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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胡治藩

 

历史人物胡治藩                      

——兼评纪实文学《大人家》

      作者:李楠
                          
 最早知道胡治藩(梯维)这个名字,缘于范伯群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范先生等在此大著里,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把这位“业余”的鸳鸯蝴蝶派作家郑重介绍给我们。在此线索引导下,我读了胡治藩的几种连载小说。后来,在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的时候,知道了这位“胡治藩”就是经常出现于《金刚钻报》、《社会日报》等小报上的“梯公”、“鹈鹕”、“不饮冰生”、“拂云生”。现在读了纪实文学《大人家》,才知道这位小报文人的正宗身份,是浙江实业银行的当家人、上海大光明影院总经理、上海影院业同业公会主席,著名的京剧票友、剧评家。在这些众多的社会角色中,还有一个足以引起当今人们兴趣的就是,他竟做过张爱玲姑姑的老板!熟悉张爱玲作品的读者知道,那个被写进《姑姑语录》将跟着张爱玲“流芳百世”的女性,曾在洋行里做过秘书,但在哪个洋行高深莫测,不得而知。现在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是做胡治藩的机要秘书,长达十多年。2.jpg

右图:金素雯
      
《大人家》的作者胡思华是胡治藩的小儿子。他用纪实小说笔法演绎出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故事,穿插着胡氏家族的风雨历程,以及上海滩“平民文人”的社会活动和交往。作者本意是要写一部海派《大宅门》,所以取名《大人家》。但他写出来的却不是“大宅门”,而是父亲和母亲的精彩人生,家族史在这里退居到作为故事背景的位置。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作者没能从父母亲、兄长那里得到太多关于过去的第一手回忆。他所凭依的只是从图书馆里辛勤搜罗来的报刊文章、新闻报道、影剧广告,以及亲戚好友提供的部分资料。书中所附历史照片寥寥,除了数张友人的收藏外,大部都是作者从旧报纸上复制而来。这是令人遗憾的,同时也令人痛心:“文革”带给这个“大人家”的灾难,不仅仅是父母双双悬梁自尽,还有彻底的清洗,甚至连几张照片都不曾留下。此书最打动人的,正是作者生父生母轰轰烈烈的爱情。作者父亲胡治藩结识其母京剧名角金素雯时,已是旧婚姻下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了达到与金素雯结婚的目的,百折不回,历尽煎熬。胡治藩的结发妻子陈允泗竭尽全力阻止他们的结合,终于抛下了三个幼子撒手人寰。历史作出了牺牲,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胡治藩与金素雯相亲相爱、妇唱夫随,渡过了幸福的二十五年婚后生活。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深夜,或是四日凌晨,夫妻二人无论如何也无法面对那物是人非、黑白颠倒的疯狂现实,共同选择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生结局,用生命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这来之不易的婚恋,让我们后人闻到了血腥的气息。读到这里,我自然联想起前不久读的另一本书——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其中最精彩的一篇是《可荫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章诒和把言慧珠这位天才戏剧家刻画得有血有肉,鲜活,充满生气。不仅感动于她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也感慨她那无拘无束的真性情,更惋惜她那鲜花般生命的过早凋谢。章诒和写到言慧珠告别生命的情景时,提了胡治藩和金素雯的名字。书中写道: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晚,言慧珠买来了酒菜,与俞振飞共饮,“再喝一杯后,言慧珠亮出了自己的想法:‘金素雯夫妇双双上吊去了。我们怎么办?一起死吧,一了百了。你肯吗?’”俞振飞没有回应她。吃过晚饭,言慧珠拉着儿子的手,“先跪在丈夫面前,然后一定也要小清卿(言慧珠的儿子)跟着跪下去。孩子并不愿意,但看到母亲的神情,也就跪下了。她还要小清卿连喊几声‘好爸’(即俞振飞),孩子也顺从地喊了。俞振飞忙扶他们起来。起身的言慧珠郑重道:‘请你一定把他(指言清卿)抚养成人!’……”如此隆重的告别仪式,居然没有引起丈夫任何的警觉,男人依然一夜无梦,直到早晨起床,在卫生间里看到妻子“冰冷而凛然”地挂在浴缸上面的横杆上。尽管后人设想了许多理由为俞振飞开脱,但事实永远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一代红伶言慧珠在丈夫的酣睡中,孤独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从这层意义上讲,金素雯是幸福的,她获得了胡治藩永恒的爱情。因此,《大人家》是一曲爱情的交响乐。

在这首以爱情为主旋律的交响乐中,跳跃着动听的音符,那就是作者父亲胡治藩的生存方式。这正是此书最引起我兴趣的地方。这位银行家早年就读于东吴大学经济系,曾得到过老师马寅初的赏识,后为接替父亲胡济生的事业,中途辍学,于一九二一年三月进入浙江实业银行工作,担任相当于副总经理的职务。作为洋行职员,他是称职的,一丝不苟、兢兢业业,深受董事长的器重。所以,他不是纨绔子弟。至于“混迹”于小报和戏剧界,那是他的“业余爱好”,丝毫不影响“正业”。他在《金刚钻报》上曾发表文章《说莲补》,回应激进人士的讨伐说:“本人非洋场才子,一生也未捧过妓女,既不靠写稿子谋生,更不依仗戏子混饭吃。”的确,胡治藩之辈既不无聊,更不无赖,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正统者、激进者、当道者眼里看来似乎很颓废,但事实上,他们有自己的追求。3.jpg

《大人家》将胡治藩和他的朋友们定位成“平民文人”。论社会地位,胡治藩不属于“平民”阶层。作者之所以如此评断,取决于胡的审美趣味和文化指向。胡治藩出身于清朝官宦之家,从小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在文学、书画、戏剧方面打下深厚的根基。同时,身为高级白领职员、大光明影院老板,英文程度自不必说。一九四○年代的大光明影院直接接受好莱坞提供的片源,能够与美国同步上映最新影片。观看众多英文原版影片,然后选择购买,这是胡治藩的日常功课。但是西洋文化的耳濡目染并没有让胡治藩“摩登”和“前卫”,他仍然倾心于他的市民文学和市民读物,比如说小报和所谓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一九二○年代,胡治藩创办和主编《司的克报》,在小报上连载自创的长篇小说《十里莺花梦》、《黄熟梅子》和《花影灯痕》。他为《金刚钻报》、《社会日报》开设过文艺专栏《不饮冰室随笔》、《翼楼随笔》和《随缘日记》。无论写小说,还是写散文,胡治藩的作品均属上乘,没有遗老遗少的腐朽气息。《黄熟梅子》是用娴熟的新文学笔法写成的,但他宁愿发表在鸳鸯蝴蝶派文人所办的小报上而不去涉猎新文学报刊。还有,他交往的朋友里,虽不乏左翼文人,像田汉、洪深、夏衍等,可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文化立场,去靠拢新文学阵营,而是一如既往地在市民文学和市民文化领域里“玩票”,“玩”得兴致盎然、有声有色。

民国时期的上海,市民文学异常繁荣,到一九三○年代后有穆时英、刘呐鸥式的“先锋”文学,有中西杂揉、雅俗共赏的“张派”文学,还有以“鸳鸯蝴蝶派”为主体的通俗文学。胡治藩选择的是后一种。这类市民文学掌握着中下层市民读者,虽有都市性和部分现代色彩,更有牢固的传统根基,胡治藩与之心有灵犀。这还可以从他与京戏的一世情缘上得到证明。胡治藩之所以一生酷爱“京剧”,因为“京剧”是传统的、大众的。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迷上了京剧。一九二二年,已经做了银行职员的胡治藩,参加了著名京剧爱好者组织——票房“湖社”,并成为骨干。一九三四年,在上海广播电台“文人唱戏”节目,做京剧点评和示范演唱,赢得上海听众的赞许。一九三九年二月五日,为卡尔登剧院总经理周翼华祝寿,胡治藩与王熙春同台演出《鸿鸾喜》,与金素雯同演《人面桃花》,均有不俗的表现。还有,在京剧《黄鹤楼》里扮演的周瑜,在《九本狸猫换太子》中扮演的汤孟兰,也曾给圈内人士留下深刻印象。除此之外,胡志藩还是一位优秀的京剧编剧。抗战时期先后为周信芳挂帅的移风社写过《香妃恨》和《文天祥》。一九五九年已经淡出文艺圈的胡治藩(其时是上海著名的工商界人士)编写了《海瑞上疏》,由周信芳和金素雯主演,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节目到全国巡回演出,一时好评如潮。一九六四年,六十岁的胡志藩完成了剧本《兴唐鉴》,就是那部在二十世纪末声誉隆盛、多次获得国家大奖的《贞观盛世》的原型。《海瑞上疏》和《兴唐鉴》的价值无论在以往还是当下,都已不言而喻,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却给他们夫妇招来杀身之祸。京剧使这位“票友”获得了真正的爱情,改变了人生轨迹;同样是京剧,让他与妻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总之,尽管胡治藩“玩”京剧玩出了辉煌、幸福和灾难,但他的人生确实因为京剧变得丰满和精彩。

我不清楚活跃在当今经济舞台上的“成功人士”们如何社交,如何打发业余时光、休闲和娱乐。也可能是打打高尔夫球、搓搓麻将?或是唱卡拉OK、赛车、骑马、打猎?我想,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他们采用何种形式去“玩”,都不可能再现胡治藩们的那份从容和潇洒了。从《大人家》文本看,身为银行家的胡治藩,所交往的朋友大都是文化名人,几乎与腰缠万贯的事业家无涉。他与小报界“江南第一枝笔”唐大郎、电影导演桑弧亲密无间,人称“三剑客”。他拥有一班少年朋友,像周剑云、陆洁、吴性裁、费穆、陈鹧鸪、朱端钧、凤昔醉等,曾经同为春柳社的戏迷。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间,胡治藩对话剧发生兴趣,于是,先后筹备上演了阿英执笔的话剧《葛嫩娘——新明末遗恨》、曹禺的话剧《雷雨》,他的朋友何海生、唐大郎、陈灵犀三位小报界名人,以及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京剧坤旦金素雯都参与了演出。胡治藩在话剧《雷雨》中,饰演周萍。另外,还曾与金素雯、桑弧一道,组建孤鹰话剧团,排演过洪深的《寄生草》等。总之,胡治藩所追求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文人诗酒风流的精神内涵同构,令今人叹为观止,向往但不敢奢望。因为,当下的时代正在渐渐远离中国式的休闲文化。当今的“成功人士”们意识到此点,于是电视媒介等不惜代价打造于丹、易中天这些所谓的传统文化传播者,恶补一点点通俗的古典文化知识,拿来做饭后的谈资,冒充风雅。视传统文化为点缀的“成功人士”,怎能与昔日坚守传统人文精神的“票友”们相提并论呢?胡治藩与金素雯的人生结局更清楚地证明了,审美化的生存方式不是“颓废”,而是内在的精神追求。一九六六年七月,上海京剧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写满了对《海瑞上疏》和《兴唐鉴》的批判,以及胡治藩和金素雯的“罪行”。面对这是非颠倒的世界,“士可杀、不可辱”的人生信条使他们毅然选择了以死抗争。这正是中国文人的精神体现。据说那天晚上,胡治藩与金素雯,穿上了当年在舞台上所穿的戏剧服装,重新演唱了他们共同演出过的《人面桃花》,整整唱了一夜。然后在天亮时分,手挽手、面对面,一同告别了他们热爱的世界。只有坚持追求的人,才能活得如此精彩,死得如此美丽。难怪他儿子在书中深情地写道:“在那一天,潇洒的才子已经六十四岁,比他小十四岁的佳人,也到知天命的五十岁;但是在那一天晚上,一个又变得风流潇洒,一个又回到了青春美丽。”

我在研究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时,注意到上海滩曾经存在过的一群文人,他们既不同于鲁迅、巴金、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也区别于以写作为生计的专业通俗文学作家。他们分布在社会的上层或中层,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不需要靠“爬格子”养家糊口,治文学和从事艺术只是“玩票”。但他们真诚地热爱文学和艺术,业余时间全用来唱京戏、办小报、写小说、填词赋曲、舞弄丹青、收藏鉴赏、雅集聚会。像当年的洋场名士高太痴、袁翔甫、潘老兰、俞达夫,沪上名医陆士谔、陈存仁、丁济万、陈范我,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寒云,大罗天饮食店的老板杨吉云,国产电影奠基人郑正秋等等,都属于这类文人。《大人家》主人公胡治藩只是其中的一位。胡治藩的生存方式就是这类文人的生存方式,既是审美的,又是艺术的,内在的精神追求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们曾经被历史遗忘,被新生的文化遮蔽。今天,当他们重新回到我们视野里来的时候,我们不应回避,而应仔细地研究和思考。这对于传统文化、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研究,确实能提供不少可贵的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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