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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旅美学者文贯中(下)

--作者:心远

将文强与文贯中抵达“而立”之年前的经历做一比较,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

文强18岁:考入黄埔四期,入团,转成中共党员,入国民党;

文贯中15-18岁:苦苦争取入团不可得,一气之下宣布放弃;

文强20岁:参加南昌起义,任二十军三师党委成员;

文贯中20-21岁:先为黑五类子弟,后被打成“反动学生”,关进“牛棚”;

文强29岁:当报纸总编、办通讯社,被聘为中校教官、上校参谋;

文贯中29岁:以东北知青身份调回北京待业。

当然可以说,时代风云有起有伏,看各人赶上了哪一段;也可以说,头衔、地位并不能完全体现生存质量和人生价值;但是有一点毋庸质疑:文强成长的年代,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人们能够自主寻求真理之路,可以今天入这个党,明天退那个党;而到了文贯中成长的年代,真理之路已经被官方垄断,个人只能亦步亦趋。

母亲

文贯中说:“父亲第一个夫人周敦婉死得很早,留下遗嘱要他娶第二个夫人葛世明--就是我的亲生母亲。父亲命中无女,五个孩子都是儿子,我是老四,现在只有我在美国,其他兄弟都在国内。大哥二哥一直在湖南农村,大哥致中比我大十几岁,现在洞庭湖旁的南县,二哥四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三哥一中,长期在安徽农村;弟弟定中在新疆十几年,现在北京经营餐饮业和搞古董收藏。”

文贯中的外公家是宁波鄞县的大户。他母亲出生时,外婆因双胞胎难产而去世,两个孩子倒顺利产出。外公为双胞胎妹妹各找了个奶妈,母亲的奶妈就是后来把文贯中兄弟抚养大的阿婆。

文贯中说,母亲小时由外公包办订亲。她上过宁波的私立女子中学,追求自由,观念上就和外公有了冲突。母亲在同学(我叫她陈妈妈)帮助下假装投甬江自杀,逃婚到了上海,完成高等教育,为此也一直没有与家人联系。

文强与葛世明在1940年代初结婚,1948年,文强去徐州打仗,家眷到了台湾。文强被俘后,一心以为根据日内瓦公约,停战6个月内双方会交换战俘,托人捎出一封信来,要妻子快来营救他。葛世明从台湾赶去淮北、鲁南和苏北,颇有孟姜女寻夫的意味。到后来只能变卖首饰和衣服,有时甚至跟乞丐抢吃食。

陈妈妈后来写信告诉葛世明,上海马上要封港,提醒她不要让丈夫、本人、老人孩子分在三处--至少应该让两方团聚,然后等待与第三方团聚。她的本意大概是劝葛世明回台湾,但是葛世明的决定正相反:发了一份电报到台湾,要阿婆带孩子立即来上海。

不到三岁的文贯中回来正是上海易手前夕。葛世明在苏北苦寻丈夫不得,蓬头垢面、满脸憔悴地回到孩子身边。第一件事是要谋生,她便去上海很有名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补习,很快将十多年以前学的东西重新拣起来,被该校聘为老师。

“父亲在监狱里交待家里有20多条枪,他并不知道搬到台湾又从台湾匆匆赶回,枪枝早已散失。当局就来人要母亲如数交出。当时剩一支镶了宝石的勃郎宁小手枪,是国共谈判时父亲陪同的一位美国将军作为纪念品送他的,稍远一些便没有什么杀伤力。母亲觉得这是父亲的纪念品,保留应该没问题。1953年风声一紧,母亲把手枪丢到壁炉里。当局一再追问,母亲承认了。公安局把我们家壁炉敲开找到了这把枪,又把地板掀起,里里外外查了一遍。”

葛世明为此判管制三年,失去教学权利,去清理厕所,工资减了三分之二。学校里的师生对她呼来喝去,她的心理无法承受这样的羞辱,回家后常常泪流满面。街道里也开了斗争会,将“罪状”一一公布,邻居不敢再与她有来往。“像她这样一个美貌、聪慧、性格刚强而又喜欢无拘无束与人往来的女子,世态炎凉使她痛苦万分而又无处倾诉。她意识到管制结束后日子也许更难熬,一天天趋于消沉,绝望。”

1955年春天一天晚饭之后,葛世明把孩子都召集在身边,要阿婆也坐下。“她说要给我们讲几个小故事。一个故事讲一个老人临终拿了一把筷子扎成一捆给孩子们,谁也折不断;一根一根折呢,就容易折断。还有一个故事是讲如何孝顺老人。她说:阿婆是我们家的恩人,我是她带大的,你们也是她带大的,你们应该永远对她好。最后一个故事是讲一个父亲临死前对孩子说,我在后院葡萄园埋了很多金银财宝,忘了在哪儿,我死后你们去挖。孩子们将葡萄园挖了一遍又一遍,什么也没发现。到秋天葡萄结得特别大,孩子悟出来了:金银财宝就是勤劳。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觉得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但并未意识到母亲是在留临终遗言。”

就在这天半夜,葛世明在厨房打开煤气自杀。为了不使全家中毒,她将厨房里所有门窗缝都用布条堵上,厨房到厕所的排气管也被碎布严严实实地堵死。

求学

阿婆看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太可怜,毅然挑起了全家重负。文贯中小小年纪,已经知道发愤读书,因为成绩较好还能领到一些奖学金,寒暑假也到工厂打工,减轻家里的负担。

小学毕业,他的梦想是考进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51中,从成绩看他很有希望,是学校里唯一能考这所全市重点中学的人。但是小学穆校长打开他的档案袋,才发现几乎是空白。穆校长把他叫去,想帮他补上,问他父亲职业?“不知道”;家庭出身?“不知道”;母亲为何死亡?“不知道”……51中学当然不会收一个家庭情况模糊不清的考生,文贯中掉进一个无论设备还是声誉都极差的中学。一位同学说,如此家庭出身还想考51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文贯中心似乎被锋利的匕首狠狠扎了一下。“阶级路线”这几个血红的字从此永远烙在他心深处。

重点学校上不了,入共青团更不要想。升初三时,他和校团委书记大吵一场。“因为勤工俭学,我已经很忙,他还让我‘学雷锋’做许多社会工作。例如,要我在寒暑假帮同学补课,要我组织数学小组、物理小组,要我当各种带头人……整天疲惫不堪。只要我有些犹豫,团委书记就会说,要入团就要做这些事情。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他说,既然我离入团那么远,那我就做个团外人士吧!我不想入团了。他听后大怒,从此将我列入另册。”

文贯中是五个兄弟中唯一上了高中的人。邻居认为以他的出身,实在是非常幸运了,他的三个哥哥连初中也没上完,弟弟呢,“聪明、漂亮又健壮,成绩也非常好,但就是不让他考高中,一去新疆十几年。他唱歌、演戏的天赋十分突出,很多部队文工团想招他。但政审时,总会有人说,怎么能让一个战犯的儿子上我们的舞台呢?”

浩劫

中学“文革”,便是以“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名义,挑动黑五类子弟、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这三类学生之间的斗争,有时极为残酷。

“文革”前文贯中和这三类同学关系都较好,“文革”初期他没受什么冲击。1967年初,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要批判“血统论”,来动员他,说:难道你不关心“文化大革命”?这可是顶很大的帽子,他只好加入。当时徐汇区中学两派学生决定在他们中学操场上开辩论会,他被推作主要辩论人,上千人的辩论会结果以他这派占上风而告终。渐渐地这一派的文章、大字报的执笔都落到他头上。

文贯中没有想到厄运正在降临。“我没有高人指点和提醒。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学,家长大多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对政治运动的经验十分丰富,知道利害关系,他们管教孩子尽量不多说多写,要随大流。但我的阿婆目不识丁,太相信我不会出岔子了。”

文贯中成了对立派别恨之入骨的对象。光天化日之下,抢他的书包,用自行车冲撞他,派流氓打得他鼻青眼肿。甚至派人来他家砸暖壶,剪棕棚床,浇湿所有床被……还绑架他关在学校的黑屋里折磨。

对“血统论”的剖析不可避免地延伸到“文革”之前。他们认为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委会没有采取行动去清算--“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十分幼稚!”

1968年,文贯中被市革委会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以莫须有罪名宣布为“反动学生”。他先被军宣队关在市里一个学习班,军宣队说他出身反动,“文革”中反毛泽东、反市革委会。三个月查不出什么证据,又把他在徐汇中学“牛棚”里关了近一年,每天打扫厕所,清理教室。他经常挨红卫兵打骂,几次差点被整死。1968年夏天一个下午,一群红卫兵围住他,要他长时间弯腰、鞠躬、“认罪”。晚上他们将他押到一间黑屋,将他眼睛用黑布蒙上,死命打他,椅子腿都打断几根。“他们离去时,我遍体鳞伤,只能在夜幕掩盖下慢慢爬回家中。身上没有一块好肉,连衣服都变成碎片,浸透了血,牢牢黏在身上。阿婆帮我脱衣,一脱便连皮带肉撕下来……那几天我彻夜无法入睡,白天咬着牙照样要去学校劳动。”令人发指的是,红卫兵见他身上贴了膏药、纱布,又逼他交待是谁治疗他,竟然气势汹汹去那人家兴师问罪。

又一次,他打扫操场,一帮学生逼他紧靠墙根,低头向毛泽东请罪,他们竟从楼上将一把铁脚椅子狠狠摔到他的头上,砸得他昏死过去。这样下去,他很有可能要给活活整死的。工宣队也害怕了,把他转移到一个工厂的牛棚里去。虽然体力上累一些,虐待和生命危险总算躲过去了。

插队

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贯中几乎是被从“牛棚”直接送到吉林省梨树县刘馆公社。领队要公社干部警惕这个“反动学生”,传达下去,农民跟他说话时眼光都怪怪的,似乎在琢磨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坏人?不过,第二年以后农民就不理这个茬了。

下乡使他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说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文贯中第一次看到了赤裸裸的贫穷--房子全是用土坯和泥建成,知青和农民一样整年吃窝窝头和高粱米,一年只有一斤大米和一两斤白面;菜呢,大半年只靠臭大酱、腌酸菜;农民一年只吃两次肉:一次是上冻前后,除了老母猪外农民将所有的猪都杀掉,因为没有粮食喂养它们过冬;农民留着最好的肉,挂在户外梁上冻上,到春节才化开大吃一顿;有些农民的孩子十几岁了还没一件遮体衣服。

农村生活也使文贯中第一次了解到毛泽东极左路线、政策造成的灾难。有一次田间休息,他和一位出身为下中农的老大爷聊天,要他讲讲一生中最悲惨的经历。老农见其他人都在地头另一边抽烟说笑,无人注意,便悄悄说起有一年村里饿死许多人,活着的也人人皮包骨,气息奄奄。充饥的只有野菜,大家整天肚子淌清水。他的老娘饿死了,他自己饿得两眼发黑。不过他的命还算好,活下来了,他的老弟饿病在炕上,支部书记说他“装病”,一定要他下地干活。老弟挣扎不起来,书记命令人将他押到地里,他老弟东倒西歪干了没多久,便倒在地上再没起来……最后他吞吞吐吐地说,这是1959年、1960年。“我听了他的回答,一时目瞪口呆。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提起大跃进时因严重饥荒而造成死亡,不啻是一场心理地震。”

第三年后,男知青中仅剩了文贯中一人没有任何招人单位要,其他知青有的上调省城,有的到了县里。东北的冬天几乎长达半年,冬天夜幕降临特别早,农民无事可干,早早上炕。他就利用漫漫长夜博览群书,其中很多都是英语、日语和法语书。“当时很多中文书被禁掉了,即使弄到了手,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看。但在乡下看外文书,别人就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内容。外文书不但满足我对知识和文化的饥渴,而且提供一种保护。”

文贯中记得,大队党支部书记听说他“看洋书”,打算来突然袭击。多亏一位上海知青连夜跑来向他透露风声。文贯中心生一计,要她回去暗示书记,如果来抄书就要犯“严重政治错误”,因为他看的是马列著作--马克思、列宁等都是外国人,当然用外文写书!

他的外文书中,确实有些马恩列斯著作,但更多的是文艺、历史和政治著作:从上海带去的,朋友寄去的……英文版《双城记》和《悲惨世界》,他都是在下乡期间读完的,书中悲剧性英雄成了支撑他坚强地生活下去的精神榜样,也使他更加爱憎分明,更同情农民和世间一切受歧视受迫害的人群。

祖孙

因为阿婆病重,文贯中顾不得扎根边疆,奔个前程,他回到上海要陪老人走过生命的最后日子。那三年让他不堪回首。“我经常要去街道作种种抗争:去力争医疗费的报销,力争阿婆的生活费的如期发放。街道经办此事的干部不知出于何种阴暗心态,经常冷嘲热讽地刁难,一会儿扬言要将我赶回东北,一会儿又威胁要送阿婆进养老院。我往往被她气得七窍生烟。”1974年起上海允许至少一个知青孩子回城照顾老人,文贯中便也申请。市知青办接待人员认为他的情况太符合“优先照顾”的范围了,不料街道那位干部坚持认为阿婆与文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要他趁早回东北,并扬言今后不再报销药费、支付生活费。

文贯中走投无路,只有一个信念在支撑他,那就是绝不在阿婆最需要的时候抛弃她!绝望中,文强又获准和家人通信,文贯中以前给父亲的信都报喜不报忧,这次他决定豁出去,如实告诉父亲家中凄惨详情。他写了一封用泪水和由心尖滴血凝聚的长信。“我描述了阿婆如何含辛茹苦,在艰难环境中带大我们兄弟几人,我们又如何一个一个天南海北地远离了她。即使阿婆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难道她不就已经是我们真正的长辈?何况户口本上‘户主’一栏我们历来填写她的名字。在她瘫痪在床,随时可能撒手人间的时刻,难道我们不应守候在旁,报答她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于万一吗?一定要将她与我活活拆散,天各一方,天下有这样逆情悖理的事吗?”

公安部果真派人来上海调查。当时上海是“四人帮”天下,来人并没有直接找文贯中。估计街道一定说了很多坏话,文强连着给儿子写了三封长信,劝他服从街道处理意见,返回东北。文贯中意识到父亲可能也出于无奈,只好不再给父亲去信,免得他左右为难。他坚决地对街道说,只要阿婆活一天,街道不要指望我弃她而去!

那三年文贯中起居饮食完全颠三倒四,随阿婆需要而定。阿婆大小便失禁,因双目失明,也就没有昼夜意识,常常在半夜要他帮她翻身、喝水、大小便。三年中没有一天好好睡过一个整觉,文贯中的双眼永远红肿,布满血丝。

文贯中也错失一些机会。当时梨树县八中急聘一名高三物理老师,公社有位干部强烈推荐文贯中,八中来了信。这个教职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但是想到阿婆确实须臾离不开自己,文贯中只好谢绝。

转折

1975年,文强被“特赦”,濒于绝境的文贯中面前才出现一线曙光。他与阿婆来到了北京。不过,户口虽然转进了城,工作却不好找,当了好几个月无业游民,用人单位一听文贯中的出身就摇头。“文革”结束后,经街道介绍,当了一段时间公共汽车售票员,后来又到食品厂当搬运工。

真正的机会,是1978年到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从乡下迁回,情报研究所大概是国内订阅外文期刊最全的机构,需要有人将论文翻译成中文。文贯中听说了,就寄去一份从英文翻译成的中文作品。所里派了一位老先生对他进行笔试和口试,以前苦学的外语派上了用场,他去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里上班了。“工作两年,我找到了这一生的使命!”

那段期间,也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社科院上上下下充盈着忧国忧民的气氛,大家痛定思痛,都在严肃地思考、争论,探索中国走进“文革”这一荒唐无匹而残酷无比的怪圈的深层原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体制才能稳步走向民主、自由和现代化的目标。院外事办公室有时来情报研究所借人帮助接待外宾,所里常常让文贯中去,他随外宾拜访院长或副院长及各所所长,亲耳听到著名社会科学家和活动家们对“文革”的深刻批判和对未来的憧憬。当时社科院有一个在小礼堂举行的内部双周吹风会,请很多思想家、理论家来讲十年反思的心得,演讲者们对政治、经济改革的设计远远走在了现实前面。文贯中总是千方百计地钻进去旁听,“很奇怪,并没有人拦我。”

1979年夏,33岁的文贯中决定报考研究生。女友在上海工作,他决定优先报考复旦大学。学什么专业呢?他想解答萦绕在脑海中的数不清的问号:中国发展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大部分人为什么那么贫困愚昧呢?中国的现状为什么和中国古代的历史地位完全不相称呢?--中国曾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是个万方来朝的国度啊,但是当今神州,感受到的是人与人残杀的血腥……

文贯中反复思考的结果是:中国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普遍的贫困和愚昧,这是专制和暴君的最肥沃土壤。当时复旦有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专业,“我觉得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就去报考了这个专业。”

幸运

文贯中幸运地考上了。

毕业时复旦要留下一些人当老师。文贯中幸运地被选上了。

一年后,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遇到芝加哥大学校长,芝大欢迎复旦派一个访问学者去作一年访问。复旦举行了一次考试,主要是考英语。文贯中又幸运地被录取了。

“幸运”这个词是文贯中自己说的,但人们知道,“幸运”眷顾的是洒下汗水的人。

“那时人们都弄不清芝加哥大学是个什么档次的大学,连复旦的一位教授也不清楚。他跟我说,美国的好大学像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都不是以地名命名,以地名命名的大学都是二、三流大学,芝加哥大学大概是一个社区大学。”

来到美国,文贯中才知道芝加哥大学何等了得,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时就有三位,到2002年共有9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高居全球大学之首!文贯中决定最有效地利用这一年时间,他像普通学生一样到处听课,一样参加考试。

一学年快结束时,当时的芝大经济系主任约翰逊教授对他说,你好像很喜欢经济学?我现在给你一张往返机票,你回去告诉复旦大学,你已经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全额奖学金,我们同意接受你成为博士班正式学生。奖学金是对你考察之后才决定给你的--也只给你,不能转让。如果复旦不同意你回来,就不要回来了。文贯中问:那机票呢?约翰逊说:作废。“他叮嘱我记住两点:第一,一定要取得复旦同意才能回来;第二,这笔奖学金是跟着你的。事后想来,他给我的是锦囊妙计。”

文贯中怀着希望又忐忑不安地匆匆赶回上海。要回芝大读博士,关键是找到一个愿意代他长期上课的教师,谁能帮他?在系里打听,找校方求助,终于找到一个一块编过教材的老师,同意代课。系里讨论后开了恩,1984年9月,文贯中登上了飞回美国的飞机,开始了正式博士生生涯。

博士

文贯中说,如果我没有下过乡和社科院的经历,如果没有对经济学深深的兴趣并坚信现代经济学对中国有用,不知道我会不会中途退缩?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不是好拿的。学生必须在经济学每个领域起码得到一个学分,“我的博士专业是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但在宏观、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这些基础课的资格考试通过之后,要再在劳动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国际贸易、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等领域拿到学分。然后在自己的两个专业领域里面修完一系列课程,通过每个课程考试之后,再通过这两个专业的大考,才能开始写博士论文。我正式开始上博士班已37岁,朋友们对我说,一定要忘记自己的年龄!第一年结束,使我极为宽慰的是,经济系居然同意给我全额奖学金。”

写博士论文面临的困难是,不但要有好题目,还需要一个模型和用以实证的数据,也就是说,模型要经得起数学上的推敲,其结论要获得实证支持。文贯中的题目是研究中国当代土地制度对土地投资的影响。由于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要模型化没有先例可循。许多不眠之夜后,他突然意识到可以改造金融学里的两阶段两状态的模型,用来描写在“包产到户”后仍然坚持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中所存在的问题:虽然第一阶段土地的使用权私有化了,但是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要求土地不断重分,这种压力就造成第二阶段土地产权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土地投资风险增大。无法知道对土地的使用权是否会变动,农民必然会缩减投资,以减少风险。这种决策对农民个人来说完全合理,但是对中国农业经济来说却有害。

文贯中将这个金融学上的模型改造和重新诠释后用于中国的现实,正巧快速增长的中国农业1984年以后变得相当不景气,1985年粮食生产大滑坡;他在1987年和1988年搜集的材料显示,现行土地制度对生产会产生负面影响,1990年代后政府就把有效承包期延长了30年。“导师们似乎很喜欢我的博士论文。使我极为感动的是,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虽然不是我的正式导师,但是认真看了我的初稿,提出许多疑问,与我多次讨论,并对我的第二稿作了许多润色。我每次从中国回来,总会应他和约翰逊教授要求,写一份报告,向他们通报中国农村最新情况。”

1989年秋天,文贯中在纽约市立大学勃鲁克学院得到在北美的第一份工作。但由于他关注的中国当代土地制度和中国农业,对该校来说太偏了,1994年文贯中去了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三一学院,并于四年后获得终身教职。文贯中最高兴的是有180年历史的三一学院十分支持他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现在,文贯中一共教五门课: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尤其是研究全球化问题),亚洲经济,中国经济改革;第五门,是对没有经济学背景的亚洲学系学生讲亚洲经济,偏重于历史、文化。

尽管文贯中站的是美国大学讲台,写了不少英文论文,但希望中国早日完成政治与经济改革、早日富强的心情更为迫切,有余力时,他愿意第一时间与中文读者交流,介绍国外经济理论、经验与教训的中文文章越写越多。文贯中参加了创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1999年到2000年,还担任了会长。不仅是经济学研究上的交流,也尽力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希望21世纪的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能够避免19、20世纪新兴大国崛起过程中往往伴随的那种波及全球的血腥战争。”

本文标题“从今别却江南路”,是他的24世祖文天祥的诗句,借用来正可以形容文贯中的心情:希望国人永远告别他在上海遭受过的苦难,希望中国绝不要重蹈覆辙,在追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能找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免除恐惧和迫害的新通途。


文贯中简历

美国康州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系副教授,多年来研究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李约瑟之谜,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
1946年生于上海,“文革”中蹲过牛棚;
1975年后到北京当过汽车售票员、食品厂搬运工;
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员;
1979年考入复旦大学攻读世界经济专业硕士;
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纽约市立大学勃鲁克学院任教;
1994年起任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1999~2000年度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夫人在纽约工作,育有一子,即将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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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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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
怀念我的母亲庐隐
从一张结婚证说起
江苏路285弄
看批判电影去
照片见证解放前上海武训学校的奋斗历程
走路的回忆
一个“暗娼”的档案:我放纵,我有罪?
大串连——我的“文革”回忆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我的文革岁月
致余开伟先生
文革中的上海商品供应细事
一个男人的故事
浦东同乡会的结束
抗日女杰郑苹如
路易士和胡金人的青葱时代
人们不再纪念她之日
未完工的诺亚方舟:战时中国筹设犹太人特区始末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再补
我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我的“右派”亲戚
五四中学:我的历史 红色系列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五四中学周边的旧闻轶事
复旦大学新闻馆前的留影
“戈登将军号”上的乘客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风骨--狱友孙大雨
父亲的学历和职称--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黃宗英回憶錄:命運斷想
老邻居戎叶侯
70年代上海购物记
王康年冤案真相
有半导体相伴的日子
记傅雷
商务老档案散失之谜两篇
复旦大学:三十年师恩难忘
大上海里的小菜场
不尽往事红尘里--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身世淒楚的女作家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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