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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我父亲范普麒、母亲顾巧新、哥哥范国华(《我的爷爷》的作者)的合影,摄于1947年上海





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范国伟

一,金的人格,我的父亲

 
孩提时代,多次听到父亲在我们面前绘声绘色地描述同乡老前辈黄炎培(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浦东乡音的讲话,“……铁的纪律,金的人格……”。这或许是我受到的最早的人格教育。振翼着金属声响的人生箴言,和着亲切隽永的乡音,在我们几个孩子的心灵里像清泉一样流淌了几十年……

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从上海铁路总局机关发配到浙江浦阳采石场。九年后我和小妹曾去探望他。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触目皆绿,每次呼吸都沁人心脾。我们借住在农户,吃饭桌旁就是猪栏,每临就餐,浠哩嗦啰之声相闻,苍蝇横飞。父亲是采石工,把采下的石头用小车推到喂料口,机器轰鸣着把大石头轧成道渣、片石。我和妹妹看着他干活。骄阳下,他脸上堆着笑,推着小车跑,干得很欢,破旧的工作服满是汗渍。干这样的活,他还开心?文弱柔肠的父亲用笑,用他的人格,来安慰我们稚嫩的心,来给我们上人生的课。

回家,把这告诉妈,妈怨气咻咻地说:“怪啥人?他放着写字间不坐,电风扇吹吹……”妈流泪了。她始终在怨恨父亲,57年你给领导提什么意见!害得一家门跟着倒霉!当时我也曾疑虑过:这是父亲为他尊崇的人格付出的代价?!

文革中,父亲的境遇更为艰难。好几年没回上海过年了。有一年是大年三十晚十点多才到家的。妈说:再等等、再等等!饿得我们够呛!总算团聚了,丰盛的家宴,其乐融融,弟弟说:“我最喜欢吃肥肉,一包油!”大家都开心地笑了。大妹说:“这么多菜,每天都能这么吃,就是共产主义了吧?”大家又大笑。父亲也笑了,好久没见他这么舒心开怀的笑了。年初一,天蒙蒙亮,我从阁楼往下看,晨风凛冽中,父亲挥着大扫帚已在扫街了,硬竹扫帚划在“弹硌”路上,“唰——”“唰——”象在我心头划过。他是半夜起的身,想趁凌晨人稀的当儿,把活干完,不让孩子们、邻居察觉……领导规定他在上海探亲期间,必须去里弄革委会报到,参加劳动、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探亲结束,由里委会出具证明,表明没有“乱说乱动”,才能回单位“交代”。那时,我们全家最大的忧愁是父亲的这顶“帽子”在他退休前能否摘掉?我们祈望他有个安宁的晚年。

6.jpg左图:晚年的父亲,摄于八十年代初。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真没想到,父亲的错划右派在他即将退休的前两年,终于得到了改正!

1957年原来对父亲的结论是:“仇恨党,诬蔑党,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积极为右派分子辩护,反对反右斗争,丑化和咒骂党员干部”。经过审查,改正为:父亲的言论“有的是正当的要求,有的是对具体工作的建议和看法,有的是对党员干部的批评,有的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根本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结论使我们第一次领略到父亲刚正凛然的一面,“金的人格”终于得到了印证和昭示!

二十二年的恶梦过去了,父亲步履轻盈、脚底生风;回原单位机关,父亲勤勉地工作,被有十多万职工的上海铁路总局评为局级劳动模范。父亲“金的人格”
终于得到了认同和表彰!

退休后父亲被聘在上师大学生处工作,父亲脸上堆着笑,为学生端茶倒水、促膝谈心、排解困惑;终因脑溢血倒在工作岗位上……

父亲的去世,令我们猝不及防、悲痛万分,但父亲的精神财富永远留存给了下一代。曾经沧海难为水,经历过磨难的人,对今天的困境都能坦然面对。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失业了不颓废,下岗了再就业,半道创业的又辟新路……再难,我们也绝不会做昧良心的事,欺诈损人的事,因为我们依然遵循着父亲的家训:金的人格!

二,母亲,我心中的神圣

怀念母亲,人十有八九心揣的是歉疚,我也是。

母亲去世十八年了,想到这份歉疚,心还会丝拉丝拉地痛。

母亲因多年的心脏病、乳房癌住院,去世的前一天,刚好是我陪夜。因为事关评职称,科技英语要考试,我把英语资料摊在母亲病床的另一头的被子上,作迎考的准备。那夜,母亲吃了止痛药,神志很清醒,默默地注视着我。多少年过后,有多少次,我会从睡梦中被母亲那异样、有所渴求的目光惊醒……现在,我当然很明白了,母亲多么希望我能跟她说说话,聊聊天。第二天她就走了!可我,却偏偏看什么英语,背什么单词!

妈妈,我想对你说,原谅儿子,我是很爱你的……

记得吗,我八九岁的时候,还常尿床。一次半夜,赤裸的小男孩站在床沿,睡眼矇眬的妈妈给他换裤子。我仿佛是第一次仔细地看妈妈。第一次发现妈妈是个漂亮的妈妈,细细的肌肤、白白的脖颈,宽宽的肩胛,好闻的妈妈的味道。穿袖时,我手臂故意从妈妈圆润的肩头蹭过,酥酥痒痒的,我笑了。妈妈在我屁股上拍了响亮的一巴掌:“撒屎出,还要笑!”
十七岁我曾大病一场,在铁路医院延长路新建的住院部治疗了一个多月,开始说是“多形型红斑”,后来又说是败血症,都够邪乎!我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病危通知书”都开出来了。父亲在外地采石场劳动不能回来,母亲扔下临时工不做,扔下“六乱天化”的家不顾,没日没夜在医院陪我。尚未完工的医院到处是水坑、杂草,蚊子极多,我在蚊帐里没事,母亲在蚊帐外陪夜,挺咬!腿上、手臂上密集的蚊咬红点,不忍卒睹。好几次我从昏迷中苏醒,发现母亲青筋暴突的手紧紧抓着我的手!她流着泪。我无力地说:妈,我不要紧的。妈望着我,泪如泉涌!

病愈后,哥哥告诉我,我昏迷不醒的那几天,妈妈急得走投无路,偷偷在家焚香求佛保佑;我望望妈妈,妈妈像做错了事的小女孩,局促有愧的样子。

妈妈是地主的女儿。但不是娇滴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种,读者看官,你如受某种宣传的蛊惑,千篇一律地想当然,那简直是太弱智了。江南地主的吝啬和重男轻女,是不会让劳力闲置的,哪怕是亲生女儿。母亲只念过三四年书,十四五岁就挑粪浇园,春耕夏锄秋收,和长工一起在田里干活。劳动,使母亲十分懂得生存的要义,她常说“劳动人跌跤四脚撑,读书人跌跤一滩浆”,她不是鄙薄读书,而是强调劳动的神圣和重要。劳动,使母亲变得大手如姜,身板健硕;大气如虹,精神豁达。后来我家的历次磨难,大厦将倾,幸亏有母亲的身体和精神支撑着。

红帮裁缝出身的外公,精明过人。当时家业初发,在浦东乡下有几十亩良田和镇上两爿米店,产销一条龙,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都不肯放松。面对长女出嫁和挨肩头正上学堂的三个儿子,开销是大的。外公的政策很明确:嫁妆要自己做出来;他只肯出白生生的棉花。于是母亲终日坐在织布机旁,即即复即即,年复一年。母亲当了四五年的织女。母亲的嫁妆主要就是几十匹她自织自染的土布和她的勤劳。

母亲到上海嫁给了在铁路局供职的父亲。

我家六兄妹的童年就生活在母亲那“可怕”的靛青自染的土布世界里(那时感觉确实如此;现今这种蓝白相间图案文雅全棉的印染土布是一种时尚)。打有印象起,我家的床单、被褥都是土布(浦东人叫老布)的。桌布,窗帘也是。她还用老布给我们缝制衣裳,上装、裤子,一套,一身一身地做,老大、老二,挨肩头地做。做好了,给我们穿上,歪着头欣赏,欣赏她待字闺中的劳动和现在的手艺的结合,笑眯眯的,一脸的满足:“蛮好,蛮好!”  我和哥、弟,没有不哭丧着脸的:“同学都叫阿拉乡下人,侬晓得伐?”有一年冬天,我要买条围巾,母亲竟用老布给我做了一条围巾,还绣了两朵白兰花,将要开的样子。气得我撤下扔地扭头上学去了。妈妈捡起围巾,喃喃地说:“这么多老布,不用掉它,怎么办啊。”

妈妈从不过问政治,也不懂政治。

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从上海铁路总局调到浦阳采石场,有一年母亲叫我和小妹去探望他。那真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触目皆绿。我们借住在农户,吃饭桌旁就是猪栏,每临就餐,浠哩嗦啰之声相闻,苍蝇横飞。

父亲是采石工,把采下的石头用小车推到喂料口,机器轰鸣着把大石头轧成道渣、片石。骄阳下,他脸上堆着笑,推着小车跑,干得很欢,破旧的工作服满是汗渍。我明白,干这活能这么乐?他笑,是安慰我们。

回家,把这告诉妈,妈怨气咻咻地说:“怪啥人?他放着写字间不坐,电风扇吹吹……”妈流泪了。她始终在怨恨父亲,57年你给领导提什么意见!害得一家门跟着倒霉!
可是文革了,政治偏偏要找她。

一天,我正在门口生煤炉,妈妈下班回来了。好像特别无精打采,脸色灰灰的。我帮她脱下再生布的棉大衣。妈伏在饭桌上,嗓子哑哑地说:给我一杯水……

原来,“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到妈妈头上了。

商业储运公司造反队,下班时正式通知妈妈:“经内查外调,你二十二岁出嫁才离开地主阶级家庭,吃的是剥削饭,所以你的本人成份应为地主。”

妈妈当时就大哭起来:“我在父亲家里也劳动的呀!也和长工一样下地干活的呀,插秧、耘田、割稻、挑担,哪样不做呀!你们可以调查的呀!”

“这我们不管。你出身地主阶级家庭,18岁成年了,还没离开地主家庭,你本人成份就应该是地主。这是有政策规定的。”

“我讲不过他们!我就穷哭,穷哭……。”妈黯然神伤地说,脸上还依稀挂着泪痕:“你不要给他们讲!”

她是指对哥、弟、妹他们,对父亲就更不必去讲了。

少年的我,心酸无比,内心在哭喊着:“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我妈妈的!”

在家庭遭难的岁月里,妈妈做过佣人,卖过血,贩过畚箕,当过翻砂工,装卸工,干过男人都力所不及的活。她已经是活在社会最底下了,不可以再把她往泥里踩的!

少年时,我不懂事,写入团申请书,我曾经批判过父亲,表示要和他“划清界限”。可对母亲,这个“地主的女儿”,后又升格为“地主”的母亲,我从不敢心生此念!

母亲在我心里太神圣。

母亲的晚年,苦尽甘来,父亲平反了,我们生活好了。但母亲身体透支太厉害……

母亲享年仅68岁!

面对母亲遗像脸上的愁云,我总不由冲动地伸出手去,想替她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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