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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复旦园“斗鬼风”

--作者:江帆

回想44年前的炎热天气,1966年8月6日一早,突如其来的“斗鬼风”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席卷了复旦园。

按日期来说,它本应在我保存的文革初期一段日记(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网刊《民间历史》)的区间之内,可是,日记对自己所目睹的这么大的一桩事件却无一字记录。为什么回避记录呢?现在想来,主要是它来得太突然,整个校园恐怖一片,脑子也乱哄哄的,以致不知该如何落笔才能写清楚,才能表达我的惊悸、疑惑与反感。现在很后悔,为什么当初就不去尽力记录一二呢?但后悔也没有用,没有记录就是没有记录。

读到《陈丕显回忆录》时,特别注意此书中的有关文字:“8月5日,复旦大学校园内刮起所谓‘斗鬼风’。仅5日至7日三天,就有近50名专家与干部被戴上高帽,脸部被墨汁涂黑,遭到揪斗。之后,‘斗鬼风’迅速蔓延到各高校,一批领导干部和教授被作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揪斗。批斗过程中频频发生打人、罚跪等无视人格尊严、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诸如此类的造反闹剧越演越烈。”

这场“斗鬼风”从何而来?谁是揪斗的对象,谁又是揪斗的主体?它是“造反闹剧”,还是“保皇丑剧”?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这段回忆文字给出的答案,显然是模糊的,混淆的,语焉不详。

据本人回忆,当时现场外围亲眼所见,被粗暴揪斗的尽是些专家、教授、学术权威。揪斗得最厉害的、名气最大的有数学系的苏步青、生物系的谈家桢等;中文系的朱东润以“反革命傲骨”著称,硬是不肯低头下跪;还有一个是有名的“大叛徒”,外文系教过我们俄语的黄有恒,就是《王若飞在狱中》书中写到的那个黄平。揪斗黄有恒的场面声势浩大,他每交待一件罪行,就遭到一顿拳打脚踢。本人所在的新闻系,没有重量级的人物,就拉出来一个写杂文的“反动杂家”林帆,戴着高帽子押着游街,他当时不过是个讲师。杂文杂家必是“反动”的,报上大张旗鼓批判的邓拓及“三家村”是写杂文的杂家;中文系学生批斗的徐震也是写杂文的杂家。徐震这时已成“死老虎”,墙倒众人推,他的笔名“公今度”也被附会为“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斗得浑身上下是墨汁,一塌糊涂,真像个“鬼”似的。细数复旦园被揪斗的“牛鬼”,除了这个原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现任校党委宣传部长的徐震可称做领导干部外,不见当时还有其他什么领导干部、当权派被揪斗。按《陈丕显回忆录》的说法,一批领导干部和教授一起被作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揪斗,这起码与复旦园里的事实不符。

事实的真相无须辩驳。

“8.18”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前,复旦园中,“造反有理”的号召还没有响起,造反派还没有公开亮出旗帜并串联,红卫兵组织还没有筹建,怀疑校党委的“战斗队”还是各自为战,不可能一夜之间形成如此步调一致的“造反”行动。

我当时是新闻系一年级造反派“十二人战斗小组”的成员之一,我可以拿人格担保,在“斗鬼风”中,我们小组决没有任何一个造反派同学上前去揪斗、打人(在整个文革过程中都没有!),也没有看见一个熟悉的其他造反派同学参与揪斗、打人。什么叫“造反”?那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反派学生当时的矛头所向,是校党委及其代理党委书记王零(还有上面的杨西光),对“斗鬼”非但不感兴趣,而且大多是反感的、抵触的,有的造反派学生甚至公开出面反对和制止。“诸如此类的造反闹剧越演越烈。”决非造反派所为,压根儿就戴不上“造反”的帽子。

“斗鬼风”分明是一场“保皇丑剧”。8月11日,谭启泰、欧阳靖两同学贴出万言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王零精心培养的这两个笔杆子反戈一击,震动了复旦园。这张大字报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把许多内部材料抖落了出来,揭露复旦党委“用‘斗牛鬼蛇神’的借口来压制群众揭露未揭露的牛鬼蛇神”,刮起一股“有统一组织,有统一领导”的“斗鬼风”。事实表明,“斗鬼风”是有预谋、有部署的统一行动,是由复旦校党委为转移斗争大方向,压制群众造他们的反,一手导演的,从而“越演越烈”的闹剧、惨剧。

好在现在还能看到复旦师生中一些当年亲历者、目击者的回忆,就我所看到的文字,有三个人的回忆录是同我记忆中的印记相互重叠、相互印证的。
这是有力的历史见证。

最早的有关回忆见于安文江的《我不忏悔》(原文参见1989.5《东方记事》)。安文江当时是复旦中文系四年级(62级)学生,复旦三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红三司”勤务组负责人,人称“安司令”。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回忆与反思,真可谓震聋发馈的一声呐喊。他对复旦园里的“斗鬼风”是这样描述的:

上海市委为控制形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当然排除了已在串联亮相的造反派。我们则针锋相对筹建造反派红卫兵,后因观点不同,分成“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三伙。

保守派红卫兵比我们更迷茫、更痛苦。他们敏感到毛泽东、中央文革以越来越鲜明的态度冷落他们而支持造反派。像最孝顺的儿女得不到母亲的理解,他们产生了凄绝情绪。为了表白他们的忠心,一反温良的常态而渲泄积聚的忿懑与绝望。于是,复旦的保守派在炎热的8月发起了癫狂的“打鬼运动”,粗暴地揪斗了一大批“牛鬼蛇神”。

在球场的乒乓球桌上,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顶的头上,随即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做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愣了。

记述得最为详尽、细致、真切的,是曹为平的专题网文《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曹为平当时是物理二系64级的造反派学生。他说到的“斗鬼”情形,正是当时我在操场外围所看到的场景:

第二天一早,我才起来就听到复旦大学横贯东西的主要大道,我们称之为“南京路”,其北面的操场上十分热闹,该操场的东面是学生宿舍八号楼。我急忙赶到那儿,那儿已经到处是人,斗鬼风已经开始了。所有的乒乓桌现在都改成了斗鬼台,桌上站着好多个后来被我们称之为保守派的人,还有一两个牛鬼在那儿跪着,多的跪着三、四个。正是盛夏,不少都是汗流满面的,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某某分子某某某。乒乓桌周围围满着人,我来得晚只有站在外面。那些牛鬼被反架着手,在他们背后的保守派则正在对他们拳打脚踢,有的还用手揪着头发。

曹为平还说到一张《斗鬼风从何而来?》的大字报,这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这斗鬼进行了一个上午,我的注意力完全被转移了。到了下午大家就要回家,似乎经过一个星期天,昨天传达的中央精神就要冷场了。可是实际情况没有按照复旦党委的如意算盘转。当我离开斗鬼场准备去吃午饭时,看到在“南京路”上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斗鬼风从何而来?》文章不长却尖锐地指出,为什么早不斗晚不斗,昨天才传达了中央精神就出现了斗鬼风,指出这场斗鬼风完全是预谋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中央精神移开。看了这张大字报我豁然开朗,立即觉得自己是上当了,被转移了注意力,而且马上想到下午大家要走,这不是要使中央的精神冷场吗?许多人纷纷起来对这次斗鬼风进行了质疑,保守派们就说我们反对斗牛鬼蛇神,包庇牛鬼蛇神,是反对文化革命,专门反党。

最为清醒的回忆、深刻的思考,从历史的高度看问题,我认为要数被誉为“最有风云气著述”的吴中杰的《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作者吴中杰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留校教师,复旦风云的过来人。他在写作此书时,借用了当年复旦大学文化革命《大事记》和《大字报选》这两本难得的原始资料。吴先生的记述不妨在此多摘录一些:

“斗鬼风”是从8月5日傍晚批斗经济系老教授萧纯锦开始的。接着,在8月6日、7日两天之内,接连批斗了30多名被抛出来的“牛鬼蛇神”,红色恐怖席卷整个校园。

这个行动显然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事先,在生物楼与学生宿舍之间的体育场上搭起高高的批斗台,然后各系拉出本系的“牛鬼”上台批斗。

中文系的批斗对象是朱东润和徐震。

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主持批斗徐震,用红黑墨水浇得他满身满脸的,竟是徐震当年做中文系总支书记时一手培养的班干部,现在她们却对过的顶头上司下此辣手。倒是揭徐震小组的同学,明确提出反对这种做法,这个小组中有一位平时很腼腆的女生,这时却勇敢地跳上台去,试图制止这种野蛮行为,指责他们这样做违反政策,而且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但中文系还不算是最残酷的。数学系的苏步青在被批斗之后,还带着纸做的牛头帽子游街,当然也是满身红黑墨水;生物系在批斗谈家桢之后,用绳子捆着他在地上拖了很长的一段路,拖得死去活来;而七十多岁的化学系教授赵丹若,……斗完之后,还要游街,残酷的学生用草绳捆住他从台上直接往下拉,不幸当场就跌死了。

在“斗鬼风”的高潮中,大字报栏上还贴出一张漫画:《牛鬼蛇神群丑图》,把周予同、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等人都丑化了一通。这张漫画在当天晚上就被“孙悟空”(注:即哲学系有名的造反派学生胡守钧,后为“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揭下,他们反对这样做。

红色恐怖虽然吊起了一些人的嗜血的胃口,但是也遭到许多学生的反对。因为这些学生认为,这股红色风暴干扰了他们揭发党委的大方向,所以断定这是党委搞的阴谋,从而提出了谴责。于是党委有人放风说:“斗鬼是群众自发的要求。”这当然无法令人信服。这样一场有组织有部署的统一行动,岂是“自发要求”所能搞得起来的?于是王零又在全校大会上提出了对牛鬼蛇神应如何斗争更为有利的问题,又被一些学生指责为推卸责任,转移目标。

吴先生接着感叹说: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些当年自己被打入牛棚,吃到许多苦头的人,却在各种场合慷慨发言,把这场恐怖风暴的责任,加到不该为它负责的人群身上。因为此时,原党委的领导人都已复出,重新掌权矣。这真是文人的悲哀,悲哀的文人呀!

不过,他也写到,也有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的知识分子。

谈到历史的真实,吴中杰先生更是感慨不已:

现在看一些回顾那段时期历史状况的作品,大都是义愤填膺的文字,而且多的是脸谱化、程式化的描写,有些人物成为罪恶的符号,而另一些人物则成为正义的化身。这大概就是欧阳修所谓“人情成是而败非”的观念作怪罢。但历史并不如此单纯,实际情况远较此类描述更为错综复杂。过来人刻意跟着某种调子转,改变历史真实的叙述,是一种奴性的迎合;后来者因无知而随声附和,是一种盲目的跟从。

是的。历史并不如此单纯。历史也并不如此混沌。历史,更不会因为某些人刻意改变历史真实的叙述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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