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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王智量,1928年出生,江苏人。1952年北京大学毕业,曾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理论研究,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1985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主要翻译作品有《叶甫盖尼·奥涅金》、《安娜·卡列尼娜》、《黑暗的心》、《我们共同的朋友》等,编写《外国文学史纲》、《比较文学三百篇》等,并创作小说《饥饿的山村》等。

老章和我所欠的房租

--作者:王智量

老章死了。是累死的。为养家,他退休后一直在不停地工作。当我接到他女儿新安打来的电话,忍不住流下伤心的眼泪。他是我的挚友,我的兄长,是一个诚实、正直的,普通中国知识分子。他的身影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去。我和他相处的几十年间,他所做过的一件件令我难忘的事,一幕幕涌现在我的眼前。尤其是那些和我直接有关的事。现在请让我来讲述其中的一件。

那是1969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间。

盛夏的中午,又闷又热,街上连个行人也没有。吃完午饭,我在地板上铺好席子,安顿父母亲躺下睡觉,自己坐在他们身边,斜靠在墙角上,想打一个盹,休息片刻。下午得去给里委会劳动。有一批居民做好的砖坯,要我拉到市区边沿的砖窑上去,已经装在一辆平板车上,停放在弄堂口。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任务,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耽误。

一车砖坯有上千斤,我要拉上它走十几里路,……上次送坯,我连人带车翻倒在马路上,造成交通堵塞,砖坯也摔碎了。一辆运粪便的大卡车疾驶而过,把我挤在路边,我又要躲避行人,又要保护砖坯,便惹了祸。幸亏有交通警同志证明,负责监管我的里委干部魏大姐不能说我是故意破坏。但是,我实在没有力气,拉不动啊。我本来就是生病来到上海的,更何况午餐只吃一碗鸡饲料碎米煮的粥……但是,半小时后,我还必须再去拉。……

我刚刚闭一会眼睛,有人敲门。我连忙立起,把身子挤出房门,后手把门拉上。家里光秃秃一无所有,两个老人躺在地板上,我怕生人见到难为情。我门口的过道里没有光线,我还没看清来人,他已经在喊我了。

“老碗(王)!”

这江西老表口音,我一听就知道是老章。我和他都是“无业游民”,他比我大十二岁,原是上海某大学的教师,后因故被开除, 流落到社会上。靠给人家做些零星的翻译和制图维持一家生活。“大革命”开始后,我们两个有问题的人不敢多来往,只能在公园里碰头。他怎么来了?在这个时候……

“老章!你怎么来啦?”我问。
“顺漏(路),来——看——看,你,和——老——人家。”他答。

他不说再多的话。更让我觉得他来得突兀。我告诉他父母亲在睡午觉,请他就和我在走廊上站站。好在是他,礼貌的欠缺也无妨友谊。

“睡午觉?睡——睡在,地——地板上?……”
我只好回答一声“哦。……”
“家里——连——床——都卖啦?……”其实他知道,只是多余地问。他平时并不结巴,今天却老是这样说话。我没出声。他好象还要说什么,但是没说,几次看他要开口,都没把话说出来。两人闷站着。好一会,他才再说一句:
“我去啦。”

我正好也该去拉砖坯了,便和他一同出门,顺便送他。
我们在弄堂里,走过墙壁上巨大的毛主席画像前,他一抬头看见,就低着头往一边躲。我觉得他今天有点奇怪。忍不住问他:
“你有什么事找我吗,老章?”
“啊,没——没——没有。你现在去哪里?”他把我的问话岔开去。

我告诉他我要去为里委会送一车砖坯。我指一指停在路边的那辆平板车,他一看,立刻眼睛瞪起来。
“这一车——砖坯!你——能拉得动?你——一个人拉?”
我回答得犹犹豫豫,向他暴露出内心的怯懦。我那天的确很怕拉那一车砖坯。见我这副模样,他已经完全明白。马上对我说,一点也不结巴:
“我今天没事干。我跟你去!也许能帮你一把。”
“不行!你这么大岁数!……”我连忙阻止他,而他却已经走到车前,把车辕上的皮带往自己肩头上套。我抢过皮带自己背上。他便在车后推。我没有再拒绝他的帮助。有人在后边推和没人推大不一样。我心里在想:要不是老章,我今天简直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

我悄悄回望,见老章大汗淋漓地埋着头,两只手伸直顶在车架上,身子几乎是九十度地弯曲着,用尽全力在帮我推。我真不忍心见他这样劳累,便停住不往前走,让他歇一歇。而不到一分钟,他又说一声“走!”就再埋头推起来。

走着走着,我觉得后边推的力量有些异样,是老章实在推不动了,他会偶尔松一松手,这时我肩头上的份量便会立刻大大地加重。渐渐地,这样的变化越来越多了。我把车停在路边,两人都休息一会。就这样,我终于在老章拼命的帮助下,把那车砖坯送到窑上。我们俩再拖着空车回来。一路来回,老章都不说他这天为什么来找我。我问他,他仍是吞吞吐吐的。

那年我四十一岁,他五十三岁。
   
奇怪的是,第二天中午他又来了。又偏挑这街上没人的时候。又是问我:“老人——人——家,都,好吧?……”话还是说得结结巴巴。又是跟我在走廊上站一会,就走了。不要我送他。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别怕,今天弄堂口没有一车砖头等我们!”

更奇怪的是,第三天中午他又来了。他自己推开我们的房门走进来。
父母亲只得从地板上爬起来走出去。大概是去待在走廊里或是后门外的树荫下。他和我两人坐在那张席子上。他不说话,我只得先问他,我说:
“老章,你一定是有事找我吧?”
他先向窗外张望,见周围没有人,才瞪着眼睛紧张地说:
“我不敢说啊。一想起我——我要给你——你说的话,我都不敢从——从毛主席像前走过!”
   “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莫名其妙。
“我是想要你——犯——犯,错误,搞——不好,当——当——反革命嘞!”
他好象有神经病。但是看样子他的确有重要的事跟我谈,否则他不会这样紧张,而且一连三次来我这都不说出来。

他接着便问我:“你这个月的房租交了没有?”
“交啦。我每月都交。”他为什么问这个,还这样紧张?还说什么“反革命”……?
“你用什么钱来交?”他再问我。
我实话告诉他,这个月是卖了母亲冬天的皮衣交的。上个月是卖了我自己的毛衣和皮鞋。我的房租是每月十四元九角,那时我的确每个月都得找件东西去卖掉,才能付出这笔钱。
“你不能把这钱留下给老人孩子吃到豆(肚)里去?你看他们都饿成什么样子啦?”
他突然不结巴了。他本来就是个很爽快的人。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不交房租吗?国家刚刚好一点,又这么一搞。……老百姓生活普遍困难,都把钱用去吃饭了。……保住身子要紧嘛!你们每天吃什么?你当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不把这点钱先用来保住他们的命?再这样拖下去,他们,还有你自己,还能拖几天?为什么你不能也学人家,先欠一欠,以后再补上嘛。救命要紧嘛!……
“我知道,你我都是有问题的人。人家敢做的事我们不敢做,弄不好……所以我说,我这是让你去当反革命。我几次来都不敢把话对你说出来。我也怕弄个教唆你犯法的罪名。……可是,你看看,你看看,两个老人家过的什么日子!”他指指地上的席子和放在墙角边的我们午饭后没洗的碗,那上边还有些碎米粒。

“你就每个月写张欠条也行嘛!我们以后会还的嘛!我知道你不会赖的嘛!
“他们总不能把你赶出去,睡在漏(露)天里吧?不是社会主义吗?
“随你怎么做吧,你把我告到公安局去,说我教唆你犯法也行!反正我看不下去了。你不能让老人孩子活活饿死,还把钱去交房租!先欠着嘛!我们以后会还的嘛!……”
他渐渐语无伦次了。但是他的意思我明白。尤其明白的,是他那一颗诚挚、善良的心。

这以后,我就真的开始拖欠这笔租金了。倒真是没人来向我催讨过。也没人来把我们一家人赶出门外。的确是社会主义。这一欠,就欠了七年多,直到1977年,一个英汉大词典编辑部让我去做临时工,我才恢复按月交租。已经欠了大约一千二百多元。我是时常都想到这笔债务的。老章也帮我记住这件事。我去编词典那天,他来我家祝贺我有了工作,同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你现在每月收入是五十元。交掉十四元九角,还只有三十五元。我看那笔拖欠的钱还是再欠一欠。以后你能还上的!”

一年后,我落实政策,在一所大学里恢复了工作,每月的工资是六十五元五角。而老章说:
“你再拖一拖。不要紧的。赶紧给老爹老娘吃好点,保住他们的命要紧!”
我听了他的话。又一年过去。我再被落实政策,工资恢复到57年前的九十五元五角。我高兴地到他家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这天他也告诉了我关于他的好消息:他的冤案平反了,他已在那所大学复职。他妻子特地做酒酿鸡蛋给我们吃,以示庆祝,还叮嘱我们一定要记住小平同志和共产党的恩情。吃完酒酿鸡蛋,老章对我认真地说:
“现在我们来计划一下怎么还上你的那笔大债吧。”他当然是指我那笔欠租。他说:“回想起来都后怕啊。要是那时候有人去揭发,说我们串通搞破坏,那我们怕早就完蛋啦。……现在我们两个人都活过来啦。可是做人不能不凭良心啊。你欠人家的钱一定要还上!……”

我听他继续说下去。

“我的意思是,我们来定个计划:从明年一月份起,你每月先还五十元。这里边,我帮你还二十五。你还二十五。你留七十块钱五个人过日子,勉强可以了。两个孩子还要上学嘛。我现在,……”
说到这里他和他妻子相视一笑,在他被冤屈的二十年里,他们夫妻之间,恐怕很少有这样快乐的笑颜。
“我现在每个月有一百四十多块钱。帮你还一点债,我做得到。再说当年是我叫你欠的嘛。我有责任嘛。”
他妻子也同意这个计划。他见我不知说什么好,又安慰我说:
“你以后日子过好了,还可以还我的嘛。这以后,国家一天天好起来,只要我们努力工作,我们还怕没好日子过?”

我正在准备按老章的计划来还这笔钱时,中央下来文件,错划右派的同志生活确有困难的,发一次补助费,标准是一百到五百元。我的大学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最高四百元。我荣幸地被定为补助四百元,听说全校只有我一个。

一听这消息,我非常兴奋,马上跑去告诉老章,我是想请他不要每月帮我还二十五元了,可以把这四百元用进去,顶他那二十五,可以顶一年多,到时候我的工资会增加,我还在翻译一本书,到时候会有稿费,这笔欠款就能还清了。或者也可以把这四百元一次还上,先还一部分。那天晚上,老章和他的妻子还帮我做计划,看怎样来花这笔钱。我们还一同感激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的单位的领导并不通知我,她自己去把上级发给我的补助领出来,代我交到房管局去了。她把一张房管局的收据交给了我。关于这个故事,我把它写在另一篇题为“我的顶头上司”的短文中。

当天晚上,我去老章那里,把那张房管局的四百元收据给他和他的妻子看。他妻子马上气得跳起来,她说:
“发给你的钱,她凭什么代你领出来?……”
老章立即制止她,再对我说:
“你是欠了房租嘛。人家也没做错。俗话说: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啊。”
他的想法跟我完全一样。真不愧是知心朋友。
为了安慰我,老章还说:“你不要想不通,你还应该感谢你们的领导才是。”
我已经感谢过了。

如果不是仅仅几天以后我得到一个通知,这件事在我心中也就渐渐过去了。但是我的确是在仅仅几天以后就得到一个明确的通知,大意是,根据国家政策,我所欠的那一千多元房租可以免除不交,但是我已经“自愿”补交的四百元国家当然也就收下了。

这天晚上,我又把这份通知拿去给老章看。他耸耸肩头没有说话。他的妻子又按捺不住地跳起来说:
“你去讨回来!把那四百块钱讨回来!又不是你自己愿意交的!”
老章不同意她的话,他说:“怎么能去讨回来?交也是应该的嘛。国家免掉是国家的好意,自己补交是自己的责任。做人,要凭良心啊!”

我同意老章的话。

后来我又知道,这项政策实施前,曾在内部征求过干部的意见。我的这位领导早在她不辞辛劳替我去领钱和补交房租以前,已经参加过讨论,知道我的这笔房租欠款将不需要再交。

但是,不管人家怎样想,对我来说,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老章不也是这样说的吗?好在父亲和母亲过不久就相继去世,不再需要假牙和老光眼镜了。儿子的棉袄和女儿的毛衣,我后来终于还是让他们穿上了。……

老章还有许多让我忘不了的事。今天先说这一些。

2002年9月,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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