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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言、许振强、吴亮、刘齐在沈阳张学良故居

八十年代琐记(二)

---吴  亮

为写《八十年代琐记》我翻了好几只抽屉,几只灰蒙蒙的大牛皮纸袋几只破损的信封。里面塞满了照片。往事历历在目。其中一张,我坐在一九八六年沈阳《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的办公室,和刘齐下象棋,陈言与许振强站在一侧观战。房间陈旧,阳光无力地照在我们的身上。落地窗和墙壁油漆斑驳,桌子堆满报纸杂志。他们告诉我,这个房间,当年曾是张学良的卧室。风流倜傥的少帅卧室!

第二年,就是一九八七年,在太原我看到极其类似的景观——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办公所在地原来是阎锡山的大帅官邸,多么令人遐想的地点啊!虽然当年将“匪产”分配作文化机构有些匪夷所思。阎大帅的房子暗道密布,鬼祟且阴森。相比之下,少帅府多了些儒雅之气,也依稀闻得到脂粉味。

一次,去五台山。长途汽车一路颠簸,许多人昏昏欲睡,韩石山唱酸曲为大家解乏。他这样唱道:“一更里来张秀才,你把老娘门拍拍。拍拍拍拍你白拍拍,老娘不是那货财。二更里来……”韩石山摇头晃脑唱完“张秀才五更全本”(张秀才耐心十足步步紧逼终于如愿以偿, 寡妇半推半就一本正经失身而不失贞),把大家的精神吊了起来。我看看眯着小眼满口黑牙的韩石山,活像《小二黑结婚》里的小诸葛。太阳照耀着一九八七年八月的那个下午,一段声色并茂的小调印入我的记忆,与它一起摇晃的还有蜿蜒盘曲的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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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吴亮在云岗石窟

一次,还是在五台山,午后我们去佛母洞。许多人钻了进去又爬了出来,他们说里面没啥,只有曾镇南大大咧咧比划着说:“我觉得它很像猪肚”!下山时,那辆上海杨浦客车厂生产的大巴突然失控,一头撞向路边石崖……许多无神论者受伤了,曾镇南的脸肿得像猪头。

“一次,”我后来对人说,“我们在五台山遭遇车祸……”

一次在家翻检旧物,那一年(好像是一九八七年)去湖南拍的照片不知塞哪了——长沙、岳阳、常德、张家界——一辆破旧的旅游大巴玻璃窗震动着,夜色掩护下我看不到车轮从悬崖边碾过,只听见碎石滚入山谷。我们饥肠辘辘一路颠簸,车窗外漆黑一片。在拐弯处,车灯把一块写有“张家界”三个大字的界碑照的雪亮。那一瞬间我不晓得写这字的是沈从文,他老人家当时还健在。

半途我们在常德的青年旅行社住了一宿。那是一长溜的简陋平房,蒋子丹安排周介人与我同屋。湖南土烧酒和拌凉粉十分诱人,半夜头痛欲裂腹内汹涌,我起床如厕(那时候许多旅舍只有公共卫生间),走廊上我迷迷糊糊看见周介人独自徘徊。他说阿亮你的鼾声真是够级别。

我的打鼾迅速得到了惩罚。第二天晚上我接到通知换房间,三个“害群之马”被集中在一起:钱理群、吴福辉加上我。周介人笑吟吟地说,今朝夜里我总算可以好好困一觉了。

忘记谁了,可能前一晚与老钱或老吴同屋的那位。窃笑着对我耳语:你必须比他们先睡着!我说我在火车站候车室都能睡着……完全两码事!他强调说,或者你先喝醉了也是个办法。
我不相信。

我进入那个指定的房间。房里三张单人床,老吴躺在最里面靠窗的那张床上,和老钱聊天。老钱则坐在靠门的床边,好像睡意全无。我知道了,我的位置在中间。也许我的确喝了不少酒,人很困乏,我和老钱老吴草草敷衍几句,倒头就睡。半夜我醒来了我听到了什么啊!整个房间如同船舱底层轮机房那种轰鸣声,难道是从人的口腔鼻腔和胸腔发出来的吗?老吴那边仿佛有一台老式马达,声音单一,巨响,均匀,有持续性。老钱这边更了不得,足足一个重金属乐队!老钱的鼾声形式多样五花八门,一会儿如管乐齐鸣一会儿如口哨悠扬。突然,老钱这边的声音没有预兆地嘎然而止,只剩老吴的驳船还在突突行驶。多么安静啊!不过就是一艘船,猛然间,没有预兆地,老钱那边又擂起战鼓吹起了号角!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和蔡翔在洛杉矶机场遇到钱理群。他告诉我, 这次去美国开会主要为了会会朋友,其次是买一台“打鼾者睡眠呼吸机”。可能要两千多美元,老钱说。太太关照的, 必须买。我顿时想起了张家界的那个不眠之夜。

离开张家界的那个早晨,大伙儿还依依不舍地在准备出发的大巴附近转悠,他们或蹲或站和摆地摊的湘西老乡讨价还价。我和黄子平坐在车上有点无聊。窗外走过一个卖凉粉的女人,我从窗口伸手要了一碗。黄子平说,吴亮胃口真好。我说,你也来一碗?他眯眯一笑说不啦!这时候,大伙儿总算陆续上车,我端着的凉粉还没吃完哪(那个女人站在车窗外等这只碗),周介人说,不急不急。吴福辉说,吴亮真能吃。黄子平说,吴亮已经在吃第二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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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钱理群、赵园、吴福辉、雷达、吴亮、凌宇(前)、许子东(后)、李庆西在

一次,父亲从街上带回来几只“黄桥烧张家界饼”,看上去比王家沙蟹壳黄大一圈,又松脆又香软。我问父亲是哪里买的,他说在延安路沪光电影院过去一点,七十一路车站旁边。那时延安路还没有禁止自行车通行,去“杜六房”买酱汁肉我乱穿马路。尤其是上午,红灯形同虚设,警察不知道哪里去了。父亲六十多岁开始研究怎样煨牛尾汤,他还喜欢自制牛骨髓夹心饼干。他只吃泰康元利和采芝斋的饼干花生糖枣泥麻饼。这一切终成往事,它们如此琐碎。           

 现在,延安路被巨大的高架桥撕开,大片的绿地四周车轮滚滚。那些食物已杳无踪迹,父亲去了天堂。

一次,在淮海路社会科学院四五二房间,杨小滨对我说他马上要去美国了。我抬头望望,他依然一脸稚气。我读过他写的几首诗,他喜欢湖南小说家徐晓鹤写的《院长与他的疯人院》,它们同样费解而令人难忘。我说好啊,只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他说总会再见的吧!这时候,我从他茫然的眼神里仿佛看到另一个世界,它将在他的面前缓缓展开。

一次,父亲和我谈起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曾祖父名叫吴歧峰,像一个似曾相识的旧式小说里的人物,他六十年前就已去世。父亲后来每次提起曾祖父,我都能根据父亲的眼神确信,那一瞬间在他的眼前出现了曾祖父的幽灵……现在所有关于我的曾祖父的生前影像,随着父亲的去世彻底消失。一个永远休息的大脑带走了一切,我猜想曾祖父当初肯定也对年幼的父亲说起过吴家祖上的故事。

一次,住在苏州东门外的二舅来家里做客。吃中饭了,父亲给二舅倒酒。二舅说,一点点……两个老头敬过去让过来,父亲说,太少了,烧一条鱼都不止放这一点酒。二舅说,我不能和鱼比。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每天去粤式酒楼吃早茶(我喜欢虎皮凤爪、萝卜糕和鱼片粥)。淮海路原电影局大院,瑞金路乒乓房,长乐路老锦江饭店食街,划出一个自我软禁的铁三角。我的外出活动半径不超过五百米。对自由我已不寄期望,肉体快乐口腹满足,够了!读书和思想只会让我内心痉挛……

一次,上海文学的几位哥们开车送我回家。车子在家门口停靠,司机小王和路边一个骑自行车的酒鬼发生冲突,我上去一拳打断了那酒鬼倒霉的鼻梁。后来警察来了,他们把这个打架认定为一次由车辆行驶所引发的纠纷。警察把我们带到思南路一条弄堂里,我抬头看见一块“卢湾区公安局交通队”的牌子。一位值班民警开始做笔录,他和蔼地问:你还会打人?这时候,那个用毛巾捂住鼻子的酒鬼彻底清醒了。

一次,无缘无故想起了甘少成。一个四处游荡的流浪艺术家。此刻,他为我画的一幅肖像就搁在我左边的杂物架上头。画的下端写着“画老吴 1988.11 甘少成”。那天在新华路他女朋友家,我们喝了两瓶“尖庄”。老甘和我大谈法斯宾德,甚至预言般地说他渴望像法斯宾德那样夭折而死(老甘后来死于车祸,他酒后驾车撞在大树上)。临别前,他趁着酒兴给我画画。那时我也真够大胆,居然夹着画晕晕忽忽骑自行车回家。

老甘!现在我还常常在你画我的那幅画上感受到你留下的气息。

画家朋友英年早逝的消息每隔几年传来一次。又一种充满可能性的生活嘎然而止,他们像停摆的钟,时针永远凝固在某一刻度旁。

(本文图片由吴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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