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上海 》西子湖畔的十年之约--巴金和师陀
分类:

18-x3.jpg

图:巴金与师陀1962年摄于巴金寓所,摄影者为萧珊。

西子湖畔的十年之约

               --巴金和师陀

作者:周立民

师陀(一九一○-一九八八),原名王长简,最初以“芦焚”笔名踏入文坛并引起关注,后因发现有人冒用这个名字发表文章,遂告别“芦焚”而改用“师陀”。对于这两个笔名,他曾解释“芦焚”是英文“暴徒”的音译,而师陀“陀显然是‘高地’,也许可以解释作‘小丘陵’。因此,我所‘师’的其实是高地或小丘陵,表示胸无大志”(师陀一九八○年十二月三日致刘增杰信,《师陀全集》第八卷第六、八页,河南大学出版社二○○四年九月版)。提起这个名字,我首先想到的是两个故事,一个是他与卞之琳的传奇经历,一个是巴金、卞之琳、师陀三个人的深情之约。

前一个故事是卞之琳在《话旧成独白:追念师陀》(《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二年十月版)所讲的:话说一九三七年,卞诗人与王小说家看了萧乾写的雁荡山游记之后,游兴大发也要到山上去住住,不想这一住就住到中日两国军队“打起来了”,想从海路返回上海不可能了,只好到台州乘长途汽车经绍兴、杭州回沪,就在战火烧到上海的这一天,两个人居然又突发豪兴(有什么办法,谁叫他们年轻呢?!),要去看看鲁迅的故乡,好嘛,中途上保安队检查,看这两人不像本地商贩,便严加盘查。果然!在卞诗人的箱子里发现一个小红绸签条,有两组数码,这还了得?一定是什么联络暗号。捉将回去讨赏也,到县公安局又搜查又盘查,正是有口难辩之时,居然有两个文学爱好者发现箱中手稿上署着“芦焚”的名字,证明此为误会,恰其中一人可能又是县太爷的亲戚,证明立即奏效,该县的秘书长还出面道歉。读者是上帝啊,勤奋总有酬劳啊——此乃颠扑不破之真理。这是八月十三日的事情。一夜无话,脱险之后估计两人也没有兴致再去游览了,便于次日乘车去杭州,在车站卞诗人买了份《绍兴日报》,足以载入史册的一个细节出现了,他赫然发现该报最后一页一条新闻写着:新昌昨日抓到卞之琳王长简两名汉奸!半个世纪后,卞诗人说:“我空羡芦焚用笔名行世占了便宜,自己感到窝囊,趁大家不注意这些微末小事,就把报纸捏成一团,从车窗里扔掉了……”该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卞诗人箱子里搜出的“密电码”到底是什么?是他不知哪年在上海吴良材眼镜店配镜架留下的包装纸,两组数字一组是价码,一组是货号!18-x1.jpg

右图:芦焚1937年夏于上海。

另一个故事是垂暮之年的巴金叙述的(《西湖之梦--写给端端》,《再思录》增订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四年四月版),还是一九三七年,大约是六月吧,巴金送师陀、卞之琳这次出游,他们来到杭州,分别的前一天,三个人在天香楼吃饭,席间巴金讲到从日本报纸上读到的故事:两位好友被迫分开,临行相约十年后某日某时在一个地方会见。十年后,一个朋友去赴约了,但左等右等不见人来,突然一个送电报的人叫了他的名字,接过电报见上面写着:“我生病,不能来东京践约,请原谅。请写信来,告诉我你的地址,我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听了故事,师陀当即笑着说:“我们也订个约,十年后在这里见面吧。”巴金说:“好,就在杭州天香楼,菜单也有了:鱼头豆腐、龙井虾仁、东坡肉、西湖鱼……”但十年后,内战又开始了,时局乱人心纷扰,卞之琳去英国了,师陀在教书,巴金忙着编书校书。而等再一次想起当年玩笑似的“约定”时,师陀已不在人世了。

在朋友圈中,师陀算是巴金认识比较晚的一位。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巴金重返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时,有一天师陀来找靳以,进门就说:“听说巴金来了。”靳以答了个“是”字却没给他们介绍就把话题转到别处了,坐在桌子后面看杂志的巴金又很不习惯站起来自报家门,师陀跟靳以谈完稿子就匆匆走了。这样两个人在北平相见不相识,直到次年在上海才开始往来。

虽然相识较晚,但巴金对于师陀的文学道路却有很多帮助,师陀后来说,“要说对我进入文坛帮助最大的人,那是巴金,他不但出过我许多书,对我私人生活方面也很关心”(师陀一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刘增杰信,《师陀全集》第八卷第十三页)。此言非虚,经巴金之手于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师陀著作就有《谷》《里门拾记》《野鸟集》《马兰》《大马戏团》《上海手札》《无名氏》……这几乎占了师陀一九四九年前创作的大部分。巴金在编辑《文丛》杂志时不惜篇幅推出师陀的小说,第一卷的前四期中,期期有师陀的小说,简直是开了小说专栏。除了文学友谊外,两个人的私交也不错,师陀的夫人陈婉芬曾这样回忆说:师陀原来跟巴金、卞之琳他们三个是结拜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他们都是跑出来的。那时候巴金人长得漂亮,又出了名,哎呀,好多女孩子追他呀,都给他寄照片,他不知道哪一个好了,就去问师陀。师陀看了看,就说这个大眼睛的看着不错。就是萧珊。萧珊很感激师陀,哎呀,当时我们两家的关系真是好得很。每年初一,我们第一个到的就是巴金家里,巴金也在等我们,大老远萧珊就出来了,大声说“哎呀,我们王家的儿子来拜年来了”。我们总是玩一天,每年初一都是。(王鹏飞《记忆中的身影--与陈婉芬女士谈师陀》,《师陀全集》第八卷第五六六页)

这段话是在师陀去世之后说的,一些细节未必属实,比如看照片这样的故事,虽然细节生动但却不大符合巴金的性格,陈婉芬是在二十多年后才与师陀相识结婚的,当年的事没有经历过,最多听师陀转述,而添油加醋恐怕是小说家的拿手好戏。但两家的关系很好倒并不夸张,在目前保存下来的书简中,有一封是萧珊的“请柬”:

师陀同志:
我们刊物出来了,你大约也看到。封面还不错。但我今天写这信,不是为了拉稿,请你放心。上次说过请你来喝酒,我们决定十月二日晚上请你便餐,没有什么菜,反正是喝酒,你也不在乎菜,不过有油汆花生给你下酒。欢迎你来。
祝节日好
萧珊
九月卅日

文如其人,萧珊快人快语可见一斑,没有菜的“请客”也可见当年朋友间交往的不拘俗套。这封信写于一九五九年,信中提到的“我们刊物出来了”是指《文艺月报》一九五九年十月号起改名为《上海文学》,萧珊是这个杂志的义工,拉稿的兴致和劲头都很大,冰心晚年还记得萧珊在信中“威胁”她:稿子再不寄来我就上吊了!大约师陀也被逼得够戗,所以这次萧珊赶紧为他解除顾虑,首先告诉他这不是“拉稿”的鸿门宴。由此可见:师陀的作品此后出现在《上海文学》上恐怕与萧珊不无关系,改刊这期便有历史小说《西门豹的遭遇》,后来又有散文《红旗渠》(一九六一年第三期)、《南湾》(一九六一年第五期)、独幕剧《伐竹记》(一九六二年第五期)等。

18-x13.jpg

上图:巴金与师陀1985年摄于巴金寓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师陀家搬到武康路二八○弄三十五号二楼,距巴金家只有几步路,两人来往更为方便了。师陀说:“除去抗战中他去内地,四十年中我大概算得上是和他见面最多的人。他认识的人很多,其中有他的朋友,间或有一两位由朋友而变为路人的人;但是不管对什么人,不管是朋友或是由朋友变为路人的人,他从来不曾在背后讲他们的坏话。你也许认为他是个糊涂人,老好人,其实他认识人是很深刻的,他本人是个极善良的人,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善良,至少变为善良。古人说:下可以陪卑田院小儿,上可以陪玉皇大帝。这个比喻用在巴金身上可能比较恰当,却又侮辱了巴金,须知人创造出来的玉皇大帝,毕竟太反动了。人们往往用海洋形容广大,但海洋较之巴金的器度究竟有边际。”(师陀《为巴金获得“但丁奖”而作》,《师陀全集》第三卷第五五三页)--不同寻常的“器度”,这是师陀对巴金的评价,也是巴金给朋友们的共同印象。

作为可以信任的朋友,在抗战胜利后和五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师陀不在上海期间,巴金甚至成了他的代理人,为他结算版税并寄给他,以解燃眉之急。他们的通信也能够看出当时文人的生活状况。

18-x4.jpg

上图:《江湖集》第五版版税通知单,旁竖写手迹为巴金所书。

开明版税单至今尚未送来。这次据我估计大约只有七八百元。今天在文化生活社为你借支了一千元,由交通银行汇上,请查收。开明版税取到后,即可以汇上。一千元还不够买一条三炮台香烟。物价这样涨法,版税算法可得改了。我在文化生活社讲了好几次。(巴金致师陀残简,写信时间约为一九四八年底、一九四九年初)

今天汇上贰万贰千元请查收。内计文生版税金贰万一千一百三十三元,开明版税八百四十二元。开明的八百四十二元是星期六取到的。文生的,今天拿到。近况如何?家宝已离沪。各友都好。(巴金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致师陀)

在后一封信上,后面还附有详细的账单。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中,文学显然成为生活中奢侈品,而以卖文为生的作家们也将经历艰苦的生活,巴金自己在那几年里也遭遇过:我一向靠稿费生活,当时蒋介石政权的法币不断贬值,每天在打折扣,市场上可买的东西很少,钞票存起来,不论存在银行或者存在家里,不到几天就变得一文不值。起初我和萧珊眼睁睁看着钞票化成乌有,后来也学会到林森路去买卖“大头”,把钞票换成银元,要购买东西时再把银元换成钞票。我上街总要注意烟纸店门口挂的银元(“大头”)牌价。在那些日子要活下去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怀念均正兄》,《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五一九页)

师陀给巴金的信中还不断地报道着河南等地的情况,“此间物价据原比上海低,自上海涨后,大批土产被商人收买,反正[而]比上海贵起来。只有米比较便宜”(师陀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致巴金)。生活困难的情形在解放初并没有根本改观:“下乡的结果还难预料,靠得住的据我想恐怕只有吃糠、山芋叶、柳树叶等,那当然是义不容辞了。此地书很便宜,前天有人看见一部通鉴,只卖四五百元人民币一斤。这是一般价钱,从解放起,每天不知有多少论斤称给买旧纸的,出路是拿去包东西,作纸炮。说起来恸心。如果有人肯收,以这个价钱,即使把开封存的全部有用的书买下来,也只用很少一点钱就办到了,可是没有人问。我前天买了一点,价钱比较贵,才一千六百元一斤。本来还想买下去,可是没有钱,马上又要下乡,只有等从乡下回来再说了。就是买的那一百多斤书也还是借的钱。请你从存款中提出二十五万,汇给……”(师陀一九五○年四月十五日致巴金)后来又一信催款,“劳尊夫人的驾,请赶快汇出。因为此地人都穷的很,段君是借的公款,到时还不出恐不大好”(师陀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致巴金)。

文化生活出版社是文人办的出版社,文人也没有因为办了出版社就成了商人,这从它的一些运作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对作者则是不买稿,实行版税制,保护作者著作权和长远利益。书稿印出按书的定价百分之十五付给作者版税。一年分两次结账,照销售清单售出多少,结付多少。决不拖欠。……如生活上遇到困难,可以预支版税,或按月领取一定的生活费,俟书稿印出销售后再逐步扣还。最早这么办的有胡风,抗战后期在重庆的曹禺、沙汀也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李济生《文化生活出版社始末》,收李济生编著《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第4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二○○三年十一月)。所以一个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的小出版社也可能成为一个个文人的“家”,它聚拢了文人们的心,出版社的人情味儿,文人间的相濡以沫,这些在“公事公办”、动辄以法律的名义对簿公堂的今天似乎是不可想像的。

18-x12.jpg

 

左图:夫人陈婉芬绘师陀漫画像。

与那个时代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一九四九年以后师陀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社会建设和自我改造中。一九五○年他曾跟河南文联的人到许昌参加过土改;一九五二年十月又到山东莒县爱国村吕鸿宾农业合作社深入生活,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才回到上海,此后还到东北等地参观过,总之,他希望自己站在第一线,并就自己所熟悉的农村生活写出好的作品来。但如其他“老作家”一样,他的写作也陷在泥潭中,这从他给萧珊的信中可以看出:“稿子是早写好了,看来看去,越看越感到瘸脚,没有法子,只好马马虎虎改一下,硬着头皮寄出去。假使不能用,请仍寄还我,等写了比较好点的再寄来。看起来我要做新闻记者,还真得好好学习几年才行!”(师陀一九六○年十月三日致萧珊)老作家们“换笔”写“新人新事”,总是给人热情高涨、力不从心的感觉。不仅是萧珊催的写稿,也是下在生活的第一线,师陀自己也有压力,也想写啊,否则去体验什么生活?所以,他写信给巴金,诉说自己的创作困境:我原说过向记者学习,但是写的结果,远不如记者。因为知识差,抓不住关键问题,同时也没有他们那种耐性。他们写一篇稿子光采访材料就要好几天,往往是集体干,写了又来对证材料,又要当地领导提意见,一改再改。我光凭印象,随便谈谈,当然不行了。这不是替自己开脱的话,其实即便多化点时间,自己单干,看问题不尖锐,写了也不一定有用。在豫东时写了四篇,都不好,有一篇寄给上海文学,萧珊和魏老看过后退了回来,都提出很宝贵的意见,特别是萧珊的意见比较具体,可以帮助我改进。(师陀一九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致巴金)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小说家“向记者学习”去报道生活显然施展不开拳脚,更何况那个时代的记者都带着“精神”下去写作,方向明确,思想正确,这些哪是师陀之辈从报上得一点精神的余唾所能跟得上的?所以他说“看问题不尖锐”,倒也是知道自己的弱点。但以前,也未必看问题就尖锐了多少,为什么写起来得心应手呢?一是没有逼着自己“硬”写,所写都是自己想写甚至是非写不可的;二是现在头脑中有“框框儿”了,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该怎么写,早都有了统一的程序,不敢越雷池一步。比如下面一封信谈到的小说,似乎没有一个重大的“有意义”的主题撑着师陀就不敢动笔,而扣个大帽子又违背了生活的真实,所以令他左右为难:因为想有所作为,结果毫无成就,又未立刻奉复,实在无颜对江东父老。本来想按老巴的意思写一篇春节的小说,春节的气象是有,贴对联、休息、吃饺子,苦无其他内容可以往里头安排。如果写年初一开荒、打院墙、栽树,这应[样]写虽也勉强过得去,可是不真实。农民劳动一年,是很需要休息的,尽管他们过去年初一什么劳动都干过,今年却不同了。因此想来想去,这小说写不成,还是等候几天,写篇散文吧。(师陀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致萧珊)

对此,巴金有鼓励也有建议、批评(那一代人的友情就这样,相互温暖却并不世俗):“你说你写得慢,你每天平均两千上下,其实你比我写得快。我平均每天只能写一千多字。”“我读过你的《保加利亚散记》觉得写得不错,特别是文字。这两篇的确干巴巴,一点油水也没有。不能说‘精练’或‘简洁’。我倒想说,作者太吝啬了。我劝你写慢点,不要性急。多看看,多弄一点材料,慢慢消化一番之后,再来动笔,一定好得多。因为你写的那些‘新人新事’到处都有,谁都见过好些,你简简单单地写下来,不会打动读者的心,读者会说,他们见到的比这些更强。”(巴金一九六○年十一月一日致师陀)在后来的信中,师陀再次大倒苦水诚恳地找原因:文章写不长,写的没有生气,主要在知道的太少了,了解的不深入,缺乏具体材料。……材料不足写不长,也可以写的有生气,那需要时间酝酿。比仿新乡地区林县正修红旗渠,很值得写一篇,去看了两天,两手空空。现在写起来了,但是琐碎,该突出的地方架空,应有尽有,不感动人。没有材料,也不可能再专门跑去补充材料。补救的办法,只好再仔细考虑一下,把文章的层次分分清楚,压缩一点,再加一点想像,向所谓“技巧”讨救兵了。这当然不可能写像样,背景大,需要丰富的内容支持它,耍笔头贫嘴决不能掩饰内容空虚,即使有耐性的人看着也许会有点兴致,毕竟是等而下之的玩艺儿,不足以哄瞒大雅。(师陀一九六一年一月七日致巴金)

我想写“十七年文学史”的时候,一定要把这封信引上去,它详细描述了一个作家绞尽脑汁要写好作品的窘态。我们没有理由低估师陀的才华,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的时候,他也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毛头小伙子,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设专章评价的小说家不过十人,师陀就位居其一,名列张爱玲、钱锺书之后,被认为是抗战后期重要小说家。夏氏评价他早期作品“文笔典雅,饶有诗意”;评价其《结婚》为“一部真正出色的小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九三、三九九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二○○一版)。但他的才华似乎在盛年就缺乏充分施展的机会,不仅如此,他的创作热情还屡遭打击。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日师陀的长篇小说《历史无情》在《文汇报》的《笔会》上开始连载,转过年三月左右,在丰村主编的一份小刊物《人民文化》上刊登了《一群苏北青年的公开信》,信上指责小说中所写的仆人爱上了主人的事情,事关阶级立场上,像鲁迅不是说过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一样,从苏北解放区的来信虽然小事一桩,可是给报社的压力却不小!当初邀约连载的师陀两位老朋友:《文汇报》的副主编柯灵、《笔会》主编唐慌忙当着师陀面商量对策,又当着他的面柯灵说:“没有办法,只好腰斩!”连载只得草草收场了,于一九五○年四月十日结束。该书于一九五一年三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后,起初还有好评文章,但不久就遭到痛批,师陀还记得批他的那个刻薄题目:“师陀念弥陀”(详见师陀《从〈三个小人物〉到〈历史无情〉》,《师陀全集》第八卷)。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没有人考察过刚刚进入“新中国”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会给师陀的心理上带来怎样的创伤,多年后巴金还记得此事并认为:“对他是不公平的。”(巴金《怀念师陀》)

18-x14.jpg

上图:《怀念师陀》手迹

在现在保存下来的书信中,有巴金给师陀的一封短简,没有客套,上来就是,“师陀:《曹操的故事》似乎可以多写点,有些地方还可以发挥一下”(巴金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二日致师陀)。也许是受了朋友的鼓励,也许历史题材的东西束缚比较少,容易发挥,写得自由,反倒曲折表现出小说家的个性,于是有了《伐竹记》,有了《西门豹》。师陀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写一组以春秋战国人物为题材的小喜剧时,万万没有料到写历史居然还有“影射”的罪名,这次,他是踏入了一个地雷阵。不光是他,很多作家都因此遭到批判甚至家破人亡,像吴晗的《海瑞罢官》这样妇孺皆知妇孺皆批的历史剧就不说了,在一九六四年沉钟社元老陈翔鹤的两个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已经被定性为“毒草”;田老大(汉)的《关汉卿》受到啧啧称赞的同时也埋下了他“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祸根。师陀也在劫难逃,他的《伐竹记》“本来这个本子是反对大男子主义,可是居然让‘四人帮’看出来我是为了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而写的……它发表时,《上海文学》编辑部就缺乏信心,到处请人提意见。结果请到姚文元,姚文元说,他们写这种东西,都是别有用心的。……当时,张春桥也要让我到作协大会上去检讨。可我实在不知道我有什么错,所以我就是不检讨”(师陀《师陀谈他的生平和作品》,《师陀全集》第八卷第四○二页)。《西门豹》的写作先是因为在《上海文学》一九五九年第十期上发表的那篇《西门豹的故事》,受到黄佐临的鼓励,认为可以改成剧本,于是师陀在当年年底改出了初稿,经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些人提出意见后,作者又改出第二稿,此时已经一九六二年春了。但《伐竹记》莫名其妙挨批一定让师陀噤若寒蝉,所以给了北京《剧本》杂志的稿子后来又要了回来,直到“文革”时,这个没有发表和公演的剧本照样成为他的一桩罪名(直到一九七九年《收获》第四期此剧本才见天日)。这样动辄得咎的创作,作家怎么可能写得有“生气”?那一代作家所承受的各种压力的确是今天那些在舒适的室厅大谈骨气和独立人格的高士们所难以想像。

即便如此,师陀的政治热情似乎并没有受到挫伤,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因血压高在华东疗养院休养的他,在一日凌晨竟然给巴金写了封长信,信的末尾非常郑重地向巴金谈起:另外一个问题,本来我在上海就想向你提出,但是想到你可能当作一句普通话,不加考虑,说过就忘记了,所以现在写在这里,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本来你好几年前已具备入党条件,当时你自称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怕给党带来不良影响,自己又怕太受拘束。你说这话是诚恳的,我完全相信。可是根据你近几年来的工作与活动,事实证明并不自由散漫,你接受党的命令工作活动,尽可能参加各种会议,有什么必要老留在党外呢?请你自己认真考虑一下,和萧珊商量一下。天还没有亮,不过我眼睛模糊,不能多写了。(师陀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致巴金)

在那个时代,像巴金这样的“旧知识分子”被接纳入党,那是个人的无上光荣,至少证明了“改造”的成绩已经被认可了,他们的共同朋友靳以在一九五九年去世前被批准为党员,当时靳以激动不已,给很多朋友写信报告消息。巴金的入党问题,未必就没有上层人士考虑或者提出过,但师陀的这封信还是让人感到有些--怎么说好呢?--哑然失笑,因为他本人根本都不是党员,居然还要大模大样地去动员巴金入党。从巴金的回信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师陀的天真来--注意啊,这是什么时候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二十多天后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就要发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揭开序幕了,难道师陀就没有一点觉察?对此形势,巴金显然已经感到紧张了:你这次提到组织问题,你在病中还想到我的事情,还关心我的进步,很感谢你的好意。不过说实话,我目前实在不够条件。根据今天的标准,像我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只有认真接受改造,在兴无灭资的斗争中做出一点成绩以后,才有资格谈别的。这次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考验。我要是能过好这一关,要是能有较好的表现,我可能要考虑组织的问题。我脑子里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了,这些年也在进行思想斗争,也在改,但是改得太慢。以后得加倍努力。(巴金一九六六年五月六日致师陀)18-x10.jpg

左图:巴金1966年5月6日致师陀信手迹。

“这次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考验”,这句话仿佛一个预言,多年以后,留在巴金的记忆中另一个镜头就是:在巨鹿路作家协会资料室前的草地上,造反派头头在训斥他们这群作家,头头走了大家垂头丧气散去,在师陀身旁的巴金顺口劝他:“要好好保重啊!”师陀痛苦地回答:“你要我拿什么来保重啊?!你自己……”(见巴金《怀念师陀》)

“文革”结束后,师陀的旧作又可以重印了,他也得到相应的评价,但浏览他晚年的那些书信,我觉得他并不心安,相反内心中很寂寞。与很多作家大不相同,在创作上,他似乎并没有焕发第二次青春,这一期间的文字多为回忆,而且创作量也不大,甚至远远不能与年高多病的巴金相比。也难怪,一个小说家精力最旺盛的时光毕竟过去了,生命中有些东西流走了便永远也抓不回来了。在他的书信中,还零星有关于巴金的记录,呈现出的是与他的生活大不相同的另外一种状态,“前天下午去看过他,他身体很不好,主要是精神疲倦。而一个人一旦出了‘名’,总不断有人拜访,大家全想从他那里挖出些宝贝,他的死活是不管的”(师陀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致沙汀,《师陀全集》第八卷第四十七页)。“巴金住的虽然很近,我因杂事缠手,春节后不曾去过。他身体似乎还好,精神欠佳,我劝他去杭州休养,他讲宾馆太贵,以地位言,他是可以不付费用的,自己又坚持不肯”(师陀一九八六年四月二日致沙汀,《师陀全集》第八卷第七十二页)。18-x11.jpg

右图:巴金1980年5月9日致师陀信手迹。

在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师陀提到巴金,写道,“劝他辞去上海文联和作协主席,因原作协党组分为两派,均想利用他做招牌也”(《师陀全集》第八卷第二三一页)。在给胡乔木的一封像是告状的信也涉及到巴金了,言“上海开文代会的结果:吴某事先给巴金找得一位代理人,他在其中一派中给自己找到一位代理人”云云(师陀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致胡乔木,《师陀全集》第八卷第八十页),而之所以这样写,主要是他感觉:“我从去年下半年起,在作协上海分会就受排挤。”证据是全国作协选举理事时自己被从候选人名单中调整掉了。胡乔木曾为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写过序言,他们两个人算是有私交了,这里所议论的文坛是非不是一言可以道尽,而且也不是我所关心的重点,我感兴趣的是这些议论可以看出师陀的敏感和被冷落得太久了,他实在有些不甘于寂寞,难道他自己忘了三年前曾劝过巴金辞职的话吗?而此时距离他的生命终点也只剩下三年了,何必为区区理事而大动肝火呢?--但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二○○四年十月的一天,我去巴金的故乡成都,还没有走出机场的大厅,接到了李小林老师的一个电话,说她找到了巴老的一篇《怀念师陀》的未完稿。我立即想到巴金先生在《西湖之梦》中所写的:“我为他的后半生感到惋惜,也为自己珍贵时间的浪费深感痛苦。后来他突然地死去是一桩意外的事故。我要写一篇怀念文章,开了头却没有写下去。”那么这就是那篇开了头的文章吧?

这篇《怀念师陀》仅仅写了两部分,但开头便是这样:有一天师陀跟我开玩笑,他说:“谁先死,就该谁写怀念文章。”我比他早生几年,很可能先离人世,师陀是难得的文章家,读到他的怀念文章也是一种幸福,只是我和他之间已经隔了一个世界,即使他实践了诺言,我也担心不容易理解他的感情。却万想不到写文章的不是他,是我。拿起笔我的手指发抖,不单是由于我的病(帕金森氏综合症),更因为我害怕我写不出我应该写的东西。

那天双流机场人很少,大厅中空荡荡的,拿着电话,听着小林老师复述着这样的文章的开头,我沉默良久,他们曾经在西子湖畔有过十年之约,像玩笑一样过去了;而这个生死之约,巴金却艰难地履行着,尽管遗憾地并没有完全实现,但他没有食言,于是我想起了他们年轻时候讲过的故事,想到了东京桥头的那封急急送来的电报:上面写着:“我生病,不能来东京践约,请原谅。请写信来,告诉我你的地址,我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唉,那一代人的友情啊……
二○○七年五月四日零点四十分

(本文部分师陀照片复制于刘增杰教授编校《师陀全集》,特此致谢)

文章版权归《万象》所有,转载请与《万象》编辑部联系
(Email: 
wxzz@vip.163.com)

目录
复旦大学:“驳壳枪”与“护心镜”
复旦大学:纪念毛清献老师故世四十年
复旦大学:关于文革的一段记忆
复旦大学:见证复旦园“斗鬼风”
复旦大学:见证复旦园“追穷寇”
复旦大学:李梧龄回忆录
复旦大学:一代名记赵敏恒
复旦大学:我是赵敏恒的儿子
复旦大学:记杨必
华东师范大学:我的精神摇篮——回忆大学年代
华东师范大学:我的大学生活
华东师范大学:大学往事
一个上海77级大学生的回忆
同济大学:足迹与土壤--大学五年
北郊中学:相遇三次的朋友
北郊中学:一个老人和一段历史
复兴中学:林老师的两本书
虹建中学:我的中学生活片段
继光中学:回忆中学里的先生
继光中学:忆三位数学老师
继光中学:我的学长们
继光中学:我的中学同学
继光中学:忆周醒华先生
虹口区舟山路小学:我的小学
向上海美专致敬
上海戏曲学校:可萌绿,亦可枯黄 ——言慧珠往事
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回想陈逸飞
文汇报:我看到的黄裳
父亲与《新民晚报》
虹口区大陆新村:情係湖湘(上)
虹口区大陆新村:情係湖湘(中)
虹口区大陆新村:情係湖湘(下)
虹口区东长治路余庆里八十五号:田田
虹口区:山阴路的前世今生
虹口区山阴路:当年山阴路上的几个小家碧玉
虹口区山阴路340弄积善里29号:忆大申小青兄妹
虹口区临潼路:临潼东村记事
虹口区横浜桥:我的外婆桥
虹口区余杭路:吾敌吾友
虹口区:上海东余杭路978弄2号
虹口区:山陰路生活瑣憶
华山路1006弄11号:我的母亲言慧珠
卡德路(现石门二路)嘉平坊14号:乐嘉煊与世界语
徐汇区:华亭路72号
延安中路913弄:上海文化名人村四明村
浦东高桥星光工具厂:两个“特赦”人员的晚年生活
宝山县杨行:农民造反记
宝山县杨行:“卖引线”一家--邻居在反右中的遭遇
宝山县杨行:我所参加的一次抢劫
宝山县杨行:洪生伯伯
宝山县杨行中学:44年以前的旧照片
松江县泗泾镇:故乡今夕
我的第一次素描人体写生
“打鸡血”往事
跟陆小曼学画
记忆中过去的电影院
姐姐妹妹站起来
“盲流”“农民工”── 我父母的故事
那过去的事情--回忆五十年代
我的家族
一个“镇反”人员的别样人生
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学追忆
“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
上海的“三大总会”
杂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藏书楼
上海的民居
游荡在老上海
我的1976年记忆片断
“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
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
一组珍贵的影像
在海滨教书的日子
上海:潘虹日记· 无法哭泣
永远的三五牌台钟
老爸青春无歌
“儿时”民国
活着的记忆
他按自己的活法而活--追念陈文乔
新沪中学:琐忆
老章和我所欠的房租
无地自容:被“放逐”的上海人
“文革”中看电影
幸虧年輕--回想七十年代
专访旅美学者文贯中(上)
专访旅美学者文贯中(下)
我的师父
自我的纪念
过去的过年过节
日记的记忆
李济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本是同根生——关于一九五七年的一个记忆片断
那些树,那些声音
陆小曼的“风景”内外
一个出版人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
怀念傅雷先生
黄宗英:此情悠悠谁知?
历史人物胡治藩——兼评纪实文学《大人家》
《海上花列传》的广告案例
穆旦与萧珊
寂寞徐訏
张爱玲与小报——从《天地人》“出土”说起
关于《郁金香》
和尚的文章与进退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一)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二)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三)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傅雷与一份报纸的因缘
八十年代琐记(一)
八十年代琐记(二)
八十年代琐记(三)
书中自有偷着乐——从“溪西鸡齐啼”谈起
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
父亲的上海公交月票
洪深大闹大光明戏院
傅敏与《傅雷家书》
同济大学:两代人的美术加试
西子湖畔的十年之约--巴金和师陀
上海滩“侠影”
民航管理局:林雨水:逃回祖国抗战
十四载黑纱为国觞
上海复兴中路496号--解放战争期间地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万维网和我的如烟旧事
上海弄堂里的中共秘密电台
爷爷的故事
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爷爷的故事
那个年代那些事
我的回忆
1949 黄金大挪移
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
怀念我的母亲庐隐
从一张结婚证说起
江苏路285弄
看批判电影去
照片见证解放前上海武训学校的奋斗历程
走路的回忆
一个“暗娼”的档案:我放纵,我有罪?
大串连——我的“文革”回忆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我的文革岁月
致余开伟先生
文革中的上海商品供应细事
一个男人的故事
浦东同乡会的结束
抗日女杰郑苹如
路易士和胡金人的青葱时代
人们不再纪念她之日
未完工的诺亚方舟:战时中国筹设犹太人特区始末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再补
我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我的“右派”亲戚
五四中学:我的历史 红色系列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五四中学周边的旧闻轶事
复旦大学新闻馆前的留影
“戈登将军号”上的乘客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风骨--狱友孙大雨
父亲的学历和职称--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黃宗英回憶錄:命運斷想
老邻居戎叶侯
70年代上海购物记
王康年冤案真相
有半导体相伴的日子
记傅雷
商务老档案散失之谜两篇
复旦大学:三十年师恩难忘
大上海里的小菜场
不尽往事红尘里--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身世淒楚的女作家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