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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余杭路978弄2号

--作者:丁鸿生

上海东余杭路靠着舟山路,南边有一幢有七八个门面宽的街面房,978号底下是空的,上面是两层的过街楼,不是弄堂,但也称其为978弄。进去,右边是所谓1号,是家从江西来的人家,办了个板箱厂,专门做用铁条捆起来的板箱,左边3号,是家从苏北来的人家,专门做腌菜的,隔邻是个相当空旷的木材堆场。而在中间2号,两扇用铁皮包的大门,旁边一扇小门,门旁挂了块木招牌“泉兴铁工厂”,这里面就是父亲从一九四一年至年公私合营时办的打铁工厂。

这块地方原先是父亲的师傅于寿春先生的产业。父亲从他十五岁(虚岁)到于寿春手下当学生意学打铁时,就想以后要自己办打铁厂。父亲和母亲成家后,就开始实现自己从小的理想,他一经同他师傅提出想自己办厂,于寿春就把这块地方送给了父亲。父亲后来回忆往事时说,当时于寿春先生是这样说的:“你丁士泉想办打铁厂,我就把东余杭路这块地方送给你。”于寿春先生还把父亲的一位很要好的我喊他老伯伯的师兄祝阿二调拨给父亲,加上大叔叔也是学打铁出身的,再从无锡乡下招来几名学徒,就这样,父亲办起了“泉兴铁工厂”。

父亲在这块地方一进大门的边上,用七夹板隔出了一个小间,父母亲带了我就睡在里面。房间里除了一张铁床,什么也没有,父亲的一件出门用的雨衣是挂在门背后的。东洋人投降了,父亲买来了一张东洋式桌子,桌子腿只有半尺,父亲用一些铁块和鎯头叠起来当腿。工场间里有两套洪炉铁镫,再里面是工人和学徒们睡觉的地方。没有厨房,祖母在农闲时带了小姑母到上海,帮母亲给大家做饭,就在大门后的空地上搭个间单的行灶,旁边一张小木桌上放油盐酱醋。

有一天,母亲叫我坐在小板凳上不要动,她将整个工场间打扫一下,我就坐着不动,看到母亲扫出来四五个小土堆。这件事母亲后来提起过多次,说我小时候很“乖”的,而我那时大概三岁。母亲后来也说起过,在我小时候,父亲的几个学徒偶尔会怂恿我问母亲要了钱去买包香烟,买来后,我就一支支发给大家,而那几个“师兄”会翘起大姆指,连声说好,说我“有派头,是大好佬”。有只老式收音机,常放在工场间里,那些师傅和师兄们在打铁的间歇就开收音机,放京戏,放绍兴戏,结果,人人会唱一句“一马离了西凉界”,或是一段“过了一山又一山。”有天在工场间里,炉子中的铁块还在烧,大叔叔和几个师傅学徒在一起,大家嘻嘻哈哈地说笑,一会,只见大叔叔右手握住一个大鎯头的长柄的一端,手臂用力一甩,鎯头就倒竖起来,大叔叔再把铁鎯头凑到自己鼻子前,轻轻碰了一下鼻子,大家就都欢呼起来。这个游戏,叫“鎯头香鼻头。”后来,曾看到一些师兄们玩过多次。

东洋人投降了。有一天,父亲在厂门口用木板搭起了一个矮矮的台,上面挂了两只大灯泡把台上照得通亮,台前的过街楼下坐满了隔邻和对面人家的大人小孩。来了位胖胖的老伯,父亲非常客气地把他领到工场间里面。父亲先上台说了一通,过后,那位老伯脸上涂了油彩,装了鬍子,打扮成乡下匠人的模样,挑了一副空担,到台上边歌边舞,唱了一段“我挑起了担子往前走。”有两个年轻的唱绍兴戏的女的,穿了戏装,上去演了一段“油头粉面小光棍。”一天母亲煮了两大锅大闸蟹,好几个也在上海但不是在父亲厂里做工的同乡也被邀来,父母亲和大家一起非常开心快活地喝黄酒吃大闸蟹。

不久后,母亲带我回到无锡乡下,跟祖母过了一年多,读了个“半年级”和一年级的上学期。

待再回到上海,父亲已把原先工人们睡觉的地方稍许改造了一下。改造出一间客厅,放一张八仙桌,还可放张临时床,旁边一小间,是父母亲的房间,客厅后一条走廊,连着三个用木板隔出的房间,一间是祖母、姑母和我谁觉的地方,中间一间较大,放了六七张双人床,是工人门睡觉的地方,后面一小间,给大叔叔、大婶婶,再后面仍是一小块空地。这块空地上,在抗战的最后一年,有国军的飞机来轰炸日本人的军事设施,有一颗炸弹恰好落在这里,炸出了一个大坑,好在没有伤到任何人。门口的小房间仍留着,几个新来的学徒晚上就睡在里面。客厅前面工场间的角上,隔出了一个小厨房,砌了个同无锡老家一样的灶,请人做了口碗橱。在父母亲的房间里,墙上挂了两个镜框,里面是两张证书,一张是上海市发的营业执照,一张是一个律师的受托书。

我就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小学读二年级,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总见到工场间里很热闹,一片叮叮噹噹的打铁声。当时在里面做工的有大叔叔,父亲的一个本家兄弟季荣叔,三个已满师的父亲的学徒叫诸世根、潘茂根和宋海云的,还有几个也是从无锡乡下来的学徒。父亲晚年曾说起他在英商、法商电车公司接活的情景:在他们的一间接待室里,出来个讲一口上海话的洋人,他往墙上挂出他们需要的另部件(往往是电车上的防震弹簧门上的铁链等)的图纸,上面标明了质量数量要求,父亲看了图纸,就在心中计算,做这样一个另部件,需要多少铁、煤和人工,算出要价,写在纸上,待人家收走后,再等一会,还是那个洋人出来开标。父亲原先是不识字的,但从在上海当学徒开始,凭着看人家招牌之类,居然能这样投标。父亲说,他中标的机会还相当多。

做“学生意”是很辛苦的,新从无锡乡下来的几个学徒吃不了这份苦,有一次,二个人一起半夜里卷了铺盖悄悄去了火车站。等天亮时发觉,父亲就派大徒弟世根去火车站劝说他们回来。世根师兄到火车站后,一节节车厢找,居然还找到了,但他们就是不肯下车。一个列车员就问,他们做学生意会不会挨打?世根说,不会的,我师傅也是学生意出身,他从不打学生意的,列车员就再问,他们饭吃得饱吗?世根回答,吃得饱的,我也是满了师的学生意,你看我哪里像吃不饱的?那个列车员就很感慨地说,真弄不懂,既不挨打,又吃得饱,为什么还要逃走?世根回来说了这情况,父亲就说这也没有办法,再找吧。这样,前前后后有四五个新来的学徒来了时间不长就逃回无锡乡下了,但也有三个坚持了下来。一九四九年年初,父亲对这三个学徒说,共产党看上去肯定会过来,现在已没有生活了,以后这个工场间会不会开下去,也说不定,现在,你们先回去。以后,如有生活,你们想来可以,不来也可以。父亲给足了他们路费和津贴,这三个人很高兴地回无锡乡下去了,而那两个大徒弟诸和宋,父亲一直要他们留守在厂里。

这时工场间里冷冷清清,有好多天就是大叔叔带了诸和宋两个,叮叮噹噹打出了好多比我们小学生用的尺稍长一点的铁条,后来又用销钉将铁条的两端和中间串起来,我看出来,这是铁栅门。后来,母亲几次说起,原来,北四川路上有两家相邻的皮鞋店,其中一家找到父亲,请父亲帮他们做一扇铁栅门,父亲就叫大叔叔做好又安装好,另一家看到了,就也来请父亲给他们也同样做一扇。

做完这两扇铁栅门,就再没有活做了。诸师兄有一天到弄堂口的人行道上挖了个四五尺见方深至腰际的坑,而旁边和对面几家的门前也都挖了这样的坑,师兄说,这是派出所来通知准备打仗。

再后来,父母亲和大叔叔带了我和二弟三弟还有三弟的干爹干妈一家就都住到外滩麦加利银行的半地下的锅炉房和副楼屋顶上的简易房里。原来,乡下无锡丁巷有几个都是姓丁的在麦加利银行做工,有两个是做职员的,有一位是开电梯,有一位年进六十的老伯是烧锅炉的。我们两家人就在那里住了好几天,而祖母、小叔叔、诸、宋还有几个也在上海其他打铁间做工的同乡都住在东余杭路978弄2号里。几天后,小叔叔来说已经解放了,可以回去了,我们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什么枪炮声。待我回到东余杭路家里,看到许多解放军穿着棉军衣成排成排挨着半躺在马路边上人家门前。我同几个小朋友上街走走,几次看见几个解放军排成一行,背着背包扛着枪,腰里挂个搪瓷饭碗,走在街上。看到墙上很大的布告,什么内容固然不懂,但认得布告最后的几个字“司令员陈毅”。

学校还不开学,乡下要割麦插秧了,我随祖母和小叔叔回无锡乡下。开学了,又回到上海,仍去原先在那里读书的舟山路小学开始读四年级。

解放军进上海前那几个谴返回乡的学徒都没有回来,而先后来了几个新学徒,一个叫华天原的,他的哥哥是大叔叔的同门师兄弟,一个叫周贤生,人特老实,后来娶了我的隔房堂姐阿玲,一个叫张仁忠,还有一个王龙根,家在浦东乡下,他的哥哥也是大叔叔的朋友。一年后,又来了个叫吴清甫的,还有一个叫吴泉生,是大婶婶的亲弟,自小进了寺庙当小和尚的,大婶婶把他领了出来送来当学徒。再后来,有乡下丁巷许家爷爷的小儿子,也来当学徒,他的二哥是新四军的地下交通员,与父亲很要好,曾托父亲在上海为新四军的医院买过针剂药品。

有好几天,唐山路上有游行队伍,举红旗,喊口号,敲锣打鼓,后来明白,这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后不久,工场间里住进来四个解放军,他们就在工场间的一角,扫出一块地方,摊上地铺,墙角放了铺盖。接着,门口停了辆卡车,搬进来一台台机关枪、迫击炮之类,这几个解放军就一件件检查,对大叔叔和两位师兄说,这里少了只罗丝,这里少了个撑脚,大叔叔和两位师兄就带领几个新来的学徒,先锻打出所需要的另件,再安装到机关枪、迫击炮上。这一批整修完,装上卡车运走,再运来新的一批。有一天,开来一辆吉普车,父母亲带了我乘上吉普车到了市里一家父亲常去的饭店。那里已有三个年龄稍大的解放军,他们很客气地同我们一起吃了顿晚饭,饭后,又由吉普车送我们回家。母亲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们把那些武器修得好,解放军表示感谢。

这时,听到几个学徒师兄底下议论,说是二师兄约了两个在别的工场间做工的年青人要跟那些解放军去当兵。过两天,看到这位宋师兄的父亲也是在上海做打铁工人的,急急赶来,当了母亲的面痛骂他儿子。而在过天把后,果然来了几个穿棉军大衣的年龄较大的解放军,看上去是那个修武器的部队的首长,他们和宋师兄和那两个在工人们睡的房间里,关了房门谈了好久。不过后来,宋师兄没有跟着去,想来是他父亲竭力反对的缘故。

过了年,工场间里开始又红火起来。大叔叔、季荣叔两个“上手”师傅掌钳,小叔叔、诸师兄、宋师兄、天原挥鎯头,仁忠烧炉子,贤生、清甫拉风箱,主要做弹簧。我在舟山路小学四年级,放了学回到家里,总喜欢在工场间边上看他们做生活,听那鎯头锤打烧红的铁的声音。当小叔叔和一位师兄或另两个师兄抡起鎯头轮番捶打时,“叮―礑―叮―噹―”,就像是两拍子的乐句。有时,大叔叔左手拿着铁钳钳住锻件,右手拿把小鎯头敲在锻件上,指点要捶打在什么地方,那响声“的―叮―礑―的―叮―礑―”,就像是三拍子的歌。那时父亲也一直是很开心的样子,当他从外面回来,一进门,总会哼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做弹簧的全过程是很好看的,首先要打出一根长长的直径符合要求的园铁棍,两头打得扁扁的,加热烧红后一圈圈地盘起来,再把一圈圈之间用凿子凿开图纸要求的间距,这样,弹簧成型了,再烧红后淬火回火。最后,在压力机上,压平后要恢复原状,且要反复三次。我看大叔叔很有本事,他掌握每一个加工程序,可说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最后,在把烧红的弹簧放进盛满油的油捅里“回火”时,他亲自动手,用根铁勾把弹簧在地面上晃来晃去,以让弹簧达到一定的温度,这完全要凭经验。

父亲在晚年曾说起那批弹簧生活是如何来的。原来有个姓胡的也是做打铁生意且做得较大的同乡转手给父亲一批弹簧活计,他给的价钱是不高的,但父亲经计算后,认为还有利润,就答应做了。在做了一段时间缴了几批货后,有天这位姓胡的领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这个人到了工场间,仔细认真地观察了半天,看了弹簧从打出铁棍到回火的全过程,但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临走时,塞给父亲一张名片,叫父亲去找他。父亲按名片上的地址去了,是上海铁路局负责维修车厢的一个部门,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发出那批弹簧生活的负责人。那人先说,他看到弹簧做得不错,抽样试验也都符合要求,就想看看做出来的全过程,向胡老闆提出,胡老闆就领着去看了。那人又问父亲,胡老闆给你这批生活是多少价钱一件,父亲照实说了,那人就很感慨地说,这个胡老闆心太黑,我给他多少,他怎么能就给你这么一点呢?这样,以后我把生活直接给你。父亲当然高兴。后来果然如此,父亲直接承接了不少由那个人发出的活计,当然,也赚了不少。父亲也说,后来,父亲还是送了一笔钱给那个胡同乡,因毕竟是他开始牵的关系。父亲也在他的朋友中间多次说,现在共产党的干部毕竟不一样,公道。

接着,一笔较大的生意是加工铁路上用的“防爬器”。铁路的铁轨上,每隔开几根枕木,就有一只U型卡卡在铁轨下面,U型卡与铁轨之间用钢销卡得紧紧的,而U型卡再通过焊接在上面的三角铁钉在枕木上,这样,当列车在铁轨上行驶时,铁轨就不会左右晃动。这只U型卡就叫“防爬器”。因为每隔几根枕木就要一只防爬器,所以几百公里的铁路所要的数量是很大的。那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开始,说不定是鹰厦铁路还是成昆铁路需要这只防爬器,且数量很大。父亲接到这笔定单后,就和大叔叔、季荣叔等一起商量研究其工艺。大家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第一步是打出铁板,第二步是把烧红的铁板插进一个利用杆杠原理的扳具,先大致扳出U型卡两端的弯头,第三步再用煅打的办法打出与图纸一模一样的防爬器。接着,大叔叔和师兄们一起动手,先做出了这个扳具,安在工场间中间的地方。周围三副洪炉,把烧红的铁板轮流丢到扳具旁,扳具扳出弯头后,丢还给洪炉,再经洪炉烧红后,就给旁边的一个拿铁钳和小鎯头的“上手”两个挥鎯头的“下手”这样一个锻打组,他们就叮叮噹噹地捶打,一次烧红后,只能打出一端的弯头,要再次加热烧红再打另一头的弯头。那时,我常站在边上看热闹,连我也多少有点看懂,这套工艺实在非常合理。

一九五三的下半年,父亲化了半年的时间,将整个工场间翻修了一下。一进厂门,是个可以放两张写字台的会计室。隔壁做了个洗澡间,里面安了个小锅炉,这样,工人师傅和那些师兄们就不必每天收工吃了晚饭后,只用一脸盆温水擦身,擦到最后,那盆水就像泥浆水一样,而可以进洗澡间冲个澡,尽管里面挤得不能转身。再往里,做了个二层楼,底下是饭堂,摆了张红木八仙台和两张太师椅,两张园台面,所有的工人和师兄们加上我可团坐在这两张园台边吃饭。后面是厨房,仍是老灶式头,天热时,母亲在这里做饭,总要出几身大汗。一张小木楼梯到楼上,大小两间,大间是父母亲的房间,小间里是我二弟三弟和大妹睡觉的地方,两叠樟木箱,一张写字台,是我的书桌。这些建筑倒都是砖木结构的。再往里,还是工场间,两套洪炉铁鐙。后面就是工人和学徒们的宿舍,十来张双人床,也不要走廊了,出了宿舍后门是个小院,生意忙的时候,这里还可按副洪炉。

在这间饭堂里,父亲曾遵照不知是工商联还是别的部门的意思,召集过附近的一些同行来开会谈认购公债的事。有次开这种会时,我恰好走过,只见父亲正严肃而又很平静地在传达“上面”的意思,那些同行们的气色也很平和。再一次,一位也是做打铁行业的平时熟悉的姓吴的老伯没有来开会,托人带来张字条,正好我在,父亲叫我读,我就读了,上面写道,因什么什么不能来开会,但公债一定会认购,“一定会走光明大道”,听到此话,父亲笑了起来。恰好天原师兄走过,他也笑着说,认购公债,也犯不上说“要走光明大道”。

从父亲办厂起的头几年,一直是母亲给工人师傅和学徒们开饭,大叔叔、大婶婶住在工场间后面,大婶婶也帮着忙,农闲时,祖母也到上海来,帮母亲烧饭。那时,中午是米饭,而晚上吃粥。一九五零年,大叔叔提出,晚上吃粥不行,晚饭也就从此改成干米饭。从那时到三五反后一段时间,母亲从无锡乡下招来一位四十多点的阿姨,给大家开伙。三五反后,父亲聘了位会计先生,这位老阿姨每隔二三天就要我帮她记菜金帐,每天就是一元多一点二元不到的菜金,而每顿饭就是有一点肉丝这样的小荤。后来,母亲把这位老阿姨辞退了,请她回乡,而大婶婶一家也搬出厂里,母亲就带了抗战胜利后就带到上海来的我的那个隔房堂姐阿玲姐给工人门开伙。而伙食也从此大大地改善,每顿饭,无论中饭或晚饭,不管是师傅还是学徒,每人都可有一块油煎大排或是相当份量的荤菜。吃饭的人包括我在内,正好坐满两桌,每此开饭,总有师兄喊我一起坐下来。而大排这只碗,不会有哪个先动筷,要等到小叔叔或季荣叔这样身份的人喊一声“大家来吧”,才一起动筷,每人挾一块啃起来或是放到自己碗里。逢到过节,公历的元旦五一和国庆,农历的端午、中秋,母亲还会再加几样菜,摆满了桌面,像人家办喜酒一样。中秋节前,母亲会从南货店订一批月饼,每人一小盒,里面有四块标准大小的月饼,这是多年的老规矩。师兄们似捨不得吃,曾在中秋节晚上,见到张仁忠师兄坐在他床上,拿出月饼盒,切出一小块,有滋有味地品尝。中秋节当天,母亲还煮一锅糖芋头,一人一碗,给大家过节。

做学徒是辛苦的,首先要早起,起来点火烧洪炉,先点着柴火再烧起煤块,其过程相当长,要保证师傅们吃好早饭进了工场间,洪炉里的铁块基本已烧透。而收工吃过晚饭后,他们还要打扫工场间,将用过的工具归到原处,出净洪炉里的煤渣,将煤渣篩一遍,煤渣中没有烧透的要检出来可以再用,扫干净地面,特别是师傅们用过的鎯头,要用水拌煤渣屑把柄上的汗水洗净擦干,每隔两三天,还要把洪炉中间那个烧火的火洞用黄泥和水重新糊好,这样一阵忙碌,要二三个学徒兄弟晚饭后一起忙上一二个小时。而到一九五四年的某一天,我留心到,收工后,除了大叔叔以外,所有的工人师傅包括小叔叔在内,一起打扫工场间包括擦洗鎯头柄,毕竟大家一起做,很快就收拾干净。而这样,吃过晚饭后,那几位学徒也同其他人一起上工人夜校读书去了。厂里逢每月的2号和16号歇工,到时,这些年轻的师兄们换上一身干净的中山装,穿双球鞋或是乡下带来的布鞋,单独或结伴到市区转一圈。如遇到不上夜校,去东海或大名电影院看场电影,回来路上,在路边饭滩上吃碗阳春面,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种很好的享受。

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每天一清早,洪炉里的铁件还正在烧着,大家还在陆陆续续吃早饭,而收音机里从“АБВ”开始教起俄语。宋海云师兄和其他厂里的三个年轻人就每天聚在客堂间里围着收音机“阿那”“阿呢”地学起俄语。一二个月后,那三个人坚持不下去,先后不来了,剩下宋师兄一人,仍坚持着学。他很用功,甚至在打铁的中间间歇时,还捧起本书来读。到一九五五年,区里有关部门将他调去当干部了,虽然我也知道他的工资还不如在父亲厂里时多。再过几年,他居然以调干的身份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一直读到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靠近包头的一个市里当中学俄语教员。

华天原的哥是大叔叔的同门师兄弟,一九四九年就来父亲厂里当学徒,满师后,他常托我帮他寄钱(总是二十元一笔)给他在无锡乡下的阿姐。听母亲说起过,他来当学徒前,有好几年是幸亏了这个阿姐,他不忘阿姐养育他的恩情。过年时,他也总是回无锡和他阿姐一起过年。天原是读过几年小学的,常看到他空下来时就看报纸。有天他同我说,人民日报的社论写得最好,既讲清道理,文字又通顺。一九五六年,部队征兵,他和另一个已满了师的师弟吴清甫两人参军了。母亲去给他们送行,回来后说,在送别时,天原的哥一定要把自己的一件皮夹克脱给他,而他坚持不要,两人推来推去,兄弟情深,很感动。三年后,他复员回上海,曾特地来看望了一次母亲,说起他现在在一个工厂当工人,工资还没有在父亲厂里时多,但对此,他也不再多说什么。大叔叔说起过,服兵役时,他所属的部队在福建沿海,正是炮击金门的时候,天原表现很勇敢,后来,部队要提拔他当军官,他没有接受。

那几年里,工场间里一直很红火。两只洪炉已不再要新学徒拉风箱,改成用鼓风机,洪炉里总是熊熊大火,打铁的叮叮噹噹的响声和鼓风机嗡嗡的响声混在一起,构成很有气势的交响乐。做的加工件主要是弹簧、法兰盘、凡尔等,做弹簧有专门的弹簧钢条,而做法兰盘和凡尔就首先要从十几二十公分直径的园铁或十几二十公分见方的方钢上截下一段,截下多少,小叔叔会计算,这件事,行话叫“算铁”。我在读初中,就懂得这实际上是先按加工件的图纸算出其体积,再换算出园铁或方钢上需截下多少。那时,小叔叔挺忙,他经常要抽空“算铁”。

一九五四年的某天,解放日报登出了一篇有半版篇幅的介绍泉兴铁工厂的专访文章。文中,很称赞泉兴铁工厂各方面的面貌和成绩,其中还特别提到这家私营厂的劳资关系特好特融洽,资方为工人考虑得很多很周到,如伙食好,有个浴室等。文章称道这家工厂可说是上海同样规模的工厂的模范。

加工的锻件越来越大,几个挥鎯头的师兄感到再靠挥二十四磅重的鎯头来打锻件已有点吃不消了,他们几次在歇工时谈起,有什么办法不用挥鎯头。用蒸气锤是不太可能的,厂里的规模和实力还达不到,而如用马达鎯头,私营厂恐很难买到所需动力的马达。就在此时,父亲和大叔叔等人商量,先造一台“绳拉鎯头”。那是先用四根比铁路上的枕木还粗大的长木头竖起个架子,上端固定两个定滑轮,各套上钢丝绳,钢丝绳垂在木架中间的一端系上一个重三五百公斤的大铁锤,而另一端再系上七八根麻绳,麻绳头上结个手柄。这样,两边各七八个人一起用力拉绳,就把大铁锤提了起来,再一起举手,大铁锤就重重的落到下面的锻件上。从而,较大的锻件也能加工了。这种锻件单靠大叔叔一人是对付不了的,钳锻件的大铁钳就很重,要一两个人跟在大叔叔后面一起用劲捏住铁钳才能翻转得起来。拉绳子,动作虽简单,但要很小心,要按节拍用力拉再立即举手放绳。如举手放绳不及时,可能整个人要给绳子抛上去,这样的事,曾发生过二三次,好在没有伤到人。有几次,因缺人手,师兄们喊我帮忙一起拉绳,我既用力,也很小心。

要“公私合营”了,上海各行各业,大至纺织厂,小至烟纸店,统统全行业公私合营。有好几天,父亲和好几个同行一起,捧着用镜框装起的毛主席像和我帮忙糊好写了个大喜字的大红信封,到各处去“报喜”。工人师傅们也是,由季荣叔带头,也请我帮忙做了个大红信封,到各个部门“报喜”。但有天晚上,我已睡下,听到父母亲躺在被窝里痛哭了一场。

后来,厂里来了三四个人的工作组,猜得出,他们的任务无非是来确定泉兴铁工厂多少资产。他们是和工人们坐下一起吃饭的,我也仍坐在一起,当然,每顿饭每人有块大排骨。有天中饭,当每人从大排骨碗里挾了块大排后,偏巧,碗里会多下一块,过一会,大家把排骨都吃了,桌上一个工作组老兄问,他能不能把多下的那一块吃掉,同桌的人当然说可以,那个人居然真的把那块大排挾了吃下去了。过后,好几位师兄在我面前说,那个赤佬怎么吃得下那块排骨?还有一个年纪轻轻的老兄,整天无所事事坐在厂门口,我看他个把月下来,腰里整整粗出来一圈。

清产核资下来,泉兴铁工厂值二万元人民币。曾听父母亲说起过,学徒出身的工人中,有人提出,有三样东西也应属生产资料。哪三样?我幼时常放在工场间放京戏绍兴戏后来一直在父母亲房里的那台五灯电子管老式收音机;挂在饭堂墙上的一只靠发条钟摆的天文钟;一台华生牌台式电风扇,夏日里,放在饭堂里红木八仙台上,大家吃饭时吹吹风,母亲烧饭时常一身大汗,也就靠这只电风扇。也听到父亲表示过,这三样东西,他是要据理力争的,因这三样东西,跟生产资料“不搭界”,是他最早争的“家当”,一直跟着他,有感情,虽然不值多少钱。结果,不知是上面有政策,还是工作组多少讲理,这三样东西倒一直跟着我们。几年后,收音机不响了,寿终报廢,天文钟不肯走,懒得修,处理了,只有电风扇,一直会转,母亲说,要把它给在热都重庆安家的四弟鸿清。

后来,将父亲的厂和附近几家小作坊规模的打铁间倂起来,属手工业局螺丝公司,下面分成几个车间,给了几个厂名,几位师兄意见一致,拣了个“沪光”作厂名。父亲是私方厂长,有个胖胖的姓华的小作坊的无锡同乡,白天也到东余杭路来上班,负责后勤杂务,东余杭路舟山路转角上有个多年熟悉的踏三轮车的朋友,招来专门踏三轮车送货。母亲正式作为炊事员,带了那位姓华同乡的儿媳,给工人们做饭,比从前忙得多,吃饭人多了,还要在东余杭路烧好了送到几个车间。併起来的几个会计加上王先生共有四个会计先生,门口的那个会计室坐不下,父亲就把饭堂楼上父母亲的房间重新隔小一点,放三张写字台,摆两张属父亲私产的单人沙发,作为会计室。父母亲就住到后面原先我和二弟三弟和大妹睡的房间,再在上面做了个三层阁,我们几个就睡到那在床上不能立直的三层阁里。

承接的加工件源源不断,像是做不完,工场间里的场面着实红火,这甚至漫延到马路上。因加工件的原料都要从园铁或方钢上截下来,数量又多,只能把这生活放到马路边上,往往需用五六对人拉钢锯截铁。父亲几乎整天在工场间忙,交待图纸,交待生活如何做,指点如何锻打。父亲总是说,不能耽误人家的生活。有时连早饭也顾不上吃,好多次,母亲捧了早饭甚至一碗刚烧好的肉汤到他跟前要他吃下,他就是不想吃,说:“我现在怎么吃得下?”

绳拉鎯头要用太多的人力,又有一点危险性,拆了,做了台“夹板鎯头”。这是将绳拉鎯头上的钢丝绳换成牢牢固定在大铁锤上端的一条厚四五公分宽十几公分的长木板,一直伸过木架子的上端,而木架子上端有两只铁轮,用马达作动力,当双向滚动的铁轮夹住木板,木板就带动铁锤提上去,铁轮松开,铁锤就作自由落体落下来,铁轮的夹紧和松开,也靠机械传动。这整个一套,是机械化程度相当高的设备了。问题是因大铁锤重重落在锻件上,大铁锤上的木板也受到很沉的震动,所以用不了多久,木板就不像样,不能再用,而要换上新的。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合营”的公方借口要扩大生产,要我们一家从东余杭路厂里搬出去。搬到哪里去?原来父亲很早以前在南京路闹市区九江路浙江路口一条弄堂里的一幢三层砖木结构外廊式房子里,买下了三层楼上不到二十平米的一间。父亲说过,那时是想作为在闹市区忙着谈生意时的休息室。后来一直没有怎么使用,前几年,季荣叔一人下班后住到里面。现在,公方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一家我父母亲拖上我们几个小的搬到那里面去。对此,父亲实在想不通了。他要我几天后高考一定考上大学,为他“争气”。他要母亲去把于伯泉先生请来,他要向于伯泉先生倾诉。于伯泉是父亲的师傅于寿春先生的堂兄弟,先是他的总帐房先生,后来在于寿春去了香港后,管理于寿春留在上海的产业。父亲多次说过,从他开始自己办厂时起,就一直得到于伯泉先生的提携。于伯泉先生来后,父亲和他两人关了房门谈了好半天。父亲出来后,气色好像平静了。几天后,父亲喊来旧货店,把饭厅里那张红木八仙桌两张红木太师椅,自己房里的一口三门红木大橱,放在会计室里的两张单人沙发,那只东洋式写字台统统让他们收购去。请了两个瓦工,把浙江路上的那间房间的墙壁粉刷了一下。母亲把一些一时不会用的衣服等归到两只樟木箱里,寄放到附近同行家里。就这样,父母亲带了二弟三弟和大妹搬到那间房间里去了。而我,正好开学,就住到同济大学学生宿舍里去了,寒暑假都留在学校里。而父亲从此再也不谈这件事。直到一九六三年初,母亲向当时的公方厂长提出,母亲不说过去,只说现在小孩们都大了,大儿子连寒暑假都住在学校里。这位厂长倒知根知底,似还通情达理,就又他作主,把四平支路上一间也是公私合营时倂进来当时已弃之不用只剩下一个屋顶的工场间给了父亲,但要自己出钱去整修。父亲就请了几个瓦工师傅,砌墙头,安门窗,做隔断,做吊顶,浇地面,铺地板,足足忙了半个月,倒做出来一间小客厅和三个小房间共五十来平方公尺。赶在春节前,全家搬了进去,也是五年来,我第一次能和父母亲一起过年。在那里,一家人安居了二十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拆迁。

上海东余杭路978弄2号啊,那是我幼时牙牙学语时,母亲首先教会我说得出的路名和数目。上海东余杭路978弄2号,那里我父母亲曾流下无数汗水,是我父母亲抚育了我和我弟妹们的地方。在那里,我和我弟妹们度过童年和幼年,是我的幼时乐园,也曾是我的社会和人生课堂。

上海东余杭路978弄2号,我一定会再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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