年、中年直到老年,始终怀着对母亲的挚爱,竭力去了解她。从母亲留下的作品里,从许多评介母亲的文章中,从亲朋好友及母亲当年的学生们对她的追忆中,我对母亲的形象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母亲庐隐,原名黄淑仪,学名黄英,笔名庐隐,闽侯县南屿乡人。母亲的父亲是清光绪时的举人,后放缺湖南长沙知县,但才3年就病逝于任所,于是6岁的母亲不得不随着她的母亲,到北京投靠时任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的舅舅。后来,母亲就在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继而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母亲师范毕业后曾到安庆一所女子中学教书,1919年重回北京,以旁听生资格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国文部。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她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经常参加群众性的集会和游行活动,被推为“女高师”学生代表,积极参与了由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研究会活动,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母亲去世时父亲才27岁,是上海中华书局一名编辑,年轻而贫穷

1934年5月14日,悲凄的氛围笼罩着上海的中国殡仪馆,母亲的入殓仪式正在举行。

礼堂里摆满了花圈,在正中一个素色大花圈里,安放着母亲的遗像。她紧抿着嘴唇,那双睿智的眼睛里似乎含着淡淡的忧伤。

母亲的遗体静静地躺在那里,头部裹着白丝棉,身上盖着鹅黄色的锦被,脚前放着一个十字架,两边燃烧着五对高高的白蜡烛,惨淡的烛光微微摇曳着,烛光下是母亲那瘦削而苍白的脸庞。

凄婉悲切的旋律回荡在礼堂的上空,仿佛在幽幽地述说着我的母亲的早逝和不幸。母亲生前的亲朋好友们来了;喜爱她作品的读者们来了;爱戴她的学生们来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这里,在愁云凄雾中送母亲最后一程。

父亲双眼红肿,默默地、痴痴地沉浸在极度的哀伤里。

我和姐姐穿着白色的孝衣,戴着尖尖的白头巾。10岁的姐姐已经懂得了生离死别的痛苦,在哀哀的哭泣里呼唤着“妈妈--”。而我,一个3岁的孩子,还不明白死亡的真正含义,但周围那沉痛的气氛,一张张悲戚的面容,一声声低低的抽泣,强烈地感染着我幼小的心灵。我紧紧依偎着父亲,睁着茫然的双眼。

下午,时钟指向六点。遵照母亲临终前的遗嘱,在肃穆的气氛中完成了基督教的入殓仪式。悲痛的人群向母亲致最后的告别礼。

母亲的生前好友、著名的文学史家刘大杰先生的夫人李辉群把我揽进怀里,怜爱地抚摸着我,问道:“瀛仙,你的妈妈呢?”我用食指压着嘴唇,作了一个示意小声的动作,我说:“妈妈睡着了。”这个小小的细节是后来我从父亲那里知道的。46119.jpg

图:我的父亲母亲

母亲去世时,父亲只有27岁,是在上海的中华书局的一名编辑,年轻而贫穷,无力抚养两个孩子。为了安排我们姐妹俩的将来,父亲和母亲的朋友--当时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先生,邀请了母亲生前的好友及在天津的上海银行任经理的哥哥黄勤,聚集在南京路冠生园餐厅。大家协商,一致赞成姐姐薇萱由舅舅黄勤抚养,母亲的著作版权归薇萱所有;而我,跟随父亲生活。

一年后,我们告别了长眠的母亲,离开了上海这块伤心之地,投靠乡下的亲友,在凄风苦雨中开始了我和爸爸的漂泊人生。后来,祖父母和姑姑也回到四川,难得的团聚带来了久盼的天伦之乐。可仅过半年,家庭又遭惨变。在父亲患伤寒住院治疗期间,祖母和姑姑相继病故,祖父也因中风被送到上海的九叔父家。当时,这一切不幸的变故都瞒着重病中的父亲。待他大病初愈回到家时,早已是人去楼空,家散人亡了。

父亲收拾起简单的行装,带着年幼的我离开了故乡,到偏远的资中县一所中学去教书,我们住在山脚下的一间小平房里。邻居是父亲学校的同事,他们一家都很善良,常常关心和照顾我这个失去母亲的孤独孩子。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我更是百般关爱,把对妻子的深深情爱都倾注在女儿的身上。我长大后,渐渐知道了他们的故事。

1928年的春天,父亲在北平瞿世英先生家里认识了我的母亲,从此开始了频繁的交往。每逢星期日,父亲都要从西郊的学校跑到城里来与母亲相见,或泛舟北海或月下谈心,颐和园的水榭,圆明园的古迹,西山幽静的小路,常常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探讨着人生的意义,感应着彼此的心灵。那时母亲29岁,已是著名的女作家,带着年幼的女儿寡居生活。父亲只是一名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21岁的学生。由于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悬殊、生活经历的天壤之别等原因,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的中国,即使是在知识分子阶层里,他们的相恋也遭到了家庭亲友的强烈反对,尤其是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各种冷嘲热讽、明枪暗箭从四面八方像暴风雨般向他们袭来。母亲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矛盾之中,在她的生命里,已遭遇了太多的不幸与苦难,她实在没有勇气再向这强大的封建势力挑战与抗争。然而,父亲却锲而不舍地、热烈地、诚恳地、再三地向母亲表白自己的真情。母亲心里的防线渐渐崩溃了,她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自从认识你以后,我的心似乎有了一点东西--也许是一把钥匙,也许是一阵风,我觉得有一个美丽的幻影在我面前诱惑。”

母亲是这样描述父亲的:“他是一个勇敢的、彻底的新时代的人物,在他的脑子里没有封建思想的流毒,也没有可顾忌的事情,他有着热烈的纯情,有着热烈的想象,他是一往直前地奔他生命的途程。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为他的灵光一扫而空。”

1929年的春天,父亲与母亲相识一周年的日子,母亲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知道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展开你伟大的怀抱,我愿生息在你光明的心胸之下”。“让我们放下人间一切的负荷,尽量地享受和谐的果实吧。”

母亲在自传中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不固执着悲哀了,我要重新建造我的生命,我要换个方向生活,有了这种决心,所以什么礼教,什么社会的讥弹,都从我手里打得粉碎了。”

他们终于冲破了封建世俗的重重障碍,幸福地结合了,我便是他们爱情的结晶。由于母亲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坎坷,她的人生观涂上了浓厚的悲观厌世的灰色。自从与我父亲相识相爱之后,她对人生有了很大的改变,如同大地回春,一切都有了希望。和父亲共同生活的四年,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四年,爱情的滋润,使她迎来了创作上的丰收。在她去世前的最后一两年里,她憧憬着继续写作的前景,期望自己六十岁时,将有一两本经典性的杰作。她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火焰》,是以“一·二八”战役为题材的,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英勇事迹。这部小说在各杂志社发表以后,人们欣喜地评介:庐隐的创作风格改变了,走上了一条新的开拓之路。

就在母亲的创作事业进入最旺盛的时期,死神突然从天而降,在生孩子的难产中,被一个庸医误施手术,酿成了悲剧,匆匆夺去了她三十五岁的宝贵生命。

正如刘大杰先生所说:庐隐死得真冤枉,在一个科学文明物质文明极高的上海,她被一个没有科学知识的医生杀死了。死得这么年轻、这么悲惨。

然而,就在母亲生命垂危的弥留之际,悲愤已极的父亲要去控告那个害人的庸医,母亲却劝阻了他。她拉着父亲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算了,不要去告了。告他又有什么用呢?何苦再去造成另一个家庭的不幸呢!”

我的母亲,这是何等慈悲的心肠,何等伟大宽广的胸怀啊!

我心中的不解之谜:家中为什么没有母亲的作品?

在学校里,有不少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我是庐隐的女儿。他们常常向我借母亲写的书,可是我总是让他们失望,因为在家里我竟找不到母亲的作品。但这件事我没有问父亲,更没有问继母。我的继母是我小学里的老师,对我很好,在我们三人之间有一种没有约定的默契,那就是从来不谈及我的生母。我不愿在父亲面前提母亲是怕他伤心,不在继母那里提母亲是怕她多心,而他们也不向我提起生母,恐怕也是怕我伤心吧。

家里没有母亲的作品,是我心中不解的谜。

抗战胜利以后,父亲去上海安葬我的祖父回来不久,我偶然在他书桌的抽屉里看见一份手稿。《怀念庐隐》这几个字使我猛然心跳,我怀着激动和好奇的心情,轻轻关上房门。

这是父亲在上海为我母亲扫墓后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开头写道:“白杨萧萧难以寻,亲书碑刻字犹新,坟前伫立招君魂……”通篇满溢着无限思念与眷念。

我最记得其中有一段,是写父亲将母亲的著作随同母亲一同入殓时的内心情感。母亲生前一直是边教书边写作,生活十分清贫,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遗产,而最宝贵的就是她用心血写成的一部部感人至深的作品。那里面有着她最坦诚的思想情感和真实的心路历程;更有她对旧社会的怒斥和对封建势力的抗争,这是她毕生最珍贵的财富。父亲深深理解妻子的心,所以在母亲离开人世入殓时,将她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放在母亲入殓时的枕边,让母亲的著作永远陪伴着母亲,永远慰藉母亲那孤独的灵魂。

家里为什么没有母亲的著作,我终于找到了谜底。

家中“神秘的小黑箱子”装着母亲的《火焰》手稿,至今下落不明

1930年,父亲和母亲东渡日本,在樱花盛开山清水秀的环境中漫游、读书、写作、谈古论今,尽情享受着不受干扰的蜜月生活,并孕育着爱情的结晶。可当我还栖息在母亲的腹中时,他们就开始了动荡的生活。由于日本物价飞涨,难以度日,父母只好离开东京回国。后来,在杭州的西子湖畔生下了我。为了纪念难忘的东游,他们给我取名瀛仙。虽然,我们居住在如诗如画的西湖边,但美丽的湖光山色却填不饱辘辘饥肠。为了谋生,他们又带着襁褓中的我去到上海。后来,母亲死了,姐姐走了,我跟着父亲又离开了上海。

命运总是毫不留情地逼着我们东奔西走。即便是在父亲重新组织了新的家庭之后,生活也并不安定,时而东时而西,时而城市时而乡村,为了温饱到处奔走。在多次搬家的过程中,一只毫不起眼的小黑箱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自从我们离开上海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它总是紧紧跟在父亲身边。父亲为什么如此珍视这只小箱子?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呢?对此我一直怀着强烈的好奇心。

一个星期天,父亲和继母去郊外为祖母扫墓,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翻遍家里的每个角落,终于找到了这只小黑箱子。展现在眼前的东西,让我在瞬间的呆怔之后,又有一阵惊喜涌上心头。箱子里全是母亲的遗物,有照片、书信和母亲最后一部小说《火焰》的手稿。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这样强烈地震撼着我。

母亲的作品很多,但留下的手稿却很少。她的文思非常敏捷,写文章无需草稿,一挥而就,略加修改即定稿。她的《象牙戒指》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日军轰炸闸北,商务编辑部及东方图书馆都被焚毁,未发表的一部分也被烧掉了,因为没有底稿,所以只好重写。

《火焰》是在母亲去世后出版的,父亲特别珍视,为她留下了手稿。

从此以后,只要家里没有人,我就小心地打开这只小箱子,轻轻地抚摸,细细地翻看,一遍又一遍。

我常常对着母亲的照片,悄声地诉说心声。照片上的母亲时而微笑着,分享我的欢乐;时而露出愁容,分担着我的烦恼和痛苦……我深切地感受到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她就在我的身边,理解我,呵护我,疼爱我。

成都解放后,我参军离开了家,再也没有看见过这只小黑箱子。“文革”中,我家被洗劫一空,这只珍贵的小箱子也在劫难逃,至今我们也不知道它的下落……

历史不会忘记我的母亲

1979年,早已在广东工作的我,有一个到上海出差的机会,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亲自去上海拜祭我的母亲,为她清扫坟前的落叶,献上鲜花和祈祷了。我马上给父亲去信,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很快我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字里行间流露出无限的激动与欣慰,他将记忆中永安公墓的地址告诉我。

在一个寒风萧瑟的深秋,我来到上海这座几分亲切几分陌生的城市。照着父亲信上的指点,几经周折,才在这经过巨变的大上海找到了过去是“永安公墓”的地方。惟一保留着的是那依稀刻着“永安公墓”四个字的石门。多年的风雨侵蚀早已是斑斑驳驳残缺不堪。沿着一条两旁种着白杨树的土路往里走去,不远处有一座大殿式的建筑,四周是一片菜地,放眼望去,没有坟墓,也没有墓碑。殿门紧闭着,周围空无一人,非常寂静,只有风吹落叶的沙沙声。我困惑地张望着。

不久,有人向我走来,问道:“同志,你是来看骨灰的吗?今天我们休息。”

“啊。”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接着又所答非所问地说:“我,我是从外地来的。”

“外地来的?好!请你等一等,我去拿钥匙给你开门。”

“不,不,我是来看……看四十年前的坟墓。”

他笑了:“四十年前的坟墓早就没有了。”

大概是他看见我怅然若失的神情,逐渐收敛了笑容,向我解释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早已被……” 我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没有再听他继续讲下去,匆匆地告别了这位好心人。

但是,我并没有马上离去。我是这样的失落,这样的不舍,我在母亲曾经长眠的这片土地上,徘徊了很久很久。

这是一次没有墓地的扫墓,一次心灵深处的扫墓。

我知道,历史不会忘记我的母亲,直至她去世五十多年以后,她的著作还不断被编选和出版。1985年肖凤出版了她精心著作的《庐隐传》,1993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范桥、叶子编选的《庐隐散文》,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海滨故人庐隐》。还有多家出版社再版了庐隐作品的单行本和选集。

我亲爱的母亲,您安息吧。


本文作者简介

李恕先 (原名李瀛仙) ,1931年出生。是庐隐和李惟建惟一的女儿。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文工团担任创作员和演员。1958年从部队转业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文学编辑。1964年调到广东电视台,从事电视文艺的编导工作。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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