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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亮在孔子墓前,摄于一九八四年

 

八十年代琐记(一)

---作者:吴  亮

那时候上海没有夜生活,晚上十点以后全城一片漆黑。只有云南路有两三家小饭馆通宵营业,在那里我消磨了许多个难眠之夜。一壶温热的花雕加半斤醉虾最后来一碗菜汤面,花销不超过十二元……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中旬,我躲在彭浦新村的一间朝北小屋内写作。那时写的题目是《当代小说:一次探索的新浪潮》。我偏爱“一次”这个词,许多年以后,文德斯出了一本书就叫《一次》,里面的照片实在迷人

……许多童话都用“有一次”来开头的,一个古老的开头。
 
一九八四年夏天的炎热难以忘怀。那时我仍是上海饮食冰箱厂的检修工。我请了假躲在家里写作,一篇五千字的评论半天就可以完成,稿费相当于工厂给我的月薪。当时知道我的人并不多,我兜里总有些碎银子,有那么点逍遥自在。夏夜暑热难当,我就一个人溜到淮海路去吃冰沙,赤豆或酸梅是我当初的最爱。我喜欢冰冻甜品却不怎么喜欢冰镇啤酒。
 
记得是七月初的一个傍晚,闷热,但稍稍有点微风。我坐在家门口纳凉,程德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那时人们寻访朋友事先往往不通电话,那时长乐路浓荫蔽日的街上很少车辆。
程德培郑重地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富春江边的白沙小城……。半个月后,我们认识了“李氏兄弟”,然后是那个“月亮坪之夜”。
 
一次,北京某文艺机关报主事领导来上海开会,亲临巨鹿路六百七十五号视察。周介人在梅龙镇酒家简餐招待,蔡翔和我奉命作陪。席间周介人见该领导心情不错,说道:“吴亮还是蛮憨厚的。”没曾想北京要员立即停筷正色道:“人虽憨厚,文章并不憨厚啊!”听了这话我憨厚地笑笑,却把周介人吓了一跳。
 
一次李庆西来,大约是冬天吧,我与程德培去火车站接他。三人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小饭店吃饺子喝啤酒,李庆西问程德培:清污结束了,你们这儿传达了没有?程德培兴奋得直搓手,答非所问:吴亮又可以乱写了!
 
那时候我沉迷于写作。能将我从写作中拖出来的是玩牌,结果我就沉迷于牌桌。当然也只有写作可以重新使我回到书桌上。一次 (这种“一次”有无数次了),我发现,无论我怎么往返于牌桌和书桌这两堆稻草之间,本质上同拉封丹驴子的命运还是没什么两样。
 
一次,早上九点,我刚踏进作协理论研究室,就掏出一大堆皱巴巴的钞票在办公桌上清点。程德培坐在对面一脸狐疑地问,哪来这么多钱?我说打牌赢了。我说从昨晚到现在我没合过眼。德培听了这话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反应。那是一九八六年夏天的事。德培穿短袖衬衫却从不穿短裤,一副浅色赛璐璐框的眼镜,那时他烟酒不沾。
 
一九八四年底,那个后来被不断回忆的“杭州会议”在部队的杭州疗养院召开。晚上,没有取暖设备的将军楼里跟室外一样寒冷。许多人在楼下围着一架电视机看足球实况转播,好像是中国队对西亚的一个什么队。比赛还未开始,程德培已经十分亢奋,一会儿跺脚一会儿原地打圈。曹冠龙开玩笑说,德培像一只吃过药的蟑螂。李陀说,这种球也值得激动?德培说,好的球我们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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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会议”合影,前排右三为吴亮
 
一九八九年岁末,我对文学批评丧失了热情。至今令我不解的是,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考虑写回忆录了。我的第一本类似回忆录的小册子叫《往事与梦想》,一本关于阅读和写作的随笔。紧随其后的是《漫游者的行踪》……这一年的十二月特别寒冷,我每天写作到深夜甚至第二天黎明。那时候上海没有夜生活,晚上十点以后全城一片漆黑。只有云南路有两三家小饭馆通宵营业,在那里我消磨了许多个难眠之夜。一壶温热的花雕加半斤醉虾最后来一碗菜汤面,花销不超过十二元……等我跨上自行车回家时,天空已经蒙蒙亮了。

除了扫街者和有气无力的水银街灯,只有湿冷的寒风从我耳边拂过。
 
一九八六年春天我一个人去沈阳,刘齐请我吃街边的“朝鲜烧烤”(那会儿我们还不管它叫“韩国料理”)。

一张油腻的木桌,中间挖个圆洞,铁丝网下面搁一只炭炉。刘齐笑话连连,我一边“唔唔”应声敷衍,一边大口吞咽。半生半熟的烤牛肉令我心无旁骛。我喜欢“朝鲜泡菜”,直到今天我都要在心里想一想才能把“朝鲜泡菜”说成“韩国泡菜”。
 
一次在桂林开会,同行的有陈村。那时真是年轻啊!告别晚宴上,我豪迈地仰面饮酒,低头嚼肉,一大盘狗肉我吃了四分之三。事隔多年之后,陈村在他的某篇文章里回忆道:吴亮吃狗肉当场流出了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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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亮和陈村在桂林

一次,孙良告诉我,重庆路大沽路拐角新开了一家小饭店。那里的咸肉菜饭和荠菜豆腐羹价廉物美,最值得推荐的是肥瘦相宜的腐乳肉……这天我坐在孙良的画室里饮茶,浓酽的铁观音一杯接一杯把我们弄得饥肠辘辘……我说好啊,那儿有加饭酒吗?“陆稿荐”和“杜六房”已从地图上抹去,我有多少日子没见过像样的腐乳肉啦,我不要咸肉菜饭,我要用腐乳肉汁拌白米饭!
 
一次,我在那家小饭店匆匆吃完午饭,向店家另买了三块腐乳肉,置于餐盒之中。我生怕肉们震碎,就双手捧着盒子回长乐路老家……。父亲颤巍巍地把盒子打开,我看见父亲的眼睛突然炯炯发亮。
 
一次,我和程德培策划了“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后来会议在旅顺召开,一个漂亮干净的海滨小城。发生了许多故事,让别人去回忆吧,如果他们的记忆力尚未衰退……一九八六年的浪漫之夏……

那时候周介人意气风发,他私下里让我看了他的会议笔记。周介人说总有一天他会写回忆录(上帝保佑他的在天之灵)。还有我们作协机关的财务老房(愿他灵魂安息)。老房胃口一直不错,他红光满面,他还劝我少抽烟,他说身体最重要!

会议后来移至沈阳,分手前夜,大伙儿依依惜别。我们又开始拼命喝,而且是五十几度的汾酒。周介人说,别喝啦,昨晚你吐了一地!我记得我拿着斟满的酒杯到处挑衅,一连灌了十几杯……。正在大伙儿酒足饭饱准备离席之际,复旦大学的某位小老弟端着两只满满的酒杯走到我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吴老师我敬你一杯!那一刻我已经摇摇晃晃,但我清楚地记得,席间我曾提议与他干杯,他说他不会喝酒!我马上明白了,他以逸待劳,现在觉得我已经是强弩之末。他此刻敬我的那杯酒,便是企图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一眼识破他的诡计,顺手从杯盘狼藉的桌上拿过来几只空酒杯一一斟满,“一人三杯,如何?”我说。

这小子哪见过这阵势,顿现一脸尴尬,周介人在一旁不知底里,只顾说不能再喝了!我心里明白,如果我喝一杯,我必醉倒无疑;如果一起喝三杯,这小子也必不省人事。这人是谁?可惜现在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
 
一次坐船去厦门。刚出吴淞口就开始晕船。有朋友递给我“斜桥榨菜”说能管用。那是一九八五年四月。我在厦门大学认识了刘再复、林兴宅,和刘再复真正熟悉是十年之后在台北与科罗拉多(留待我在《九十年代琐记》里回忆吧)。在那次“新方法论会议”上,他和林兴宅都是明星级人物。
那次会议,有两件事现在仍历历在目。一是朱大可在会上向我挑衅(后来我们成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二是我和许子东在鼓浪屿山脚下的地摊街购物,我为我自己买了一只有黑桃老K图案的打火机,许子东为他太太看了皮包凉鞋首饰雨伞和太阳镜(我忘了他买没买)。我们一路聊日常生活,中间我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应该生个孩子。
 
一次在朱大可家,看到张小波喝得酩酊大醉,让两个人架着从卫生间出来。他双脚离地,如同瘸子连连嘟哝:不,不……。好多年以后,张小波在北京成了书商,他参与炮制的《中国可以说“不”》红极一时。他好像不再写诗了。
 
一九八七夏天在海南岛华侨农场的一间酒吧,黄育海请许多朋友喝咖啡喝啤酒。那是个长廊式的建筑,敞开的酒吧紧靠泳池。泳池一半在室外一半不规则地延伸到桌边,池水的粼粼波光反射到低矮的天花板上。

空调机嗡嗡嗡喷出白色的冷气。黄育海喜欢洋酒,当然他更热衷的还是涮锅茅台和粤式煲汤。以酒吧外面的蓝天和椰林为背景,我回忆起黄育海在上海肇嘉浜路清真馆狂吃涮羊肉的饿相。二十年过去了,黄育海成了九久读书人公司的董事长。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喜欢热闹的粤菜和雅致的酒吧。
 
一次,在香港碰到汪曾祺,他好像刚从爱荷华回来。新华社香港分社请客吃饭时,我留意到他抽的是不带滤嘴的“骆驼”。我说读您的文章您应该抽中国烟才对啊!老汪呵呵一笑,凑到我耳边说,“外国烟好抽,外国酒也好喝。”我说,我看您吃饭之前特别爱喝绍兴酒,“那是在吃中国菜么!”老汪大乐。

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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