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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摇滚中国乐势力”唱片封套

 

那些树,那些声音

--作者:贾 鉴

二〇〇八年七月五日,“树生长的声音——窦唯、张楚、何勇、姜昕演唱会”。

晚七点,地铁上海体育馆站周边的交通干道上,人流和车辆在刺耳的喇叭声和哨音中缓慢移动。那天高温,许多人是等待溽热消退后下班回家的;而另一些更大的群体,他们截断人流,朝上海大舞台的入口涌去。场外小广场已汇集了大量观众,有一些是“摇滚青年”,长发,胡须,朋克式黑夹克,细高帮军靴,苍白的手指捏着香烟,优雅而神经质地倚在栏杆上,像八九十年代艺术院校的叛逆;只是比起前辈,他们面孔白净,发型时尚,军靴锃亮,缺少装出来的流浪气息。还有些人穿海魂衫系红领巾,是对何勇归来的赞美,更像是戏谑式的返老还童。更多人则面目暧昧:他们是不完整的白领,公司式的矜持混杂着一丝前社会主义的胆怯和不知所措;他们是不忠实的公务员,T恤上的格瓦拉展示着他们的时尚观,也透露了一点前世的愤怒;他们是半成功人士,逐渐暗淡的阳光照到他们的车内,闪烁的光影中有一种不稳定的仍在梦中的痕迹;他们是忧郁的自由职业者,“自由”让他们高傲、冷漠,“职业”使他们疲倦、绝望。他们的身躯已近中年,但夕阳照出他们脸庞上残留的青春轮廓,阴影的一半里藏着守旧、颓废、梦想、激情,而阳光的一半里不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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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4年红馆舞台上的张楚

我和他们一样,怀着晦涩的心情来到这里。十四年前,香港红勘体育馆那场名为“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上,窦唯、张楚、何勇和“唐朝”乐队集体登场,首次较大规模展示了中国摇滚的面貌。内地没有多少人能亲临那天的现场,但事后,关于它的种种逸闻和所引起的轰动,却在一代少年的口耳传诵中成为传奇。那时我还在内蒙,只在磁带上听过他们的声音——《黑梦》、《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垃圾场》。那时的大学校园,一盒这样的磁带可以传遍半个宿舍楼。九十年代初的校园,沉静,伤感,易激动,有一些东西已经一去不回,有一些情绪被深深藏起。在校园诗人聚会时,在吵闹的小饭馆的酒杯里,在一个人呆坐时突然发出的长叹中,在宿舍的一桌牌局上,在毕业时的抱头痛哭中,那些无法释怀的情绪夹裹在青春期的愤懑里喷薄而出。在无数这样琐碎的场景中,他们的声音(连同“黑豹”、“唐朝”以及更早一代的崔健、罗大佑)也许会自某个凌乱的角落响起。冬天的某个夜晚,当你沿树丛走过空旷的操场,突然听到校园广播台放出歌声:“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 / 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 /装作正派面带笑容”。窦唯早年的声音,饱满、辽远,在寒冷的夜风中奔突,一会儿重一会儿轻。另一个黄昏,对面四楼有人朝楼下走过的女生吼道:“姐姐/我想回家”。前一个“姐”使劲往胸腔里压,后一个“姐”拼命从嗓子里挤出去,尖利地升上去、升上去,最后消失在周围的哄笑中。那一声执拗的“姐姐”永远停在了黄昏的窗口,每当想起九十年代初的种种世态,它就戏剧性地、带着刺痛在心底响起。

那是怎样的一段短暂时光!青春漫长得让人不耐烦,既无法在行动中耗尽,又找不到寄放它的未来。大家一边缅怀虚无往事,像一群“遗少”;一边等待悬空的命运突然沉下,然后长出一口气离开——坚决,凌乱,逃一般。一个时代早已结束,连余下的半口气也吐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片寂静,摇滚是寂静深处的最后一点声音。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情结,摇滚乐天生的左派基因,八十年代的凌厉气息,加上那种突然而至的刺目的历史空寂感,这一切都扭结在摇滚乐的情绪中,沉痛,茫然,哀伤,没有欧美同行的暴烈、惊世骇俗,但也足够覆盖少年人身体里的无用激情。那是一个以摇滚为哀歌的时代。

大历史中的一帧侧影罢了。很快地,草坪上贩卖wolkman和劣质袜子的吆喝取代了吉他声,GRE广告盖过讲座海报。“校园十大歌手”的晚会上,有人捏着嗓子软塌塌唱《新鸳鸯蝴蝶梦》,有人拿《小芳》当摇滚,吼声堵得心慌,那已是民谣的末路了。而在那个礼堂之外,在某个昏暗的宿舍,百无聊赖的人也许正“政治不正确”地哼唱张楚的歌,就像隔了一个世代: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
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一个喜剧时代倏然降临,满大街响着快乐歌声,怀揣感伤的人就像一个小偷。一九九四年六月,央视举办“大学生毕业晚会”,许多学校颇为罕见地组织毕业生集体观看。校园民谣迎来短暂辉煌,在随后一个月里,许多人唱着《同桌的你》《睡在上铺的兄弟》《青春》离开学校。八月,崔健发行专辑《红旗下的蛋》,旋即被停;“红旗”和“蛋”强行并置,为“红色遗民”绘出一幅令人震惊而又沉迷的超现实主义画像。而同年年底“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的红馆演唱会,事后看来,更像是这一切的一个总结,一个绚烂而悲壮的落幕。

次年春,我在呼和浩特街头报亭买到一本娱乐杂志,载有红馆演唱会报道,还有“魔岩三杰”的照片。我还记得张楚那张:坐在椅子上,深蓝格子衬衣,脸上是梦游者的神情。几个月后,这本杂志和几盘磁带随一卷行李一箱书一起运回县城。入秋,我开始上班。穿过下岗工人的小摊,在看守所左前方三十米处拐弯。围观过两次押运死刑犯。在车站录像厅看香港三级片。下乡为村干部(农民仍喊“大队干部”)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两边是高高的杨树,云朵从上面经过。又几年,我离开老家到南方念书。簇新的大学,簇新的面孔,一套仿真的美让人羞愧。用方言默念精神分析理论。学术在离子烫、明星会、党建、职场规划、校园选美的巨幅广告和标语中张开空嘴。夜晚阒寂,玫瑰色天空下,殖民地的石头房子与九十年代的摩天大楼隔江私语。

十年,陌生的海浪将我们推向不同的岸口。老家箱底的磁带已经起毛,放在录音机里刺啦刺啦响。有一两次在网络边角看到窦唯何勇的消息,报道口吻如同对待过气的三流明星。西安来的朋友说,他在带家教的那条街上看到过张楚几次。在一个化妆舞会般喧嚣的时代,他们被巨大的声响遮蔽着,活得像是“另一个人”;而曾经的摇滚乐安静得仿佛从来没有过。回想红馆演出,窦唯说,那时“刚刚开始,所以难免走错路……”。张楚说,生活中不只音乐可以喜欢。“比如?”张楚答:“比如海洋的运动。”

但在更多人那里,长久的静默却赋予红馆演唱会某种悲剧氛围,甚至,它已成为一个把现实映照得更加荒凉的不大不小的神话。某个偶然机会我终于看到演唱会影像。窦唯留短发,着黑衣,神情冷峻、超然,手托麦克风,声音闪烁不定,仿佛仍纠结在那个绵密的黑色梦境中;而当他拖长尾音,又像是要远远地弃歌声而去。张楚的民谣有种“内地”的荒凉诗意——它让我们想起中国内陆城市的灰色街头和广阔郊野。而舞台中央的张楚,单薄,恍惚,像半醒的小孩,舞台对他来说大得没有用处。他激越的嗓音在长句间穿行,有时显得犹疑、阻塞,好像不能确信什么。何勇挥舞手臂高喊“姑娘姑娘,漂亮漂亮 ∕ 警察警察,拿着手枪”,是六一口号、简单童谣和邪恶少年的混合体。丁武声音尖利、飘忽,他唱《飞翔鸟》,张炬挎着贝司跳跃,奔跑,系在腰间的衬衣衣摆和长发一起飘动,真的就要飞走了。谢幕时,一干二十多岁青春少年从舞台走过,笑着,说着,眼神飘渺而执着。这一段慢镜头放在影像最前面,像个隐喻,仿佛那个“新音乐的春天”正在前方不远处候着他们。

在一次有关摇滚乐的课上(那时我已在大学教书),我一边播放演唱会视屏,一边看着黑暗中几十张年轻而幽深的面孔。不知道这些热爱《迷墙》、《猜火车》和《紫醉金迷》的新少年会怎样感受自己的上一代。当我询问时,一个说:“不知道,那时候的人都怪怪的。”一个说:“嗓子很好。”

每一代少年都有自己的歌声,它们随着成长的节律悄悄植入身体,当青春过去,那声音就终止,变成生命记忆的一部分;而那之后的无数声音只能轻飘飘地滑过耳朵,再也进不了内心。那情形,好像歌声只与带着憧憬和困惑的少年同行,等你学会和世界调情,你歌唱的冲动、甚至倾听的愿望都淡漠了。只是,那些藏在身体里的声音还会偶尔惊动你,把你拨回到忽闪的旧梦中。十四年后,这么多人来到大舞台,是为了确证红馆神话,更重要地,也许是为了对过往的某一部分情感有所交代吧。6.jpg

图:2008年张楚在上海体育馆

预告铃响过后,大屏幕开始播放介绍四位主唱的VCR。画面不断在红馆演唱会和现实场景之间切换:时空交叠,昔日和今天,黑白胶片,红黄灯影,年轻的和变老的,片断的歌声,匆匆闪过的脸庞,语焉不详的词语。观众席某个区域响起掌声和叫好声,然后传遍全场,欢呼,尖叫,有节奏地齐声喊“窦唯”或“何勇”。每个人的身体都像是装了一个记忆按钮,当熟悉的音乐响起,人们唰地站起来,一起大声唱出歌词。在《垃圾场》的结尾部分,全场随何勇声嘶力竭高呼“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那一刻,舞台上的鼓声正一下接一下重重地沉下去,而全场盛大的声音在上方震荡,有一种令人肃穆的回响。而当张楚第一次离场,舞台灯光熄灭,万人竖立齐喊“姐姐,姐姐,姐姐……”此时的“姐姐”已经从九十年代初那个半是母亲半是情人的精神幻象中抽离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间的符码,一个没有指向但让许多人流下眼泪的祈愿。

旧歌声片刻改变了现实。通过象征性地置身于当年的愤怒或感动,我们重新寻回真实的自己;而无数个自我的叠加也重构了同代人团结一心的蜃景。曾经的“魔岩三杰”已不再年轻,新歌也不再尖锐。窦唯像个独自念叨悔过经的僧人,何勇的新歌像配(摇滚)乐诗朗诵,张楚的《向日葵》更加精致、宁静。他们的声音、姿态和身形的变化越是令人震惊,越是透出心有不甘,就越是凸显出时间不停作用于我们自身的恐惧,也越是强化了我们想象中的过去那令人赞叹的一面。在那一刻,摇滚乐呈现出耀眼的否定性,它使我们从现实的和解状态中脱身而出,映照出我们一直所在的那个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荒谬。对于迟钝太久的心灵来说,它是古老招魂术的现代翻版,它不唤起行动,只是一瞬间的惊醒和站稳脚跟。

当然,它太短暂了,也许没有任何用处。在更深的一瞥之后,可能是更彻底的曲解或遗忘。九十年代初的激情原本虚妄,而今天的所谓现场见证,不过是对幻觉的再一次幻想。当那点残存的、自以为是的激情消耗完毕,不知道还有多少真切的记忆留下来。对许多人来说,这不过是短暂的回望,是一次正式的、名正言顺的告别——不情愿地但很奇妙地忘记它。之后我们还会不断说起摇滚,不断地在有关“六十年代”的知识系统内——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拉美革命、“五月风暴”、“柏林墙”、等等——滔滔不绝地议论“摇滚是否可以改变世界”,直到我们的青春也终于变成另一个传说,直到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青春无悔!(不是已经有人这么说了吗。)

散场了。人群像来时那样彬彬有礼地撤走,还有几个零零落落拖在后面,身后是慢慢变黑的剧场。私车不耐烦地卡在人丛中,出租车排开长龙忙着拉客。更多的人步行拐入大道和小巷,然后隐没在城市的夜色中。我前面的一个哥们,手拎荧光棒,沿着建筑工地漫长的蓝色围墙走着,疲倦,轻松。他对自己空茫茫的记忆不满,他努力回想刚才的演唱会,十多年前的旧旋律再次在耳边响起,他还记住了张楚的两句新词:

我穿过山水相连的清晨
我回到葵花开到门口的午后

他觉得那是个关于时光倒流的故事。而他此时更怀念家中那张红馆演唱会的盗版DVD。他想马上回到家中:关上房门,打开电脑,放好光盘,开始。窦唯的黑色身影出现在屏幕上,背后是一片绚烂的灯光、烟雾、清脆的铃声和击鼓声,嗵,嗵,嗵,嗵,人们正在看不见的地方欢呼着。他觉得,那是一整个天空在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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