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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郁金香》

张爱玲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关于《郁金香》

--作者:余  斌

“张爱玲热”兴起之后,张爱玲“打捞业”一直都很兴盛。我对张氏佚作的“出土”也一直抱有兴趣,虽说其中并无什么让人喜出望外之作。有兴趣是因为“张爱玲”三字如大品牌一样,是品质的保证。还有一比:张爱玲可说是一位高人,高人并非不会犯错,然而对有对的理由,错有错的理由,即使犯了错,也有值得琢磨的地方。但我对新近“出土”的张记产品,并无一睹为快的迫切心情,比如《郁金香》,两年前就知其已然现身,出书也有两个月了,却一直没想到特意去找来看,——这是基于我的一个判断:张爱玲最好的作品都已问世,要想从她的散佚作品中找出上乘之作(不是相对于其他作家,而是相对其的平均水准),近乎不可能。张爱玲的地位无须靠发掘旧作来垫高。她的高度,已经由《传奇》、《流言》、《秧歌》标示出来,不论是佚作的重现,还是遗著的出版,都不会产生“重估”的必要。

因而,现在读张爱玲新问世的旧作,在喜爱张爱玲的读者,那是熟悉的调子的重温,好比看名角的戏,即使不是特别出彩的时候,乃至嗓子倒了,“张腔”还是“张腔”;对于研究者,则有可能借以修复张爱玲研究中某些遗漏的环节。

若将《郁金香》放入《传奇》之中,《郁金香》毫无奇异之处,——要指望张爱玲在《桂花蒸:阿小悲秋》、《留情》等篇之后“平地起高楼”,不管在回归“传奇”路线的意义上,还是在“突破”的意义上,都不大现实。将其与《传奇》挂钩,盖因此篇遥承《传奇》后期风格之余绪,时间上也距《传奇》诸作最近(《多少恨》虽写在前,却又是一路),虽然其写作时间与《传奇》最末一篇《创世纪》已隔了将近两年。这两年小说写作的中断,与她后来在美国创作时断时续的情形不同,在美国虽有生计的压力等种种外因,但无可讳言,彼时她的创造力已有衰竭之象。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她的创作欲依然旺盛,《传奇》阶段的“气盛言宜”至少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中断带有突然性,其中原由,自然要归之于她当时的处境。一是她在沦陷时期的身份暧昧且大红大紫,这让她在抗战后的文坛上很尴尬;二是与胡兰成关系的破裂精神上给她很大打击。后者可能影响到她写作的心绪,但她早就认定卖文为生这条路,写作于她有职业性的一面,仅因失恋,一年半的沉默不可想象。所以更关键的还是不利的外部环境。

由于《郁金香》的“出土”显得突兀,网上曾有读者怀疑该小说的真实性——会不会是伪作?理由多至五六条。其一是张爱玲怎么肯在下三烂的小报上发表作品(《郁金香》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连载于《小日报》)。这实在是昧于张当时的处境。张认同世俗立场,向来并不排斥小报,相反她是小报的热心读者。陈子善先生曾举她与《力报》编辑黄也白的通信为证,说明她与小报的关系。此外她还在公开场合(比如杂志社搞的“纳凉晚会”)以及散文中(比如《私语》)都表示过对小报的好感。这并非敷衍之词。当然有好感是一事,是否将自己视为个中人,又是一事。张对小报的态度正如她对于所谓“小市民”的姿态,毋宁是俯视的,要看,也要刻薄(比如她看鸳蝴派作家顾明道就没少奚落)。她心里明白,她有她的格调(或曰精神高度),根底里与小报别是一路。所以只要有可能,她雅不欲与小报为伍。证据是《郁金香》之前她虽也给过小报稿子,却都是“残丛小语”,绝对是应付性质。她的用心用力之作,一概发表在当时的主流杂志或媒体上,只有《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发表于与小报气息相通的鸳派杂志《紫罗兰》,那还是因为刚出道,所谓文坛者尚不得其门而入,而一有可能,她马上就转移阵地,另占高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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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张爱玲为《郁金香》所作插图

但抗战胜利后,情形已经大大不同。顶着“文化汉奸”、“文妖”等恶名,没有哪家主流杂志或报纸敢找她。具体的情形她自己未说过,不过我们可从处境与她相仿的苏青那里找到一些旁证。苏青在《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中就对自己当时的情形有竹筒倒豆子式的详尽交待,这里只须提到与卖文相关的几点。其一,仍有大报找到她编副刊,不过要求她换个笔名,为她峻拒。有一家许她继续用“苏青”写文章,声称正要借她大名相号召,不料随即招来一串恶骂,该报慌了不敢再登。其二,大报怕惹麻烦,小报则不怕她的名字(虽然当时小报也以传播“汉奸”“文妖”的花边以广招徕),而且肯给较高的稿酬(“我为了生活,也就替他们效劳了,眼看他们把我的文章排在‘木匠强奸幼女’等新闻下面,未免心痛,但却顾不得”)。张爱玲沦陷时期与苏青齐名,讨伐的文章也常将二人骂在一起。苏青引《文汇报》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创刊号上一段文字曰:“……至于色情读物,年来更见畅销,例如所谓女作家苏青和某某某,她们颇能在和平作家的一致支持下引起上海人普遍的注意,其实她们的法宝只有一个:性的诱惑!”名字是苏青有意隐去,应该就是指张爱玲。《关于我》写于一九四七年二月,距张发表《郁金香》仅数月,张发表作品之难,由此可想见一二。

    鉴于张爱玲的号召力,类似的事情当然也会发生在她身上。其间必有小报会找到她。她没有家累,卖文为生的的压力没有苏青那么大,把作品交给小报肯定心有不甘,此外恐怕也不愿招惹是非,所以一度从文坛抽身推步,躲到幕后写电影剧本。及至一九四七年四月在《大家》复出,她的发表环境仍未有多大改善,——《大家》虽比小报好一些,但要论实力和“纯文学”色彩,跟她沦陷时期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杂志》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至少不属主流杂志,而该杂志的主编唐云旌与小报实颇有渊源。在此情形下,小报向她邀稿,她也就半推半就了。既然此前曾上过鸳蝴派的杂志,此后也曾在小报(《亦报》)上连载小说,张爱玲将《郁金香》交予《小日报》,也不能算是出人意料之举。就像《十八春》、《小艾》的情形一样,她实在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是否有哪家报纸杂志开过口请她用笔名,不得而知。张爱玲比苏青难说话是肯定的,如果有此不情之请,她恐怕也唯有敬谢不敏。在沦陷时期是清是浊的问题上,她和苏青的态度一样,即声明自己只是卖文为生,与政治无涉,所不同者,苏青是大声抗辩,她只在《传奇》增订本序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就婉拒“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一事稍作交待。此时用笔名,无异于服罪,或是承认心中有愧。张爱玲后来用过笔名,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发表《十八春》、《小艾》之时,署“梁京”,这是循《亦报》之意还是出于她的主动,待考。然不论如何,与抗战胜利后讨伐声中改用笔名,显为两事。《郁金香》署名“张爱玲”,别无蹊跷,乃是一贯的做法,有人因其出现在小报上,便疑为伪托,那是将张看得危乎高哉。那一特殊的时期,“张爱玲”三字倒更是真品的保证——既然这个名字仍是某种忌讳,冒用乃是有可能触霉头的事情。

那么,张为何从未提起这篇旧作?作家不提旧作,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已然忘却,二是不愿提起。张爱玲忘却或愿意忘却的作品不在少数,不独《郁金香》为然。后者如《连环套》、《小艾》、《殷宝滟送花楼会》、《创世纪》等,或者未完,或者有明显败笔(以致整个被视为失败之作),或者是“尊命”之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违心之作)。何者她愿意忘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作最易区分,一九四七年《传奇》出增订本,原先未收集的小说大多收入,此时距写作、发表时间未远,当然全都记得,发表的刊物较集中,她手里应该都有。未收入的,就是她主动遗弃的。这以后到她去国这一段,情形就有些复杂,因她出走时许多材料并未带出,而张爱玲“打捞业”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时间既久远,张在美国又居无定所,有些作品怕真是淡忘了。发掘出来的张氏佚作多出在这段时间,并非偶然。《传奇》增订本初版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九五四年香港天风版《张爱玲小说集》序言中说:“《传奇》出版后,在一九四七年又添上几篇新的,把我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收在里面,成为《传奇增订本》。”“都收在里面”不确,出版时间则她肯定是误记了。这可以解释为何未将已经完成的《多少恨》、《郁金香》收入其中,而其他未收集的小说都是未完之作。

当时疏忽的可能性不大,几十年后忘却则极有可能。当然,最容易被自己淡忘的是平平之作。得意之作,如《金锁记》、《倾城之恋》这样的,任是怎样张爱玲也决不会忘记。以我之见,《郁金香》在张的全部作品中不高不低,恰在平平之列,而因发表的园地不起眼,去世前一直未经人提起,她的遗忘应在有意无意之间。

其实根据上述种种外证考论《郁金香》必出自张爱玲之手,实属多余——《郁金香》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这里有太明显的张氏印记:风格、语言、细节、题材、人物、句式、节奏,还有这些后面张爱玲所特有的感性、感受方式。模仿张爱玲者或者可得其一其二,要诸般齐备,除非还有一个张爱玲。这里说的不是水准高下的问题,而是说“张腔”耍得那么地道、完整,可挑剔处也是张爱玲式的。

《郁金香》之值得注意,首先在于该小说的写作时间,这是张爱玲近两年沉寂之后作为小说家真正的复出之作。张爱玲的第一身份当是小说家,她作为小说家的复出无疑最应关注。不论主动还是被动,张爱玲那段时间里移情于电影乃是事实,论影响,电影也当在其他作品之上。然而电影剧作家张爱玲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张爱玲,这还不是指电影须多方合作的性质,即以剧本而论,张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她不得不迁就拟想的电影观众的趣味,此外构成“张腔”极重要一面的语言在剧本中也没有多少施展空间,差不多仅限于对白,《传奇》那种极富暗示性的文体用于剧本不仅奢侈,而且反成其累。

从时间上看,刊于《大家》的《华丽缘》、《多少恨》在《郁金香》之前。《华丽缘》发表时有副标题“一个行头考究的故事”,不知是否因被“故事”二字误导,编者将其标为“小说”。事实上当然是篇散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人发掘出来,收入《惘然记》时,张自己也如是说。至于《多少恨》,不用说,确为小说,然而却是根据电影《不了情》改写的,先有电影后有小说,在张爱玲作品是特例,也仅此一例。因有电影在前,《多少恨》不免受牵拘,张爱玲自己也认为“写得差”。最关键的是,《不了情》是个从俗的言情故事,与《传奇》诸作旨趣各别,其病在根,其实是改无可改的。

《郁金香》则不同,我以为这是张爱玲自抗战后到赴港这几年间最“纯粹”的作品。所谓“纯粹”是指该小说的写作与这段时间其他作品相比,最是我行我素,虽因搁笔近两年,不免手生,难以达到《红玫瑰与白玫瑰》、《阿小悲秋》等作的水准,与《传奇》中相对较弱的小说相比,亦自不差,关键还在于张爱玲的回到《传奇》后期路线——平淡的故事与近乎无事的日常生活的悲剧性。该小说在小报上连载,实在是阴错阳差,在张氏刊于小报的小说中,这是最不相宜的一篇,若与《多少恨》调换一下,登在《大家》上,多少还要好些。

关于该小说的归类及意义,我与陈子善先生的意见稍有不同。陈子善先生在《〈郁金香〉发表始末初探》一文中道:“如果把这篇小说置于从《桂花蒸:阿小悲秋》到《小艾》的女仆形象小说系列中加以考察,其重要性应该无可置疑。”我以为若将张氏中短篇小说——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到《同学少年都不贱》——看作一部广义的“传奇”,则《郁金香》的意义当在于它在时间上补上了其中缺失的一环,《小艾》因为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不在“传奇”线索之上,要算也只能算是《传奇》的“外篇”。此外以人物、题材来归类,也还可商。倘硬要归类,我更愿意把《郁金香》归入其他系列,比如《年轻的时候》、《茉莉香片》乃至《红玫瑰与白玫瑰》之类的男性系列,——虽然其实颇为不同。

虽然篇名似乎暗寓女角“金香”之名,这里“郁金香”却像《传奇》诸多篇什的命名一样,更多是情调、氛围的提示,与那女仆的关系,只在通与不通之间。《郁金香》首先应被看作宝初的故事,他是小说的“意识中心”,故事大体上也在他的意识中展开:旧式家庭特有的那种让现在人绕得头昏的复杂关系(正房偏房,同父异母,新仆旧仆,等等),其间的种种微妙,以及在这背景之上一段主仆之间的男女故事。宝初、宝余兄弟都对金香都动了念,在宝余,是意在调戏,在宝初,是怜香惜玉而“未免有情”。什么也没发生,宝余既未得手(其实宝余并非老手,也未必真敢怎样),宝初也只是意意思思,止于似有若无的遐想。

这是又一型的“年轻的时候”,只是宝余不是单恋,金香是恋慕他的,格于身份,于不敢指望中暗存期待。这是张爱玲式的爱情,只有反讽,没有浪漫。最具戏剧性的时刻出在金香为他缝被子适被他撞见的一幕,二人居然有机会将久存心中的意意思思表白出来,张将二人间那一刻弥漫的一种奇异气氛营造的极饱满,同时又暗示个中人于恍惚中未必意识到的做戏意味。二人的确都入戏了,金香的拭泪,宝初期期艾艾的表白,极像戏台上的场景,而唯有点破其中不自觉的戏剧化,才是张爱玲。她在宝初的表白之后垫了一句道:“其实宝初话一说出了口听着便也觉得不像会是真的,可是仍旧嘴硬”。“不会是真的”还要“嘴硬”,一则已然入戏,“规定情境”中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二则并非有意欺骗,是真的有情,只是如同张笔下其他旧家里的软弱男性,没有实现的意志,话出口自己也吃惊。但是有这一缕绮思也是好的,这是他雾数人生当中仅有的一抹桃色的云,可于遐想中存在的一种可能性,此外全是灰色。张爱玲笔下只允许有这样的“浪漫”(指《传奇》一路的小说而言,《多少恨》、《十八春》之类另当别论),灰姑娘的故事没有余地。后来宝初、金香当然是走散,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结婚,度日,都是定了的,就像他自己聚的太太和后嫁宝余的阎小姐,“都是好像做了一辈子太太的人”。宝初偶或想起金香,是一缕绮思的重温,而张爱玲安排的尾声,宝初回上海听人说起金香,则是再来一点反讽,同时因为时过多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恰可上演张派又一出“惘然记”。

摹写男女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张爱玲最是拿手,状拟旧式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她亦是驾轻就熟。宝余、阮太太、老姨太、荣妈乃至阎小姐这些人物均着墨不多而活灵活现,其间嘀嘀咕咕,切切嚓嚓,细密地织出一种生活的质地。老姨太心态的刻划,对她与荣妈主仆心态的揣摸,则非张爱玲莫办。《郁金香》不过一万字之谱,却有藏闪,有伏笔照应,有暗示,机关多多,的是张氏含蓄蕴籍的风格。虽然已是趋于平淡,与前几年发表的遗作,七十年代写作的《同学少年都不贱》相比,后者是枯瘦,《郁金香》则平淡之中仍见丰腴。

可惜我们对张爱玲的短暂复出也唯有感到惘然:《郁金香》之后,直到一九五○年《十八春》发表,张氏创作年表上一片空白。算起来将近五年的时间里,真正的小说,仅此一篇。经过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的创作高峰之后,张爱玲确有被掏空之虞,她自己就曾有过表白。加上个人生活中的波折,社会环境的压力,要产生《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那样飞扬的佳构,确非易事。但说老调子已经唱完,却也未必,至少形形色色的“传奇”故事她还可以讲下去,而且她已经以《郁金香》热身,复出了,起点也不低,找不出重新搁笔的理由。陈子善先生以为,张爱玲从文坛的再度消失与《太太万岁》上映后遭受的批评大有关系。果真如此,则我们不免又要想起柯灵先生在《遥寄张爱玲》中的话,张爱玲的走红,实在是“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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