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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劫后余生的洪生伯伯

洪生伯伯

--作者:张治凡

洪生伯伯,邵永铭,1925年出生,上海市宝山县杨行镇人。

其父在二、三十年代因经商而富裕,成为杨行镇大户人家,在镇上大兴土木,营建高墙深院豪宅,当时国民党元老居正先生闲住杨行,邵家新宅门匾由居正亲笔题书,十分风光。

 据洪生伯伯说:当时邵家房子有正堂、客厅、厨房、卧室几十间,光各个房间内的铜质盂盆有72个,家具时新、装饰考究、生活奢华、宾客盈门。

1937年,日本侵华,淞沪八.一三,国军英勇抗战三月,杨行、月浦、罗店一带成为主战场,待国军撤退,日寇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暴行、杨行镇成为一片废墟、几乎看不到一间完整的房屋,邵家的豪宅也只剩下断墙残壁。

邵父在自家的废墟中,举目苍凉颓败,昔日辉煌不再,悲伤难抑,一病不起,不久去世……

洪生伯伯兄妹数十人,由于家境好,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洪生伯伯在无锡辅仁中学毕业,后来考上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了几年书,获得法学士。

东吴大学法学院创办于1915年9月3日,最初是“中华比较法律学院”,后改为东吴大学法学院,校址位于上海昆山路。东吴大学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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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东吴大学法学院校徽

解放前夕,洪生伯伯的不少同学去了美国或台湾,好友唐奎源(无锡辅仁中学同班同学,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去美国后成为物理学家)劝他去美国,他与大部分同学留在了大陆,并在老家娶妻成家,妻子叫桂金南,杨行镇桂家木村人。

洪生伯伯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税务局供职,当年南京路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公司,都是洪生伯伯的征税工作对象。

1960年,大跃进失败,国家经济几近崩溃,农村饥荒、工厂倒闭,工人大多被遣送回乡,洪生伯伯与我父亲一样,也被遣送回乡种田。

洪生伯伯以前家境富裕,故身材魁梧,体格健硕,胃口很大,粮食不够,经常吃不饱肚子。

在田里刨红萝卜时,洪生伯伯一边刨土,一边偷偷将红萝卜在自己衣服上擦一下,便狼吞虎咽地塞进自己肚里……。

三年灾难时期,最大的喜事就是队长应大伙要求,找个理由,让全体生产队社员聚餐一顿。

白天男劳力将养鱼塘的水抽干,鲫鱼、白鱼、黑鱼在池塘里活蹦乱跳,贱得下水的每个社员浑身泥巴,池塘、岸边充满了欢笑……。

或许还瞒着上级领导,杀头猪,宰头羊……。

忙乎好几天,好不容易盼来聚餐的夜晚,打谷场上灯火通明,十几张桌子坐满了生产队的家家户户,无一缺席,我总是喜欢坐在洪生伯伯旁边,比较生产地的其他长辈,洪生伯伯有趣多了……。

洪生伯伯悄悄地与我说:“想要多吃点应该这样:第一碗饭盛的浅一点,赶紧吃完,第二碗稍微满一点,抓紧吃完,第三碗要装的满满的,从容不迫地吃…… 这样,人家一般只能够吃两碗,我可以吃到三碗,嘿嘿!

然后洪生伯伯又开始引经据典起来:司马迁的《史记》中有篇《田忌赛马》,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这里的孙子就是孙膑,就是那个被无恩无义的同学庞涓迫害,最后打败了了庞涓的齐国军师,你知道孙膑为什么名字叫膑呢?这里还有故事……”

洪生伯伯古文极好,说东吴大学虽然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但非常重视汉语文学。
  
洪生伯伯能够背诵很多古文,夏季的夜晚,总是到我家场地乘凉,给我讲史记、古文观止、唐宋传奇、莎士比亚、 希腊神话等故事,说得很生动,让我入迷。

洪生伯伯很喜欢体育足球话题:“从前辰光(洪生伯伯说话总喜欢从前怎么样怎么样)上海滩的足球队叫东华,蛮有名的,goal叫张邦纶,上海人称足球守门员叫“高尔”,现在很多上海人还是这样说的。”

“从前辰光,我也是大学足球队的goal,与圣约翰大学足球队比赛的照片刊登在大公报民国几几年几月几号第几版。”
 
一起在田间劳动的社员总说他吹牛,“真的!”洪生伯伯认真地说。反正农村里的人也无法去查证,也随他说好了……

但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在杨行镇上的农民看来,洪生伯伯是个只会讲几句英语,不会干活的窝囊,当地人大抵不知道他的名字,如有人问“邵永铭?”

“不知道!”
 
“就是那个回乡的,教会学校的?”
 
“哦!大学生!那个阿戆大,知道!”

当地人管洪生伯伯叫“大学生”。

上海人称傻瓜谓阿戆大。

洪生伯伯确实有点像阿戆大的样子,总是穿一件脏兮兮的中山装,提着一个大热水瓶,每天在镇上的老街摇摇摆摆地溜达,走路与说话慢吞吞的,遇人聊几句,便说古道今的:“从前辰光……哎!”

有时农活休息时间,常常走进汽车站旁的小店,望着柜台上的食品,摸摸口袋,咽下口水,这年头往往有钞票没有粮票,有粮票没有钞票。

于是店员嬉笑着说:洪生伯伯,你给我们讲几句英文,这瓶底的碎饼干就不收你的粮票了!怎么样?”

洪生伯伯喜出望外,赶紧叽里咕噜地念一通英文,反正大家也听不懂,也不知道这阿戆大说些什么,但这英文听起来很新奇有趣,于是,店堂里哄然大笑,充满了快乐的气氛,洪生伯伯也一边笑着,一边将碎饼干往嘴里塞……

每逢村里有什么红白喜事,一般村民总是应主人邀请才过来来帮忙,但洪生伯伯总是不请自到,让主人感到有些尴尬,但也不好意思让他回去。

哪家老人过世了,哪家盖新房了,大清早,洪生伯伯便来帮忙了,主动担水、扫地、烧火,不用关照,里里外外,忙这忙那的。

到了中午,便可饱餐一顿,增加点油水……平常在家吃不到这么好的,其实,那时乡下人办事,大多是半夜去镇上的供销社排队,买些猪内脏、下水,招待乡邻亲友。

洪生伯伯在家老是被妻子桂金南抱怨:饭吃得多,不会干活,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洪生伯伯过去在法学院读的英美法、罗马法、民国的《六法全书》,有什么用呢?家里几箱子的书,被老婆卖给东街的废品收购站,换几个人民币,晚上切一斤猪头肉,咪两口土烧酒,全家快活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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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证书(并非洪生伯伯,他的证书连同图书在文革中全部销毁)

幸亏卖了,不然到文化大革命也全部被抄家没收。

洪生伯伯那“从前辰光”的经历不但没有任何好处,文革差点要了他的命。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洪生伯伯在公社的砖瓦厂干苦力,拖运600斤的砖坯,每天工作十几小时。

有人检举说洪生伯伯收到过美国香港来信,全是外国字,读的又是美国人的学校,他不是美蒋潜伏特务还会是谁呢?

于是造反派把洪生伯伯关押起来,审问他:“邵永铭:老实交代!你究竟是美国特务还是台湾特务?交代组织机构、人员、联系方法?”

“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不是特务”。

“不老实!”打!狠狠打!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对待你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多年以后,我在洪生伯伯家里听他讲这段时期的悲惨遭遇:“他们给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用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将我的头往墙上撞,最可怕的是用220V的裸电线绕在我的身上,开关一拉,浑身抽搐,顿时昏死过去……”

“8月份,最炎热的天气,将我关押在密不透风的小屋里,我终日汗流浃背,常常虚脱而昏过去”

“造反派让我老婆孩子做我工作:说快交代历史问题,争取人民宽大,不然我们与你划清界线、脱离关系”。

“我交代了,不然没有办法活下去,说了很多同学同事是特务”

“于是他们根据我提供的名单,到各地去调查,这段时间,我可以不被毒打。但他们一回来,又要毒打,要交代更多的问题,反正说真话要挨打,说假话也要受罪!走投无路啊!”

洪生伯伯慢悠悠地喝口茶,平静地继续说:造反派搞逼供信,杨行镇被挖出了一个所谓的美蒋特务组织,涉及七十多人,被打死好几个无辜的人,我还活着。只怪我读书读得太多,三队的阿祖以前做大饼,字不识几个,现在是民兵连长,治保主任,日子好过多了!”

洪生伯伯活着走出了造反派的牢狱,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监督劳动,负责打扫杨行镇上的所有厕所。

于是,大学生每天挑着一对粪桶,提着热水瓶,如有人在用厕,便将扁担横在粪桶上休息一会儿,喝点浓茶……

顺便捡拾垃圾,与其他捡垃圾的不同,洪生伯伯捡到报纸,总是每一页都看的仔仔细细,从头到尾,没有遗漏的。看完了才卖给收购站。

“蛮便宜的,几分钱一斤”

“扫厕所这生活(上海人管工作叫生活),有时候也有些惊喜;在公社办公室打扫厕所,地上常常有擦屁股剩下的半张《参考消息》,乘没有人的时候,偷偷看看。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无权看参考消息的。”

“告诉你最新消息:美国人登上了月球,阿波罗11号,登月舱叫鹰,鹰象征阿美利加,阿波罗是希腊的太阳之神,Apollo,a、p、o、l、l、o、”

洪生伯伯说外语时,总是先念一遍,然后用字母一字一顿地再读一遍,让你听得清楚点,然而乡下人并不关心阿波罗、阿美利加,那是很遥远的地方与事情……英文说得再清楚,也听不懂!

哎!

看着乡邻漠不关心的神色,洪生伯伯不免有些孤寂无趣。

没有人理睬他的时候,洪生伯伯将捡来的香烟屁股(小半截烟头),弄出烟丝,用自己做的卷烟工具,制作香烟。
“每个月可以省好几元”,洪生伯伯淡淡地说。

文革后期,领导让洪生伯伯到公社办公室去一次,宣布说;你现在被平反了!你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感谢党中央的英明政策。

“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洪生伯伯诺诺地答应着。

“你有什么要求与想法”,领导同志这样说。

“没有想法,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我还是扫厕所吧,年纪大了,也做不了什么”。

平反后拿到补偿金人民币30元,这是经历了老虎凳、辣椒水、铁钉棍、撞墙、电击、没有窗户的黑牢,劫后余生换来的……

那天从公社出来后,洪生伯伯就将那纸“关于邵永铭同志……平反…”的文件,混在捡来的垃圾中,一起卖给收购站了。

“这东西没有用的,看了也难过”

文革结束后,也有了些东吴大学法学院学友的消息,大致在海外的颇有些成绩,最差的也没有吃不饱肚子的。

留在国内的几乎没有不遭难的,能够活下来已属不易……

2005年的一天,洪生伯伯因前列腺病去医院检查,回家后突然脑梗瘫痪。

“我年纪大了,也活得差不多了,瘫痪后也没有意思了,不要给我治疗”,洪生伯伯对自己的儿子说。

我去杨行探望他,洪生伯伯说话还是像过去那样慢悠悠地、躺在床上静静地对我说:“快要翘辫子了”,笑嘻嘻的,没有半点忧伤。上海人往往说死亡叫翘辫子。

“记得我小时候,你经常来我家,冬天在煤油灯旁,夏天在露天的月光下,你给我讲故事,聊斋志异,鸿门宴、莎士比亚……还有你在东吴法学院的故事,足球比赛、高尔。”

“goal,g、o、a、l ,一只球斜度里飞过来,我跳起来接牢,要眼快手快的……”   洪生伯伯念英文还是老习惯。说起法学院的青年时光,有些兴奋,闲话开始多起来……身体不好,浓茶不喝了……。

三个月后,洪生伯伯死了,八十岁,我再也听不到“从前辰光”的故事了,辛酸的、甜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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