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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复旦园“追穷寇”

--作者:江帆

上个世纪60年代远去了。几页泛黄的笔记,稚嫩的笔迹,却保留了我在文革初期一小段日记的原始面貌(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网刊《民间历史》)。至今,整整44年逝去了。当年我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65级)学生。这几页不起眼的日记片断让我想到一句话:再淡的墨水也胜过最强的记忆。

(1966年)7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新二的十一位留校同学贴出一张大字报:《四十个为什么》。
上午十点钟,市委政教卫生部常溪萍部长召开座谈会,我们“十二人战斗小组”有吴聚芳、甄大军、朱振良、张家厚四位同学参加。据他们传达,常部长说:“复旦党委是好的”,“如果你有材料证明王零符合牛鬼蛇神,那就可以派工作组。怀疑不能作结论”;“关于‘追穷寇’问题,就是不断革命,这个问题提得好”,“对于《红缨枪》,同学应当鼓励。追、揭、批,不要抓字眼,而要看它是歌颂二周,还是批判二周”,“究竟是不是党委领导的?不仅《红缨枪》,就是所有的大字报都是党委领导的。应当抓,应当领导,不领导是不对的。”“这个墙报主要是搞批判,这是市委的意思,是要创造重点批判的经验。复旦走得快,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红缨枪》与徐震又可以联系,又可以不联系”,“徐震有问题,《红缨枪》不一定有问题。”“假如复旦光这个东西,没有揭露其他的问题,那就坏了,实际上复旦揭了不少党内外牛鬼蛇神。假如这个小组只搞这些东西,不参加其他同学揭露其他问题,那就有问题,这是阴谋。”又说:“运动发展过程,都是先从党外,然后到党内。”并“希望反映情况的同学自己考虑一下,不对的不要坚持,自己加以改正。”

从我的这则日记可以看得出来,常溪萍部长是尽力在为复旦党委以及《红缨枪》“批二周”的墙报打保票,并说“这是市委的意思,是要创造重点批判的经验”。

红缨枪、批二周、追穷寇,这都是复旦园文革初期频频出现的关键词。

据《红缨枪》成员之一的欧阳靖在《复旦生与死》的网文中回忆:校党委代理书记王零让“十三太保”(严格地说这个称谓是到了文革初期才叫开的,现在采用此名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办一个内部刊物,刊名也是他亲自起的,他说“我已经想好了,就叫《红缨枪》吧。”刊物的内容包括理论探讨、调研报告、时事述评等。……这刊物以油印稿的形式办了几期,文革就开始了。“红缨枪”结束了自己“内部理论交流”的使命,走到前台,试图扮演一个指导复旦文化革命、对复旦舆论举足轻重的新角色。

1966年7月3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复旦大学陶增衍、欧阳靖、谭启泰(当时均为《红缨枪》成员)的署名文章,公开批判“封建余孽”、“反共老手”周予同。这段时期,号称“复旦党委机关报”的《红缨枪》在校园主干道“南京路”集中张贴了“批二周”及十论“追穷寇”等一批墙报。复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周予同合称“二周”。《红缨枪》墙报十论“追穷寇”,所谓“追穷寇”,就是批“二周”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这些“穷寇”穷追猛打。

复旦园开始出现保守派与造反派两种对立观点之争:是“批二周”,还是揭党委?

徐震,成为造反派冲破复旦党委步步为营防线的一大缺口。原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徐震,这时任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具体掌管《红缨枪》。6月25日,中文系四年级的安文江(后为复旦三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的“红三司”勤务组负责人)等十余位同学(即后来有名的“过河卒”小组)贴出《徐震是什么人》的大字报,接着又贴出了《二论》、《三论》。

7月6日,我们新闻系一年级十二位同学(包括本人)贴出评《红缨枪》十论“追穷寇”的长篇大字报,每一节都有个非常尖锐的小标题:“《红缨枪》握在徐震手里”、“《红缨枪》竭力回避主要矛盾”、“《红缨枪》要把我校文化革命引向邪路”、“‘揭’字当头,还是‘批’字当头?”、“《红缨枪》制造了种种清规戒律”、“《红缨枪》为谁效劳?” 这张大字报有十二名同学签名,由此组成“十二人战斗小组”。以参加的人数来命名,这在复旦各系造反派众多的战斗组中,大概是独一的。

在当时,怀疑党组织就是“反党”,写大字报揭露校党委的学生背地里被称做“活跃分子”,政治上是有很大压力的。“反右派”、“秋后算账”的阴影或明或暗地笼罩着。有人放出空气,说什么1957年哪个系哪个年级有多少比例的学生被划成右派。我的日记片断中也记录了这一时期对立面散布的调子:“让他们去放吧!”但是我们“十二人战斗小组”的这些同学,一是认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定的斗争大方向,你越是压制群众、转移目标,就越是咬住不放;二是仗着家庭出身好,阶级感情深,基本上是“红五类”,总觉得没有什么辫子可抓。

当然也有很多旗帜鲜明为《红缨枪》叫好的,如电光源实验室工人专家蔡祖泉等人就写了一张大字报:《红缨枪》好得很!追穷寇好得很!这显然是要借蔡祖泉的大名来保《红缨枪》。“让他们放吧!”“工人说话了!”这都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老套路。

7月中旬,围绕《红缨枪》,新一轮辩论开始了。复旦造反派顺藤摸瓜,进一步把《红缨枪》与徐震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徐震问题必须挖根”,并质问:“谁为徐震保驾?”7月16日,如我的日记所记,新闻系二年级十一位同学贴出长篇大字报《四十个为什么》。这张大字报,副题为《关于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疑问》,矛头直指复旦党委,点了王零的名。这十一位同学,即有名的“杀阎王”战斗小组前身。

最有影响的大字报,是外语系三年级孙月珠等同学就本系的“阶级路线”问题贴出的《一问校党委》;孙月珠等同学还率先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复旦党委面临直接的、尖锐的挑战。两派的大字报、大辩论针锋相对。

7月31日    星期日
外三孙月珠等同学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党委作参谋”的口号,引起一场大争论。很多同学贴出大字报,说这个口号是“反革命的”,说他们想“夺权”,等等。隔了两三天,孙月珠她(他)们重申“一切权力必须归文化革命委员会”。

8月2日、3日的日记,记录了这场大辩论以及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陶增衍等《红缨枪》编委沉默了一个时候后,突然抛出一批大字报,对革命群众运动评头品足,大泼冷水,激起了广大同学的义愤。

陶增衍们借同“孙悟空”讨论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为名,打着“重在表现”的幌子,攻击外文系革命同学的革命大字报是什么“列表式”啦,“唯成分论”啦,“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啦,罪名多得很。
陶增衍们比瞎子还要瞎!

“孙悟空”是哲学系学生胡守钧(后为“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等组成的一个大名鼎鼎的造反派战斗小组。他们贴出《我校文化大革命处在十字路口》的大字报,指出某些校领导批周予同、批陈传纲(前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而不联系本校实际,是“错误的方向”,这是一个“大阴谋”。继而,“孙悟空”小组又贴出“复旦党委及王零同志在运动中犯了严重右倾错误”的大字报,认为复旦党委是文化革命运动的阻力,心须坚决搬掉这块绊脚石。

党委为了自保,处心积虑抛出已经调离复旦的前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陈传纲,想把他作为走资派的代表人物,试将烈火引烧到他的身上。在党内,才华横溢的陈传纲是个受排挤的领导干部。我们在刚入校时听过他的报告,很是生动,吸引人。此时他已调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复旦方面设计骗他回校来看大字报,下车伊始,就被团团围攻。陈传纲回去后陷于绝望,服药自杀了。

不管党委如何转移目标,机关算尽,造反派就是抓住徐震这个突破口不放。徐震眼看保不住了。王零在党委扩大会议上放马后炮,宣布“徐震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并声明党委对徐震问题“早有觉察”,“只是决心下得晚了”。徐震原来担任总支书记的中文系党总支,组织百余人贴出《彻底打倒徐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的综合材料。徐震成了又一个丢车保帅的牺牲品。

8月8日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党中央刚刚通过的《十六条》,赞扬“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复旦造反派一片欢欣鼓舞,精神大振。

8月11日    星期四
谭启泰、欧阳靖两同学的万言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一早贴了出来,全校轰动。一部分同学要求广播,另一部分同学反对。有同学向党委请示,党委同志答应商量一下,在八点钟以前答复。八点钟过后,党委未答复,外文系广播台要广播,一部分同学反对。最后,郑子文同志(校党委副书记)答应在大礼堂广播谭、欧的大字报。
广播以后,坚决反对罢党委的官的大字报纷纷贴了出来。

新闻系的谭启泰和国际政治系的欧阳靖,是王零精心培养的尖子学生。这两个《红缨枪》“十三太保”中的成员,现在反戈一击,自然石破天惊,震动校园。这张大字报把许多内部材料抖了出来,揭露复旦党委“用‘斗牛鬼蛇神’的借口来压制群众揭露未揭露的牛鬼蛇神”,刮起一股“有统一组织,有统一领导”的“斗鬼风”。

接着,造反派声援与保守派反对的大字报都纷纷贴了出来,又是一场新的大辩论。依然出现工人的表态:“我们工人坚决反对罢复旦党委的官!”显然,这些旧招术已经不灵了。

8月底,传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惊天动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风雨飘摇。造反派的大字报直逼“罪魁祸首”杨西光。当炮轰的烈火烧到上海市委身上时,老谋深算的杨西光终于被抛了出来。杨西光一倒,复旦党委以及保党委的“红卫兵大队部”也就通通垮下来了。

正如吴中杰先生意味深长在《复旦往事》一书中所说:

复旦党委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论怎样防卫、怎样挣扎,还是非被罢官不可的,这叫做“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是,当形势发生逆转,在另一种政治背景下,则这些被罢官者,自然又会复职,那就应了这句诗的下半联:“似曾相识燕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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