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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过年过节

--作者:老木匠
 
过去过年

现在对于过年已经提不起一点兴致,无非是睡几个懒觉,吃几天冷菜,见几个老人。

过去呢?

今天一想,过去过年的印象也已经很淡了,不写下来恐怕自己也快要想不起来了。这都是读小学前后的印象,已经40多年了。

记得小时候过年,头一件大事是去洗澡。印象里过去一个冬天里洗澡次数不会超过两三次,只有到了过年前是一定要去洗一次的。父亲带了我们兄弟去附近的澡堂--当时走出去10分钟的路程内有3家澡堂--排队,总要将近一个小时才排到,衣服脱了,服务员把衣服用叉子叉到天花板下的一排钩子上吊好。我们到里面泡进池子里,池水总是厚得发腻,我们兄弟泡在里面互相搓背,父亲是一定要找个搓背师傅,躺在池边一排专门的木隔上,搓背师傅把毛巾缠在手上,一下一下,搓出一条条的白印。记得自己的膝盖上肯定是黑黑的一块“老铿”,要用板刷刷掉。搓好了,泡够了,到旁边的洗脸池用肥皂再洗一次、冲一次。父亲检查过,认为干净了,大家就出去在外面的躺椅上躺一会,等父亲的报纸看完了,一起回家。过年的第一件事情就算完了。

第二件大事是买菜--这我是不参加的,我最讨厌是到外面去和人打交道,因此是由喜欢买东西的二哥跟母亲一大早去排队,把发的票子用完,一只冻鸡、一包蛋粉、几条黄鱼、一捧年糕等等。我的任务改换为在家里大扫除,擦门窗、擦地板,一圈擦下来总要有一天的工夫。母亲在厨房忙碌,家里很快开始弥漫一股肉香味道。

第三件大事应该是年夜饭,可是非常奇怪,我的印象里翻不出小时候吃年夜饭的完整的印象。照理说偶尔有大鱼大肉吃,印象应该是深刻的,可我就是想不起来。

第四件大事是初一上午到祖母家去拜年。这一天一般是穿“新衣裳”--我的衣服都是哥哥们穿下来的,记得还有一双只在过年穿的皮鞋,是大哥穿下来的。自己觉得很神气,在街上咯噔咯噔的走。祖母家在一条河浜边上的弄堂里,到了以后先给挂在墙上的祖父照片叩头,再给祖母叩头。然后祖母就会从床底下拉出一只红色的雕花马桶,里面都是各种的年货小吃,印象最深的是祖母自己做的毛豆干,抓一大把,剥开了吃,硬硬的,香香的。祖母家很小,人到齐后,把床拆了,方桌移到房间中央,大家分批吃饭,小孩是最后一批。大人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在晒台上玩,放小炮仗,或者看着河上的船只。

第五件大事是初二,父亲或母亲领着走亲戚,还是穿“新衣裳”,穿皮鞋,一条条弄堂,叫叔叔、阿姨,不用叩头了。

很快三天过去,一切恢复老样子。衣服、皮鞋都收起来,准备明年过年了。父母都上班了,我们继续寒假生活,或者在家里做小玩意,或者和邻居“摸瞎子”。

文革开始了。过年不再叩头了,祖母床下的那只马桶里好吃的东西也没有了,甚至去祖母家也往往是躲躲闪闪的走小路了。大人们凑在一起紧张的议论如何应付抄家、运动,已经开始工作了的大堂哥、大姐则开始辩论什么派什么派的问题。过年是真正的没有意思了。
 
过去过节
 
小学的时候,过国庆最盼望的就是能够参加国庆节游行。我们这种民办小学,往往连区里的游行也没有参加任务,只好眼巴巴的被组织到路边,看着其他学校的小学生列队通过。记得有一次终于等到了一次国庆游行任务,兴奋得一个晚上没有睡好,一大早起来,仔细穿上仅有的白衬衣,蓝裤子,戴上红领巾,在仅有的白跑鞋上用粉笔涂了又涂,遮盖掉污迹和补丁。跑着到学校去报到。那好像就是1965年的国庆,游行的街道就在区里,转了两条街就散了,街旁的观众也不多,心里真有点扫兴。

好在还有一个盼头,就是晚上的烟火。我家的位置很好,后面的阳台可以看虹口公园放的烟火,前面阳台可以远眺人民广场的烟火。经常是爸爸在连着后阳台的厨房里喝着老酒,我们在阳台上看烟火,看着一条火星划出笔直向上的轨迹,直到几乎在我们头顶上的顶点,然后暗淡下去,突然爆开一个大光球,巨大的爆炸声随后传来,我们也就一起大喊大叫。光球里的一根根火焰划出漂亮的弧形往下垂,烟雾向我们这边漂过来,一股硫磺味道。爸爸也很高兴,拿他下酒的冷菜慰劳我们。这是一年之中最兴奋的时刻。

1966年以后,游行太多了,每周每月都有大游行,白天夜晚都是为了最新最高指示,敲锣打鼓,高喊口号。成为日常节目,那就是天天在过节了。后来才知道革命导师早就说过,革命是劳动人民盛大的节日。不过天天过节,那么国庆节的游行也就不再令我神往了。可是国庆之夜的烟火,依旧是最激动人心的节目。

1971年国庆节的前一个月,我们就开始在人民广场帮助油漆围栏。每天都可以看到参加市游行的队伍在排练,这种正规的喜庆节日游行我一直没有参加上,因此觉得大饱了眼福。好事不长,干了两个星期,就被拉回到苗圃里的工程队车间,继续半天上课、半天劳动。然后就传说今年国庆不游行了,改成游园会了。我们根本不可能搞到票子,整个国庆节的白天都泡汤了,到了晚上,居然连烟火也取消了,这实在是太没有劲了,那是中学里最没有意思的一个国庆节了!

进了单位不久,每年的国庆节前后都成为“战斗任务”了。

节前一个月,就要准备游园会的游艺节目,从设计、申报,到制作、安置、调试,都是由团组织承担的。我们单位连续几年设计的节目都被录用,所以节前要忙于制作。尤其是到了最后几天安装调试,经常弄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到了国庆节那天,我们都要到场,确保节目设施的正常运转。往往前一夜都没办法睡觉的,所以只好轮流值班,轮流在彩旗或幕布后面躺一会打个瞌睡。

白天辛苦过了,往往晚上也不得闲。作为民兵,有时还要集合拉到市中心执勤。国庆晚上仍然放烟火,为了防止市中心人群拥挤,环绕人民广场中心,设置三条警戒线,阻挡、分散人群,防止意外事故以及“反革命破坏活动”。我们一般是守四川路桥。

下午5点左右,开始封锁道路,禁止人们往市中心去。如果是住在市中心的,只能走旁边的乍浦路桥,那里的民兵会检查证件。到了6点以后,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的想看热闹的人,会把整条路全部填满,拼命往前挤,我们只好手挽手的组成人墙来阻拦。总要在人堆里混战一两个小时,又累又渴,浑身臭汗。等到烟火轰然升天,人群才会逐渐松动,一般到9点多,指挥部就会下达撤退命令。

不过有时也有例外,有一年国庆之夜,我们是在市中心的福建路警戒,那天还下着雨,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撤警戒线(后来听说是张春桥出巡)。弄得我们一直值班到凌晨1点多才解散。已经没有公共汽车,当时也没有动用汽车接送执勤民兵的习惯--大厂民兵有厂里的卡车,我们这种小单位就没有办法了。我和一个女同事冒雨往回走,先到了我家的新村门口,我问了一下:“你走回去不要紧吧?”她很为难的说了声:“大概不要紧吧!”我就说“再见”,转身进了小区。

第二天到了单位,讲给师父听,被师父大大的骂了一顿:“这种时候怎么可以不送女生到家门口?这是做男人最基本的道理呀!”我很惭愧。过了几天,开团干部会,又和那个女同事碰到,红着脸轻声道歉了几句。那个女同事笑了,很大方的说:“你请客,买点吃的零食给大家吃吧!”

1976年的国庆节,时逢国丧,连游园会也不搞了,更不要说是放烟火了。我们几个好不容易有了个没有任务的节日,就调休10天,偷偷的上黄山去过国庆了。从黄山下来,一回到上海,就听说了“大快人心事”。

从这以后的国庆节,在脑海里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即使有印象,也和过节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只记得女儿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国庆之夜带她到外滩去看彩灯,先是抱着的,后来就让她骑在我脖子上。回到家里才发现,小姑娘的两个小皮鞋都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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