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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王元化先生

 

一个出版人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

--作者:黄育海


余生也晚,在我结识王元化先生之前,他早已出版过《思辩发微》、《文心雕龙讲疏》等重要著作,早已是名重海内外的大学者了。一九九二年初秋的一天,李子云老师带我和李庆西去了王先生家里,从此在我记忆中有了一个与其他前辈学者迥然有别的人物形象。以前跟费孝通、钟敬文、金克木、贾植芳、徐中玉、钱谷融等老先生打过交道,那些老人在晚辈面前都显得那么和蔼、风趣,可是元化先生却完全不同,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很有几分威严,初次见面也几乎没有几句客套话。那天约好午后去拜晤,走进高安路那座静谧的院落,我心里突然有些紧张。更没想到,在家中待客的王先生竟穿戴得十分正式,脚上还穿着系带的皮鞋,一看就是那种气质严肃的学者。后来我知道,王先生与交往不深的人谈话一般不涉及社会杂闻和生活琐事,往往直截了当切入正题,几句话就谈到与学术有关的事情上。

王先生明白我们的来意后,显得很高兴,答允将近两年写的论文交给我们出版,这就是后来编成的《清园夜读》一书。他用“夜读”作为自己的书名,让我想起鲁迅在《夜颂》中所说“夜所给予的光明”,因为元化先生的文字总是带着“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实际上,当时对于王先生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由于八十年代初期参与起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文章,更由于后来主编《新启蒙》的社会影响,那时他被某些大人物视为异端,除了不时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一些文章,其他报刊上很少能听到他的声音。《清园夜读》是元化先生沉寂许久后的第一部著作,而我们第一次上门就能拿到这样有份量而有特殊意义的作品,感觉自然非比寻常。

不料这本书的出版竟经历了一番曲折,其实最后是以民间出版的方式得以问世。当时我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可是这个选题在本社却未能通过。正好浙江文艺出版社前任社长杨仁山调往深圳海天出版社,我们通过他的关系在海天社报上了选题,书稿编成后在该社经过三审,最后由我筹资印制。首版印了三千册,很快又加印了四千册。发行委托给一家民营书店,这在当时也显得比较“超前”。慑于王先生的威严,我自然不敢跟他直言我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出版他的著作,也没有跟他解释个中原委——为何以浙江文艺社的名义约稿,却在海天社出书,而直接承担责编工作的庆西又为何在版权页上署以“来凤仪”的笔名。当我直接拎着现款上门去交付版税时,心里还相当忐忑不安(这种支付方式不合出版社常例),担心以王先生的经验与睿智,肯定觉察出事情多有太多的蹊跷之处。但我们不主动说明,王先生也就不予挑破。事后想想,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版方式得到了王先生的默许,我甚至觉出他还很有几分鼓励的意思。他是那种老派而严肃的性格,思想中却有不拘一格的路径。1-2.JPG

图:《清园夜读》,海天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以当时国内的工艺水准来说,《清园夜话》算是印得相当考究,封面采用二百五十克铜版卡,内文用了八十克进口双胶纸。封面取用毛竹峻挺的艺术摄影,深黑底色上青翠与砖红相间,显得雅致而大气。由于书内用繁体字排版(横排),而当时电脑排版技术在国内尚属起步阶段,所以几遍校对过程拖了很长时间。书正式出版时已是第二年的十一月间,适逢全国文艺理论学会在上海华师大召开第六届年会,我便去会上给王先生送样书。那天一进王先生的房间,见他正与陈荒煤、冯牧两位先生聊天。荒煤取书在手里摩挲良久又递与冯牧,赞叹说一辈子能出这么好的一本书就知足了。当然,这不止是称赞《清园夜话》的装帧与印刷质量,王先生收入这本书里的文章足以让学界同仁所仰慕。从内容来说,这确是王先生的一部重要著作。书里贯穿了一种考释与辩证并举的著述方式,重新梳理前人思辩踪迹,在许多问题上对九十年代以后国内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王先生自己曾表示,他的学术思想是在九十年代进入成熟期的,他在《九十年代日记》后记中说,“我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写作了,但直到九十年代,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思想境界。……到了九十年代,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考虑问题。所以我把九十年代视为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时代……。”王先生这些自我反省的话里不能说没有自谦成分,但《清园夜话》作为他在九十年代写成的第一本书,对于他和读者来说确实都有着特殊意义。

一九九八年,我调任浙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先生得知我工作调动后,也希望我能打开新的局面,便果断拿出他的《九十年代日记》交给我出版。其时先生已非九十年代初陷于“无物之阵”的境况,那一年他与巴金共同获得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许多官方人士都来捧场。来自各个出版社的约稿已经让他应付不过来了,而他手里的《九十年代反思录》和《九十年代日记》两本书正是许多出版人竞逐的目标,可能是出于念旧的考虑,他依然把后者托付于我。感念不已的同时,我心里真有些战战兢兢,因为我深知编辑他的作品是一项难度不低的工作。王先生对文字非常讲究,不能容忍丝毫差错。每一遍校样都要亲自看,每一遍都不仅是校订错讹,往往是三校样上还在修改文字。这自然给编辑案头工作带来一些麻烦,但他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们不啻是无言的教诲。王先生学问淹贯中西,这对编辑的学术功底也是巨大的挑战,记得当时编完《清园夜读》后我和庆西都有些发怵,说这辈子再也不敢碰王先生的书了。话虽这么说,能够拿到他的书稿心里自然高兴,因为编辑他的书稿更是一个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过程。王先生自己也做过编辑,他从年轻时投身革命开始就编过各种刊物,还担任过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是精通出版的学者。他不仅在文字上讲究,就连版式、字号等细节也都很在意。用什么字体,版面的行距字距等,他都要亲自过问。《清园夜读》和《九十年代日记》两本书的封面都是他亲自找王震坤设计的,其实都贯注了他本人的审美意趣。

二○○四年秋天,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王先生为表示对我创业的支持,又慷慨地把他的《人物.书话.纪事》交给了我。这本书在二○○六年初出版,后来又作了一次修订,抽掉一些他自认为写得不够好的旧文,补充了若干新作,于二○○八年年初出了修订版。当时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还是一丝不苟地校理书稿,书里的图片也是他亲自挑选和审订的。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书。作为一个出版人,我这些年里有幸负责过他三本书的编辑出版,也给自己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王先生一向有刚正、严厉的名声,有时他会不留情面地批评自己的朋友和学生,有些是出于学术思想上的分歧,有些可能是别的什么问题,据说他对朱学勤、傅杰都发过脾气。所以学术圈子里常有人说先生待人过于严苛。记得有一次我和庆西去见王先生,李子云也在座,听到我们称李子云为李老师,王先生竟怪怪地问李子云,“他们怎么称你老师?”大概王先生知道我们并非出于李子云门下,而她又不在院校任教,他便觉得有些奇怪。其实李子云作为我们的前辈评论家和编辑家,尊其“老师”太正常不过了,而先生在场面上这般“较真”起来却把李子云搞得有些尴尬。可是王先生自己又有很不“较真”的一面,有一次他在送给庆西的书上题署“李庆西教授惠正”的字样,我一看就乐了。他明知庆西不是大学教授,而且由于其性格和所处环境的某些因素连编辑这一行的副高职称都不曾有过,可竟是别出心裁地派给了一个“教授”头衔。这是对后辈的加勉,还是对职称评定制度的某种嘲弄?看看《九十年代日记》中他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工作中“劣进优退”现象表示的深刻忧虑,我想他那种刚直的性情中自也包含着深深的无奈。1-4.JPG

图:《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幸运的是,在跟王先生的交往中我本人倒是更多地体会到老人家的关心和慈爱,也许因为我不是学术圈内的人,他对我的要求跟别人不一样。另外,王先生大概认为我作为编辑和出版人还算够格,所以总是对我格外宽容。其中恐怕也有一份体恤的意思,他觉得我视力这么差却不得不从事编辑工作,想来有许多不易之处。他也知道我除了做编辑搞出版什么也干不成,因而常常提醒我要注意身体。说起《九十年代日记》和《人物.书话.纪事》两本书,王先生都是在众多出版社竞起争夺的情况下主动交给我出版的,在我两次转换工作时他都给予我极大的支持、鼓励。这其中的关切与信任,让我每每感念于心。

我辞去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职务来上海工作后,为生活方便在新华路购置了一套公寓。王先生听说我在上海安顿下来,特意提出要来我家里坐坐。我知道先生不是那种喜欢窜门的人,平常有人想邀他去家里做客是一桩很难办到的事情。但我考虑到自己在上海住所比较简单,怕怠慢了先生,就一再推脱。可是先生几次提出要来看看,那年国庆时我便在家里备了饭请他过来。上午才买齐杯盘碗盏,下午就请他来了家里,同时还请了跟王先生相熟的褚钰泉先生作陪。果然,先生一进来就看出问题了。他就说我的房子装修得太简陋,说地板的材料和门窗颜色都不太惬意。让我诧异的是,那天先生居然给我讲了许多关于装修材料和装饰风格方面的知识,他自己特别欣赏英国古典风格的室内装饰。以前在跟先生的交往中,他很少谈及学术、文化和出版以外的话题。我也去过王先生的住所,他自己家里其实也很简单,晚年更是由于某些原因,一直住在衡山宾馆和庆余别墅的一间小客房里。像王先生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同时对生活品质也是十分讲究的人,晚年的物质生活其实很简朴,甚至还有几分窳陋,真是不免令人唏嘘。1-5.JPG

图:《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事前褚钰泉说起王先生平日晚餐只吃一碗粥或是一小碗面条,嘱我准备得简单一些。但我考虑到难得在家里宴请王先生,总也不能搞得太草率,还是准备了一些菜肴。那天王先生胃口竟很好,吃了不少菜。有一道菜是我特意从杭州拿来的金华火腿做的,他尤其赞不绝口,说还是四十年代在金华吃过这样的火腿。那天我还准备了螃蟹,饭后我问先生还要不要上,他兴致颇高地说自己还吃得下。他对我居所装饰的评价和他的好胃口一样让我感到心酸。其实他是热爱美食的人,平时之所以吃得简单,只是因为夫人常年患病没人给他做,他又得把有限的时间用于自己的学术著述,没办法讲究而已。

在与王先生的私人交往中,有两件事是我尚觉聊以自慰,也算是报答他对我的深切关怀,那就是曾给先生安排过两次八十寿诞活动。一次是做“九”(虚岁),一次是做“十”(足岁)。一九九九年,当他生日临近时,我问他是否愿意到杭州来过八十大寿。那时我们已经比较熟了,此前也曾安排过他来杭州西子国宾馆(汪庄)度假,他相信我能办好此事,便欣然答应。于是十一月三十日那天,我在西湖边上的湖畔居茶楼定了三楼一间可摆放两张圆桌的大厅。窗外右朝保俶山,左边整个西湖景色一览无余,视野很开阔。下午三点多,王先生带了十几个朋友和学生来了。我们先饮龙井,接着吃饭。席上馔肴很丰富,还有各式点心,饭后又品乌龙茶,直到晚上十点左右才散。那天先生兴致很高,从头到尾将近七个小时,始终侃侃而谈,大家都听得很过瘾。也许是这次寿诞给先生留下的印象不错,第二年日子临近时,先生主动跟我说,“育海,我又要过生日了,这次还是过八十。”我一听高兴坏了,忙说还是我来安排。地点仍旧定在湖畔居,还是在同一个大厅。那天到场的有《新民晚报》的翁思再,是有名的京戏票友,为给先生助兴一上来便唱了几段,没想到这就吊起了先生的兴致,跟着就唱了一段余叔言的戏。可惜我对京戏知之甚少,不知道唱的是哪一段。在我这个外行听来,只觉得那段唱腔挺复杂,节奏时急时缓,快板嘈嘈切切,吐字像蹦豆似的,以先生的高龄还能完成难度如此的唱段,可见其功底匪浅。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先生唱戏。

先生很喜欢杭州,一九九三年以后的十多年间,我每年都安排先生去汪庄住上半个月。最后一次安排先生去杭州度假是在二○○六年,那次他还邀来了美国著名学者林毓生先生。我安排他们住在西湖国宾馆(刘庄),两位长者就在湖边竟日讨论学问。听说那次他们相谈甚欢,不过后来先生好像由于身体原因提前回了上海。后来他再也没去过杭州。

安排先生往杭州小住其实很简单,我只消给他订好宾馆就行了,他总是自己在宾馆里就餐,他怕给我添麻烦,一切都简单从事。除了为先生祝寿的那两次,我在杭州正式宴请他只有过一次,印象也很深。那是一九九三年,当时我还没有提前订座的意识,我们先去了一家我比较喜欢的饭馆,结果那儿正在举办婚宴,没有餐桌了,无奈之下我们只得转而打车去另一家饭馆。这个意外的插曲把陪同先生而来的傅杰搞得很紧张,怕先生责怪我们不会办事。先生倒是乐呵呵地说,“那就让他们结婚结得高兴些,我们另找一个地方去高兴吧”。那天吃饭时有一道菜是杭州做法的蹄膀,特别酥嫩,王先生夫人张可女士挺爱吃。王先生担心她的胆固醇什么的不肯让她多吃,张可偏要吃,老俩口僵持一阵后先生只好挟给她一小块,还一边叮嘱说不准再吃了,可是过一会儿张可又像小孩似的讨着吃……

许多人都知道先生与张可之间相濡以沫的关爱之情,我亲眼目睹那些场面可不止一次两次。有一天,记不得是二○○二年还是二○○三年,我去衡山宾馆看望王先生,刚好是午饭时间,我请先生到宾馆的西餐厅就餐,张可老师也来了,那时她的病情已加重,都很难将汤匙送入自己嘴里。虽说手脚不灵便,可她还是显出想要进食的欲望,王先生就很耐心地一口一口地喂她,整个过程中王先生就像是在呵护一个孩子,很注意这个该吃,那个不该吃。那两年我去衡山宾馆看望先生时经常会遇到张可老师,先生住的房间出了电梯还须走一段楼梯,我们总是在楼梯间遇上。她走得非常缓慢,两手紧紧拽着铸铁扶手,艰难地一步一步往上挪动,那是一幅令人感动又有些伤怀的画面。张可老师由于长期患病,许多熟人都不认得了,但她能认出我,每次都朝我露出笑容。当我告辞时,还总是显出不乐意的神情。我想,张可老师肯定是把我和美食联系起来了,因为她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已患病,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是干嘛的,我只是请她吃过几顿饭。张可早年是上海滩有名的美人,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中有一段专门写到她,那时候她翻译奥尼尔,参加戏剧运动,是非常出色的女性。后来王先生还跟她合译过一本《读莎士比亚》。提起张可他总是很自豪,比如有人说到余秋雨,他就会说“张可是他的老师啊”。我想起《九十年代日记》中,王先生有一天的日记就专门记述他怎样反复修改余秋雨拟于文中引述他对张可的一段评语,他郑重地写道,“在不眠的夜间,这段话经我一再斟酌,修订了数次,现记录如下:……”(1997年11月2日)原文太长,这里不能引述,只要看过那段文字就知道他们夫妻间的恩爱之情已臻何等境界。难怪张可一走,王先生很快就病倒了。

先生今年该满八十八岁,俗称“米寿”,本来我们还在琢磨怎么给他做寿,不料他却遽然而去。记得去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天,朋友们都想给他祝贺一下,但那时先生的病情渐重,他的老姐姐建议他在生日前一天住进医院“避寿”,以免届时来客太多太嘈杂使他精力不支。事后听说他那天只是医生和护士给他买了蛋糕,做了一碗面条,就这样简简单单地过了。当时我们由于担心前往探视会携带感冒病菌之类对他身体不利,也没有前去拜贺。想不到那竟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

今年五月九日晚上,上海的天气异常燠热。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左右,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先生刚刚走了。尽管知道先生住院已有很长时间,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感到极度震惊,急忙打电话给褚钰泉先生。消息得到证实后,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本该去瑞金医院给先生送行,但想到此时宣传部的官员已经在那里安排先生的后事,我这时候过去恐怕会有不便,于是只能默立在阳台上,凝望深邃的夜空。

我有二十多年未动笔写文章了,在吴文娟女士的帮助下,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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