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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刘岚山先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上海

 

父亲与《新民晚报》
                                     
--作者:夏晓虹

去年十一月七日的《新民晚报》上,为纪念“夜光杯”创刊六十周年,发表了以写作儿童诗著名的老诗人圣野先生的文章《想起了刘岚山同志》。题目中的刘岚山就是我的父亲,他已于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去世。圣野先生在文中深情回忆了父亲一九四七年编辑《新民报(晚刊)》期间对他的帮助:“因为刘岚山同志在我刚刚起步时,热情地推了我一把,为我年轻的诗,走向外省市,走向全国各地,打开了道路。”由此使我对父亲早年在《新民晚报》工作的意义有了真切的了解。

从父亲的自传中,我很早就知道他与《新民晚报》(当时称《新民报(晚刊)》)渊源很深。假如算上《新民报》,其间的关系可追溯到一九四一年。当时,他辗转到达战时首都重庆,经《华中日报》一位副刊编辑的介绍,找到《新民报》总编辑赵纯继,被安排在报社作了校对。但父亲对办书店、搞出版兴趣更大,工作一年多以后,便辞职自立门户。

父亲再次回到《新民报》已是一九四六年夏。他在一九八九年写的《人生片断》中对此有追述:

一天,我跑到《新民报(晚刊)》社找赵超构先生,说我要找职业,问他要不要。他没有问我的来历,就说:“好呀,你来吧,还是当校对。”我说:“那好,我明天就来,谢谢赵先生。”……
第二天我就搬到了圆明园路《新民报(晚刊)》社,从此一住将近三年,经历了上海的风风雨雨。

父亲重回报社时,正值“夜光杯”创刊不久,因此,他与《新民报(晚刊)》的关系,主要也落实在这个文艺副刊。

在父亲的记忆中,“夜光杯”起先由吴祖光编,他来报社时间少,所以父亲和他不太熟识。吴祖光很快就走了,由袁水拍接任。袁为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在中央信托部工作,离报社很近。自他接手编务后,常来上班,父亲就是这样和他熟悉起来,并成为终生朋友。我现在还记得,“文革”以前,父亲曾经带我到袁水拍家作客,那时,袁已经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我以为他们只是作者与编辑的关系(1950年代以后,父亲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作家出版社诗歌散文组工作),却不知道他们的友情早在《新民报(晚刊)》就已建立。

经袁水拍之手,父亲在“夜光杯”发表了大量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和评论。那三年是父亲创作的井喷期,他几乎每天都有新作完成。除《新民报(晚刊)》外,他还为《文汇报·笔会》、《东南日报》副刊、《大众夜报·海燕》、《时代日报》副刊、《新诗歌》、《诗创造》等报刊写稿。用他自己的话说:

一九四六至四九年在上海。过去的十年漂泊与囚徒生活,是我的人生探索和创作准备时期,虽然由于读书太少,又缺乏诗才,但毕竟有点“老成”和“意纵横”了。我用现在已经难以记清的笔名发表不少作品,……(《〈乡村与城市〉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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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右):刘岚山先生及夫人(1983年春节)

有些作品当时结集出版了,如诗集《乡下人的歌》(1947年)与散文集《领路的人》(1949年),大部分则散失在报纸上。因为当年的剪报多半已经不存,故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母亲曾按照父亲提供的并不完备的笔名录,诸如胡里、岚炭、山风、朱山、陈新、怀海、慕山、周庸、郑今、路里等,每日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检、抄录父亲遗漏在《新民报(晚刊)》上的诗文。记得母亲回来时曾说起:有时在一天的“夜光杯”里,可以发现两三篇父亲用不同笔名发表的各种体裁的作品。那时的父亲真是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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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左):刘岚山先生作品:诗集《乡下人的歌》(1947年)

六十年后,圣野先生依然清楚地记得,我父亲当年常以胡里的笔名,在薛汕、沙鸥主编的《新诗歌》上发表民歌体的小叙事诗。有一篇题为《过兵》的,揭露了国民党军鱼肉乡民的罪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首诗是父亲一九四五年三月写的,后来收入《乡下人的歌》,全文如下:

    公路傍是一无所有;
    除了几棵老秃树,
    和一排没有门板的房子。

    因为昨天有一队
    脸黄肌瘦的兵,
    打这里经过,还住了一夜。

除了诗作,父亲在《新民报(晚刊)》发表的最重要的作品,一是日后总题为《还乡杂记》的散文,约有五、六万字;一为作家访问记,共十一篇。前者因父亲一九四九年三月离开上海前,将剪报本交给友人袁鹰代为保存,不幸遗失;后者则在“文革”中间,被已沦为“牛鬼蛇神”的父亲于抄家之前,自己亲手烧毁。虽由母亲重新抄出,所得终非全帙。这些残留的篇章,大部已收入一九九三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人生走笔》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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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散文集《领路的人》(1949年)

《还乡杂记》以父亲一九四六年的回乡经验为素材,描写了贫困农村的众生相。故事简短,语言朴素,每个人物的命运却让人挂心。若从史料价值看,《作家访问记》或许更值得重视。这些写于一九四八年的访谈,失而复得的有十篇,其中采访袁水拍的一文已散失。抄录各篇的题目,已可见其分量:《从文学转到考古的郑振铎》、《魏金枝谈文艺》、《叶圣陶与开明书店》、《诗人臧克家》、《穆木天与彭慧》、《杨晦论现阶段文艺》、《马思聪谈新音乐》、《姚雪垠答问》、《许杰谈文艺批评》、《陈白尘谈新影剧》。有些采访父亲是花了大力气的,比如到上海近郊乡下访问姚雪垠的那次,就从下午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

我读这组《作家访问记》,很喜欢其中对叶圣陶的素描:

他经年穿着粗布中装,脚上的布鞋是家里做的,剃着光头,老老实实地像个乡下人,不大欢喜谈话,在书店里和同事们一同工作一同休息,这个世界的繁华就好像与他无关一样;但是,他却比任何口头喊着关心别人而实际上只关心自己的人都要关心别人一点,这不要说别的,开明书店之忠实于读者,从不出版一本很坏的书给读者,甚至连一本于读者无益的书也不经售,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父亲后来的进入出版社尽管别有原因,但叶圣陶先生与开明书店的榜样应该是一直深记心中的。这组访问记也有让我惊讶的地方,在1948年的国统区,不少作家、包括父亲在内,都已对知识分子改造满怀热心与真诚。他们当然绝对不会想到,“改造”最终会演变成为波及广泛的政治迫害。

虽然初进报社时,父亲的职务是校对,但显然不久以后,他就参与了部分的编辑工作。圣野先生的文章提到,他在《新民报(晚刊)》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发表的第一首诗作《苦讯》,就是经我父亲之手刊出的。父亲在自传中曾经讲到,重庆时期,他之所以离开《新民报》,自办书店,出版“山野诗丛”,就是因为感到像他那样年轻的无名之辈,要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很不容易。所以,一旦自己有了发稿权,他自然会用来大力扶植青年作者。圣野先生的诗歌就是这样被发现和不断在“夜光杯”上刊登的。

出于对诗歌的热爱,父亲不只自己创作以及编辑来稿诗作,这一时期,他也在“夜光杯”的“书报评介”专栏发表了不少诗歌评论。现在家中还有一册历经劫难保留下的剪报,前面有父亲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写的题记,说明这是他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开始写的一些评介与论说文字中的一部分,其他已经编成《为了读者》与《生活走笔》两个集子(均未出版),父亲因此觉得剩下的这些文章更显得凌乱无系统和拙劣。但他还是很珍惜地把它们剪贴起来,那原因是:“由于写作的要求和迫使,我曾经看了不少的书,作为读书笔记来看,这是值得好好保存的。”
这些留存下来的“书报评介”,有不少是关于新出版的诗刊与诗集。翻阅之后我才知道,当时在上海出版的《新诗歌》、《诗创造》与《中国新诗》,父亲都为之撰写过评论。对他更喜爱的前两种刊物,甚至作到逐期追踪介绍,倾力推荐。他不但评说已经成名的诗人的作品,如臧克家的《泥土的歌》与《生命的零度》,更关注年轻诗人的写作。单是沙鸥,父亲起码就为他的三本诗集写过书评。圣野先生的文章也提到,他的第一本诗集《啄木鸟》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印出不过一个月,“夜光杯”上就发表了父亲以“方元”为笔名写的评介。我在这些剪报中也找到了这则文字,隔着六十年的岁月,我仍然能感觉到父亲炽热的感情:

虽然,这是在杭州出版的一本小诗集,虽然,作者并不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诗人,然而,这本小诗集——《啄木鸟》,却是诗的园地上芜杂的诗市场上,一朵壮实的小花,虽然,这小花还太嫩,而且还有一些是不能结果实的。

在中肯地指出了诗作的长处与短处后,父亲最后热情洋溢地说:

作者正是一个年轻的人,他的前途是光亮而远大的,这个集子就是一个证明。当然,更深入地生活是更需要的。

而圣野先生当时只是一名大学生,父亲在他诗歌创作的初期给予的帮助,显然影响到他一生的选择。不过,这篇书评的署名其实是“方才”,尽管“方元”也是父亲用过的笔名。

一九四八年冬,袁水拍潜赴香港后,“夜光杯”便由父亲接手代编。持续到次年三月,因金圆券暴跌,物价飞涨,加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眼看不保,形势越发紧张。某日,父亲突然接到国民党市党部的通知,要“夜光杯”编辑前去开会。父亲本有左翼倾向,处此时局,更觉危险。经与朋友反复商量、研究,一致认为这很可能是个抓捕的圈套。于是父亲急忙脱身,转赴皖南游击区。

尽管当年的七、八月间,父亲又重回《新民报》作记者,但很快即转到新成立的《人民文化报》编文艺副刊,一九五〇年二月更是北上京城。《新民晚报》之于父亲从此成为一段历史。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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