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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师父

--作者:老木匠

3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的周末下午,单位举行大会,在照例的政治学习后,就宣布了师徒结对。我们30多个新进单位的小青年,逐个被叫起,和自己的师父见面、握手,用领导的话来说就是进行革命的拜师礼。

轮到我的时候,就看见对面是一位身穿邋遢工作服的瘦小老头,旁边的人都在起哄:“喔吆,喔吆,8只眼碰在一起了”--我的师父也是戴眼镜的。我赶紧上前,和师父握了握手,只觉得捏的好像是一段老树根,低头一看,师父不仅手心里全是老茧,就连手背上也是黑黑的一块块树皮状的老皮。

其他的师父都带了徒弟到一边去谈一会,而我的师父和我握了手就走了,留下我一个。旁边的师傅们解释说:“你师父回家去了。”

师父是浦东川沙江镇人,这个地方以中国“赤脚医生”的命名地而闻名于当时,现在则是“机场镇”了。师父每周六下午就要踏上回家路:先骑车到民生路码头过江,转到川沙的“上川路”小火车,自行车就放在火车的专门车厢里。到了川沙再骑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全程总要三、四个小时,而第二天晚上就要原路返回。平时他是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过着单身汉的日子。

当时社会流行的尊称是“师傅”,或许我们这些小青工里的谁说错了什么,有一天一个青年师傅把我们召集起来,很严肃的告诫我们:“对自己的师父只能叫师父,不能叫‘某师傅’!这叫做‘徒不讳师’!”大家于是都凛凛受教,再也没有叫错的。

我的师父姓乔,于是很早就因为电影《乔老爷上轿》而得到个“乔老爷”的绰号,从来没有人叫他的大名,连带到我往往也被叫“小乔”。师父已经是50多岁了,我是他第一个正式的徒弟--后来也是最后一个,因为我们这一批以后单位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招过工,而师父在我满师后不久就退休,让他的小儿子顶替进单位工作。

师父十几岁就学徒,参加过四川路桥头的邮电大楼建造。后来一直是在私人小营造社做木匠,到60年代中上海加强社会主义改造,把所有私人营造社、个体泥水木匠统统整编为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房屋修建工程队,属于房地局领导。当时还考过级,师父是建筑木工五级半--在我们单位算是比较高的级别了。

拜师后的第三天我就跟着师父干活了。师父帮我领了全套的木匠工具,给了我一把榔头就带我进了工地。他站在跳板上往房屋平顶上钉纤维板,要我帮他递工具和纤维板。我要逞能,也跟他上去,学他的样子,用安全帽顶住纤维板,左手捏钉,右手握锤,往上就敲,想不到纤维板很硬,又是往上敲,敲不准,一锤上去钉子飞跑了。再拿根钉子,再来一下,锤子砸在手指上,立刻出了一个紫血泡。师父大笑,说“还是先学往下敲钉子容易点”。

师父技术虽然很好,不过干活的时候很擅长糊弄。当时我们按照任务单施工,每项工作都有专门的定额,比如拆装一扇门是1小时20分,装一把锁是30分钟。师父带我的第一年,我只算1/3的工作量。师父喜欢干修地板、吊平顶之类的隐蔽工程,因为那样就很难核算实际工作量,尽可以少做多报。不过这种活脏得要命,尤其是修补旧平顶的时候,一锤子上去,陈年老灰哗哗的雪片般掉下来,我们师徒两个人就老是灰头土脸,常常下工后就象是个黑人,脸上只有眼白还是本色了。

在干活时,师父也往往拆点烂污,有时应该接木料的地方他会用一根大铁钉钉进去,说:“铁榫头比木榫头要牢交关。”有时加工的门窗刨得不光滑,他也会说:“反正油漆工会来刮腻子打沙皮的。”不过他也常常说现在干的活简直不象样。兴致来了他会说过去看外滩、南京路这些大洋房造起来的样子,“那个生活做的那才叫挺刮”!在修一些有年代的大里弄时,他总会叫我从弄堂口沿砖缝往弄堂底望进去:每栋房子的每一条砖缝都是一条线的笔直,他就会赞叹:“那个时候做生活多少象样子!一天只砌三皮砖头,所以砖缝全是一样粗细,刹齐!”

不过师父从来是第一个到工地、最后一个离开,除了每个星期六下午一般总是3点多就离开以外,迟到早退是没有的事。平时干活的时候也很少休息,在居民家里大修时,他最多坐上两根烟的时间,就要干活了。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工时总是要超额很多,尽管超得再多也没有奖金,可是师父就是停不下来。有的时候我在居民家中找到一本喜欢看的书,坐在地上就看,他从来不催我,只是笑咪咪的看着我,叫我继续看,自己干活。

师父教我技术并不多,他还是老法的师父:师父领进门,修行看个人。学技术应该是靠徒弟自己领会的。教了我如何打理工具后,一般的活他并不教,只是让我当帮手看。看了几次,我自己动手他也不说,直到出了洋相,他才来帮助纠正。有一次在商店里做柜台,那柜台角上是三面接榫的“粽子夹角”,他老人家一大早就到了工地划好了线,等我到了就是按线打眼、开榫,如何划线还是不知道,他也不说。

当时干我们这一行好像技术也不太要紧,最经常用的工具只是一把榔头,人们都叫我们“榔头木匠”。特别是新建房子或结构大修的时候安装混凝土模板,就是不停的敲钉子。有一次在砖厂建窑,我和师父两个木匠干了几个月,休息时师父突然说:“我们钉掉了好几卡车洋钉了。”另外,当时青工学不学技术无所谓,反正也不考级,满师总是36元一个月,大家都一样。有的青工同事到满师的时候,连榔头也挥不像样。

师父并不识字,他的眼睛是在一次高空坠落事故、昏死几天几夜后就变成近视了,只好戴眼镜。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却会看图纸,知道如何看剖面图。

有一次我们造一排砖窑,窑顶是圆拱状的,图纸上只给出了窑的高度和宽度,没有圆拱的半径,我们没有办法放大样来做模板。我记得中学数学里是学过这个的,在吃午饭的时候算好了半径,赶紧跑到工地想告诉师父,想不到师父已经在那里锯那个样板的圆弧了。他的办法是这样的:在地面上画出窑顶的高度和宽度,然后在宽度1/2的中心往下画一道直线,拿了一根绳子绑上铅笔在这条直线上反复试,直到能够候到顶点和两边,就画出圆弧。一时间我真是感受到毛主席说的工人农民最有智慧的真理。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拜师后他一直和我说:“你不会一辈子当木匠的。”所以他对于我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是积极支持,从不阻挡。3年学徒里我大概只跟他干了两年活。到了满师的时候,突然之间上级规定要考核技术,要求按照劳动定额,在3小时45分钟内制作一扇廿字窗棂的木窗。我从来没有做过,当然很紧张,师父比我还很紧张。正好工地有同样的木窗要修,他就拆开,让我重做一遍。考核的前一天,他不声不响帮我打理好全部用得上的工具,准备好了画线的“柱头”。好在我的运气好得出奇,考核那天平时技术比我好的几个师兄都出了问题:不是砸断了木料、就是做错了尺寸,我居然还得了个第一。回来后师父也高兴得不行,破天荒的掏钱请同班组的同事们吃糖。

师父有6个儿子,他平时极其省吃俭用,要为6个儿子造房子、讨娘子。我几乎从来没有看到他穿工作服以外的衣服,他抽的烟不是勇士就是劳动,烟瘾很大,往往一天只用两根火柴:上午上班点一根叼着,一根连一根,午饭后再点一根。好在修房时居民往往都会送些烟。自行车是真正的“老坦克”,到处缠绕着布条、塑料片,看不出原来是什么牌子的。平时用的毛巾比抹布还要黑,食堂里吃饭老是红烧肉加青菜。我们在砖厂造窑,他利用这个关系专门收买砖厂的次品砖,凑齐了一船船运回去。当我离开单位到师父家告别时,6栋三上三下的房子已经造好了。

师父不关心政治,每周一次的班后政治学习会,他老是闭目养神。但是有的时候语出惊人。有一次我读报说8亿人民如何如何,他突然睁开眼说:“中国已经8亿人啦?”得到大家的一致肯定回答后,他一本正经地说:“8亿人里的男人小吊吊连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圈了。”

单位里有不少“四类分子”,我们小组里也有一个“敌性内处”的。我见这位被打入“另册”的师傅年纪比我父亲还要大,总是不自觉的叫“孙师傅”。后来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说作为学习小组长,要注意立场云云。我师父听说了,就教我:“你以后就叫他‘老孙’就行了嘛!”他还对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好得没有肚脐眼,也没有人坏到没屁眼的。人都是差不多的,不是生红眼睛绿眉毛的。”

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后,我在单位里布置灵堂、值班,好几天没有到工地。有一天回到工地干活,师父一把把我拉到僻静的地方,很严肃的告诉我:“好了好了,不会再有地震天崩了,真命天子归天了。”

师父个子小,胆子大,尽管他出过那样严重的工伤,可是在脚手架上依旧是到处乱跑。在跟随他的日子里,他出了好几次工伤,每次都要我踩黄鱼车送他到他姐姐家去休养。最严重的一次是在一个中学里拆楼板的时候,掉下来的木梁上的钉子在他小腿上划开一个尺把长的大口子。我急忙把他送到地段医院里去缝针,一共缝了28针,把医院外科里备的线也用完了。他老人家一边喔吆喔吆的叫唤,一边还要和护士开玩笑:“喔吆,小阿妹呀,侬看看我脚上像不像黄鱼肚皮翻出来了样子呀。”

1977年的夏天,我们在拆楼房水泥模板时,我看脚手板不牢靠,和他换了位置,由我站在外挡位置,结果模板突然脱落下来,砸断了脚手板。我们当时根本就不配备保险绳,于是我就从4楼摔了下去。下落中清楚地看到师父俯身朝着我,嘴巴、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就像一个电影定格镜头。好在我的命很大,掉到二楼时抓住了脚手架,爬到了房子里。

这次坠落事故对我打击很大,从此有了个恐高症的症候,在高处往下看时膝盖总会发软。正好在这时听说要恢复高考了,于是决定去当臭知识分子,这个光荣而危险的木匠行当看来确实是干不了一辈子的。

离开单位后不久,师父就退休了。每次到上海来取工资,就会到我家来玩。他从来不敲门,总是抓住门把手来回推拉,我妈妈一听就知道他来了,赶紧泡上茶,拿出烟。他老人家一屁股坐下,说几句笑话后就闷头抽烟。不管我在不在,坐半个小时,准时起身走路。留他吃饭,总是推辞。印象里好象没有正式的给他老人家敬过酒。

94年我父亲去世后,师父就来的很少了。几年后听说他身体不太好,不再到上海来拿工资了。20世纪最后一年的冬天,我和老单位的同事们到浦东为他老人家送葬。

现在我的老单位已经破产了,所有的300多员工都已下岗,回到了原来个体泥水木匠的地位。我也早就不是真正的木匠了。可是师父的身影经常在不经意间浮现在脑海,在我坠落时师父那紧张的盯着我的眼神,师父那瘦弱的身材,他那辆“老坦克”,他的种种教诲,经常会提醒我,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本分的手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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