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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十年代的黄宗英

 

 

黄宗英:此情悠悠谁知?

--作者:李辉

        我的买书乃至藏书,始于一九七八年初走进复旦大学校园之时。那时,买书不多,每买一本,都会郑重地在扉页上写下买书时间。如有兴致,间或还会在某本书上写一两句随感。当日曾想,若照此积攒多日,必有情趣。这一做法持续多年,最后却未能坚持下来,至今思之颇感遗憾。

        在就读复旦期间购买的图书中,有一本赵丹的《地狱之门》,系根据他于“文革”结束后所做的系列演讲整理而成。赵丹回忆自己的演艺生涯,纵谈同辈表演艺术家的得失,阐述对艺术规律的理解,率性而谈,生动之极。他把从事电影艺术喻之为跨进“地狱之门”,不敢半点懈怠,更有来自内心的敬畏。联系他的一生坎坷,读来令人感叹不已。

        《地狱之门》购买的时间为一九八○年十二月四日,距赵丹十月十日因病去世还不到两个月。《地狱之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于一九八○年八月出版,赵丹在病榻上看到了他的这本书。我所买到的则是当年十一月第二次印刷的版本,可见在他去世前后,他的著作颇受读者欢迎。

        当年,赵丹在逝世前不久,口述过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参加当时《人民日报》正展开的“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人之将死,其心坦然。多年积郁,殷殷企盼,一下子倾诉出来。他有切身感受,有一个艺术家的直觉和激情,更有“文革”囹圄之灾的磨难。他不能不把心里话说出来,不能不把生命体验昭示于众,让活着的人能够走出历史怪圈,在教训中清醒,在痛定思痛中变得聪明起来。他从艺术规律出发,对外行领导内行,对领导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横加干涉至为反感。他说:“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他为扮演鲁迅,从一九六○年开始试镜头,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二十年,却仍然不能拍摄。其原因无非是意见不能“统一”。没有这样沉重的感受,他是不会有如此大胆的反思的。 他这样说: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这是文章的最后几句。一个省略号,到底省略了赵丹哪些思考、哪些声音,人们永远无法知道。然而,他已经留下了生命绝唱。无私而坦荡。赵丹的绝唱当年所产生的强烈反响,多年后仍然让人难忘。他用自己这种方式发出的声音,汇入了反思“文革”、反思历史的潮流之中。他用绝对的坦率和真实,呼应着巴金倡导的“说真话”。这就难怪,我们这些正在校园的学子,不由得对银幕外的赵丹,顿时肃然起敬,同时,更为失去这样一个天才的艺术家而深感遗憾。

        我没有想到,一些年后,结识了黄宗英老师。从她那里,我知道了赵丹的“文革”遭际和晚年故事,翻阅到赵丹写于监狱的交代。后来,她委托我整理这些历史档案,帮助我编选了《赵丹自述》,交大象出版社出版。《赵丹自述》中,除了这些“文革”交代,还收录了《地狱之门》中的演讲。赵丹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回忆录,只有以这种形式来集中呈现他的一生。

        我请黄宗英为我收藏至今的《地狱之门》题词,她这样写到:

        李辉:你购此书时阿丹刚走。命运让我在十三年后认识了你。从此,在我生命的马拉松障碍跑中,你恰像我的随跑教练。

        是你,使我的人生无愧于阿丹妻亦代伴,我将在你们的鼓励和厚爱中——生气勃勃地跑、跑、跑跑跑。

        黄宗英 2005年3月19日华东医院29病床,骨折后学步阶段

        诚惶诚恐之外更有一种感动令我难忘。于是,最初购买于复旦校园的这本《地狱之门》,对于我就有了新一层的收藏意义。

        在为《地狱之门》所写的题跋中,黄宗英用了 “阿丹妻亦代伴”这样一个特别的表述。这恰是她的一生婚姻生活最为重要的概括。664.jpg

        图:第一次身披婚纱的黄宗英

        第一次见到黄宗英,是在一九九三年她与冯亦代先生在北京结婚时。在此之前,与冯亦代熟悉的朋友们,都为他们两位的“黄昏恋”感到高兴。在迎娶黄宗英之前,冯亦代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每次去看他,他都情不自禁地要谈到黄宗英。待确定下婚期,他又多次与我商量婚礼宴请之事。后来,受黄宗英委托,整理他们之间的情书时,我才发现,细心而兴奋的冯亦代,早在信中就向黄宗英通报了他的京城朋友的情况,以及正在筹办的婚庆细节:

        以后来了两个客。第一位是《人民日报》的李辉,他是《萧乾传》的作者,我的忘年交。他看见我书柜里放着你照片,便问你的近况,我骄傲地告诉他关于你我的姻缘,他大表赞同。这样在北京就有宗江夫妇和李辉夫妇及凤姐夫妇知道了,当然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奇怪,赞同,祝福。当然还有你二嫂和赵青一家,以及董乐山。(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十月你来时,事先告诉我,我来车站或飞机场接你(你要我去上海接你,那就更方便了)。我去接你,就此车到七重天,一夜无话,第二天就去登记,你必须带来你的身份证,阿丹的死亡证,以及你机关的证明,三张三寸照片,于是我们选定一天,在章含之家里吃Bullet,人是少数的。名单我另外告诉你。如果当时宗江在,就由他主持,如果他不在,我们自己出面或由小丁、祖光主持。以后就是选定日子请你家的众多舅老爷,然后请一次我的女儿全家,另一次儿子全家。在含之家的一次,由人民日报的李辉夫妇做总招待,请的人只是我必需通知以及你的朋友,亲戚不算在内,我请的人是他们有表示及我的狐群狗党。我们的结婚照是要由登记处拍的。现在的想法,就是这样,你以为何如?(一九九三年九月七日)

        他们的婚礼最后安排在三味书屋举行,参加者达一百余人,一时成为京城文化界盛事。就是在那次聚会中,我们夫妇与他们二位合影留念,这也是我们最早的结识。

        老人们的再婚曾有失败的先例,如徐迟。但黄宗英与冯亦代建立于纯爱基础上的黄昏恋,却以《纯爱》一书,留下了佳话。现在看来,黄宗英与冯亦代的黄昏之恋的确是难得的和谐和圆满。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黄宗英的细心照料和精神支撑,冯亦代能否从一次又一次的重病中挺过来?如果细细读《纯爱》,就不难发现,正是她的聪颖、好学,孕育了两个老人美丽的黄昏恋。这是特殊的通信,是两位老人晚年情感的真实记录。从个人情感的宣泄,到读书随感、英语知识,鸿雁传书,演绎出的是一场动人的、纯真而炽烈的爱情。
 
        冯亦代一九九六年脑血栓中风,一度失语,记忆也严重衰减。一天,我去病房探望,正遇医生来检查。黄宗英问冯亦代哪年出生,他把“一九一五”错成“一九五一”,大家笑着说:“你这么年轻呀!”再问你哪年打成右派,他却脱口而出“一九五七”,这颇让人感叹不已。从那时起,帮助冯亦代恢复说话和写字,是黄宗英的主要任务。“我演员出生,还不会教二哥发声?”七十几岁了,她执意搬到病房,用毛笔把拼音字母抄在大纸上,让冯亦代每天从最基本的发音开始练。她让我买来写字板和粗笔,让冯亦代练习写字,从笔画开始。“难我不倒”——她用毛笔写得大大的四个字,挂在他面前。冯亦代坐在轮椅上,呆滞地看着大字,黄宗英扶着他的手,一笔一笔上下左右写着。写累了,又小孩一样开始咿呀学语。她“啊”一声,他也“啊”一声;她“呀”一声,他也“呀”一声。这一幕,让人感动也心酸。可惜我没带摄影机,不然该是多么珍贵的影像记录!

        两个月后,冯亦代挺过了那一次大病,恢复了说话和写字。再过几个月,居然还写出了新的情书,写出了书评和散文。朋友们都说这是奇迹。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奇迹的身后,站着的是黄宗英。665.JPG

        图:《纯爱》封面

        二○○四年六月,黄宗英前往上海治病,我陪她到医院探望冯亦代。冯亦代已经住院一年多,多次报病危又多次挺过,但生命显然已慢慢走向终点。冯亦代躺在病床上,眼睛瞪得很大,但已认不出来者何人。她似乎预感到这将是最后的见面。她紧紧握着他的手,默默地握着,好久,好久。半年多之后,冯亦代于二○○年二月元宵节那天告别人世。十一天后,黄宗英在上海的病房里,给远去的冯亦代又写了一封信,向二哥报告他们的情书即将结集出版的消息,写得凄婉而动人:

        亦代二哥亲爱的:你自二月二十三日永别了纷扰的尘世已经十一天,想来你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你是否依然眷顾着我是怎么生活着吗?今天是惊蛰,毫无意外地惊了我。我重新要求自己回到正常生活……亲爱的,我们将在印刷机、装订机、封包机里,在爱我们的读者群中、亲友们面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你高兴吗?吻你。
    
         愈加爱你的小妹

         二○○五年三月五日

        她说,这是最后一次给他写信。我为这封信起了个标题:《写给天上的二哥》,将之作为《纯爱》的代序。

        在许多同辈人眼里,黄宗英是一个聪颖过人的才女。在我眼里,她则更是一个对知识永远充满好奇的人。每次见到她,她总是在阅读。年过八十后,她每日仍在读书,在写日记。她告诉我,每天早上,她要听半个小时的英语教学广播。“我知道学不会了。我把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伤感中透出她的执著与坚毅。

        黄宗英总是不断地把惊奇放在人们面前。她是影星,但把耀眼的明星吸引力看得很淡,反而更看重文学创作。从五十年代初她就以写作为主业了,从诗歌、剧本、报告文学到散文,她是成功地从演艺界转向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她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大雁情》,她写赵丹、上官云珠等亲友的回忆文章,堪称力作,有他人无法替代的价值。

        在我的藏书中,有两本黄宗英最早出版的两本作品集,一是诗文集《和平列车向前行》,一是电影剧本《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作品稚嫩而肤浅,但却是她的大胆尝试,留下了最初转行的足迹。
 
        《和平列车向前行》一九五一年二月由上海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我买到的为一九五一年三月的再版本,一月之内即再版,可见黄宗英的第一本结集作品当时即颇受欢迎。该书是平明出版社推出的“新时代文丛”的第一辑。该书收录长诗一首及游记数篇,为黄宗英参加中国代表团前往华沙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归来后所写见闻与感受。书中有“前记”一则:

        我这次很荣幸能随着中国和平代表团远走苏联波兰两个国家,我有责任把我所看到的传达给大家。我刚在学习写作,这些作品都是非常幼稚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正好让我在做一个演员之外还能用我的笔,多多少少的为人民做些事情。

         黄宗英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平明出版社系当年巴金离开文化生活出版社后另行创办的一个出版社,他的两位年轻朋友潘际坰与黄裳负责编辑“新时代文丛”。潘先生于几年前去世,黄裳和黄宗英均健在,我请他们二人分别在《和平列车向前行》上题词,也算难得的机缘。

        黄宗英写到:

        好友李辉从旧书摊上购得我的处女作文集《和平列车向前行》,嘱我题签,我看了实在脸红,也不胜感慨。欣欣然书此以为纪念。

        黄宗英 八十二岁时二○○年六月

        黄裳写到:

        “文丛“前编辑黄裳敬观。丙戌五月
 
        《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则是黄宗英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列入艺术出版社的“电影剧本丛书”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在北京出版。五十年后,当她再次看到这本书时,感慨万千,特地为我写了很长的题跋,如同一篇回忆散文:

        见李辉觅得我五十年前的头胎婴儿怎不感慨……

        一九五三年冬,我生下爱女橘橘,有五十六天产假和红布二尺,我觉得发了横财,不必每天形式的去坐班啦,我找来一沓新稿纸,衬着大红布,拿起笔来。解放前夕和初期,我张罗忙活为剧影妇女办托儿所,我一开笔写的就是托儿所、教养员、保育员和孩子们,产假才起头,我的剧本就完稿了。开年,中央电影局举办“剧本讲习班”(三个月),我带着处女作参加了,并将拙作作为结业作品交卷。没想到上海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居然一稿通过,可组织拍摄。大家都说是从来没有的事。剧作通过之难有顺口溜为证:“三稿四稿,不如初稿,七稿八稿,枪毙拉倒。”而我走鸿运,连导演都定了,只提只小修小改就可开机。如此小修小改,再修再改,改到影片放映时,爱女已五岁了。

        影片放映时更名为《平凡的事业》。

        片题改得好,可平凡标高了,说不上。如今回头看处女作,她来自生活,来自心头,来自身边;却怎的克扣克公式化概念化得如此彻底?难怪“一稿通过”?

        现今,痴长到八十岁,人生百味尝遍,头脑丰繁杂沓,来日比“产假”尚长,在文学上却害了不孕症了,哀哉!

         黄宗英  乙酉芒种前

        读这些题跋,翻阅与她相关的各种书,一个经历无比丰富的黄宗英生动地站立在我眼前。

       669.JPG 近几年,黄宗英一直住在医院里治疗。所爱过的人已先她而去,所钟爱的写作,也难以再如从前那样全身心投入。

图:2007年12月黄宗英在华东医院

        几个月前,去上海华东医院探望她。她说想念北京的老朋友们。拨通黄苗子先生的电话,问候、寒暄后,她说:“你知道李清照是济南人吗?她的词用济南话念起来才好听。”她随之就用济南话朗诵起李清照的那首著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抑扬顿挫,乡音袅袅,她一口气流畅地朗诵完整首词,居然一个字也没拉下。她旁若无人,沉迷于朗诵之中。

        如今,八十多岁的黄宗英每天还在背诗词——就像前些年学英语、学中药一样。她还坚持写日记,写长短不一的随笔,并把这些短文命名为“百衲衣”。对于她,阅读与写作是永远的爱,永远的伴侣。

        从舞台、银幕走到文学领域的她,其实一直生活在为自己设计好的场景中。这是想象与现实交织一起的世界。回忆与梦想,务实与浪漫,沉思与激情,无法严格而清晰地予以分别。它们早已构成了她的生命的全部内容。悠悠一生就如同一幕又一幕的戏剧。她是编剧,是导演,也是演员。生活其中,陶醉其中,感悟其中。她的生命列车,沿着这样的轨迹牧歌一般向前行……

        完稿于二○○八年四月二十日,谷雨时节,窗外春雨淅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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