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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上海外滩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三)

---作者:吴  亮


4-w.jpg并不只有教堂的门才通往天堂,面对巨大的精神荒漠,相信有一种解救之道根本就不可能。当然,沉默在某些情况下是被允许的,如果我们连沉默都不会,那不仅有损于我们起码的尊严,甚至可能是一种罪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即便在一个普遍怯懦和自保的犬儒时期,爱情就是可耻的。一九九○年的一天,受卡夫卡箴言的蛊惑(“不用出门,只须打开窗户,大千世界向你自动涌来”),我用铅笔在墙壁上仿写了一行字:“坐着什么也别干,这就是一切!”旁边贴着甘少城为我画的肖像,一个酒徒对另一个酒徒的速写……几年之后我读帕斯卡尔,回想往事不禁坦然豁然。帕斯卡尔说: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是由于我们不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造成的。在另一个地方,拉布吕耶尔感叹:不能独居是最大的不幸!那些群居者呢,我不知道,我尽量躲避他们,我甚至不愿谈论,一只驼鸟对一群燕雀进行恣意谈论并不恰当,我并非鸿鹄……福楼拜的一位朋友要死了,临终前大叫:快关上窗子,世界太美了!他对那个不可替代的世界望了一眼。后来加缪对此事评论道:他们驱走了美景,时光仍然在一天天继续下去,海洋和大地也继续着它们漫不经心的对话。世上这种永恒不变的延续,既令人失望又使人激奋。不清楚福楼拜的朋友死于法国哪座城市,加缪在北非发表此番感言,他喜欢荒漠,正午和阳光,他从没来过中国。至于上海,加缪有一句话用在它身上真是再合适没有,“这个欢快又务实的城市,从此以后就不再需要作家了:它在等待着游客。”

上海复活了,蒸蒸日上的上海,已无法再让我产生新的欲望;它的异地之美,空降的时髦,熠熠发亮的橱窗在街边突然闪现,中山东一路广东路拐角,外滩四号底层,阿玛尼专卖店空空荡荡,冷冰冰的黑与灰,奢华拒人门外。有些东西看来不可改变:物的傲慢、冷漠以及金钱对人的胜利。门童面无表情,红灯一闪一闪,电梯升到七楼,我们穿过酒吧,推门来到露台上。黄浦江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对岸,丑陋的电视塔,丑陋得毫无特色的高楼,丑陋的球形加丑陋的矩形。远远望去,天空好像覆盖了一层灰尘。我们都是游客,在露台上喝全世界的酒,在寒风中,在伞状煤气灯下。外滩像一具僵尸,它任人宰割,它早已魂不附体。吕澎新写了一本书,《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我接在手里说,它比砖头还沉,“是比砖头沉,有三公斤,”吕澎显然很得意。吴山专说这本书的海外版权值一百万美元,黄浦江如同巨大的布景,他坐在露台上高谈阔论,样子有点像水手坐在甲板上,一件起皱的皮夹克,招牌长发,胡子梢被他捻成一根小辫儿。以前听说过你,写评论的吴亮?上海的穷人太多啦!我说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新发现还有什么新指示,快讲。吕澎有宏大叙事癖,喜欢站在某个制高点向刚过去的历史回望。翁玲来了,裹着黑色大披肩。还有一个女人,我不认识,没人向我介绍,长着一对奇异的眼睛,像非洲木雕。我对吴山专说我对上海所知甚少,你说的对,但哪儿没穷人啊,我还能为你补充什么呢?“应该马上行动,”吴山专表情十分滑稽,他进入角色了吗,他是钦差吗,我们一起笑,钦差在上海,我想起了果戈里。翁玲请我们待会儿下楼去看看颜磊的画展,三楼,她主持的沪申画廊,著名的外滩三号,上海最摩登的社交场。颜磊把黄浦江底的淤泥包裹了展厅所有的立柱,黑黝黝如混凝土,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对夹心巧克力的模仿,一次对黄浦江矫揉造作的的致敬。让那些永不见天日的腐殖物翻转为艺术沙龙的装潢,呵呵,一次并不让人震惊的偷梁换柱。坚固的石头建筑之内,灯光雅致,热爱当代艺术的男男女女在里面晃悠,一些艺术同行,一些国际游客,一些稍有姿色的女人(她们笑容可掬手里拿着葡萄酒,用两种语言到处找人搭话)。我遇到六年前认识的法国女人Pia,她说她一直住在上海,六年,时间多快,你还是那样一点没变。石头躯壳永恒吗,还是人的肉体永恒?奥马尔用大炮摧毁了石头的巴米扬大佛,更多的石刻大佛和观音在中国沿海一带耸立起来。翁玲说,当展厅立柱被淤泥包裹后,真真叫臭气熏天,你们现在闻不到了。过了片刻她补充说:展览结束后,一切都恢复原来模样,淤泥将扔回黄浦江。

说句老实话吧,坦率地自问:我理解现代艺术吗,我能够感受它们吗?太经常了,在那些令我摸不着头脑的“作品”面前,我不吭气,缓慢地,一件一件看过去,拼命做出很认真很内行的样子……其实我什么感觉也没有,现代艺术!先生,你如果不喜欢,你就得保持沉默,这样无损你的风度。知道吗,现代艺术是一种约定,即在你看懂它之前,先假定它已经是现代艺术了。你来了你就承认了它,如同剧场演出,台上台下必须合谋,必须共同恪守以假为真的游戏规则。做一个观众,即宣告暂时失去了原有身份,失去原有身份给予你的自由。在变成观众的一瞬间,你卷入了情境,观看即意味着与作品的相互承认,就像社会旁观,哪怕你内心反对,但只要你旁观,仍然是一种赞同,旁观即表态,表态即介入。不要这样苛刻,吴亮!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常常告诫自己:没有独立发生的现代艺术,艺术家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全责,环境决定品质。不要问艺术为你创造了什么,要问你为艺术辩护了什么。说说容易,我不是肯尼迪,我手中没有权柄,我们是微不足道的人。要想轮到我们,只有等待眼前现实成为过眼烟云……一九九○年代,艺术不过就是一种逃避的手段,只有在某些合适的条件下才是介入的手段。世俗生活高于一切,荒谬属于人民。一些人喜欢质问我,“你的写作脱离现实”,他们说得对;可是他们也该知道,脱离现实本身就是一种现实,或许还是更真实的现实。

九十年代的现代艺术所遭遇的溃败及其内外原因,不是我现在讨论的焦点,虽然我一向主张把文化衰退的责任归咎于社会。艺术家永远是脆弱的,尽管没过多久他们中的少数幸运者成了社会名流和时尚领袖。这是一种轮盘赌游戏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当然还需要一点点才华。九十年代初的艺术家们对意识形态其实并无多大兴趣,更谈不上有什么见解;能够挑衅一下,在禁忌边缘碰一碰警戒线,就心满意足了。那时候现代艺术根本没有社会大众的关注,它如神秘古怪的异教组织,串联一些独行侠,在江湖上活动,艺术家们的形象就如此令人起疑。大多数人拒绝现代艺术不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拥有表达自由的主要依据,一个社会的表达秩序是否被严密监控要看沙威们是不是尽心尽力。关于这一点,我以后再来谈论,现在还没到时候,当然,如果时机成熟,许多人也许已经进了坟墓……但我有耐心等待。坟墓不一定是绝对的死亡,坟墓可能是一块丰碑,有人喜欢此类纪念物,坟墓还可能是一个幽灵庇护所。啊,我说到哪儿去了,对,艺术家,这些九十年代的精神流浪汉才是我感兴趣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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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艺术家

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次漂流,等候下一个伤口,罗大佑还是齐秦,哦,是童安格的歌吧。九十年代最大的痛苦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恋,施勇说爱情特别滋养人,十足废话,这谁不知道,重要的是失恋,挫折,伤害,破灭,失恋才激励人(也是废话),失恋给人以灵感,它来自相反方向的力量。女孩子一个一个走了,她们去了异国他乡(大同世界比民族主义有吸引力)。“我具有忧郁的性格,就像肖邦,”施勇说,“聪明人走了,留下的是傻瓜。”看见了吗,她们带着她们的混血安琪儿回来啦,又风姿绰约地在美术馆和露天花园的派对上频频露面了。风水轮流转,周期越来越短,人怎么不老得快?你一点儿不老嘛,是啊,时间飞逝光阴似箭,奇怪的是大家都不显老。艺术是我们共同的鸦片,它让我们忘记了年龄。还记得在华东师大校园里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当然啦,夜色清澈,你身边的女孩子躲在阴影中,她是夏蔚吧。我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件事想起来,华师大后门,我们在那里吃台湾过桥米线……那真叫谈情说爱的好时光!女孩子并不计较你有没有钱,她们没有什么明确目标。周末她们来了,一起跳黑灯舞,胆子比我们还大,在防空洞跳舞,挤作一堆。杜拉斯的《情人》里有完全相似的描写(女人无国界嘛),“她们在等待,她们穿衣打扮,她们毫无目的,她们彼此相看。”生活因她们而生美丽,灰暗属于思想,对现实失望源于对理想的迷信。理想死了,务实主义夺取了理想主义留下的空位。“不再有任何东西能够吸引我,”真的吗,那是你不想要!不断传来漂亮女孩子出国去的消息,澳洲,北美,西欧。大家闷头喝酒,傻笑,甚至嚎啕大哭,我们来坚守这片土地……别这样,没看见吗,春天里的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新的漂亮女孩子竹笋那样茁壮成长起来。不要担忧,女孩子像天上的鸟,飞走了,又飞来了。她们能软化坚硬的心,那笑靥,即使天真得近乎愚蠢我们也在所不惜。如果没有她们,待在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准会发疯。嫉妒她们的年轻美丽吧,在枣阳路,华山路,汾阳路,新一代女大学生与你擦肩而过。不同的年代被压缩在同一个空间之中,阳光照耀着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在与你擦肩而过的女孩子那边,另一种生活尚未展开,一种可能性的生活,充满了反向的野心,卑微的计划,以及前途未卜的忐忑……春天快到了,大街上,终年被二氧化碳污染的空气里依然可以闻到湿润的清香。我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瞎逛,对那些行人拥挤的马路乐此不疲,拥挤反而使我内心安静,一如笛卡尔在写给老年巴尔扎克的信中所言:我每天都要在混乱的人群中散步,得到的乐趣不比您在林荫小道上得到的少。

今年春天热得反常,到处传来全球变暖的消息,人们早安之若素。环境问题专家老调重弹在媒体上发出警告,气象局又一次公布权威数据。这是他们的工作,发生火灾消防车才哒嘟哒嘟开到你家门口。生活幸福也好烦恼也好你是不会去想危机将在哪天临头的,反正有人替你站岗放哨。一点没错,纳税人嘛,太阳黑子活动频繁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别耸人听闻。冰川期,恐龙突然消失,生物大灭绝,统统与今天的人类不搭界。怀旧浪漫主义者喜欢美化古代社会,他们想象先人与动物和睦相处。工业文明则带来了大规模动物屠杀,全世界餐饮业的烟囱差不多就是当代奥斯维辛。我不想为人类的生存和贪婪进行辩护,本能是无须辩护的;但杀戮动物绝不是近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新堕落,我们那些秉承某种固有文化和传统的祖先们(别在道德和美学上美化古人),自从冰川时期就进行毁灭性的掠夺和破坏,他们所到之处,斩草除根,鸡犬不留。亚欧大陆对猛犸的猎捕一直持续了两万年,直到它们从地球上彻底消失。石器时期首批移民一万多年前到达北美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大型哺乳动物迅速灭绝,其中包括大野牛,野马,短脸熊,乳齿象,剑齿猫,大型树獭。八千年前,南美洲的许多大型哺乳动物也灭绝了:巨型犰狳,野生羊驼,大型水豚以及个头有马那么大的食蚁兽。

我似乎记得一九九二年某天中午,在这座城市腹地,围墙上爬满大片枯萎的藤蔓。对我而言,一切回忆都可能染上某些阅读的色彩,它们引导我沿着语感指示的路线慢慢进入幻境,就像那个中午我在汾阳路缓步前行。像兵营一般紧锁的低矮琴房旁边堆着乱糟糟的杂物,阳光与草坪之间,有两个打网球的女孩被汗水洇湿了衣裳,她们从我身边走过时留下至今令人遐想的肉体芬芳……现在那条马路依然浓荫蔽日吗,是否还有知了在梧桐树上没完没了地欢唱?溜进音乐学院大门之前,我在街边小店买了香烟和薄荷口香糖。再让我想想,好像离家前还在衣领上洒了一种气味很重的琥珀色香水。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欲望蠢蠢欲动的季节,纪德曾经在某本书里要求我们的肉体能够克制欲望,而克制的目的正是为了使它更为强烈……法国人真有一套!可以不说话,但不可以不做爱;可以不思考,但不可以不思春。爱情吗,它其实在我的写作中只不过扮演了“诱饵”的角色。并非由于某种难于启齿的原因。而是(如果你们还愿意相信我叙述的真实性),对我已写或未写的爱情片断,全是些躲躲闪闪的二手货,道听途说,随便开开的玩笑,花絮和推测;顶多,我扮演了一个旁观者,偶尔撞上的目击者,一只上海牌电灯泡,一个含沙射影的爱情歌颂者。我望着这条马路(从普希金铜像那儿朝北看),已不再是望着一条外在于我的马路,而是望见了过去: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它的残痕存在于我内心的某个角落。半个多月前我读了一本阿勒芒写的罗布格里耶评传,读了几十页就放下了,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回忆派生回忆。”忘了是阿勒芒的概括还是罗布格里耶的原话,反正意思是说,所谓真实的回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运动中的东西。我有意模仿罗布格里耶,像他为了准确描写海鸥特地安排了一次海岸旅行妄图通过实地观察来唤醒记忆那样,今天午后去汾阳路,雨中行人摩肩擦踵。《去年在马利安巴》的卓越虚假感不可能在上海产生,滴滴答答,实际看到的实物和文字描写之间只有一种含混的替换关系。十多年了,前尘往事,那已经沦为虚无的往昔岁月,眼前又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在大街表象的的背后,在一面不可能重现昨日的镜子里,还是在有意无意的想象性回溯或无关是非的捏造之中?那天我请你去淮海路天鹅阁对面的天津馆吃饺子,你非要涮羊肉。一路上我们就开始想象涮羊肉的滋味,这种热情想象一直维持到洪长兴。你说你有整整一年没尝过羊肉了,我说你别苦巴巴好不好,咯咯咯你笑个不停,说你指的不是羊肉……哦,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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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小巷
            
本文图片均选自陆元敏著《上海人1990-2000》,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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