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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李光谟口述 陈远撰文

因为上学,我在家里的时间并不是很多,跟父亲李济的接触,也不是很多。但是在1948年,我因为心脏病休学在家,上海同济医学院的惯例,大病休假最短要以一年为期,就这样,我在家里呆了整整一年。从1947年的寒假我从上海回到南京,虽然在家里,但是对于父亲,也说不上有多少了解,因为他并不太喜欢说话,在家里也是如此。但是在这一年里,偶尔有他的朋友来,因为家里的地方并不是很大,他们在客厅里聊天,我在房间里也能听到一些谈话的内容。当时到我们家比较多的,有傅斯年先生、董作宾先生、郭宝钧先生。他们跟我们家住在一起,所以来往比较多。但是说实在话,我并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内容,他们的聊天,大多是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次,是在1948年9月济南解放之后,傅斯年先生到我们家来聊天,聊天中谈到了王献唐先生。王先生当时是山东图书馆馆长,是父亲和傅斯年先生共同的老朋友。抗战时期,王先生曾经在李庄呆过好几个月,还曾经给史语所推荐了屈万里,后来做了台湾史语所的所长。傅先生到我家,忧心忡忡地跟父亲说:“你听说了没有?王献唐扫大街呢,扫大街了。”父亲问:“可靠不可靠啊?”傅先生说:“也不知道可靠不可靠,反正我听到好几个人这样说了。”本来父亲本意是不太想动的,他自己就说:“我这一辈子搬家搬了不知道有多少次。但是我们搞这一行,不搬也不行,否则这些东西损失了之后算谁的?”

说起搬家,在我的印象中有七次。从广州开始,先是搬到北平静心斋,1933年又搬到上海,没两年又搬到南京。1937年抗战爆发,又辗转搬到长沙、昆明、李庄,1947年才搬回南京。看得出他确实想过安定的日子,安静地做一些研究工作。到台湾去,对于他来说是个不得已的选择,但是王献唐先生扫大街这件事情,在他们看来是件斯文扫地的事情。从那时起,我觉得他就有动的想法了。恰巧抗战结束的时候,父亲和徐森玉先生负责战区文物的清查工作,父亲做完了清查工作之后,曾经多次感叹战争对于文物的破坏实在是太惨了。目睹了这种破坏之后,父亲更加坚定了自己想要保护文物的想法了。这大概也是父亲选择去台湾的原因之一,因为谁也不能担保战争的炮火不会打到这批珍贵的宝物上面。

但是一旦真的要动身了,父亲其实是很不甘心的。我的两个姐姐都死于抗战期间,所谓的乱离时局,父亲其实是不想离开这片土地的。

到台湾去的时候,南京政府指定父亲和徐老一起负责押运文物。押运的都是故宫南迁时候的珍藏。除了这些东西,父亲还负责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和史语所发掘出来的文物以及政府的一些档案。开始动身的时候,许老跟父亲商量好,第一批由父亲负责,第二批由他来负责。我们一家就跟随着父亲,飘洋过海,到了台湾。在这之前,父亲也曾经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跟着他们一起走。当时我一直好犹豫的,一直没有给父亲答复,只是拖着,我当时想,能拖多久拖多久吧。临走的时候,容不得我再拖,也只好跟着他们走了。走的时候坐的是登陆艇,破旧不堪,我记得都长了锈,登陆艇的底都不是很稳,在风浪很大的海上,说不上有多么安全。父亲说:“那有什么办法?登陆艇装的东西多,普通的船能够装多少?给什么坐什么吧。”从南京下关,开了三天,一直到达台湾基隆。

头上船的时候,其实有人考虑安全,劝过父亲不要跟船走,负责押运也不一定跟船一起走。但是父亲说:“既然是押运,就要负责。要是我单走了,船上的东西都损失了,那谁来负责呢?将来如果真是船没有了,我人也没有了,我也不至于落个弃船而逃的骂名。只要我人保存了,这些东西就会在。”到了基隆港的时候,正好是阴历大年三十,1949年年初。

我到了台北,也有一些苦恼。按照父亲的想法,想把我转到台大,为此他也尽了一些他的力。当时的政府已经把台大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过来,但是因为师资力量不足,还没有完全接收,还有受到一些日本人的控制,尤其是医学院。父亲通过他的关系,跟台大取得了联系,但是台大的答复是如果要转学的话要退两班。而且还要求我补学一年的日文。这些我都没有办法接受。父亲没有办法,只好作罢。后来他又跟我说:“我将来想办法把你送出去,到国外去留学。”我听了这个话就笑了:“你有几个钱送我到国外去?”因为我清楚地很,凭父亲当时的经济条件,根本没有可能负担我去国外留学。父亲想了想,说:“我卖书。”我问他:“你那些书,能卖出去吗?”他说:“当然有些书可以找得到买主。”其实我也清楚,除了自己不收藏古物之外,他基本也不收藏善本书,所以珍贵的书也很少。再说在那个年代,就是珍贵的书,也卖不了好价钱。我说:“你说要送我到国外去,到德国去学医,在我听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他听了这样的话,再也没有说什么。

后来李宗仁上台之后,开始搞和谈。这时候我上海的同学一再给我去信劝我回来。他们告诉我我的假期已经快到了,应该回学校复课。我就跟家里商量说我要回去。他们很不情愿。但是当时和谈之声甚嚣尘上,李宗仁还专门派了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我说:“回去后也不见得就打起来,将来跟现在一样,也可以通航。”那时候我在家里只是上午看看书,下午逛逛公园。他们虽然很犹豫,但是觉得好像我也不能那么过下去。所以在1949年2月22号,我在台湾呆了五十五天之后,从基隆坐上了到达上海的直航的渡轮,回到了上海。

当时我从台湾回到上海,要说有多革命,其实也没有。倒是回到上海之后,我的很多老同学,是地下党,在他们的介绍下,我参加了一些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介入一些活动。后来陈毅大军一渡江,家里人就急了,买好了飞机票寄了过来,并且打了电报,内容不多,只是要我赶快回去。当时已经开始限制随便进台湾了,飞机票也很难弄,父亲是通过了傅斯年先生才弄到飞机票,傅斯年先生跟陈诚的关系很好,陈诚当时是台湾省主席,搞张飞机票对他来说并非难事。我把飞机票退了回去,说我不想走了,当时还写了一封挺革命的信,但是内容记不得了。

从那以后,我和父亲还保持着通信,但是在1949年后半年,上海解放之后,台湾和上海就无法直接通信了。但是还可以通过香港转,父亲当时有一些老同学在香港,他给了我几个香港的地址,让我把信寄到香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还给他们写过几封信,他们也回过几封,不过这些信现在都没有了,在“文革”中都烧了。后来到了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香港的两位老太太大概是受了母亲的嘱托,给我寄来了一些油、粮食还有糖,当时这些东西是允许接受的。至于钱,一直到1949年,父亲还在上海的朋友处给我存了一些钱,让他的朋友定期给我。到了1950年,我进了人民大学,衣食住行都是政府包了,所以再也没有用过父亲的钱。

说到最后的通讯,具体的时期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不过要说完全中断,那也没有。因为父亲偶尔有出国的机会,就会给我寄来一封信。当时在台湾已经无法寄出了。那些信都没有能保存下来,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想来也就是问问我的生活。那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到了北京,但是我不学医的消息他们一直到1958年才知道,当时父亲的一位在上海的朋友的女儿到香港去,正巧父亲也在香港,她告诉父亲:“李大哥早就不学医了。”父母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都大吃一惊,因为我学医,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父母的安排。

到了反右和“文革”的时候,因为父亲在台湾,我这条命都差点没了。我是在1956年成了预备党员。按照当时正规的看法,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入党?但是就是入了,不过中间的周折就多了,先是取消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因为没有任何我违反党的原则的证据,而且我历史上不但清楚而且清白,我当时的问题,无非就是家庭的原因,所以后来又恢复了。恢复没有多久,“文革”开始了,因为这件事,我的入党介绍人在“文革”中还受到了冲击。至于我,则是受到了审查。

审查来审查去,也没有审查出什么来,我就那么点问题,比较严重的也不过是在胡适去世之后,我通过香港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让他代我向胡家老太太表示一下慰问。当时那种情况,交待的时候都是给自己无限上纲,我觉得作为共产党人,不应该有这样的人情,所以就自动交待了。但是除了这件事,我没有任何的事情。但是处理我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其实在那个时候,“文革”已经到了末期,快要搞不下去了。当时有关方面办了一个学习班,把属于可教育子女的通过办学习班的这种方式解放到人民内部来。当时跟我一起一共七个人,其他的六个人都去参加那个班去了。我说:“怎么歧视我?不让我进那个班?”别人还跟我开玩笑:“你怎么还想进那个班?你不进不就表明你没有问题吗?”我说:“不,要是因为没有问题不让我进和跟认为我问题特别严重不让进可不一样,我可看不出我是没有问题的。”果然,最后那个班都解散了,其他人的问题都解决了,我还在那里接受审查。后来又开大会小会来批判我,要我交待问题,我说:“交待什么问题?”他们说:“交待和台湾的联系。”我说:“我没有联系了啊,过去有过的联系都交待过了,现在我没有可交待的了。”他们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让你交待是给你机会,这个窗户纸是一捅就破的。”我无可奈何:“那你捅好了,我实在找不出问题来,你们不能让我瞎编吧。”就这样,到了最后,我的问题算是不了了之了。那段时间对于我,好像是一场噩梦。

1972年,中国和美国快要恢复邦交的时候,赵元任先生老两口从美国回来。他们回来之前,父亲托他们一定来看看我还在不在。大概他们在那边也听到了关于我的什么消息。因为当时关于我的大字报都贴到了西单,写着“清除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李济的亲生儿子”,还有什么“他要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的。这话大概被父亲的朋友看到了传到了台湾。所以赵先生一见到我,就给我照了两张像,寄到了他在美国的女儿那里,让她转寄给我父亲。但是可能是老先生着急,当时胶卷没有装好。结果几天之后,赵先生的女儿来信说:“你寄的是什么来啊?胶卷都没有上好怎么冲?”不过当时赵先生把信也传过去了,说已经见到了我,我的身体也很好。父亲他们听到消息,大概也就放心了。

父亲是1979年去世的,1996年,为了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我去了台湾。在那里我见到了很多父亲的故旧、同事、学生,在世的基本上我都见到了。在跟他们的交谈中,谈起父亲,他们所知道的,跟我在其他人的信中了解的大概也差不多。父亲的晚年,大概是很寂寞的,我不在他们身边,他们收养了一个孩子做养子。父亲的养子也是搞考古的,在美国得了学位之后,回到台湾在台大考古系做系主任。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没有几年,他也去世了。

从父亲晚年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他对于内地的考古的态度有一个转变,一开始是不太满意,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以后,这种态度有了一个变化,他开始在文章中引用内地的考古报告。引用或者不引用其实说明了很大的问题:不引用是因为他觉得内地的考古报告做得不够科学,而不单单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事,虽然他曾经把内地的考古学家称为“红砖考古学家”。父亲去世之后,在美国留有一笔钱,数目也不是很多,也就是一两万美金。我注意到了他文章中的那种变化,就想到用他的这笔钱为内地的考古做一些事情。我当时找到了夏鼐先生,跟他商量是否能够接受这笔钱,用父亲的名字设立一个考古基金。我跟夏先生说:“如果这边确定接受,我就早点让那边把钱汇过来。”那时候不像现在,那时候美金一旦汇到中国银行,就成了人民币,无法再退回去,如果退回去的话,还要用人民币去兑换成美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存美金取美金。夏先生对这件事情很重视,也很热心。没有多久,他通知我说:“可以了,已经批准了。”我当时还不放心,追问了一句:“谁批准了?”夏先生告诉我:“中宣部。”我一听中宣部都批准了,就把钱拨了过来。但是钱拨过来之后我再找夏先生就找不到了。电话打到办公室,总是被告知夏先生出差了,不是去外地开会就是出国了。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四个月,最后没有办法,我只好给夏先生的秘书写了封信,请他一定想办法转告夏先生,我不能这样一直等下去,这个钱要或者不要,都要给我一个确切的消息。又过了两个月,夏先生的秘书给我来了电话,让我过去,告诉我消息。我过去之后,夏先生的秘书告诉我:他们决定不接受这笔钱。我当时很不解:上级部门不是已经批准了吗?他跟我说:这样的事情也不足为奇,一个领导觉得合适,另外的领导觉得不合适,这事情就通不过。他也没有告诉我具体是那个领导不同意。我当时很生气,觉得自己干吗要做这个好人? 老实说,父亲这笔钱是留给我的,是我想用这笔钱为父亲从事了一辈子的事业尽一份力。后来我还了解到,夏先生在一次考古会议说:中国的第一个考古学基金用一个1949年离开了内地人的名字来命名,不妥当。我也理解夏先生,这样说必定有他的为难之处,因为从一开始态度上,并没有感觉到他觉得有什么不妥当。从那之后,我和夏先生就没有什么来往了。

关于父亲的晚年,我还零零散散地听到了关于他和李敖的过节。八十年代我到美国去,在美国我看到了李敖的一本书,说得是跟我父亲“打仗”的过程,书名叫《一个学阀的悲剧》,中间收了三篇东西。第一篇发表在《文星》杂志的时候,没有用李敖的本名,用的是《文星》杂志社的名义。在这篇文章中李敖还算比较客观的评述了父亲一生的贡献,但是到了后来就几乎成了谩骂了。关于他们究竟有什么过节,我也不清楚。现在分析起来,大概是当年李敖要到中央研究院来,父亲跟王世杰商量之后,表示不希望李来。当时中央研究院就委婉地回绝了李敖。李敖开始骂,也不是骂父亲,而是骂王世杰先生。后来则连父亲一起骂了,因为在这之前父亲曾经写文章批评过李敖,所谓的“新仇旧恨”,一并爆发,李敖就开始向父亲发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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