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像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傅雷与一份报纸的因缘
－－－作者：芳菲
一
傅雷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曾被迫写出一份交代材料，这就是后来收入《傅雷全集》中的《傅雷自述》。全篇分为“略传”、“经济情况与健康情况”、“写作生活”、“社会活动”与“其他活动”五节（另有三节不刊）。在“写作生活”一段中，专门提到“抗战后为《文汇报》写过一篇星期评论，为笔会写过美术批评”。这里的“星期评论”，指发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文汇报》上的时评《历史与现实》；而“美术批评”，其实只有《没有灾情的灾情画》一篇，评论当时在上海南京等地展出的司徒乔灾情画画展。前一篇在全集、文集多有收录。后一篇则不大被人提及，在此多说两句。
图1：傅雷自述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创刊不久的《文汇报》“笔会”副刊刊发了一个关于司徒乔灾情画展的专版，文章作者有柯灵，唐弢，傅雷，及一组类似观众留言的短文。之前“笔会”还发过一篇张西曼的文章。都是为这个画展叫好捧场的。只有傅雷的文章，刊登在同一个版面上，却给人当头一棒的感觉。
司徒乔是谁呢？画家，有“最早以画笔来反映劳苦群众现实生活的画家”之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爆发后，他曾到武汉在鲍罗廷办公室里当过文艺干部，画过许多鼓舞革命意志的宣传画。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成立小乔画室。
一九四六年，司徒乔花了几个月时间到粤、湘、桂、鄂等五省区，对战后政治腐败、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中的人民生活现状，用绘画作了纪录。展览轰动一时。认为画中“充满了民间的疾苦”，是珂勒惠支、戈雅等艺术家精神在中国的体现，让大众正视到“牺牲在战祸与灾荒下的我们自己的同胞”。
而傅雷的文章却怎么劈头说来呢？
“……我们凡人，总不能因为一组毫无表情的脸庞上写着灾民二字，便承认他们是灾民。正如下关的打手，我们不承认是‘苏北难民’一样。悲天悯人的宗教家，不能单凭慈悲而成为艺术家。纵使司徒先生的同情心大得无边，凭他那双手也是与描绘‘寸寸山河，寸寸血泪’（司徒先生语）风马牛不相及。”
“抛开灾情不谈，就算是普通的绘画罢，素描没有根底，色彩无法驾驭，没有构图，全无肖像画的技巧，不知运用光暗的对比；这样，绘画还剩些什么？”
一个倔强清高，决不因立场正确就放弃艺术标准、几乎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跃然字里行间。其中，当然也有郑振铎先生评价为他将一生为之受累的“赤子之心”：
“幼稚似乎便是进步的同义词。现实的苦恼，消尽了我们的幽默感。既非标语，亦非口号，既非散文，亦非打油诗，偏有人说它是诗。支离破灭，残章断句，Orchestration的基本条件都未具备，偏有人承认是什么Concertoo——在这种情形之下，司徒乔先生的大作也就被认为灾情书而一致加以颂扬了。”
图2：载有傅雷评司徒乔 “灾情画”文章的《文汇报》
文中言动于中的急迫，直面扑来。他说知道叫好的是为了人情，“吓！又是人情！……为何要让这种风气进入文艺界呢” ？除了让人感到作者持论之高，还深刻感到他持论之较真、之天真。但谁又能否认，阅读这样的文章同时也会有一种历史的天窗忽然被打开的透亮感呢？该文引起轩然大波。蒋天佐文章里就不客气地出现了“傅雷（允许我一概免了先生二字）”的字样。四十年后，唐弢在回忆笔会创刊之初的文章《息壤忆旧》中，还写到这一件事。他说：“司徒乔画展的争论……事情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作为编者有点陷于被动，不大能够从容应付了。”他说自己虽然也喜欢司徒乔的其他画甚过“灾情画”，但是当时却必须肯定它，因为“这是当人民命运受到历史浪潮挑战的时候，一个编辑对自己良心无法抗拒的服从”。
唐弢谈到良心。而傅雷的文章中显然也有良心，也有一种无法抗拒的服从。
二
傅雷在“自述”里，有意无意地漏掉了另外两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重要文章，一篇是《上海杂志界的恶性膨胀》（一九四六年元旦），一篇是《所谓反美亲苏》。如果说对前一篇还有可能是无意的疏漏，而对后一篇的回避，则肯定是掺杂着有口难言的苦味了。
一九四七年初，傅雷读到斯诺（当时译作史诺）在美国《星期六邮报》上所写的三篇关于访苏见闻的文章（一、为什么我们不了解俄国，二、俄国人怎样看法，三、史太林需要和平），“引起感想甚多”。他为斯诺的这一系列文章结集翻译出版的《美苏关系检讨》写了一篇译序。这就是分上下刊登在《文汇报》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两天的长文《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这篇文章，不仅引起进步人士相当长时间的批评，而且直接导致傅雷在一九四八年顶掉上海的房子，卖了南汇乡下的地，携妇将雏，离开上海，到昆明去了。
在这篇文章中，傅雷说了些什么呢？
概括起来，傅雷是希望大家看到苏联也是有国家利益、国家主义的，并不是理想主义眼中单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史诺揭示苏联的二重人格，阐释现实主义政治的原则，狡兔三窟式的苏联外交，用历史与事实，证明国家主义在苏联外交政策中不但存在，而且居于第一” 。
他说：“美国人的错误，在于只看见自己的利益——恐怕俄国人也难免吧？——中国人的错误在于不看见自己的利益，或者只知道用别人的眼睛看自己的利益。”
“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经交相指摘。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红军在东三省搬走日本人的工厂，进步的刊物噤若寒蝉，不赞一词。《中苏条约》公布，国内所有的报纸，不分派别，一律颂扬。这些现象怎么解释呢？难道我们的独立的人格还没建立？难道我们不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想？”
傅雷的意见是针对什么发的呢？是针对——“到现在还有人觉得中国只能有两种人：不是亲苏，便是亲美；反苏的必亲美，必近乎反动，甚至就是国民党的尾巴。正如国民党右派认为亲苏的必反美，必近乎异党奸匪，或竟是共产党的尾巴。他们都不能想象另一种人，抱住了自己的良心，不问对方是谁，只问客观的事实；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但谁损害了他们的国家的利益就反对。在这样的左右夹攻之下，真正的舆论就难以建立，而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日子也愈加渺不可期了”。
扯句题外话，想一想这是国民党政府治下的上海，会对这篇文章中的诸多措辞生出感慨。不管用什么口气，那时的文人已经公开、自然地将“反动”与“国民党”联系在一起，可见舆论已经对当局是多么不利。
文章发表后，批评的声音相当激烈，认为他“亲帝反苏”，“对于苏联用心指摘，对于美国则事事曲谅”（周建人），以致傅雷不得不写文章回应，这就是七月发表在储安平编辑的《观察》杂志上的《所谓反美亲苏》：
近代思想界自以为摆脱了宗教，却另创了一个新宗教。其迷人处与可怕处正与一切宗教无异。与任何虔诚的教徒辩宇宙问题人生问题都是白费，对他们都是大不敬。可是受任何教徒诅咒亦未必真入地狱。当此大局日趋恶化，国共两党作殊死战之际，个人被戴帽子，不论为赤为白，都是意料中事。敢于道破真相，call a spade a spade的人，一向是国民公敌。
傅雷这篇回应的口气，与他在面对司徒乔画展时说“谈不上持论过苛或标准太高的问题”是一样的，坚持、执拗，也迂憨、透明，活脱脱他自己所说call a spade a spade的人。
他说，如果他是亲美的人，为什么要介绍亲苏的斯诺的文章？为什么要介绍在美国右派杂志的编辑会上也引起激烈争辩的文章？在他眼里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逻辑，可是别人就是看不见。他见不得国人的幼稚态度，可是到头来，在别人眼里，幼稚的却是他。这到底是怎么吊诡的一件事呢？这篇文章结束的一段话，读起来像是谶语，让人惊心。
内战决不会永久打下去，现状迟早要改变。比破坏更重要更艰苦的事业还在后面，以周先生这种作风对付未来的局面，中国是付不起代价的。左派也罢，右派也罢，死抱住正统也罢，死抱住主义与教条也罢，不容忍决不会带来和平，天下苍生也不见得会沾光。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诛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以死的时候，或者是把人当作物，叫他到世界能够去闯大祸的时候。
三
傅雷与《文汇报》，是作者与媒体之间开诚布公、热情赤诚关系的极端典型。那两年，抗战结束，傅雷也结束蜗居生活（“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那时，他已完成《约翰·克里斯朵夫》、《贝多芬传》、《高老头》等重要作品的翻译出版，对天下事有了发言的热心。他和周煦良合办《新语》杂志，在上面化名写了不少议论性杂文。但现在看来，傅雷在“自留地”里的文章，倒不如在《文汇报》上发的作品有派头、声自远。我还记得在翻阅文汇旧报纸时看到傅雷名字时总是会出现的惊喜，那个书斋中的翻译家，梗直潇洒来到报纸，直议时事，一腔子热血，毫不昏乱的才智，别开生面！
傅雷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埋头书斋。他没有加入任何单位，靠稿费吃饭。直到一九五六年双百方针提出，在各社会组织（政协、作协等）的热情动员下，傅雷渐渐参与到一些社会活动中。这年十月，已经改为《教师报》的《文汇报》也在同样的氛围中受命复刊。
《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曾说，在他办报三十年中，有两个黄金时期，一个是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到翌年被封，二是一九五六年第三次复刊到反右风暴的这一段时间。他说：“这两个时期都是我全神贯注的时期。”怎么表现出全神贯注呢？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动员了各种社会关系，齐心协力来办《文汇报》。一九五六年《文汇报》复刊时，作为一个创举，在北京和上海邀请各方文化界杰出人士，担任“社外编委”。傅雷就是上海十四个编委之一。社外编委的任务没有明文规定，主要是要求关心整张报纸，为报纸出主意、出选题，还有，就是为《文汇报》多写文章。上海另一个编委、出版局副局长罗竹风后来在回忆文章《社外编委：<文汇报>的创举》中就说到：“写得多，或影响大的，首推傅雷。”傅雷的这次投入，一方面是鉴于和徐铸成及《文汇报》的旧交，另一方面，当然是形势中出现了打动这个天真汉的友善因素。
这一时期，傅雷第二次醒目地出现在《文汇报》上。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十九日和二十一日，《文汇报》第二版上，分三天刊出了傅雷的长文《与傅聪谈音乐》。这即是八十年代出版的《傅雷家书》。那带着“地下写作”性质的“傅雷家书”，其实一开始曾经是被公开发表的阳光照耀过的。久违的严谨、高质量的艺术批评，重新出现在《文汇报》上，引起读者热烈的反响。与此同时，傅雷直议时事的杂文也出现了。
可以说与徐铸成的两个黄金时期相呼应，傅雷与《文汇报》的关系也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期。
十一月二十一日“笔会”发表傅雷的《自报公议及其他》，副题“艺术界二三事之一”。他批评在艺术界评奖过程中不恰当的群众路线和平均主义——
“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只要集思广益，普通群众也能有非常的智慧：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不过我想，这也限于他们内行的、或至少是熟悉的、在他们常识范围以内的事吧？”他认为用自报加公议这种评奖方式来衡量艺术家的创造，是不合适的。“做领导的误用民主。不但好意落空，白忙一场，还使群情惶惑，把他们对民主的观念都搅迷糊了。另一方面，群众闭着眼睛服从组织，或是畏首畏尾，因计较个人得失而保持缄默，在我们这个新社会中也不是一个好现象。”
次日，傅雷又发表了“艺术界二三事之二”《艺术创造性与劳动态度》。仍然是对艺术评奖过程中的一些生硬标准提意见。反对对一件艺术作品用艺术创造和劳动态度来分别打分，画面的繁简怎么能等同于劳动态度？
新中国建立后，在不少学术单位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让许多人感到苦恼。傅雷的这两篇文章，应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的。而在双百方针提出的一九五六年，显然傅雷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心不同寻常地热了起来。
次年三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批党外人士受党中央特别邀请，进京赴会。徐铸成和傅雷都在邀请之列。他们聆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听到录音中毛的话音，“国内形势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听到谈话中别人的插话、笑声，整个录音中的幽默、自信、坦率、大方，这批文化人被深深打动了。傅雷在当日给傅聪的信中，谈到他感到社会主义的可爱，感到毛泽东的“天下无双”：“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他和徐铸成还在听录音后的第二天相约到中山公园聊天，“觉得双百方针实在正确，党真英明”。可以说，一批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感情在那一时期达到最高峰。
四
但才不到半年，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我们在《文汇报》上看到了傅雷容颜大改的《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这是傅雷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在这菲薄泛黄的纸张上，我们仿佛看到他在动乱年代中慌乱离去的一个仓皇背影。
当年六月，反右风暴匝地而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文汇报》首当其冲，报社主要成员及一些重要作者先后成为点名右派。人心中刹那密布的惊惶，现在的人可能已难以体会。傅雷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来的，他想划清自己和右派分子的界限——“在《文汇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与被右派分子利用经过的时候，我觉得作为社外编委之一，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文中主要谈和徐铸成的关系，“从解放起到去年八月为止，五年半中间，徐只在一九五〇年与我见过两次面；直到《文汇报》复刊前才又来看过我二次，复刊后又看过我二三次” 。谈到在中山公园中的那次谈话，谈到他对《文汇报》曾提出过意见，而徐始终唯唯诺诺。
“回想过去在北京和他说的话，我还以为他不过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把他当朋友而只从那方面作了暗示；我真是太天真了，太麻痹了。像我这样从旧社会来的人，没有受过革命锻炼，耳不聪，目不明，只凭直觉判断人是很危险的……总之，从我与《文汇报》的关系来说，我深切感到个人思想觉悟不高，难免有时流露出错误的言论，被右派分子引为思想上同道而不自知。”
傅雷的努力，没有让他免于陷于时代泥坑的命运。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八月二十二日，《文汇报》第三版发表“右派分子”徐铸成的万言“交代书”《我的反党罪行》。徐在高压下自污，状若抉心自食。其中有专门小节“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谈到和傅雷的关系——“我的思想右倾，很多方面就是受傅雷的影响”。傅雷从当年十月起，就开始被上海作协批判，当初“亲帝反苏”的事件被重新提出。在长达六个月的批判后，傅雷“终于承认了自己右派的真面目”。
经历过这场风波，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夫妇双双自尽，傅雷再也没有在《文汇报》上写过文章了。除了一九六〇年为《搅水女人》出版写的“译者序”，他也再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文章。
五
二十多年后，年届八十的徐铸成写下回忆录《阳谋亲历记》（又名《亲历一九五七》）。在记录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这段时间《文汇报》的特殊经历时，他不能自已地冒出一段关于老友傅雷的“插话”。从解放前的那篇谈美苏问题的译者序说起，说傅是征得他的同意后再写作发表的，“大概因为这个原因，他在一九四八年左右即迁居昆明”；再谈到解放后傅雷从闭门译书到双百方针、文汇复刊过程中他登门造访后傅的真诚参与。他感慨道：“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不是人云亦云，必待真正亲眼看到真、善、美，才服从真理，投身于这个事业。傅雷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典型人物。谁知后来竟也中了‘阳谋’，陷于罗网，到‘史无前例’这一幕开始，竟被残酷迫害，并与夫人双双被迫自尽，我深感‘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终生负疚！”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二十年过去了，徐铸成心里没有过这个坎。
六
傅雷的命运与《文汇报》之间，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不祥的联系。每次傅雷在《文汇报》出现，都会带来异样感觉。因为这名字总伴随着一种罕见的透明、透彻而来，一种切割当下迷茫、狂热的锋利而来，一种肝胆相照的激烈的精神气质而来；而这种光亮中，又闪烁着一种难以说清的危险因素。他似乎懂一切理想的关系，就是不懂现实的关系；他总是对的，但他又总是错的！
当他在一九六六年了断自己的时候，他似乎也是在和命运做一个通盘的了断，他不再忍受命运的播弄，他不再忍受慌乱，他把生命从不能把握的现实中赎了回来，镇静地抓在自己的手里。
今年是《文汇报》“笔会”副刊六十周年庆，也是傅雷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双方各自举行纪念活动，似乎忘了这两者曾有过的血肉牵连。徐铸成和傅雷，这一对同龄的伙伴，他们其实曾彼此影响与鼓励，都想在党派之间找到一条让中国富强的路，建立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舆论。这种寻找，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到如今，谁还会默默追悼他们之间深重的知己感，他们之间深重并曾陷于不堪的恩怨情？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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