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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若瓢发表在“笔会”上的《画兰》

和尚的文章与进退

---作者:芳菲

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复刊的《文汇报》“笔会”副刊上,出现了署名“若瓢和尚”的文章。没错儿,作者是一个和尚,而且就这么大大方方的,叫若瓢和尚。

一九五六年十月至一九五七年六月“反右”前夕的这段执行“双百”方针时期,是《文汇报》及“笔会”的一个黄金时期。一批在解放后沉默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文化人纷纷在这个副刊上露面,呈现出一种既奔放又从容,既老到又富生机的文化局面。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中有:上海的巴金、施蜇存、丰子恺、沈尹默、王统照、傅雷、石挥,北京国学老人叶恭绰、夏枝巢、周煦良,以及郑振铎、老舍、郭沫若等,给人落英缤纷、目不暇接之感。若瓢和尚的名字就出现在这一大批文化人中。

4_f_1.jpg图:若瓢发表在“笔会”上的《回忆郁达夫》

半年时间里,若瓢一共在“笔会”上发表了五篇文章,应该算在核心作者群中了。这五篇文章分别是:《回忆郁达夫》(1956年11月22日)、《画兰》(1956年11月30日)、《纪念日本画圣雪舟禅师》(1956年12月12日)、《再谈画兰》(1957年12月27日)、《记郁曼陀》(1957年3月30日)。文章大多谈艺说人,并不刻意体现“方外”、“和尚”这些特点,对自己的身份,也是自然的流露,如在《纪念日本画圣雪舟禅师》中说:“世界文化名人雪舟等扬逝世四百五十周年纪念展览会,已在中苏友好大厦展出。作为一个中国佛教徒,对于日本画圣血舟禅师的作品在这个时间展出,是感到特别亲切的。”或者如《再谈画兰》一文中开篇说到:“自从我的《画兰》一文在本报刊出后,我碰到几位老画友,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责怪我卖关子,说和尚是不作兴的!这真是阿弥陀佛了。他们说,如果不是卖关子,那么下文呢?是的,画成一幅兰花,不是光打几个圈儿可以成功的……”文气活泼洒脱。
尽管内容不“出格”,但这个名字出现在《文汇报》的版面上,现在读到感觉仍是相当诧异,好像带来一种很不一样的“气场”。

他是谁呢?

五篇文章中有三篇关于画和画师,两篇关于郁达夫兄弟,作者的身份特点很容易就出来,一显然他是一个画画的,二是他和郁达夫有交情。在上海地方志的网站中,对他的生平和交往有如下记载:

若瓢(1905~1976年)曾用名苦瓢、苦凡,俗家名林永春,浙江黄岩人。浙江椒江印山模范学校毕业。民国七年(1918年),因病在天台山国清寺出家受戒,拜日妙为师。以后又在上海超尘精舍向兴慈法师求教,研习佛学,并自修古文和国画……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杭州沦陷前,若随雪悟法师至镇江转道来沪,进入境内七浦路吉祥寺。雪悟为当家,若任知客僧,和沪上文艺界书画界人士都有往来。此时,若出售自己所绘的兰竹画。抗战胜利后若和巨赞法师去香港开画展,在港暂居。解放后,一九五〇年若由香港返沪,仍回吉祥寺……若在上海国画界是有名望画僧,在杭州和郁达夫有交往,画家唐云来沪,若协助他打开局面,张大千来沪到吉祥寺去看他,作家柯灵、桑弧和平襟亚、白蕉等人都与之有往来。一九六一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聘若为市文史馆员。同年,任区第三届政协委员……

原来是一画僧。现在书画市场的拍卖目录上,不时还能见到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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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若瓢与陈陶遗合作的竹石书法成扇图

而到郁达夫那里去找,果然也找到这位和尚的痕迹。一九三三年郁达夫有小说《瓢儿和尚》在《大中华》创刊号上发表,一九三六年有“赠若瓢和尚诗作”二首。

郁达夫的小说,常带自叙特点,虚构与自传难以厘清。这篇带着郁氏散文沉郁风格,以“我”自道,一路写来的小说,如今在杭州梵天寺的简介中还会出现。一切若真有其事。

《瓢儿和尚》这篇小说中,郁达夫写一九三二年重阳节后的一天,自己一方面因避“议论国事、毁谤朝廷”的罪名,一方面又正被《咸淳》、《淳佑临安志》、《梦梁录》等“陈朽得不堪的旧籍迷住了心窍”,日日在杭州凤凰山、云居山、万松岭一带游荡,梦想绘制出一张南宋大内图来。那天,来到了凤凰山南腋的梵天寺胜果寺等地。路过的农夫和他聊天,问他:“你是不是去看瓢儿和尚的?”

接着这农夫就向郁达夫说起在胜果寺静修的“瓢儿和尚”——

这四山的居民,没有一个不晓得的。他来这里静修,已经有好几年了。人又来得和气,一天到晚,只在看经念佛。看见我们这些人去,总是施茶给水,对我们笑笑,只说一句两句安慰我们的话,别的事情是不说的。因为他时常背了两个大木瓢到山下来挑水,又因为他下巴中间有一个很深的刀伤疤,笑起来的时候老同卖瓢儿——这是杭州人的俗话,当小孩子扁嘴欲哭的时候的神气,就叫作卖瓢儿——的样子一样,所以大家就自然而然的称他作瓢儿和尚了。

结果等郁达夫到了山上胜果寺里,见到这位和尚——却是“惊骇得连底下的谈话都不能继续下去”!“因为把那下巴上的很深的刀伤疤隐藏过后的他那上半部的面容,和那虽则是很轻,但中气却很足的一个湖南口音,却同霹雳似地告诉了我以这瓢儿和尚的前身,这不是我留学时代的那个情敌的秦国柱是谁呢?”

郁达夫的情敌!

原来在胜果寺修行的这个和尚,曾是郁达夫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当时被郁达夫等一干“青春鳏汉”暗恋且妒的同乡女同学姜桂英,突然宣布和这个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订婚,让郁达夫失意懊丧了好几个礼拜不去上课。回国后,屡屡在报上看到秦国柱的战功,如民国九年打安福系,十一年打奉天,以及十四年的汀泗桥之战,看报的郁达夫还屡屡暗中“痛恨”。这个恋爱成功者,又加上战场上的利好,怎么突然当了和尚了呢?但是却没有问出什么来。瓢儿和尚只是模糊说了几句:“到了杭州也有好几年了……做和尚是自从十四年的那一场战役以后做起的……当旅长真没有做和尚这样的自在……”郁达夫还盯着人家问“姜桂英怎么样了”,这个和尚只是背朝着他,带着笑声舒徐自在地回答:“佳人么?你那同乡的佳人么?已经……已经属了沙陀利了……哈哈哈……这些老远老远的事情,你还问起它作什么?”

对这样一段奇遇,郁达夫自然是惊奇得不得了。他说即使自己不是宋之问,对方也是骆宾王了。
一些选本编入这篇文章,往往在文末作为注解,收录了《郁达夫文集·第十卷·诗词》中《寄若瓢和尚二首》。作为参考。

可是,这个瓢儿和尚就是若瓢和尚吗?

秦国柱就是林永春吗?并不是。

这是郁达夫的小说。是被研究者认为表现了郁达夫“逃禅”倾向的小说。

世事的奇妙就在于,在郁达夫写下这篇小说后一年,经陈紫荷夫妇介绍,郁达夫认识了若瓢和尚。若瓢在《回忆郁达夫》一文中对他与郁达夫的认识与交往专门说到: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有一位历史研究者陈紫荷君来相约访风雨茅庐,郁达夫夫妇煮酒招待。席间有人说郁达夫有篇载在《新中华》上的文章,是写他的情敌,说此人已在梵天寺出了家,法名‘瓢儿和尚’,今天真的瓢儿和尚来道喜,达夫应当浮一大白。由是欢笑举杯。

“兹后达夫常来南屏看我;有时相偕而出,有时稍坐即走。达夫最乐意是月夜泛舟……”

从“今天真的瓢儿和尚来道喜”、“兹后达夫经常来南屏看我”两句来看,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相识见面。这个因病出家的若瓢和尚,并不是那个留过学、打过仗、和郁达夫有过情场纠葛的瓢儿和尚。若瓢和尚是“真的”,瓢儿和尚是“假的”。但这个真和尚,好像成为那个假和尚的化身,来到了它的创造者郁达夫的身边,两人成为有前世之缘的故人。

他们在一起游览杭州,品评山水园林之胜,吟诗作对,忘形处,若瓢和尚有“天地之大,惟我两人而已”之感。《回忆郁达夫》一文中,还记载着这样一段情景:

“七七”前一年,达夫要去福建。特地来到南屏对我说:“国事蜩螗!和尚作何打算?”这时达夫沉着而严肃的脸色,是我所从不曾见到过的。他于临走时对我说:“和尚不入地狱,那么谁入地狱呢?”

这一段,不仅栩栩如生见出郁达夫的神情气质,同时也能看出话说到这一层的这二人,已绝非一般的泛泛之交。

所以,这也才有郁达夫1936年冬去闵,置妇人孺子于两地,人皆言其不智,而和尚却坚信他“完全是毁家纾难”的金石之信。(《回忆郁达夫》)

一九三八年在福建,郁达夫给若瓢寄来诗作二首。

其一:

离愁蹙蹙走天涯,问道南台又驻车;
乱后倘逢应失笑,一盘清帐乱如麻。

其二:

莫忏泥涂曳尾行,万千恩怨此时情;
念家山破从何说,地老天荒曳尾生。

抗战胜利后,若瓢获知郁达夫在南洋苏门答腊被难,悲痛难当,写下了“哭达夫死难诗”云:

毁家一怒走炎荒,骸骨未收慨鬼伥;
湖上寻诗无好句,旧游处处感凄凉。

两人的交往是传奇的,感情是真挚深厚的。

现在人已不大知道若瓢和尚了。而五、六十年前,上海文化界和这位和尚有日常交往的却不乏其人。记得我在因编选笔会六十年文粹而大量翻读当年的原始版面文章时,一天笔会退休老编辑水渭亭来编辑部,看到我桌上打印出的若瓢文章,兴致很高地说:“编五十年文粹的时候我就选了他的文章,因为别人不知道他,我知道!”

问他知道些什么,他说知道这位和尚教过周海婴小时候写字。那时许广平想给周海婴找一个书法老师,经人介绍,找到了若瓢和尚。“若瓢让他写几个字看看,发现没什么样子,就随便应付应付过去了。”

水渭亭摇着一把长胡子,得意洋洋地说。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对此事确有记录:

我写的一笔字,稚拙无比。虽然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李平心先生曾热心介绍我去一个寺庙,那里有一位挂单和尚,书、画都有名气,法名若瓢。若瓢让我写几个字,观察之后,判断我适合学柳公权的字帖。是不是因为我的体形瘦削,宜于柳体,反正我也不敢询问究竟。每次我骑车二十分钟到那个寺庙,他让我先磨墨活动手腕,然后选定某页临两张。他自去“腾云驾雾”——吸鸦片,待我临毕,授课也就结束。也许他早已断定我是个“不可教也””的孺子,碍于情面才勉强收留我的吧。所以,直至今日,不成器的我才敢透露曾有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书法老师。但他赠我的一幅墨竹扇面至今还珍藏着。

文中提到的李平心,是现代史学家,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早期《文汇报》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五〇年担任《文汇报》主笔,主持言论工作。叶冈曾经把李平心与《大公报》的周太玄作比:“既是客卿,又是顾问,都是学界通才”。

除了李平心,若瓢和尚与《文汇报》的另一位主笔、副主编柯灵也是友人,一九四八年若瓢在香港办画展,柯灵专门有祝贺文《记若瓢和尚》。文中说到“上海沦陷时期,有些文人为敌骑所胁,多有经过他的关系而隐居寺庙,得以安全的,平心先生即其中之一人。”此文现收入《柯灵文集》中。若瓢在“笔会”上连续发表文章,应该与他与柯灵、李平心这种密切的交谊有关。

当然,与若瓢交往最深、时间最久的应该还是画家唐云。

在《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为唐云所作的传记中,几乎也顺带勾勒出了一部若瓢的传。郑重并没有见过若瓢,这些故事都是从唐云那里听来的。翻书时我不禁感慨,画家在讲自己的生平时,能花这么多篇幅去讲朋友,实在是一个“有点痴”的人。

长唐云五岁的若瓢,原与唐云的父亲有交往,作为这个家庭的朋友认识了唐云,成为终生的莫逆之交。传中讲到唐云与若瓢在杭州的交往,讲到唐云看到郁达夫小说后的猜测:“是巨赞!又有点像若瓢!”讲到抗战爆发后唐云一家避难上海,此时在吉祥寺挂单的若瓢怎样接应、并帮助他在上海文化界打开局面;讲到吉祥寺当初开的素斋馆,怎样因为若瓢而成了上海文化界、新闻界人士欢喜聚会的一个场所。抗战胜利后,若瓢到香港金刚弟寺当长老,一九四九年生病,大出血,看病费用很贵,写信给唐云,问能不能画些画,到香港开个画展,帮助他把欠的债还掉,唐云赶画了一批画,到香港开了个人画展(应该是若瓢与唐云在香港皇后道联合举办的“中国近代书画汇”——据柯灵文)画展很成功,一百二十多幅画全部卖光;唐云离开香港时,检点卖画所得,“剩下十五根金条了。他给若瓢留了十二根金条,自己带着三根金条回到了上海。”一年多后,若瓢也回到上海。继续在吉祥寺当和尚,同时唐云推荐他进上海文史馆当了馆员。但唐云想介绍若瓢进新成立的上海中国画院当画师,却没有成功。筹委会主任赖少其不同意,他说:“老唐,中国画院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机构,怎么能吸收和尚来工作呢?”“我们总不能吸收有宗教色彩的人进画院吧?”传记中关于两人的故事一直讲到“文革”中若瓢为唐云陪斗,唐云为若瓢送终,若瓢临终将一名学生托付唐云,以及二十年后唐云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

在这些生命的大关节之外,分别在柯灵文章和《唐云传》中出现的两个细节,让若瓢的形象变得更浮凸有致。一个是“悠然神往”:

若瓢是一个迥异于一般和尚的和尚,能诗,能画,不忌荤酒,尤爱看话剧。几年前上海话剧大盛,开演之夕,座上往往能看见一个宽袍大袖的方外人,对台上的悲欢离合,悠然神往。

一个是巨赞与若瓢两个年轻和尚打架的小插曲。有次唐云去净慈寺找若瓢,看到这两人不知为什么打起来:

巨赞在前逃,若瓢在后面追。
“你简直像鲁智深!”唐云一把拉着若瓢。
“鲁智深是花和尚,我不花。”若瓢正在气头上,把唐云推了一个踉跄,又去追赶巨赞。
“他的凡心不净,将来总是要惹祸的。”巨赞一边跑,一边说。

对于这次打架的原由,传中并没有再交代,只是这后来一成为画僧,一成为一代高僧的两个小和尚,在杭州的山水间打架动怒的身影,如此生动,令人难以忘怀。对于巨赞说他凡心未净,若瓢后来有个解释:“我不想成佛,只想成为画家,难怪巨赞说我的凡心未净”。

我在此抄录下关于若瓢散见于各处的记载,为的是什么呢?

释门本来是一个画家辈出的领域,从清代数起,载入画史的释门画家就多达二百余人,而“四大画僧”石涛、石溪、渐江、八大,更是佼佼出众;清末的虚谷,与吴昌硕齐名;之后的弘一法师和苏曼殊,诸艺皆通。作为画僧的若瓢在绘画上的成就,虽未达到高标独立的地步,但也算入品的当代释门画家了,画兰竹的若瓢与安徽画山水的懒悟,被认为是当代仅有的两画僧。从绘画艺术上说,若瓢,处于一个日渐飘零的线索的末端。

不过我在这里谈若瓢,并不着意他的绘画成就,我想呈现的,也许仅仅是五、六十年前,僧界与俗界那种生动、自然、日常的交往,这种交往,怎样自然地表现在五十年代《文汇报》这张报纸上,成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一个特殊注脚;这张报纸由此而呈现的多样化面貌,为今天的我读到大感新鲜、诧异!

艺术,构成僧俗两个世界相沟通相往来的精神渠道,在中国其来有自。此外,佛教思想、僧侣生活,在不久前的时空里,以“人间佛教”为旨归,还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出演着生动的角色。

这里就再岔开去说点别的人和事,另一个和尚的文章。

二〇〇三年,民国时期历时最久、影响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佛教期刊《海潮音》,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套影印合订本。这种期刊较完整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的历史状况及其改革历程。一九一八年,由太虚法师在上海创办,历时共三十年,凡三百五十二期。除刊登佛教界人士的文章,还曾刊发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等大家的著述,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当然,这上面最多的还是和尚的文章。

2.jpg图:太虚法师

且看那和尚对于人间世的态度。

一九二四年泰戈尔访华,关于此事的记载和评述历来不少,不过一般视野也就在新文学框架内。而有一个事实,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那就是:泰戈尔当年访华,曾给僧俗两界同时带来兴奋和期待。这位来自佛教故乡的文化大人物访华,是近百年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泰戈尔中国之行每到一处首先拜访寺庙,杭州灵隐寺,上海龙华寺,北京法源寺……之后,才开始与当地各界人士的交往,并多次谈到远古岁月中,中印两国借助佛教相互沟通的先例。显然,泰戈尔是将自身放在中印文化两千年交往的大背景下,自觉履行着一个文化人的使命。

《海潮音》对这位文化人的访华不仅有连续报道,更不断有评介文字刊出。一九二四年第五期《海潮音》以“本社”名义刊出评论——《评泰戈尔之来华感想谈》,主编太虚法师(激进的高僧、佛教改革家)更是撰文《希望老诗人的泰戈尔变为佛化的新青年》,大圆法师也有文章《泰戈尔与佛化新青年》发表。太虚、大圆不仅文辞晓畅,言辞殷切,谈锋更是犀利,对世界局势介入之深透,屡屡出人意表。

他们认为,欧战后的世界、乱世中的中国,需要抚平创伤、重建精神秩序,而佛教大乘之义,堪担此重任。他们认同泰戈尔对复兴东亚文化的呼吁,但认为泰戈尔所接触所表达,尚没有脱离文学而涉及大乘奥义,对东亚文化缺乏具体了解:

试思儒道九流等文化,仅行中国;神道等教,仅行日本,夙无联络之关系,虽欲尽力发挥,则得此失彼,顺彼远此,恐终难结各国之友谊。惟有佛法,初兴印度,次传中国继及日本,教义既已广博,能笼罩一切,复为各国所通行,堪启发同力合作之感想。况论时对机,欧战以后,正应以次佛化之甘露,为全球之清凉剂。

太虚在文中更进一步指出:

日本只是一个神道的国民,未免将佛教装上神道的形式,故不会能结出一这一种好果子来,印度呢,印度只残存得一些小乘佛化,大乘佛化的精神久已枯涸,虽然太氏所依的吠檀陀,有同中国的宋明学,乃用大乘佛化将婆罗门改化而成,而到了今日亦已同中国的宋明学,成了已陈的刍狗了,若仍欲用此以为造今日世界和平之局,何异令痨病鬼举千斤鼎吗?故惟有将潜藏在中国的世界人类真源的大乘佛化精神掘宣出来,乃能肉物质的白骨,活世界的死人……

他们对泰戈尔寄予厚望——“希望老诗人的泰戈尔变为佛化的新青年”。太虚借用流行的“新青年”一词,同时潇洒地作了自己的说明、赋予了新的内涵:

世所以崇拜青年者,为希望现在将来能利群救世也,非徒崇其年也。若但恃其年,则转瞬老大,且刹那生灭,早成昔人,何得言新?然则能为青年而且新者,必新于佛化,而青年于佛化乎?

殷切呼吁泰戈尔“勿仅为一个好鸟唱歌般的老诗人”,而“当为一个真成大勇的求道者”。
……

半个世纪后《海潮音》影印出版时,由王元化先生作序,序中说:“清末民初,佛教在沉沦绝灭之际得到重要发展,‘由儒入佛,以佛摄儒’,记录了当时的部分文化精英们既愤慨于建立于孔教基础上的封建末世的积贫积弱,又不同意全盘接受西方新思想。”

这些介绍为我们了解理解佛学、佛教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状况,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说明和时代框架。上世纪初僧俗两界同心并力为中国思想文化谋求出路的龙腾景象,跃然纸上。

这时再来看太虚的激扬文字、若瓢的人情文章,点缀其中,这景象就更生动可感了。

一切真是恍若隔世!

报纸作为大众媒体,反映着社会的一般意识。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若瓢在“笔会”上发表文章,是一种社会一般意识;之后至今的五十年中,文汇报版面(笔会)关于佛教的内容几乎绝迹,更不要说和尚自己写的文章,也是一种一般意识。

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五日,“笔会”上发表杜宣一文《巨赞法师因缘录》。如果不了解五十年前文化界与佛教界的交往,不了解五十年前佛教在社会生态中的位置,“四十年前南岳雨,今朝淅沥到阶前”这样的文章是不太看得懂、看得进的。但若晓得个大概,看文章中当年的田汉与巨赞在南岳衡山谈论国事和抗战,看杜宣与巨赞在桂林一帮欧阳予倩改革桂戏,一帮道安法师创办《狮子吼》杂志,再看多年后巨赞的“端然上座,形容苍老”,就会有入味和唏嘘之感了。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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