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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生活

--作者:叶文宪

引子

高尔基写过一篇《我的大学》,他的大学是社会,而我的大学是正规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只不过在上大学之前我在淮北农村插队,当过整整9年农民,而在插队之前又胡闹了3年大革文化命,也算是在社会上混过了。本来我应该在1967年高中毕业的,结果耽误了十年,到1977年恢复高考才考上大学,所以当我跨进大学校门的时候已经过了而立之年。66、67、68年毕业的中学生被称为“老三届”,而77、78、79年考进大学的大学生被称为“新三级学人”,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造就的一批特殊的学生。

读书

从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整整过去了12年,这12年间积压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学毕业生不能进入大学继续深造。1977年恢复高考,从570万考生中录取了27万名大学生,录取比例高达29∶1,而现在大学生的录取比例已经连2∶1也不到了,因此能够考上大学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难得的。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进校时年龄上下相差十岁,大的已经三十挂零,小的才刚刚二十出头,但是不管年龄大小,每个人一进学校就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真是“不用扬鞭自奋蹄”。当时学校里洋溢的那种气氛现在是感受不到了。

虽然人人都想认认真真地多读一点书,可是在久违的课堂上却读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书。因为我们是文革后进校的第一批大学生,连教材都还没来得及编出来,所以学校只能拿文革中给工农兵大学生用的、充满了阶级斗争老调的教材给我们充数。后来听说学校这样做是为了减少经济损失,好在我们拿了这些书也没有认真去读,倒是便宜了废品回收站。

尽管教科书没有什么可读性,但是图书馆里还是有很多书可以读的,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十年大革了文化的命,使我们一直处于一种文化的饥渴状态,所以遇到了一个可以自由借阅的图书馆,就如鱼得水一般。我已经记不清在校时总共看过多少书了,只记得那时借书是用一个小小的借书本,借一本记一条,四年里我换了好几本借书本。

因为没有教科书,我们听课时都记笔记,后来有教科书了,这些笔记也就都扔掉了,但是到图书馆看书的时候一定都要带小卡片,把自以为有用的东西记下来。刚开始时大家都用买来的卡片,一元钱100张,但是卡片用起来很费,一元钱卡片没几天就用完了。于是我就到专门卖纸品边角料的商店去买厂家裁切下来的纸边,只要几毛钱一斤,选择宽度合适的纸边,称几斤回来再截成一段一段的长方形,就节省多了。每次去图书馆总要带回来几张卡片,如果没有收获,就觉得白过了半天。四年下来也不知道记了几千张,反正毕业时装了满满一大纸箱。现在这些卡片已经没有用了,但是我还保存着,每年给新生上课,就选一小箱拿去给他们看看,也算是一种激励吧。

我们华师大历史系是师范性质,不分专业方向,但是我给自己选定了先秦史方向。因为我外语不行,选世界史是肯定没出息的,近代史太窝囊,读了就让人憋气,现代史那些人物的子孙都在,说真话会得罪人的,所以就选择了离现代最遥远的先秦史,以及原始社会史,那里没有阶级斗争,比较安全。要研究先秦和原始社会的历史,必须懂得考古,可是我们系不开设考古课,于是我就把图书馆和阅览室里能够找到的考古类图书和杂志统统拿来阅读,有些书还不止看一遍。毕业后到复旦大学去进修,复旦历史系为本科生开设了考古课,我就兴冲冲地去旁听,可是发现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我已经全部都知道了,结果只听了一节课就再也不去了。

大学与蒙学不同,启蒙需要老师教,而大学需要学生自己学,老师的作用只是给学生以启迪。所以当我自己成为老师之后我就告诉学生,“名师出高徒”其实是在恭维老师,实际上从来都是“高徒出名师”,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高中和大学之所以要争生源,就是这个道理。

听课

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现在都已古稀,或者耄耋,有的已经作古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耽误,当年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只是讲师,尽管讲课的内容还有许多条条框框,但是上课的水平都是很老到的,只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助教给我们上世界史课,她是新近留校的工农兵大学生,火候还不够,同学们纷纷到系里去提意见,结果系里不得不换了一位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当时大家都觉得理直气壮,现在想来还是真有几分歉意。

因为大学刚刚恢复正式的教学,所以课程设置还很不完善,很多我们想听的课系里不开,而有些开设的课程我们又不想听。记得我们历史系最权威的吴泽先生给我们上史学史课,光序言就讲了三个单元整整六节课,而且他开口闭口就拉长了音调说:“马~克思主义……”,说得许多同学都逃课了。我是班长,负责考勤,不能逃课,只能把逃课的同学都记成了出勤。到了三、四年级,许多选修课都是根据老师研究的专长设置的。我选过一门“南非现代法律史”,上课的老师是研究非洲史的专家,板书一会儿用英文、一会儿用法文,讲课绝对有水平,可以我实在不明白我们学了这门课有什么用?

历史系的课程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就到别的系去听课,我到中文系去听过“甲骨文选读”,还到政治系去听过“形式逻辑”和“西方哲学史”。当得知复旦大学的杨宽先生在开“战国史”课,我就每星期骑自行车到复旦大学去听课。从华师大到复旦要骑一个多小时,我风雨无阻地听了一个学期。

研究先秦史必须懂得古文字,正好系里的戴家祥先生为了编《金文大字典》招了两名研究生,请潘悠老师给他们上甲骨文课,于是我和另一位爱好古文字的同学就忝列其侧一起旁听。中文系的李玲圃老师开的“甲骨文选读”课我也堂堂不缺。当时上海有几位热衷于古文字的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沙龙,经常举行一些讲座,我也去听过几次。就这样一边旁听、一边看书,居然慢慢地无师自通了。现在也能似懂非懂地看看甲骨金文,写文章时常常会从解释文字入手,让别人看起来好象很有学问似的。

虽然大家都在拼命地学习,但是逃课现象还是有的,不过逃出去的人不是去听别的更好听的课,就是去图书馆看书,还是在学习。我是班长,不能带头逃课,遇到不想听的课,我就坐在课堂的后面誊写自己的文章。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印与复印又很贵,文章都是手抄的,而且修改一遍就要抄一遍,一篇文章至少改三编,这样就要一遍一遍地抄。抄的时候我还不时地抬头看看老师,让老师以为我是在记笔记。虽然这样做很辛苦,但是却锻练了写字。我现在的硬笔书法比上大学前要好得多,就是在不认真听课的时候练出来的。

我很理解逃课学生的心情,说老实话这不能怪他们,而只能怪老师讲得不精彩或者课程内容没有用。所以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以后上课从来不点名,我对学生说:“逃课是学生的权利。”这句话常常会博得学生的掌声。如果课堂上的学生都逃完了,那么老师就应该下课了,或者应该淘汰这门课程,因为这是学生用脚在选择老师与课程。尤其是在大学实行了收费制度以后,学生应该具有更大的选择课程与老师的权利,更不应该强迫学生学这学那、听这听那。如果交了学费他们还不好好学习,那么既不是“父之过”,也不是“师之惰”,而应该由学生自己负责,因为他们都是成年人了。

考试

大学一年级时我考试成绩门门都是“优秀”,所以第一年我被评为了三好学生,可是后来几年就再也没被评上过三好学生,原因很简单--因为考试成绩出现了“不及格”。

一年级政治课学哲学,教材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大众哲学》就是畅销书,再版过几十版,解放后更是哲学界的权威,但是我对书中阐释的理论却很不以为然,几乎每堂课一下课我就跑上讲坛与老师讨论刚才他讲的内容,每每害得老师不能去上厕所。这门课整整上了一年,课程结束考试时我在试卷上写下了“这些命题都是不成立的”几个字,就交给老师扬长而去。虽然交了一张白卷,但是我附上了一篇25000字的论文《辩证法之辩证》,把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三大规律八大范畴逐一批判了一番。还好,教我们的周文彬老师并没有计较我的出格,反而给了我一个“优”。说真的,我是很感激他的。但是到了下一个学期社会上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从思想解放变成了反对自由化,学校宣传部长组织政治系77级同学对我这篇论文进行批判,此事后面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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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的政治课考试我出现了第一个“不及格”。第一学期学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我对垄断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部分存在着质疑,但是自由资本主义部分是根据《资本论》的分析编写的,剩余价值论何供需规律都是正确的,所以我还考了个“及格”。但是第二学期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内容根本无法接受,于是我就考了个“不及格”。系里要我补考,也被我拒绝了,后来老师来做我工作说:“你就帮帮忙去补考吧。”我说:“那么看在你的面子上就去考一回吧。”补考时我看看答的内容差不多够及格了,下面的问题就不做了,交卷了事。等到召开了十四大和十五大以后,姓“资”姓“社”和姓“公”姓“私”的问题解决了,事实证明了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因为当年思想超前,而且又“死不悔改”,我付出了考试“不及格”的代价。

三年级的世界现代史课我又考出了第二个“不及格”。在学习二战史的时候李巨廉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小论文,我就写了对苏联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和希特勒瓜分欧洲的看法。我认为二战前斯大林和张伯伦一样都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政策,一个想把希特勒这股祸水引向东方,一个想把它引向西方,都是为了本国的私利,并没有什么区别。当苏联和德国瓜分波兰以后,希特勒在西边并吞了奥地利、捷克、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斯大林在东边也入侵芬兰,并吞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小国,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丘之貉。虽然在1980年苏联仍然被视为是修正主义国家,但是这样的观点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李老师坚决不同意我的看法,而我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改变,于是考试成绩就只能“不及格”了。

风波

在大学的四年里围绕我发生了两场风波。

第一场风波发生在刚刚进校不久。1978年初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口号。这样的宏伟口号我们以前听得多了,比如1958年提出十五年“赶英超美”云云,结果反而成为笑柄。这时正好轮到我们班出黑板报,宣传委员说稿子不够,我就写了一篇几百字的短文交给她作为补白,标题是《口号与目标,诺言与现实》,内容是说建国以来让人民激动的口号太多了,其实往往做不到,所以不必唱高调、喊口号,只要脚踏实地做到每年都比去年有所提高就可以了。黑板报是上午出的,中午学校的宣传部长就亲自来看这篇文章了,还布置全年级进行大讨论,要求大家树立信心。结果没有什么人发言,被逼发言的也说支持我的文章,弄得部长很没趣。后来辅导员让我把文章给校报,校报把它刊登在的一个角落里,而该版的大部分版面则是另一个学校的同学写的歌颂文章,显然是把我的文章当做反面教材来进行批判了。宣传部长还加了编者按,要求进一步开展讨论。 还好过了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议精神一传达,政治风向大变,一场风波就此平息,我还领了5元钱稿费。

第二场风波发生在哲学考试之后。还是那位部长把我的文章拿去,复印后裁成一条一条,让政治系77级的同学分头准备,然后找我辩论。说是辩论其实是批判,但是我欣然应诺。我想找几位历史系的同学去助助阵,可是他们一个也不愿意去,于是我就只能单刀赴会,一个人和他们一个年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他们说服不了我,因为我运用大量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来驳斥艾思奇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庸俗哲学命题,而他们的自然科学知识显然很贫乏,对这些知识都不甚了了;而我也说服不了他们,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形成定势,一时也扭转不过来,就算打个平手吧。许纪霖是政治系77级学生,当时也在场,现在他已经是名头很大的教授了,但当年才二十刚刚出头,在年级里还轮不到他发言。他在回忆录《我的精神摇篮——回忆大学年代》里写道:“至今,我对讨论会中的三个人还留有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历史系的姓叶的学生,辩论什么题目我记不真切了,好像是一个哲学的命题。但他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脸色苍白,看上去弱不禁风,实际却很有韧劲。看到他受我们系同学的 ‘围攻’,我暗地里很有点为他抱不平。”许纪霖说他的同学“围攻”我,其实是我舌战群儒。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经历。2003年爆发了“非典”,学生都被隔离在学校里,老师什么地方也不能去,我就把这篇老论文翻了出来,补充内容改写成一本通俗哲学读本《新概念哲学》,在2004年出版了。image002.jpg

后来这位宣传部长是步步高升一直做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的校长。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他发表了许多篇鼓吹大学改革的文章,我供职的苏州铁道师院慕名请他来苏州高谈阔论高教改革,居然思想比我还要激进。中午宴请,我们院长让我作陪,我一见他就问:“杨校长你还认识我吗?”可是他脸上一丝尴尬也没有,毕竟此一时彼一时么。我是个坚持方向的人,遇到顺风就因势利导,遇到顶风就开顶风船,而他是个坚持风向的人,所以一直能够顺风顺水,左右逢源。

经过这两场风波以后,我在学校里就小有名气了,后来选普陀区人民代表的时候许多同学想推选我当代表,我知道自己肯定不是人家愿意见到的候选人,再说即使当上了人民代表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就特地到79级去向力挺我的师弟师妹们演讲,劝他们不要选我。我的同学也都心知肚明,于是就推选1977年上海高考文科状元何戎同学去竞选,还特地组织了竞选班子,居然还成功当选了,然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就算是大家玩了一把“民主”吧。

毕业前夕有人倡议捐款,以77级的名义在学校里留下一点永久的记忆,这就是现在树立在老校区办公楼前的那一座座钟。同学们大家都捐了钱,可是我拒绝了。我感谢华师大把我从安徽插队的农村里招回上海,又在四年里给了我知识,锻炼了我的能力,但是我并不爱母校,因为她曾经想加害自己的子女。害子女的母亲是坏母亲,不值得子女去爱。毕业后我还常常回华师大,但不是去看母校,而是去探望教育过我和启迪过我思想的老师。

园地

一年级时我们只知道拼命地读书学习,在忙忙碌碌、稀里糊涂中很快地一年就过去了。到了二年级我们产生了朦胧的学术意识,于是在几位热心的同学的策划下我们创办了自己的刊物,1979年3月《萤光集》创刊号问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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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得是谁起的《萤光集》这个名字了,不过这个刊名显然是比较谦虚的,只是把我们的这些习作比作点点萤光。第二年又出了第二集。当时出这样的刊物一切都是自己动手,自己约稿、自己编辑、自己刻钢板、自己油印、自己装订、自己发行。如果说做出来的东西还像个样子,那就多亏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印传单、办小报的锻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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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时校团委请雷祯孝来学校做了一个讲座,讲的内容是他创立的“人才学”。“人才学”在当时红极一时,大礼堂里座无虚席,连舞台上都席地坐满了人。他一口气讲了4个多小时,演讲效果极佳。有同学建议把他的演讲录音打印出来出售,居然卖出了几千本。这样我们就筹措到了一笔可观的经费来办自己的刊物,于是就把油印本改为铅印本,增加了篇幅,再请图书馆的美术老师设计了封面,更名为《新史学》,1981年1月出版了创刊号,6月又出版了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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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一问世就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注意,首先是这个刊名就有狂妄之嫌。尽管“新史学”一词出于梁启超和鲁宾逊,并不是我们首创,但是我们这些后生小子自命为《新史学》,也太不把老先生放在眼里了,让人看了怎么也觉得不舒服。其次是刊登的文章也多多少少有点另类,既非传统,又非官样,也让人看了觉得不舒服。比我们低一级的78级就比我们乖巧得多,他们也办了一份学生刊物,刊名叫做《青年史学》,还请吴泽先生做他们的顾问,谦恭的态度使他们得到了系里的支持,而且在他们毕业之后,《青年史学》还变成了华师大历史系学生的系刊,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还被上海图书馆收藏,在上图的期刊阅览室里,在有限的几本历史类刊物中,《青年史学》赫然与《历史研究》、《史学月刊》放在一起,而我们的《新史学》只出了两期,随着我们的毕业就寿终正寝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怀念《新史学》和《萤光集》,因为它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园地,在它们上面我都发表了文章。虽然那些文章只不过是学生时代的一些习作,但我还是把它们象文物一样珍藏着,作为个人历史的一个见证。

论文

在大学的四年里我写了不少习作,俨然成了一名写手。回想中学时代,其实我并不擅长写作,读高中时每学期做8篇作文,我至少有7篇得3分,偶尔有一篇能够得4分。如果那时也有分文理班的话,我肯定被分在理科班,因为数理化考试我门门都是120分--附加题我都做得出来。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哪里想过要当历史学家,可是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的理科梦,经过十年插队落户,我居然变得会写文章了。

尽管考上了历史系,但是在闲暇的时候我还是喜欢看看科普杂志。有一次看到一篇介绍模糊数学与模糊集合论的文章,突发奇想,觉得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古史分期问题正好可以用模糊集合论的思想来解释,于是就把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刊登在《新史学》的创刊号上,这在当时是非常离经叛道的,自然在老师与同学中引起了种种议论。后来我把这篇文章删改后投给了《模糊数学》杂志,居然在我毕业之前发表了,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当时自己很有点沾沾自喜,但是后来再也不敢拿出来看了,每看一次都会觉得脸红,因为那种论证,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类比,根本谈不上新颖,《模糊数学》杂志之所以会发表,一定是因为他们的编辑不懂历史学。image007.jpg

我们的历史地理课是地理系老师上的,在听了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课以后,望着竺可桢先生给出了五千年气候变化曲线,我突然联想到这大气候的冷暖变化与游牧民族的南北迁徙是一致的。正好朱立平同学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分头去找资料,合写了一篇论文作为课程作业交了上去,老师给我们两个人的成绩都打了“优”。这篇《气候变迁与民族迁徙》的论文也刊登在了《新史学》的创刊号上。后来我们到上海师大历史系和他们的77级同学进行学术交流,有一位翁经方同学也写了一篇具有同样想法的论文,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就由我执笔把两篇论文改写为一篇。文章写出来以后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好评,我们就把它投给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但是却一波三折、迟迟不能发表,因为此文有“气候决定论”之嫌。于是我就把题目改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的气候背景》,一直拖到1987年才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上发表出来。

到了三年级外语课已经结束,必修课也只剩下两门,课程轻松多了,闲来无事,我就开始琢磨写毕业论文了。先考虑的一个课题是古代生态环境的变迁。我认为今天中原地区的生态恶化决不是当初中华文明摇篮的原貌,它一定是由于历史上的开发与破坏造成的。于是我就一头钻进图书馆去找资料,但这是一个从来也没有人关注过的问题,我从历史书到地理书,找了很长时间也只找到有限的几条,没有办法,我只好放弃生态问题的研究,转而去写与生态有关的汉代流民问题。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王子今教授的《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一书出版了,这正是长期以来一直让我牵肠挂肚的问题,我马上就买了一本。虽然我没能在古代生态变迁问题上做出成果来,但是至少说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image008.jpg

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两汉流民问题与人地关系初探》。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但是在历史学界却不为人知,因为历史学家分析社会问题时都是用阶级斗争理论的。我认为,两汉时期发生大规模流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原地区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土地垦辟、粮食增产所提供的承载能力,农业的过度开发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人地关系的紧张。我引用了大量的资料与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光是注释就用了226条。

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系里还没布置这项任务,而等到系里布置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已经写好了。系里安排简修炜老师做我的指导老师,我就把写出来的初稿给他看。他当然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造成流民问题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过重,怎么能是因为人口太多、耕地不足造成的呢?但是我不听简老师的话,坚持自己的看法,还是按照自己的观点修改后交上去了。因为我不能接受简老师的观点,所以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请教他,实在是有点太不恭敬了,不过“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我不能为了得到一个好成绩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只能在这里请简老师原谅了。最后简老师给我这篇毕业论文什么成绩?及格还是不及格?我都没有去打听,所以至今也不知道,因为成绩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思想。后来我把这篇论文拆成两篇,分别以《从人地关系角度探索两汉流民问题》和《论土地兼并的合理性及其根源》为题发表在1988年和2000年的《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上,也算有了一个交代与结局。

聚餐

刚进学校时,大概辅导员见我年纪大一些,就让我担任了学习委员。过了一个学期大家相互熟悉了就重新改选,结果我被选为班长。再过一年又该改选了,可是大家说你们几个人干得挺好,就你们几个人干下去吧,于是一直到毕业再也没有改选过,这样我就当了三年半班长。

我们这帮学生,并不是只会埋头读书,其实也是很会生活的。回想自己当三年半班长最大的政绩,就是每学期组织大家聚餐,而且每次聚餐的形式都不同,有时去公园野餐,有时去饭店“劈硬柴”(AA制)。最令人难忘的是有一年,不知是谁提议自己动手烧,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可是当时家家户户的住房都非常紧张,哪里有能容纳三十几个人的地方呢?宋镇龙同学说他家的客堂里可以摆得下四张八仙桌,就是地方远点,在浦东农村。于是选择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先派几位同学作先遣部队,到市场上去采购食材,先骑自行车运到他家作准备。他们四五个人忙了整整一宿,烧掉了老宋家一大垛棉花杆。第二天我们大部队出发,会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不会骑自行车的乘公共汽车,浩浩荡荡直奔浦东的老宋家而去。到他家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入席后各人纷纷献艺,烹调出自己的拿手菜给大家分享。先遣部队的几位同学准备的东西太丰盛了,我们从11点一直吃到下午5点,天都快黑了,还有大排和鸡汤没端上桌,可是大家实在是吃不下了,就只好把大排留下,把煮熟的老母鸡带回学校去了。

第二天在宿舍里我们借来了煤油炉,没有大锅,就把洗脸的铝盆擦拭干净用来当锅,再合个盆当锅盖,鸡汤煮好后他们叫我去吃,被我婉言谢绝了,要知道男生洗脸、洗脚都是用一个盆的啊。看到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我想,鸡汤的味道一定是很鲜的。

就这样,聚餐成了我们班级的传统,毕业后还每年至少聚一次,哪怕只来二十人,十个人,也要聚一聚。其实吃是次要的,只是形式而已,主要是大家叙叙友情,有事互相帮忙,这才是重要的。尤其是今后,独生子女连兄弟姐妹都没有了,同学关系就更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了。

尾声

四年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那时候就业还是统一分配的,我们大多数同学都留在上海,外地名额一个班级只摊到三个。正好其中有一个是苏州铁道师院,因为我父亲在苏州工作,刚刚分到了一套两室户,而我上海家里只有17平方米,还有已成年的弟弟和妹妹,于是我就主动要求去了苏州。吴潮同学主动要求去浙江,褚俊杰同学主动要求去西藏,这样三个外地名额就顺利地解决了。

最有意思的是小褚在毕业前夕突然提出要去西藏工作,把我们大家都吓了一大跳。校方在惊喜之余觉得抓到了一个难得的典型,于是就派记者来采访,想让他说出些豪言壮语来激励大家,结果想不到他竟然回答说:“我想去西藏学习研究藏学。”大大扫了记者的兴。一个先进典型就这样流产了,但是他还是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了西藏民族学院,不过这个学校不在西藏,而是在陕西的咸阳。后来他又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现在在瑞典工作,继续他的藏学研究。

苏州铁道师院是一所1980年才创办的新学校,2001年和苏州城建环保学院合并为苏州科技学院。1982年我被分配到该校历史系以后就从一而终、一直干到现在。老同学们十之七八都已改行,见面时他们打趣地问我:“你怎么还掉在‘史坑’里不爬出来啊?”历史就象一个坑,简称“史坑”。其实在商品经济大潮风生水起之时我也曾经动过心,但是最终还是感到自己不是干那种活的料而没有下水,因为我与人交往总是想多给别人一点、少拿人家一点,这样做生意肯定是要赔本的,但是做老师却很适合,于是我就回答道:“我这一辈子就吊死在历史这棵树上了。”毕业至今将近30年了,出版了七、八本书,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在圈子里也为人所知了。王家范老师说我,你在这个学校工作可惜了,如果是在大学校,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何尝不想跳槽?可是进大学工作时就已经34岁了,五年后从助教升为讲师,再过五年从讲师升为副教授,一步也没有耽误,可是人家要引进的是正教授,而等到我熬到了正教授时已经五十出头,人家又嫌老不要了,实在是生不逢时啊。我现在只要一睁开眼睛脑子就在转,一闭上眼睛不论时间、地点、姿势就能睡着,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把自己的思想写成文字,能够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就算是没有白来这世上转了一趟。我想,是煤炭,总会燃烧,即使是埋在地下,也会自燃的;是金子,总归值钱,而且价格越过越见涨。我是一个唯心的理想主义者,人活着只要自我感觉舒服就可以了,其他神马都是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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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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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民居
游荡在老上海
我的1976年记忆片断
“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
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
一组珍贵的影像
在海滨教书的日子
上海:潘虹日记· 无法哭泣
永远的三五牌台钟
老爸青春无歌
“儿时”民国
活着的记忆
他按自己的活法而活--追念陈文乔
新沪中学:琐忆
老章和我所欠的房租
无地自容:被“放逐”的上海人
“文革”中看电影
幸虧年輕--回想七十年代
专访旅美学者文贯中(上)
专访旅美学者文贯中(下)
我的师父
自我的纪念
过去的过年过节
日记的记忆
李济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本是同根生——关于一九五七年的一个记忆片断
那些树,那些声音
陆小曼的“风景”内外
一个出版人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
怀念傅雷先生
黄宗英:此情悠悠谁知?
历史人物胡治藩——兼评纪实文学《大人家》
《海上花列传》的广告案例
穆旦与萧珊
寂寞徐訏
张爱玲与小报——从《天地人》“出土”说起
关于《郁金香》
和尚的文章与进退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一)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二)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三)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傅雷与一份报纸的因缘
八十年代琐记(一)
八十年代琐记(二)
八十年代琐记(三)
书中自有偷着乐——从“溪西鸡齐啼”谈起
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
父亲的上海公交月票
洪深大闹大光明戏院
傅敏与《傅雷家书》
同济大学:两代人的美术加试
西子湖畔的十年之约--巴金和师陀
上海滩“侠影”
民航管理局:林雨水:逃回祖国抗战
十四载黑纱为国觞
上海复兴中路496号--解放战争期间地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万维网和我的如烟旧事
上海弄堂里的中共秘密电台
爷爷的故事
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爷爷的故事
那个年代那些事
我的回忆
1949 黄金大挪移
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
怀念我的母亲庐隐
从一张结婚证说起
江苏路285弄
看批判电影去
照片见证解放前上海武训学校的奋斗历程
走路的回忆
一个“暗娼”的档案:我放纵,我有罪?
大串连——我的“文革”回忆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我的文革岁月
致余开伟先生
文革中的上海商品供应细事
一个男人的故事
浦东同乡会的结束
抗日女杰郑苹如
路易士和胡金人的青葱时代
人们不再纪念她之日
未完工的诺亚方舟:战时中国筹设犹太人特区始末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再补
我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我的“右派”亲戚
五四中学:我的历史 红色系列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五四中学周边的旧闻轶事
复旦大学新闻馆前的留影
“戈登将军号”上的乘客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风骨--狱友孙大雨
父亲的学历和职称--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黃宗英回憶錄:命運斷想
老邻居戎叶侯
70年代上海购物记
王康年冤案真相
有半导体相伴的日子
记傅雷
商务老档案散失之谜两篇
复旦大学:三十年师恩难忘
大上海里的小菜场
不尽往事红尘里--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身世淒楚的女作家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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