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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赵敏恒的儿子

--作者:张桂华

(一)

采访对赵维承全不新奇。

父亲赵敏恒是著名记者,曾担任世界大通讯社--英国路透社远东司司长,负责中国及东北地区的新闻通讯,以后又任《新闻报》总编辑,解放后调复旦大学任新闻系教授。

母亲谢兰郁也是社会活动家,著名妇幼工作者,曾担任战时儿童保育委员会总干事,抗战期间在大后方为收养,教育因战争流离失所儿童做了大量工作,很受委员会理事长宋美龄的赞赏,并与邓颖超,史良等人是好朋友,解放时为妇女指导委员会上海办事处主任。

一九四九年,赵维承八岁,究竟走不走?走到那儿去?这一严峻的选择摆在父母亲面前。赵敏恒可去的地方很多,《香港日报》总编,新加坡《 星岛日报》总编辑都请他加盟,联合国也邀请他去美国总部担任新闻官员,赵维承二姨夫为国民党立法委员,二姨到赵家劝其一起去台湾,赵谢夫妇不予考虑,再劝其到香港静观时局再作打祘,夫妇俩也不为所动。

赵谢夫妇自有自己的主见,两人的工作使他们与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联系,耳闻目睹国民党政权的日益腐败,他们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因此夫妇俩既不想去海外,更不会去台湾,决定全家留在大陆,等待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以后,赵敏恒被送到苏州革大学习,回家后再也没等到回《新闻报》报社的通知。复旦解放后第一任校长陈望道得知此事,立刻请赵敏恒到复旦新闻系工作,赵已兼任复旦新闻系教授多年,同事相熟相知,教学轻车熟路,这样,就正式到复旦担任教职,新闻界就此少了一位资深老报人,复旦多了一个新闻实践经验丰富的老教授。

此后,赵维承也随父亲迁往复旦校园,成了“复旦子弟”。 在复旦校园里,度过了自己少年时代,读完六年小学,父母亲的社会地位虽不同于过去,但作为复旦教授,生活究竟还属优越,赵维承至今仍存留着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

(二)

一九五五年的一天,赵敏恒被上海公安局作为“特嫌”突然被捕。从今天来推断,这可能是由当年潘汉年一案引发抓“特嫌”的波及。赵敏恒被抓入狱后,自此渺无音讯,直到第七年才被判刑八年,但赵敏恒没有坐完最后一年牢,宣判后第二年,即死于江西劳改场。

谢兰郁对丈夫一案坚决不服,多次上诉,这当然是没用的,非但没用,反给自己带来厄运,一九五七年,谢被工作单位上海第六十中学打成了 右派。

父亲被抓,给少年赵维承稚弱的心灵,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巨大震动。昨天还是著名教授的父亲,今天却成了[特务],赵维承整个生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随着生活的俞益艰难,母亲开始变卖家中的什物和首饰,家里住房也开始不断变化,赵家解放后总共搬了九次,光在复旦就搬了六次,一直从小楼搬到复旦农场的工棚内,工棚是赵家住得时间最久的复旦"家属宿舍",“工棚的顶和四壁是竹排编的,里面可清楚地看到外面,屋中狭窄,我常躺在床上看外面农田和建筑工地的情景,夜晚则数着天上的星星离去。”赵维承回忆说。

这段时间,赵维承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壮实的青年,对母亲的含辛茹苦,备尝艰辛,在屈辱环境下勉力撑持家庭,赵维承怀着深深的同情和敬佩之心,他总在想怎样为母亲分担一点家庭则任,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

高中一年级时,四川,云南,贵州等落后省份到上海招考建设人才,他瞒着母亲报了名,登上了西去贵州的列车。

赵维承很意外地被分配到贵州省建筑工程专科学校读书,高中一年级学生,到贵州居然一下子进大学,连他自己也未想到,但他却不怎么高兴,读书虽然是供给制,住宿,读书,吃饭都不要钱,可他是为早日工作,才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的,如果要读书还不如在上海读。写信回家,母亲却很高兴,要他安心读书。

读了一年放假回上海,他就不太想回贵州,想在上海找份工作。母亲不同意,学校也不愿意放弃这位学习出色的学生。可在贵州时,他常感喘不过气,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心臓扩大,母亲不再勉强他,学校仍不舍得放,要他在上海养好病后再回贵州,保留学籍。后经一番周折,才将档案户口重新办回了上海,并在里弄办的电子加工厂找到一份活,有了固定收入,总算为母亲解脱了一点,如此一年多,直到海外来了固定的接济。

青年赵维承长得高大结实,相貌堂堂,在考场内被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看中,特地关照他报考表演系,考完发榜,比他考得差的都被录取,唯独他榜上无名,这本在他意料之中,并不怎么当回事。母亲却受了重大打击,又急又气,四处奔走找人帮忙,正在此时母亲好友田汉夫人安娥到上海,母亲将儿子考大学之事向其倾诉 ,安娥答应帮忙,回北京后,即将此事告知田汉,田汉了解赵家情况,解放前赵敏恒曾掩护过田汉躲避军警的追捕,田汉写一证明,自己愿意替赵维承高考作政治担保,让其到上海戏剧学院再考。就这样,一九六一年,赵维承居然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五年制设计专业,在他是意外的惊喜,更高兴的是总算满足了母亲的愿望。

大学毕业因文化大革命延误了两年,一九六八年, 赵维承被分配至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去津以前,他仓促结了婚,与妻子一同北上,妻子是他大学同班同学,被分配至天津河北梆子剧团。

赵维承到天津,并没能到人艺搞舞美。当时全国正风行京剧样板戏,京剧本是“大写意”,不需要什么布景,一个凳子一座山,一条板凳一条河, 但“现代革命京剧”改革传统,也大搞舞台布景,而且普及样板戏是头等大事,为此,在他人推荐下,赵维承被京剧团要去搞舞美。

一九七零年,是赵维承人生中又一大转折,因一帮复旦教授子弟文革初期“关心国家大事”的私下议论,加上“出身”问题,被人牵连,赵维承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中苏边界冲突,珍宝岛事件后,林彪下了一号通令,天津紧急疏散十万人。他自然属于疏散对象。他没有随京剧团疏散,而是随妻子的梆子剧团疏散。妻子可以留城,但为了丈夫,两人一起来到天津西郊的杨柳青农村。

几年下放,赵维承学会了全部农活,耪,耧,收割, 样样拿得起,他干活努力,手脚利索,比得上一个农村壮劳力,其间女儿,儿子相继出世,小家庭成了四口之家。

(三)

一九七六年后,父母亲相继平反,一九八三年赵维承先调回上海,直到一九八五年妻儿才返回上海,赵家三代分离了十六年,至此才获团聚 。

此时,赵家在复旦也开始戏剧性地搬家,五十年代是每况愈下,这一次是渐上层楼,先从工棚搬入第一宿舍,以后又搬入第九宿舍。

赵维承一九八三年调入上海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先从事电化教学,担任电化教学实验室主任,以后又调任装潢美术系系主任,这一年,他年届五十。

如今,赵维承已满头白发,但身体,精神都很好,性情开朗,对生活更有广泛的情趣。回首往事,赵维承没有什么懊悔,他坦荡地说:“我家这样的经历与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分不开,无须多说什么,至于自己个人,我有时也持这样的看法,如果仍像解放前我家那样优裕的条件,说不定我会因此而成为一个废人,人生虽曲折,但可能是我秉承了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坚强性格,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对自己失去信心, 没有消沉颓唐过,我总祘走过来了!对妻子,对子女,对母亲,我总算尽了为人夫,为人父, 为人子的责任。对父亲我无能为力,母亲晚年,我想她是满意的,我们一家在上海团聚,我伺候在旁,第三代也已长大成人,她是放心而去的”。

曲折的人生,坦荡的情怀,赵维承自有男人的风采 。

 

原载深圳《街道》杂志1996年第9期,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又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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