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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杨必

--作者:杨绛

杨必是我的小妹妹,小我十一岁。她行八。我父亲像一般研究古音韵学的人,爱用古字。杨必命名“必”,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她小时候,和我年龄差距很大。她渐渐长大,就和我一般儿大。后来竟颠倒了长幼,阿必抢先做了古人。

她是一九六八年睡梦里去世的,至今已二十二年了。

杨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我家搬到苏州。她的童年全是在苏州度过的。她性情平和,很安静。可是自从她能自己行走,成了妈妈所谓“两脚众生”(无锡话“众生”指“牲口”),就看管不住了。她最爱猫,常一人偷偷爬上楼梯,到女佣住的楼上去看小猫。我家养猫多,同时也养一对哈叭狗,所以猫儿下仔总在楼上。一次,妈妈忽见阿必一脸狼狈相,鼻子上抹着一道黑。问她怎么了,她装作若无其事,只说:“我囫囵着跌下来的。”“囫囵着跌下来”,用语是幼稚的创造,意思却很明显,就是整个人从楼上滚下来了。问她跌了多远,滚下多少级楼梯,她也说不清。她那时才两岁多,还不大会说,也许当时惊魂未定,自己也不知道滚了多远。

她是个乖孩子,只两件事不乖:一是不肯洗脸,二是不肯睡觉。

每当佣人端上热腾腾的洗脸水,她便觉不妙,先还慢悠悠地轻声说:“逃——逃——逃——”等妈妈拧了一把热毛巾,她两脚急促地逃跑,一叠连声喊“逃逃逃逃逃!”总被妈妈一把捉住,她哭着洗了脸。我在家时专管阿必睡午觉。她表示要好,尽力做乖孩子。她乖乖地躺在摇篮里,乖乖地闭上眼,一动都不动,让我唱着催眠歌谣她睡。我把学校里学的催眠歌都唱遍了,以为她已入睡,停止了摇和唱。她睁开眼,笑嘻嘻地“点戏”说:“再唱《喜旦娄》(Sweet and low,丁尼生诗中流行的《摇篮曲》)。”原来她一直在品评,选中了她最喜爱的歌。我火了,沉下脸说:“快点困!”(无锡话:“快睡!”)阿必觉得我太凶了,乖乖地又闭上了眼。我只好耐心再唱。她往往假装睡着,过好一会儿才睁眼。有时大家戏问阿必,某人对她怎么凶。

例如,“三姐姐怎么凶?”
“这是‘田’字啊!”(三姐教她识字。)
“绛姐怎么凶?”
“快点困!”
阿必能逼真地摹仿我们的声音语调。
“二伯伯(二姑母)怎么凶?”
“着得里一记!”(霹呀的打一下)

她形容二姑母暴躁地打她一下,也非常得神。二姑母很疼她,总怪我妈妈给孩子洗脸不得其法,没头没脑地闷上一把热毛巾,孩子怎么不哭。至于阿必的不肯睡觉,二姑母更有妙论。她说,这孩子前世准是睡梦里死的,所以今生不敢睡,只怕睡眠中又死去。

阿必去世,二姑母早殁了,不然她必定说:“不是吗?我早就说了。”

我记得妈妈端详着怀抱里的阿必,抑制着悲痛说:“活是个阿同(一九一七年去世的二姐)!她知道我想她,所以又来了。”

阿必在小学演《小小画家》的主角,妈妈和二姑母以家长身份去看孩子演剧。阿必个时剪“童化”头,演戏化装,头发往后掠,面貌宛如二姐。妈妈抬头一见,泪如雨下。二姑母回家笑我妈妈真傻,看女儿演个戏都心疼得“眼泪嗒嗒滴”(无锡土话)。她哪里能体会妈妈的心呢。我们忘不了二姐姐十四岁病在上海医院里,日夜思念妈妈,而家在北京,当时因天灾人祸,南北路途不通,妈妈好不容易赶到上海医院看到二姐。二姐瞳孔已散,拉着妈妈的手却看不见妈妈了,直哭。我妈妈为此伤心得哭坏了眼睛。我们懂事后,心上都为妈妈流泪,对眼泪不流的爸爸也一样了解同情。所以阿必不仅是“最小偏怜”,还因为她长得像二姐,而失去二姐是爸爸妈妈最伤心的事。或许为这缘故,我们对阿必加倍爱怜,也夹带着对爸爸妈妈的同情。

阿必在家人偏宠下,不免成了个娇气十足的孩子。一是脾气娇,一是身体娇。身体娇只为妈妈怀她时身体虚弱,全靠吃药保住了孩子。阿必从小体弱,一辈子娇弱。脾气娇是惯出来的,连爸爸妈妈都说阿必太娇了。我们姊妹也嫌她娇,加上弟弟,大伙儿治她。七妹妹(家里称阿七)长阿必六岁,小姐妹俩从小一起玩,一起睡在妈妈大床的脚头,两人最亲密。治好阿必的娇,阿七功劳最大。阿七是妈妈亲自喂、亲自带大的小女儿,当初满以为她就是老女儿了。爸爸常说,人生第一次经受的伤心事就是妈妈生下面的孩子,因为就此夺去了妈妈的专宠。可是阿七特别善良忠厚,对阿必一点不妒忌,分外亲热。妈妈看着两个孩子凑在一起玩,又心疼又得意地说:“看她们俩!真要好啊,从来不吵架,阿七对阿必简直千依百顺。”

无锡人把“逗孩子”称作“引老小”。“引”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带些“欺”和“惹”的意思。比如我小弟弟“引”阿必,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他催眠似的指着阿必说:“哦!哭了!哭了!”阿必就应声而哭。爸爸妈妈说:“勿要引老小!”同时也训阿必:“勿要娇!”但阿七“引”阿必却从不挨骂。

阿七喜欢画(这点也许像二姐)。她几笔便勾下一幅阿必的肖像。阿必眉梢向下而眼梢向上。三姑母宠爱阿必。常说:“我俚阿必鼻头长得顶好,小圆鼻头。”(我们听了暗笑,因为从未听说鼻子以“小圆”为美。)阿必常嘻着嘴笑得很淘气。她的脸是蛋形。她自别于猫狗,说自己是圆耳朵。阿七一面画,口中念念有词。

她先画两撇下搭的眉毛,嘴里说:“搭其眉毛。”
又画两只眼梢向上的眼睛:“豁(无锡话,指上翘)其眼梢。”
又画一个小圆圈儿:“小圆其鼻头。”
又画一张嘻开的大宽嘴:“薄阔其嘴。”
然后勾上童化头和蛋形的脸:“鸭蛋其脸。”
再加上两只圆耳朵:“大圆其耳。”
阿必对这幅漫画大有兴趣,拿来仔细看,觉得很像自己,便“哇”地哭了。我们都大笑。

阿七以后每画“搭其眉毛,豁其眼梢”;未到“鸭蛋其脸”,阿必就哭。以后不到“小圆其鼻”她就哭。这幅漫画愈画愈得神,大家都欣赏。一次阿必气呼呼地忍住不哭,看阿七画到“鸭蛋其脸”,就夺过笔,在脸上点好多点儿,自己说:“皮蛋其脸!”——她指带拌糠泥壳子的皮蛋,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这是阿必的大胜利。她杀去娇气,有了幽默感。

我们仍以“引阿必”为乐。三姑母曾给我和弟弟妹妹一套《童谣大观》,共四册,上面收集了全国各地的童谣。我们背熟很多,常挑可以刺激阿必娇气的对她唱。可惜现在我多半忘了,连唱熟的几只也记不全了。例如:“我家有个娇妹子,洗脸不洗残盆水,戴花选大朵,要簸箕大的鲤鱼鳞,要……,要……,要……,要……,要……,要十八个罗汉守轿门,这个亲,才说成。”阿必不娇了,她跟着唱,抢着唱,好像与她无关。

她渐渐也能跟着阿七同看翻译的美国小说《小妇人》。这本书我们都看了,大家批评小说里的艾妹(最小的妹妹)最讨厌,接下就说:“阿必就硝艾妹!”或“阿必就是艾妹!”阿必笑嘻嘻地随我们说,满不在乎。以后我们不再“引阿必”,因为她已能克服娇气,巍然不动了。

阿必有个特殊的本领:她善摹仿。我家的哈叭狗雌性的叫“白克明”,远比雄性的聪明热情。它一见主人,就从头到尾——尤其是腰、后腿、臀、尾一个劲儿的又扭又摆又摇,大概只有极少数的民族舞蹈能全身扭得这么灵活而猛烈,散发出热腾腾的友好与欢忻。阿必有一天忽然高兴,趴在二姑母膝上学“白克明”。她虽然是个小女孩,又没有尾巴,学来却神情毕肖,逗得我们都大乐。以后我们叫她学个什么,她都能,也都像。

她尤其喜欢学和她完全不像的人,如美国电影《劳来与哈代》里的胖子哈代。她那么个瘦小女孩儿学大胖子,正如她学小狗那样惟妙惟肖。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

我家搬到苏州之后,妈妈正式请二姑母做两个弟弟的家庭教师,阿七也一起由二姑母教。这就是阿必“囫囵着跌下来”的时期。那时我上初中,寄宿在校,周末回家,听阿七顺溜地背《蜀道难》,我连这首诗里的许多字都不识呢,很佩服她。我高中将毕业,阿必渐渐追上阿七。一次阿必忽然出语惊人,讲什么“史湘云睡觉不老实,两弯雪白的膀子掠在被外,手腕上还戴着两只金镯子”,原来她睡在妈妈大床上,晚上假装睡觉,却在帐子里偷看妈妈床头的抄本《石头记》。不久后爸爸买了一部《元曲选》,阿七阿必人高兴。她们不读曲文,单看说白。等我回家,她们争着给我讲元曲故事,又告诉我丫头都叫“梅香”,坏丫头都叫“腊梅”,“弟子孩儿”是骂人,更凶的是骂“秃驴弟子孩儿”等等。我每周末回家,两个妹妹因五天不相见,不知要怎么亲热才好。她们有许多新鲜事要告诉,许多新鲜本领要卖弄。她们都上学了,走读,不像我住校。

“绛姐,你吃‘冷饭’吗?”阿必问。
“‘冷饭’不是真的冷饭。”阿七解释。
(默存告诉我,他小时走读,放晚学回家总吃“冷饭”。饭是热的,菜是午饭留下
的。“吃冷饭”相当于吃点心。)
“绛姐,你吃过生的蚕豆吗?吃最嫩的,没有生腥味儿。”
“绛姐,我们会摘豌豆苗。”
“绛姐,蚕豆地里有地蚕,肥极了,你看见了准肉麻死!”她们知道我最怕软虫。

两个妹妹带我到妈妈开垦的一亩菜园里去摘最嫩的豆角剥出嫩豆,叫我生吃,眼睁睁地看着我吃,急切等我说声“好”。她们摘些豆苗,摘些嫩豌豆、胡乱洗洗,放在锅里,加些水,自己点火煮给我吃。(这都是避开了大人干的事。她们知道厨房里什么时候没人。)我至今还记得那锅乱七八糟的豆苗和豆角,煮出来的汤十分清香。那时候我已上大学,她们是妹妹,我是姐姐。如今我这个姐姐还在,两个妹妹都没有了,是阿必最小的打头先走。

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她们就和我差不多大了。我不大看电影,倒是她们带我看,介绍某某明星如何,什么片子好看。暑假大家在后园乘凉,尽管天还没黑,我如要回房取些什么东西,单独一人不敢去,总求阿七或阿必陪我。她们不像我胆小。寒假如逢下雪,她们一老早便来叫我:“绛姐,落雪了!”我赶忙起来和她们一起玩雪。如果雪下得厚,我们还吃雪;到后园石桌上舀了最干净的雪,加些糖,爸爸还教我们挤点橘子汁加在雪里,更好吃。我们三人冻红了鼻了,冻红了手,一起吃雪。我发现了爸爸和姑母说切口的秘诀,就教会阿七阿必,三人一起练习。我们中间的年龄差距已渐渐拉平。但阿必毕竟还小。我结了婚离家出国,阿必才十三岁。

一九三八年秋,我回上海看望爸爸。妈妈已去世,阿必已变了样儿,人也长高了。

她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爸爸和大姊跟我讲避难经过,讲妈妈弥留时借住乡间的房子恰在敌方炮火线上,四邻已逃避一空,爸爸和大姊准备和妈妈同归于尽,力劝阿必跟随两位姑母逃生,阿必却怎么也不肯离去。阿必在妈妈身边足足十五年,从没有分离过。以后,爸爸就带着改扮男装的大姊和阿必空身逃到上海。

逃难避居上海,生活不免艰苦。可是我们有爸爸在。仿佛自己还是包在竹箨里的笋,嵌在松球里的松子。阿必仍是承欢膝下的小女儿。我们五个妹妹(弟弟在维也纳学医)经常在爸爸身边相聚,阿必总是个逗趣的人,给大家加添精神与活力。

阿必由中学而大学。她上大学的末一个学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毕业后她留校当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语教师。阿必课余就忙着在姐姐哥哥各家走动,成了联络的主线。她又是上下两代人中间的桥梁,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龄接近,也最亲近。不论她到哪里,她总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她逗乐有趣,各家的琐事细故,由她讲来都成了趣谈。她手笔最阔绰,四面分散实惠。默存常笑她“distributing herself”(分配自己)。她总是一团高兴,有说有讲。我只曾见她虎着脸发火,却从未看到她愁眉苦脸、忧忧郁郁。

阿必中学毕业,因不肯离开爸爸,只好在上海升学,考进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主管这个学校的是个中年的英国修女,名Moth er Thornton,我女儿译为“方凳妈妈”。

我不知她在教会里的职位,只知她相当于这所大学的校长。她在教员宿舍和学生宿舍里和教员、学生等混得相当熟,“方凳”知道杨必向往清华大学,也知道她有亲戚当时在清华任职。大约是阿必毕业后的一年——也就是胜利后的一年,“方凳”要到北京(当时称北平)开会。她告诉杨必可以带她北去,因为买飞机票等等有方便。阿必不错失时机,随“方凳”到了北京。“方凳”开完会自回上海。阿必留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然后如约回震旦教课。

阿必在震旦上学时,恰逢默存在那里教课,教过她。她另一位老师是陈麟瑞先生。

解放后我们夫妇应清华大学的招聘离沪北上,行前向陈先生夫妇辞行。陈先生当时在国际劳工局兼职,要找个中译英的助手。默存提起杨必,陈先生觉得很合适。阿必接受了这份兼职,胜任愉快。大约两三年后这个局解散了,详情我不清楚,只知道那里报酬很高,阿必收入丰富,可以更宽裕地“分配自己”。

解放后“方凳”随教会撤离,又一说是被驱逐回国了。“三反”时阿必方知“方凳”是“特务”。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务”的关系。我以为只需把关系交代清楚就完了。阿必和这位“特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可是阿必说不行,已经有许多人编了许多谎话,例如一个曾受教会照顾、免交学费的留校教师,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方凳”贪污了她的钱等等离奇的话。阿必不能驳斥别人的谎言,可是她的老实交代就怎么也“不够”或“很不够”了。假如她也编谎,那就没完没了,因为编动了头也是永远“不够”的。她不肯说谎,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任何证据,就成了“拒不交代”,也就成了“拒不检讨”,也就成了“拒绝改造”。经过运动的人,都会了解这样“拒绝”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强的坚毅。阿必又不是天主教徒,凭什么也不必回护一个
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必留校工作,并非出于这位修女的赏识或不同一般的交情,只为原已选定留校的一位虔诚教徒意外地离开上海了,杨必凑巧填了这个缺。我当时还说:“他们(教会)究竟只相信‘他们自己人’。”阿必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证据,当然受到嫌疑,因此就给“挂起来”了——相当长期地“挂”着。她在这段时期翻译了一本小说。阿必正像她两岁半“囫囵着跌下”时一样的“若无其事”。

傅雷曾请杨必教傅聪英文。傅雷鼓励她翻译。阿必就写信请教默存指导她翻一本比较短而容易翻的书,试试笔。默存尽老师之责,为她找了玛丽亚·埃杰窝斯的一本小说。建议她译为《剥削世家》。阿必很快译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杨必不要翻名家小说,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师。默存想到了萨克雷名著的旧译本不够理想,建议她重译,题目改为《名利场》。阿必欣然准备翻译这部名作,随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合同。

杨必的“拒不交代”终究获得理解。领导上让她老老实实做了检讨过关。全国“院系调整”,她分配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评定为副教授。该说,她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有些比她年纪大或资格好或在国外得到硕士学位的,只评上讲师。

阿必没料到自己马上又要教书。翻译《名利场》的合同刚订下,怎么办?阿必认为既已订约,不能拖延,就在业余翻译吧。她向来业余兼职,并不为任务超重犯愁。阿必这段时期生活丰富,交游比前更广了。她的朋友男女老少、洋的土的都有。她有些同事比我们夫妇稍稍年长些,和她交往很熟。例如高君珊先生就是由杨必而转和我们相熟的;徐燕谋、林同济、刘大杰各位原是和我们相熟而和杨必交往的。有一位乡土味浓厚而朴质可爱的同事,曾警告杨必:她如不结婚,将来会变成某老姑娘一样的“僵尸”,阿必曾经绘声绘色地向我们叙说并摹仿。也有时髦漂亮而洋派的夫人和她结交。

也许我对她们只会远远地欣赏,阿必和她们却是密友。阿必身材好,讲究衣着,她是个很“帅”的上海小姐。一九五四年她因开翻译大会到了北京,重游清华。温德先生见了她笑说:“Eh,杨必!smart as ever!”默存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阿必最vain”,可是阿必满不在乎,自认“最虚荣”,好比她小时候自称“皮蛋其脸”一样。爸爸生前看到嫁出的女儿辛勤劳累,心疼地赞叹说:“真勇!”接下就说阿必是个“真大小姐”。阿必心虚又淘气地嘻着嘴笑,承认自己无能。她说:“若叫我缝衣,准把手指皮也缝上。”家事她是不能干的,也从未操劳过。可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主意。我们姐妹如有什么问题,总请教阿必。默存因此称她为“西碧儿”(Sibyl,古代女预言家)、阿必很幽默地自认为“西碧儿”。反正人家说她什么,她都满不在乎。

阿必和我虽然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但因通信勤,彼此的情况还比较熟悉。她偶来北京,我们就更有说不完的话了。她曾学给我听某女同事背后议论她的话:“杨必没有‘it’”(“it”指女人吸引男人的“无以名之”的什么东西。)阿必乐呵呵地背后回答:“你自己有就行了,我要它干吗!”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如期交卷,出版社评给她最高的稿酬。她向来体弱失眠,工作紧张了失眠更厉害,等她赶完《名利场》,身体就垮了。当时她和大姐三姐住在一起。两个姐姐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和医疗,三姐每晚还为她打补针。她自己也努力锻炼,打太极拳,学气功,也接受过气功师的治疗,我也曾接她到北京休养,都无济于事。阿必成了长病号。阿七和我有时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我常后悔没及早切实劝她“细水长流”,不过阿必也不会听我的。工作拖着不完,她决不会定下心来休息。而且失眠是她从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译,就能不失眠吗?不过我想她也许不至于这么早就把身体拖垮。

胜利前夕,我爸爸在苏州去世。爸爸带了姐姐等人去苏州之前,曾对我说:“阿必就托给你了。”——这是指他离开上海的短期内,可是语气间又好像自己不会再回来似的。爸爸说:“你们几个,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过,她也就要毕业了,马上能够自立了。那一箱古钱,留给她将来做留学费吧,你看怎样?”接着爸爸说:“至于结婚——”他顿了一下,“如果没有好的,宁可不嫁。”爸爸深知阿必虽然看似随和,却是个刚硬的人,要驯得她柔顺,不容易。而且她确也有几分“西碧儿”气味,太晓事,欠盲目。所以她真个成了童谣里唱的那位“我家的娇妹子”,谁家说亲都没有说成。曾几次有人为她向我来说媒,我只能婉言辞谢,不便直说阿必本人坚决不愿。如果对方怨我不出力、不帮忙,我也只好认了。

有人说:“女子结婚忧患始。”这话未必对,但用在阿必身上倒也恰当。她虽曾身处逆境,究竟没经历多少人生的忧患。阿必最大的苦恼是拖带着一个脆弱的身躯。这和她要好、要强的心志调和不了。她的病总也无法甩脱。她身心交瘁,对什么都无所留恋了。《名利场》再版,出版社问她有什么要修改的,她说:“一个字都不改。”这不是因为自以为尽善尽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没有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绩都弃之如遗。她用“心一”为笔名,曾发表过几篇散文。我只偶尔为她留得一篇。我问她时,她说:“一篇也没留,全扔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带病去开会,还曾得到表扬。到“清队”阶段,革命群众要她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

她使我想起她小时不肯洗脸,连声喊“逃逃逃逃逃!”两脚急促地逃跑,总被妈妈捉住。这回她没给捉住,干净利索地跑了。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一九七九年,复巴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

阿必去世,大姐姐怕我伤心,先还瞒着我,过了些时候她才写信告诉我。据说,阿必那晚临睡还是好好的。早上该上班了,不见她起来。大姐轻轻地开了她的卧房门,看见她还睡着。近前去看她,她也不醒。再近前去抚摸她,阿必还是不醒。她终究睡熟了,连呼吸都没有了。姐姐说:“她脸上非常非常平静。”

一九九0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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