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上海 》十四载黑纱为国觞

zaop2.jpg

十四载黑纱为国觞

--黄学潮口述 关昕整理

十年办学 教育救国

        我父亲黄炎培,1878年九月初六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城厢镇兰芬堂七十四弄一号。他借住于亲戚家的房子,14岁丧母,17岁丧父。他不忘自己的孤苦出身,自题《黄炎培家中挂联》:

        毋忘孤苦出身,看诸儿绕膝相依,已较我少年有福。
        切莫奢侈过分,听到处向隅而泣,诚问你独乐何心。

        父亲不仅要求我们把这挂联挂在家里,而且要求我们背下来。

        他反对称母亲的父母为外祖父母,称女儿的儿女为外孙儿女,他认为,这个“外”是封建时代男女不平等的看法。

        1901年,父亲23岁,到南洋公学就学。中文总教习是蔡元培先生,有一天,蔡先生招全班同学谈话,说:“中国国民遭到极度痛苦而不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醒民众。”父亲一直记住蔡元培这几句话。

        第二年,父亲与他姑父一起去南京应江南乡试。这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这年乡试已由传统的“八股”改为策论。父亲因为学了国际法,所以在做策论《如何收回治外法权?》时,议论风生,鞭辟入里,获得主考官青睐,中了举人。
 
        父亲中举后,回到南洋公学,学校发生大风波,被强行解散。当时清政府在签订《辛丑条约》后,命令各省州县办小学,把旧式书院改办学堂。川沙城里正好有一个观澜书院。趁此机会,父亲与几个同学一起商量,大家认为只有教育救国。1903年正月末,观澜书院改名为川沙小学堂,父亲被聘为总理,不领薪水,连膳食也回家自理。

        半年后,父亲等四人却因在南汇县新场演说而被拘捕。那时清廷因上海章太炎、邹容案,通令各县查拿革命党。实际上父亲当时还不是革命党人。父亲被捕后,演说的发起人找到基督教上海总教堂见美国人步惠廉总牧师,请求他营救父亲等人。当时的南汇知县戴运寅一因害怕外国人,二因毒瘾发作,同意放人。那天十二点后,就地正法的电令到,幸好父亲已经出狱,逃往日本。同年底,戴知县已被撤职,父亲回国。

        回国后,受杨斯盛先生邀请创办广明小学。1905年7月,蔡元培先生邀父亲到家里,要他加入同盟会,父亲说:“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唯师命。”因此加入同盟会。一天,父亲接到法租界麦兰总巡捕的名片,邀请父亲去他家。父亲不知何事,没有去,让杨斯盛代替他去,麦总巡责备他。第二天再去见麦总巡,麦说:“孙文坐法国兵船来招你去。”那时孙先生已经坐船离开了,因此父亲没有见到孙先生。辛亥革命后,孙先生脱卸了政权,在上海写《孙文学说》,一天找父亲对谈,与父亲探讨“知”“行”问题,还请父亲修改他的学说。

        1906年,浦东中学开办,杨斯盛先生购地四十亩,让父亲总负责。父亲把一个新兴的教育机关,办得如火如荼,很快成为南方一流中学,时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但有人密告两江总督端方,说父亲宣讲排满革命。端方命令苏提学使毛庆蕃彻查。毛庆蕃问杨先生,黄有没有革命嫌疑?杨先生说没有,愿以身家担保。第二天,毛庆蕃再见父亲说,你读那么多书,选择那么精确,谁说你是革命党?临别时还说,你好好努力办学,学校是办得很好的,我亲眼看过了的。隔了几天,苏发布一道公文,长三千言,结语:“今后如再有人根据旧案,控告黄炎培革命,从此立案不准,以免冤枉拖累好人。”实际上,当时父亲是同盟会上海干事。

        1905年,父亲参与江苏学务总会,后改名为江苏省教育会,张骞被推举为会长,父亲被推为常任调查干事。当时江苏各县发生新旧学堂冲突,父亲实地调查,公布报告,取得双方当事者接受,平息了学潮。江苏六十三县,父亲的足迹遍及四分之三。

        1909年,清廷按照筹备立宪清单,各省设立咨议局,选举议员。父亲当选了。那年9月,咨议局120位议员南京开会,张骞被选为议长。父亲当选为额定16名常驻议员之一,负责调查省政。

        辛亥革命爆发,当时父亲担任江苏咨议局常驻议员、上海公巡捐局(上海地方性的权力总机关)议董、江苏省教育总会常驻调查干事,苏州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参议。江苏苏、松、常、镇、太五属人民在江苏省教育会举行会议,公推代表去苏州劝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父亲被推为代表之一。江苏宣布独立后,公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父亲被留在都督府办公,负责参与起草新的官制和向所属各衙门收取印信。后来被任为教育科长、教育司长。程德全辞去江苏都督后,父亲也跟着辞职。新任省长韩国钧到家里坚邀父亲继任,父亲不愿意。韩国钧说,那你去南京帮我开个场,父亲说,开了场就走,请谅。后来张勋被任为江苏都督,要为他母亲做寿,有人来逼父亲同具名,父亲留书韩国钧,翩然而行,那是在1914年3月。父亲负责江苏教育行政约三年,1913年订立了《江苏教育行政五年计划书》,该计划直到1927年蒋介石政权成立才被打破。

        袁世凯最早师从张骞。北洋政府成立后,张骞为农商总长。一天,袁语骞:闻江苏有一黄某,很活跃,我想招他来,政事堂里还缺人。骞答:“黄某不宜做官,外边也需要留个把人的。”后来张骞亲自把这件事告诉父亲。袁世凯有一天语人: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遇官不做,遇事生风”。后来北洋政府两次发表父亲为教育总长,父亲坚辞不就。

        父亲不当官,后来蒋介石也多次让父亲当官,父亲也不愿意。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周恩来请他,你一定要出来当官,他也不肯。后来,周恩来三次到我们家里说服了他,他就当了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后来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三十载奔走为职教

        一个浦东中学的学生家长曾来找父亲。他说,我儿子毕业了,读大学承担不起,做生意珠算不熟,英语不能说也不能写,国文能写但不会应用,失业在家。请问先生,这该怎么办?黄炎培竟一时无法回答。

        父亲办学十年,感觉教育与社会脱节,致使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大问题,这让他内心痛苦。1914年,在《申报》创办人史量才的资助下,以《申报》旅行记者身份考察东部沿海各省的教育,行程千里,历时十月。他发现,毕业即失业这种现象非常严重,一方面,毕业者学不适用,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谋生之路;另一方面,人人想做官,当律师,于是政法学校大剩,一些学校不顾办学条件,因有利可图,也办政法学校,学校赚了钱,学生却走投无路。因此我父亲感叹:

        今青年毕业于学校、失业于社会,比比皆是。苟常此不已,教育越发达,失业者越多,凡利高者有利,成何时?

        父亲的足迹远至美国、菲律宾、日本,每到一地,必以详细的笔记进行通讯报道。他调查的领域之广、著述之丰,以至于有人称之为“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

        1915年到美国考察,在纽约意外接到爱迪生的邀请,邀其参观他的发明。爱迪生告诉父亲:“我老了,没有别的希望,只希望允许我把这座电机厂,带到地下去,让我继续有所贡献。黄先生!我知道你是上海有名的人,上海是大都市,现有一种新发明的播音器,请你完全用上海话,向着这播音器说,不到几分钟,就会照你的话放出来。如果上海也有这样的播音器,双方通了电,上海人会同样地听到你的这篇话。”父亲答应了他的请求,坐下来,对着播音器说:“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两国人民如果同心同意采取和平手段,互相帮助,我相信大家一定走上幸福的道路,上海是中国的大商埠,纽约是美国的大商埠,我愿代表中国人民提出这点希望,和敬爱的大科学家爱迪生先生在这里握一次手,祝先生长寿!”说毕,不几分钟,同样的方言和声调放出来了。

        父亲在美国参观了18所中学,发现竟有17所开展职业教育。这样的考察让父亲看到中国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一方面当时的时代已经是大工业时代,现代工商业迅速发展,对外开放的中国洋火洋货泛滥;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处于农耕社会,世代相传、口口相授的学徒制。

        父亲从1902离开南洋中学办学起,15年过去了,现在他明确了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的目标与方法。1917年,父亲以梁启超、蔡元培、伍廷芳等48位社会名流联谊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展职业教育。这些社会名流包括学界元老、工商巨头,政府要人。“惟先劳而后食兮,嗟我人群之天职”,作为社歌的开头。第二年,中华职业学校在上海陆家浜开办起来。职业学校位于上海老城区外的移民区,学校明确规定“应收寒贫子弟入学,学费酌量减轻”的原则。学校校门的对联: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劳动神圣”、“双手万能”成为学校的标语。

        父亲为了办好职业教育,翻阅了40年来的海关贸易册,调查清楚了货物状况,再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先后开设了铁工、木工、珐琅、商科等课程,也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校办企业中华珐琅厂和中华铁工厂。为学生提供学以致用的机会,又蕴含着振兴国货的目的。但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使教育观念被制度化了。金榜题名、升官发财,成为中国人光宗耀祖的正道。中国的教育历来是“学而优则仕”,因此传统观念认为,这糟蹋了教育,在课堂上从商,在黑板上种田,在纸上开机器,让神圣的教育斯文扫地。

        但是,反对声音依然不能动摇父亲办职业教育的理想,这就是我父亲身上耿直秉性的体现。

        职教社是非营利的民间团体,没有政府的资助与支持。为了解决资金匮乏问题,父亲到南洋募捐,与侨界领袖陈嘉庚一见如故。陈嘉庚亲自主持南洋的募捐,捐款源源不断。父亲经手无数钱俩,却从未谋取一丁点个人利益。

        在全国,他与职教社同仁创办了一系列职业学校、职业中心学校、职业指导所和残疾人职业服务处,创立了一套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与当年老师蔡元培一样,父亲嘱咐他的学生:利居众后,则在民先,千万不要离开群众。

        数学家华罗庚与经济学家顾准都出身贫寒,十多岁时都曾求学于中华职业学校。该校学生被赞誉为“中华牌”,大受欢迎。不仅在北京、上海有职业教育,就是在新疆、甘肃都有职业教育学校。在黄炎培与职教社的推动下,国民政府于1932年颁布了《职业学校法》。

        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间,为了振兴职业教育,他几乎跑遍了全国。在中国几十个省市调查期间,父亲更亲眼目睹了当时农村中农民生存的窘迫,命运的多桀,眼见血淋淋的景象,长叹道:“在中国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

        由于形势发展、社会力量和社内力量的推动,职教社的事业逐步发展壮大起来。首先是推行职业教育。全国各地纷纷兴办职业学校,职业教育一时成为新的风尚。在抗战期间,据教育部1943年统计,全国共有职业学校384所,学生67227人。其次,推行职业指导和职业补习教育。1927年设立上海职业指导所,指导并介绍青年学生就业,全国各地把这个工作逐渐重视起来。再次,社办定期刊物除《职业与教育》月刊外,还有一种《生活周刊》,由邹韬奋主编,发行多达十万份以上。

黑纱十四载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把父亲视为“学阀”,下令通缉。江苏省教育会被撤销,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被封闭,浦东中学被改组。中华职业教育社被捣毁,迫令工作人员签名预写的“黄炎培反动证明书,”但没有一人肯从。还想接收中华职业学校和工厂,全体教员、学生、工人坚决抗拒。蒋介石手下一位和父亲素不相识的青年,深夜叩门对父亲说:“将暗杀五人,中间一人是章太炎,一人是黄先生。快走!快走!天明就太危险了。”父亲和母亲星夜离家躲进亲戚家,天明购票去苏联,临时被阻,改去大连。

        1931年,父亲离开大连,蒋介石托父亲同学邵力子邀他去南京谈话,要父亲搬到南京住,他没有答应,说要去日本考察职业教育。在日本看到大办青年团,反华备战气氛很浓,买了三本暴露日本军阀侵华计划的书。匆忙于4月24日回国,脑海里充满日本必将侵华的预感,奔走相告,有人却嘲笑他杞人忧天。5月,父亲去南京,面告蒋介石,并给在日本购得的三本书。蒋默不作声,请父亲转告外交部长王正廷。但见王后,王大笑,说:“如果黄任之(即黄炎培)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我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任之不会知道的。”父亲说,很好!我但幸吾言不中。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父亲急匆匆地赶到朋友家,通报这个消息,而他们正在打牌。父亲说,电报到了,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有一人说,中国又不是黄任之独有的,要你一个人起劲。他大怒,一拳打到牌桌中心,哭叫:“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

        我记得很清楚,我听到父亲哭了,他说国家要亡了,怎么办?他一哭,我们也跟着哭。他就在左臂带上黑纱,直到抗战胜利才取下来。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组织抗日救国研究会,去南京诘问蒋介石和外交部为何不抗敌。正与王正廷谈话,学生抗日请愿团拥入殴打王,王负伤,父亲在日记上记着:应该!应该!

        淞沪战事爆发后,父亲又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支援前线军需供应,维持地方秩序和市面金融。《申报》创办人史量才被推为会长。一天,蒋召史和父亲去南京,谈话甚洽。但临别时,史握蒋手慷慨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此后,蒋就多方为难申报馆,一度报纸被停邮,逼报馆解除陶行知与父亲职务。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被暗杀于杭州郊外自杭回上海途中。

        为了支持淞沪会战,职教社的《生活周刊》改为日刊,通过它与报纸向各界征募军需品,供应前方。

        1936年初,黄炎培受卢作孚之邀去四川游览考察。父亲已预见到日本将侵略我国,战事必扩大,四川势必成为关系国家存亡的重要基地。他说:“一旦海疆有警,长江下游被敌人封锁,四川省之影响,真是整个的国家生死关系。”三个月内他走遍了四川省24个县,感慨道:“如一局危棋,造成两个眼到此地步,想东邻亦将有所顾忌。”“进可以战,退可以防,此全国厉害与川之利害,站在一条路线上者也。”

        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以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负责人七人,被蒋介石逮捕,羁押于苏州候鞠讯,引起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抗议怒潮。父亲于这年端午节日访问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于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后来蒋迫于众议,沈等全释。

        1945年8月10日晚8时,重庆市里宣传日本投降了。一时远近欢呼,爆竹之声遍发。父亲在日记里写到:“自‘七七’以来,八年又三十三天,自‘九一八’以来,十四年不足三十八天。中间日寇残杀我国同胞,不知多多少少!万恶的军阀投两枚原子弹,牺牲无辜的日本人民,又不知多多少少!我个人呢,十四年来的心力,徒为抗敌救国耳!读杜少陵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感不绝心。”

版权归《国家历史》所有,转载请与杂志编辑部联系
(Email:
gjls0799@163.com )

目录
复旦大学:“驳壳枪”与“护心镜”
复旦大学:纪念毛清献老师故世四十年
复旦大学:关于文革的一段记忆
复旦大学:见证复旦园“斗鬼风”
复旦大学:见证复旦园“追穷寇”
复旦大学:李梧龄回忆录
复旦大学:一代名记赵敏恒
复旦大学:我是赵敏恒的儿子
复旦大学:记杨必
华东师范大学:我的精神摇篮——回忆大学年代
华东师范大学:我的大学生活
华东师范大学:大学往事
一个上海77级大学生的回忆
同济大学:足迹与土壤--大学五年
北郊中学:相遇三次的朋友
北郊中学:一个老人和一段历史
复兴中学:林老师的两本书
虹建中学:我的中学生活片段
继光中学:回忆中学里的先生
继光中学:忆三位数学老师
继光中学:我的学长们
继光中学:我的中学同学
继光中学:忆周醒华先生
虹口区舟山路小学:我的小学
向上海美专致敬
上海戏曲学校:可萌绿,亦可枯黄 ——言慧珠往事
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回想陈逸飞
文汇报:我看到的黄裳
父亲与《新民晚报》
虹口区大陆新村:情係湖湘(上)
虹口区大陆新村:情係湖湘(中)
虹口区大陆新村:情係湖湘(下)
虹口区东长治路余庆里八十五号:田田
虹口区:山阴路的前世今生
虹口区山阴路:当年山阴路上的几个小家碧玉
虹口区山阴路340弄积善里29号:忆大申小青兄妹
虹口区临潼路:临潼东村记事
虹口区横浜桥:我的外婆桥
虹口区余杭路:吾敌吾友
虹口区:上海东余杭路978弄2号
虹口区:山陰路生活瑣憶
华山路1006弄11号:我的母亲言慧珠
卡德路(现石门二路)嘉平坊14号:乐嘉煊与世界语
徐汇区:华亭路72号
延安中路913弄:上海文化名人村四明村
浦东高桥星光工具厂:两个“特赦”人员的晚年生活
宝山县杨行:农民造反记
宝山县杨行:“卖引线”一家--邻居在反右中的遭遇
宝山县杨行:我所参加的一次抢劫
宝山县杨行:洪生伯伯
宝山县杨行中学:44年以前的旧照片
松江县泗泾镇:故乡今夕
我的第一次素描人体写生
“打鸡血”往事
跟陆小曼学画
记忆中过去的电影院
姐姐妹妹站起来
“盲流”“农民工”── 我父母的故事
那过去的事情--回忆五十年代
我的家族
一个“镇反”人员的别样人生
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学追忆
“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
上海的“三大总会”
杂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藏书楼
上海的民居
游荡在老上海
我的1976年记忆片断
“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
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
一组珍贵的影像
在海滨教书的日子
上海:潘虹日记· 无法哭泣
永远的三五牌台钟
老爸青春无歌
“儿时”民国
活着的记忆
他按自己的活法而活--追念陈文乔
新沪中学:琐忆
老章和我所欠的房租
无地自容:被“放逐”的上海人
“文革”中看电影
幸虧年輕--回想七十年代
专访旅美学者文贯中(上)
专访旅美学者文贯中(下)
我的师父
自我的纪念
过去的过年过节
日记的记忆
李济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本是同根生——关于一九五七年的一个记忆片断
那些树,那些声音
陆小曼的“风景”内外
一个出版人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
怀念傅雷先生
黄宗英:此情悠悠谁知?
历史人物胡治藩——兼评纪实文学《大人家》
《海上花列传》的广告案例
穆旦与萧珊
寂寞徐訏
张爱玲与小报——从《天地人》“出土”说起
关于《郁金香》
和尚的文章与进退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一)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二)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三)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傅雷与一份报纸的因缘
八十年代琐记(一)
八十年代琐记(二)
八十年代琐记(三)
书中自有偷着乐——从“溪西鸡齐啼”谈起
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
父亲的上海公交月票
洪深大闹大光明戏院
傅敏与《傅雷家书》
同济大学:两代人的美术加试
西子湖畔的十年之约--巴金和师陀
上海滩“侠影”
民航管理局:林雨水:逃回祖国抗战
十四载黑纱为国觞
上海复兴中路496号--解放战争期间地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万维网和我的如烟旧事
上海弄堂里的中共秘密电台
爷爷的故事
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爷爷的故事
那个年代那些事
我的回忆
1949 黄金大挪移
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
怀念我的母亲庐隐
从一张结婚证说起
江苏路285弄
看批判电影去
照片见证解放前上海武训学校的奋斗历程
走路的回忆
一个“暗娼”的档案:我放纵,我有罪?
大串连——我的“文革”回忆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我的文革岁月
致余开伟先生
文革中的上海商品供应细事
一个男人的故事
浦东同乡会的结束
抗日女杰郑苹如
路易士和胡金人的青葱时代
人们不再纪念她之日
未完工的诺亚方舟:战时中国筹设犹太人特区始末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再补
我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我的“右派”亲戚
五四中学:我的历史 红色系列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五四中学周边的旧闻轶事
复旦大学新闻馆前的留影
“戈登将军号”上的乘客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风骨--狱友孙大雨
父亲的学历和职称--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黃宗英回憶錄:命運斷想
老邻居戎叶侯
70年代上海购物记
王康年冤案真相
有半导体相伴的日子
记傅雷
商务老档案散失之谜两篇
复旦大学:三十年师恩难忘
大上海里的小菜场
不尽往事红尘里--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身世淒楚的女作家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