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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29年,汉口世界语学会成立时的合影。自右至左:乐嘉煊、方善境、冈村久、傅平、萧丛云、徐豪生、薛诚之。

乐嘉煊与世界语

--作者:乐美素

我的父亲乐嘉煊,字佑廷,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的10月6日(农历八月二十九日),老家是浙江镇海小港港口村。

1920年起随经商的大哥乐嘉炳到上海读书,先后就读上海电报学校、上海立达中学、上海法政大学。1926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即1927年1月27日,与我母亲仇瑞棣在宁波结婚。1.jpg

右图:1927年,父亲乐嘉煊、母亲仇瑞棣摄于上海。那时他们都是二十岁。

他在宁波我外公家一边学会计一边学世界语、写文章,曾在报上刊登过一个启事,征求愿学世界语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希望发现几个世界语的老前辈,而结果来的全是初学世界语、愿学世界语的朋友。于是父亲和方善境等一些青年便在汉口我外公家学起了世界语。世界语是1887年波兰人柴门霍夫创造的国际辅助语,语法比较简单,易学易记,便于进行国际间无语言障碍的沟通与交流。他们借宁波旅汉公学的教室开办世界语星期日学习班,父亲任教师,讲授《世界语全程》。1929年6月又与方善境、傅平、薛诚之、康泰璋等七人发起,创立了汉口世界语同志会, 1929年12月15日,汉口世界语同志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他担任大会主席,还作了会务报告。会上汉口世界语同志会改名为汉口世界语学会,他继续成为负责人之一。1930年该学会创刊了会刊《希望》。并以宁波旅汉公学作基地,又陆续开办了世界语夜校、世界语图书馆、绿星书店、绿星合唱团等(中间带有“E”字的绿星是世界语的标记)。还去汉阳兵工厂开办世界语班,在旅汉公学与宝龙女子产科学校开办世界语课。

1930年11月他接待法国世界语学者贝莱儿。贝莱儿骑自行车环游世界传播世界语,1928年由法国启程,经德、捷、波、匈、苏联、日本到达我国上海、南京,28日抵达汉口,历时二年半。父亲受贝莱儿影响,与沈旭初、李志民组织世界语者中华全国步行团,惟恐亲友与学会同志劝阻,秘密进行准备,1931年1月起程。步行团从汉口出发,步行到达长沙,又经湘潭、衡阳、广州、中山、澳门、香港、九龙、厦门、福州、镇海等地,到达上海。每到一地,访问、讲演、送宣传品、办学习班,以各种方式向当地政府、教育机关、学校、图书馆、民众教育馆等单位的人员宣传介绍世界语,并接触当地的世界语者,调查世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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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0年11月,乐嘉煊与法国世界语推广者贝莱尔在汉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步行团旅行终止,父亲留在了上海,参加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的发起和筹备工作。“语联”是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团体之一。由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语联”只能作为地下组织进行活动。我父亲即成为“语联”机关的专职工作人员,以全部精力投入世界语运动。据母亲回忆,他初到上海时在胡愈之办的世界语函授班当职员,月薪四十元。在闸北租到房子后母亲带我美新哥也到了上海闸北。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两千多人,向驻守在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史称“一.二八”事变。日机向上海闸北狂轰滥炸,闸北大火,我家也被付之一炬,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父母亲带我五岁的哥哥和逃难人群一起逃难,后父母失散,父亲在苏州河乘一只小船,躺在船板底下才逃出日本人的封锁线,到达租界地。父母亲互不知音信,母亲便设法过外白渡桥,到父亲经常去的文化单位去找,最后在萧从云当编辑的上海杂志公司找到了父亲。

4月,鉴于当时局势,为便于公开合法开展工作,“语联”决定以我父亲个人名义创办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 父亲自编《世界语初级讲义》,授课并批改课卷。上海杂志公司的萧从云被捕,说他是共产党,“语联”机关及函授学社便搬了家,由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花园坊搬到公共租界的同孚路(现石门一路)大中里12号。从此“语联”以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的名义开展了很多活动:举办世界语展览会,印世界语刊物《世界》,成立中国世界语书店,函授班改讲习班(面授)。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在卡德路(现石门二路)嘉平坊14号了。有张1934年在家门口的照片,墙上挂一块牌子,上有一行弧形的世界语文字,中间是一颗五角星,下面一行字是“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父亲带眼镜打领带、着大衣;母亲着棉袍,抱者我;前面是我哥哥乐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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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4年,乐嘉煊一家在上海世界语协会(上海卡德路嘉平坊14号)门前合影。前面的男孩是儿子乐美新,怀中的女儿是本文作者乐美素。

这14号宅是座二层小楼,我们一家住在该楼的亭子间(旧式楼房中的一种狭小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间)。楼下是世协的办公室、会客室,设有世界语书店,代售国内外世界语书刊,还有一个小小的世界语图书馆和简易的世界语排字房。楼上是教室,有讲台、课桌、长凳,可容纳三四十人。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世协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中心,世界语函授学校、世界语讲习班、协会的机关刊物《世界》的编辑部,也都在这里,真是集世界语繁花于一楼。

父亲是这里唯一的专职人员,于是也就集多职于一身。他是函授班、面授班的教师,编讲义、批改课卷;他是刊物《世界》的编辑之一,同时也校对、收发;他是世界语一切文件的译者、同时也刻印,他写得一手端正清秀的小字,刻的蜡版无不交口称赞;他还是书店的经理、营业员,也是会所的文书、会计、接待员--来来往往的各地世界语工作者、爱好者和国际朋友等等,都来此落脚。这期间,他还接待了前来参加庆祝世界语诞生40周年纪念大会的日本世界语推广者绿川英子。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周恩来称她为“日本人民忠实的女儿,中国人民忠实的战友。”

绿川英子在《在战斗的中国》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记述:“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这个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中心,位于英租界一条小的横马路上,楼下是绿色书屋,仅有二、三个架子的书,楼上是会议室,后面亭子间里住着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负责人乐嘉煊和他的妻子及三个孩子,最大的男孩十岁,会讲一些世界语。也许你以为乐嘉煊是个中年人,其实不是,那时他刚三十岁,和其他同志一样是个年轻人。由于他们住在里面,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给我们一种亲切和温暖的感觉,好像它不单单是办公室似的。但是这个可爱的家庭和其他许多家庭一样,迫于战争而必须分离。今天,乐嘉煊仍然同我们一起在这个自由中国的心脏(指重庆)里,心情愉快地坚持搞世界语运动,而他的妻子和孩子都留在遥远的被日本人占领的家乡,那个已经十几岁的孩子参加了一支最勇敢的抗日军队(指新四军),在某个战区进行战斗。”

这个协会由于是公开挂牌子、公开登了广告的,所以成了进步青年与国际友人公开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地方。很多进步青年就是从这里接受革命教育去延安、去浙东、去苏北、去各个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的,有许多人以后成了中共的领导干部。至今凡是当年与世协打过交道的同志仍念念不忘这个“卡德路”。这个协会、这个家还曾经是解放区紧缺物资的集散地,宋庆龄为解放区、为抗日军民募集的药品、纱布、医疗器械以及一些印刷品等等,曾寄放在我家,从这里转运到解放区去的。“语联”成员、中共地下党员等也常来这里碰头集会。为此我父亲常常要与巡捕房、“包打听”(侦探)周旋,由于完全是以公开形式活动的,又是在公共租界地,所以这个会所从未遭到过破坏,一直活动到上海沦陷。

上海沦陷后,正直的中国人不愿意当亡国奴,更不愿为日本人干事,纷纷离乡背井、远走他乡,父亲舍下妻子与十岁的儿子和只有四岁、两岁、不满周岁的三个女儿,毅然离开上海,到武汉。武汉失守,经长沙、衡山、桂林,辗转到贵阳,最后到达重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第七处国际宣传科,仍从事他热爱的世界语事业。父亲在重庆与叶籁士等人筹备出版世界语对外宣传的刊物《中国报导》,他尽心尽力克服困难建立了当年中国独一无二的世界语排字房。

第三厅被蒋介石排斥,要调离厅长郭沫若,另派厅长,父亲便和第三厅绝大多数成员一起跟郭沫若退出第三厅,到另成立的以郭沫若为主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会的文人中缺乏管理财务与事务工作能力的人,郭沫若看中了我父亲的组织才能及经济管理能力,邀请他出任文委会总会计,而晚上父亲仍搞他的世界语,十分劳累。那时他已有很重的心脏病、神经衰弱症了。文委会成立三周年之际,郭沫若曾为父亲写了一首五绝:“大礼天同节,典型数所生,槁枯终不舍,情谊见精诚。1943年10月1日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三周年纪念书赠嘉煊同志。郭沫若”。

1945年3月文委会被国民党解散,父亲处理好善后事务后,由重庆乡下搬到重庆城内。日本投降后,周恩来安排他随军事调停小组,由重庆到南京,再转赴苏北解放区的淮阴县,与已阔别八年之久的、并于1945年到解放区参加工作的母亲团聚。母亲说她到淮阴后,曾写信给父亲,告诉他回信可寄到淮阴邮政局。母亲从邮政局取到过父亲的回信。父亲到达淮阴后,不知母亲在哪个单位,保卫部门还盘问他多时,母亲所在的苏皖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季方邀请他留在那里。

不久,内战爆发,机关撤出淮阴。父母亲从苏北解放区撤到山东解放区。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魏文伯安排他到山东新华书店编辑部,仍做他的世界语编译工作。战争年代的新华书店是中共在山东唯一兼有出版、印刷、发行书刊的文化机构,曾出版过一大批有影响的出版物。那里曾聚集了很多文化界著名人士。敌人重点进攻延安和山东,他拖着严重心脏病的身躯,随单位频繁行军转移,从沂蒙山区到渤海解放区惠民县皂户李村、阳信县斜庄。我的美真弟弟便是在惠民皂户李村生的。后形势好转,又从渤海向鲁中转移,过青州到临朐县的柳家圈村,即使在行军途中,只要在驻地住留,父亲便会伏案写呀写的,很少说话。5.jpg

左图:1950年乐嘉煊病故,葬于山东潍坊烈士陵园。享年四十三岁。

1948年秋打开济南,冬春父亲即进入济南。他抱病先后翻译过毛泽东的《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还念念不忘要与友人“恢复我们的世界语事业”。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等人在北京筹备,要建立全国性世界语组织、创办世界语刊物,曾商请调他去北京共同工作。可是父亲的心脏病已日趋严重,不时咯血。当时济南的医院刚被接收,组织上把他送到驻潍坊的山东军区卫生部第三医院去治疗。但已无回天之力,于1950年3月5日在潍坊病故,葬于山东潍坊烈士陵园,享年四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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