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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滨教书的日子

--老木匠
 
25年前,我曾在一个海滨中学教过书。这段教师经历虽然只有短短的5个多月,但是留在脑海中的印象一直鲜活至今。

去报到

在大学毕业分配的最后10天里,才知道考研分数第一的我因为“政审不及格”被刷掉了。而当时大多数同学的分配去向早已确定,留给我们这些7字头中学毕业的年级小字辈的分配单位,只有外地大专院校教职,上海唯一有接收名额的是农场局。

大学里曾经在寝室里说过情愿去外地教大学也不在上海教中学的话,这被学生干部汇报上去,上面已经定我到现在以出贪官闻名的一个地方的师范学院教书。可是到了临毕业的时候我的情况有变,我已经谈了恋爱、有了女友,已经不想去外地当大学教师了。

一阵忙乱,最终拿到了一张去农场局的报到单。通过一位同学岳母的关系,打听到我已被分配到一个农场。在指定的那一天,赶到了农场局的人事处。

那一年被分配到农场局的大学生有好几百,绝大多数是外地大学里原来上海知青的毕业生、也有原来从农场局下各农场考出来的毕业生,像我这样原来的本市市区工矿单位考出来的现在分配去农场的,则没有几个。而且即使原来是农场系统的也都不愿意回到农场去,我的一位女同学被分配到她原来农场边上的另一个农场,就一直没有去报到,直到我离开农场的那个月,才勉强去报到。

我这么积极去报到主要的因素是为了能够给单位一个好印象,便于在接着来临的1982年研究生考试拿到单位证明、考上的话也容易放行。这个意图好象是很顺利的实现了的,在人事处里,当我爽快的表示下午就到农场去报到时,那些干部都露出了惊讶的眼神,毕竟在指定的这一天,只有我一个人是办了报到手续、而且愿意去农场的。

奔波到了这个最靠东海的农场,已经是下午了。从人事科到教卫科,我被告知是第一个来报到的大学生,工作的具体单位是农场的子弟中学,现在已经放假,可以在春节过后再来上班。尤其是人事科的干部爽快的同意给我出具考研的单位证明。

这样在忐忑不安了一个月后,终于有了个结果,过了个定心的春节。在2月底的时候,就正式去上班了。

我们的学校

我们这个农场在上海最东边,紧靠东海。学校就在场部附近农田里,一栋孤孤零零的二层楼房,教室、办公室加起来不过十几间房间。外面有一个水泥操场,一个独立的厕所。一条煤渣路通往连接场部的公路。走到吃饭的场部食堂要10多分钟,走回我们的宿舍就要近20分钟。

我们的宿舍比学校更靠海,就在长途汽车终点站旁边,也是一栋孤零零的房子。3层楼房,原来的用途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反正不应该是宿舍:只有院子里的几个自来水龙头,整栋房子没有厕所,要走到长途汽车终点站的那个厕所去方便。男教师夜里经常就在楼房边的农田里排泄。从我住的那个三楼的房间望出去,东边就是海塘,海塘上有个水文站,再望过去就是波光粼粼的大海了。因此我们一直认为这是全上海最靠海的住房了。

靠海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好处,最麻烦的是风太大。在食堂打了饭出来,风可以把饭碗上的菜吹走。尤其每当下雨的时候,风雨交加,浑身精湿的艰难走到学校,教室里、走廊里全是师生们的鞋底带进来的泥巴,到了天晴的时候都变成了灰尘到处飞扬。

学校里几乎没有什么教学的设备,每个教室里一块斑驳的黑板,几十副桌椅。两间教师办公室,一个一间房间的阅览室。二楼正中间是一间杂务室,有个烧水的煤球炉,几张长凳,一个收不到任何电视信号的18寸电视机。下课的时候教师们就在这里聊天。

同事们

学校里总共只有10来个老师,大学生的比例相当高。在我以后去报到的还有3个77级大学生,一个是本地人,另外两个都是老三届的知青,从黑龙江的两个大学分配回到上海郊区。除了我们这4个77级大学生外,还有4个76级的工农兵大学生。我们的校长是老大学生,原来在上海市区的一个中学当副校长,因为前一年他爱人被组织上调到这个农场来当党委书记,他就陪同过来了。另外有两个从农村中学调过来的教师。

我们大多数人的年纪都差不多,而且大家都有“英雄落难”的同感,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很快就都成了好朋友。我和黑龙江回来的老何、本地的小李,小学的一个教师4个人合住一个房间,和老何的关系最好,经常一起去上课、吃饭,一起坐长途车回上海。

我们的这位校长还兼了子弟小学的校长、党支部书记。当年大概也是50岁光景,仍然保持着青年人的朝气,非常活跃,一点没有官架子。很少召集同事来训话,最经常的倒是招呼大家参加文体活动。他是一个篮球爱好者,很快就拉我们和附近的单位展开友谊比赛。虽然他年纪偏大了一点,可一到场上,身手堪称矫健,远投突破样样在行。和体育教师小李(体育学院武术专业)、我组成了铁三角,友谊赛中胜多败少。在这个缺乏娱乐的地方,这些比赛(还包括了我组织的排球赛)成为学生们最开心的课余观赏。

学生们

学校的学生来自场部附近的职工家庭,人数不多,一个年级一个班,总共才100个人左右。

大多数学生是老知青的子女,是上海市区的口音,但也都会讲本地话。都算是农村的孩子,见识不多,都很朴实。印象里在我当教师的这半年里,从来没有发生打架事情。每次动员学生打扫卫生,都是非常的踊跃,搞得整栋房子里灰尘四起,泥水横流,结果是比不打扫还要脏。组织到农田里劳动,也都很兴奋,没有磨洋工的。

25年前中考指挥棒还离这些学生很远,除了少数几个考上本县的重点高中,其他人就由农场分配工作了。考试压力不大,读书也尽可悠闲,同学之间只有亲密或不亲密的伙伴关系,互相之间的竞争关系几乎是一点都不存在的。

记得70年代初的时候从上海的《摘译》上看到过一篇供批判的前苏联教育文章,说任何一个班级里都可以区分出这样几个类型的学生:全面发展型,理智型理论家型(A理科,B文科),政治活动家型,实干家型(可以成为优秀的劳动者),以及懒惰型。我教过的两个班级里,确实可以这样来分类。

有一个当时初二的女学生,是个中队长,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在班级里也很有威望,无论男生、女生都很服她。长得也很漂亮,只是衣服都很不合体,经常穿着的衣服都明显小了一号。放学后、星期天都跟着她的父亲到处转。听说她父亲是这个农场有名的花花公子,和她母亲的关系一直是吵吵闹闹。她母亲一心要防老公搞外遇,于是派女儿当眼线,根本不顾及已经开始进入青春期的女儿的感受,平时也不关心女儿的生活,没有为女儿准备好身体猛然发育时适当的衣装。所有的老师都喜欢这个女生。有一次我带了这个班级到桃园劳动,休息的时候问她将来的志向是什么?她立刻回答:将来要到一个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把这里的一切都忘掉!她讲这话时候的神情,真有一种和她年龄不符的愤懑。我一时无言,后来也一直找不出劝导她的话语。--好多年后,听老同事们讲起,这个女孩果然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毕业后真的去了国外。

同一个班级有一个男生,也是个优秀学生,但是没有任何的“群众威望”,是个人人嘲笑的书呆子。只因为他父亲就是本校的教导主任,没有人敢欺负他。后来也是一路顺风的考上重点高中、重点大学。

更多的学生是属于不聪明、但够努力的。勤勤恳恳,成绩就是上不去,很愿意合群,热心参加集体的活动--当时在农村,除了学校班级活动,也没有任何娱乐消遣的手段。

非常奇怪的是,这个学校的女学生里美女很不少。不过上课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漂亮女生到了这个年龄,上课非常容易走神。明明眼睛是朝着老师、朝着黑板的,可是眼神却是恍惚的,好像在看着远处的风景。提问一下,十个有九个回答不出来,而且往往是连题目也听不清。成绩自然也是糟糕。

真正的懒惰学生--所谓两手插在口袋里终日逗留于公共建筑物出入口的学生,在这个学校里倒也很少见。这是个风气还比较淳朴的地方。

教书生活

我们这批大学生到农场的时候,是农场职工士气最为低落的时候。1979年席卷全国的大回城风潮,没有能够影响到市郊农场。除了病退、独生子女照顾这几条路子外,知青回到市区的道路是没有的。原来农场经常有上调到市区企业的招工名额,现在都被安排给大回城的原来在外地插队或农场的知青了,市郊农场知青变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尤其是老三届大多已经上调,7字头的中学知青既没有很好的文化底子,又没有老三届曾经有过的那种意识形态的激情,他们完全是被迫到农场来的。现在看不到出路了,自暴自弃的风气盛行。在我教书的那半年里就发生了3起自杀,死了两个。

作为分配来的大学生,我们自然也是满心的委屈。可是在这个学校里,这种委屈一点都没有反映到我们的教学工作上去。

从黑龙江回来的老何,是我们的榜样。他原来是一所上海重点中学的66届高中生,黑龙江的一个师范学院外文专业毕业,到这个海滨初中来教英文。每星期和我一样都住在学校宿舍,只有周六下午回到上海妻子身边。

老三届做事认真的品格,在老何身上实在太典型了。他可以在课余闲谈的时候,喋喋不休的老是讲他的学生,讲他的课程。教案写得一丝不苟,字迹端端正正,简直是艺术品,每一节课都有完整的讲授提纲、提问以及启发学生的情景对话,还有板书设计图案。一节课下来,他的板书正好是一黑板,上下左右,都有逻辑关系。一个处在远郊的农村初中,在没有统考之类压力情况下,外语教学是可有可无的,学生们也没有学习的积极性。可自从老何到了这个学校,一下子就把学生的外语兴趣激发了出来。

他组织学生们成立了兴趣小组,晚上到学校来,由他给学生们上《新概念英语》--全部都是无偿的。他要我帮忙,把《新概念英语》第一册里的插图都画成一开的大幅挂图,上课时挂出来,给学生增加印象。他让学生们逐课抄写这本教材,让学生练习对话。学校的英文教学很快就在本县出了名。

这个小学校里,所有的教师在教学上真的算是动足了脑筋。自制教具、自己绘教学挂图、自己编练习册。除了买来的教材,其他的教学设施几乎都是自制的。教师之间经常代课,教地理的兼教初一的英文,教物理的经常会代化学,我教三个年级的历史,也代过语文、体育、政治课。没有一个人计较上课时间的多少:反正在这个地方,多出来的时间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消耗途径。晚上教师大多都会回到学校,给一些学生补习,或者是搞些兴趣小组活动。我还曾经带了学生们到海边去看天,给他们讲天上的星座。没有人计较这算不算加班,有没有奖金--反正是没有。

考研与离开

在3月份我请了两周的假,回到上海,住在已经考取研究生的同学宿舍里,准备考研。1982年的考研是在春季,就在清明节。

很顺利的考完了,回农场的那天是个大晴天,过了县城,一路上看桃红麦绿、菜花金黄,感觉非常好,暗地里想这应该是个好兆头。

过了一阵子,有一天,和校长一起打球,校长笑着告诉我:你考的那个学校上午派人来外调了,我们(学校和农场)都说你表现很好!你这次肯定没有问题了!

6月份应该发通知的那天是个星期天,我特意留在农场没有回家,当时的通知都是要发到单位的。我们的校长正在向农场申请建新的校舍。他不舍得花钱,拿了一套过去他在上海市区那个中学校舍的图纸,要我和地理老师照样描一套,只是把房子缩小一号。我们就在星期天干这个活。邮递员来了,又走了,没有我的通知。

真的着急了。第二个星期六下午赶回上海,和同学一见面,同时考研的几个都拿到通知了,就是我没有。已经请好了假,周一上午先赶到报考学校去打听。那时候的研究生办公室只有几个工作人员,我一进去说了名字,马上就回答:啊,就是你,确实还没有发。

忐忑不安的回到学校,继续教书。终于在别人得到通知后的第10天,拿到了朝思暮想的录取通知。

海滨教书生活正好满了一个学期。开始放暑假的时候也就是和同事们、学生们告别的时候了。

1999年,有一次学校在一个什么度假村开会,车子开过去,路途依稀有点熟悉。住下来后一问,果然就是原来的那个农场的场部。我知道学校早就拆掉重建,我的同事们在我之后几年也全都离开了。我还是想去找一点过去的痕迹。

凭着记忆,朝海一直走,可走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看到海。当年住过的那栋小楼应该是最靠海的,印象里不应该有这么远。再一看,脚底下早就不是柏油路,而是人踩出来的土路,两边尽是芦苇:在这17年里,海岸又往东扩展了好几公里了。回过头再仔细观察,终于找到了海塘的位置,跨过海塘,立刻看见了被旁边一些平房搭建遮掩起来的那栋小楼。走近一看,建了一道破破烂烂的围栏,门口挂着“肝炎隔离室”的牌子。只好在外面瞻仰一番,乘着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回到住宿的度假村。

--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老何在2004年、2005年连续两次获得了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学园丁奖。是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去年应该退休年龄,他已经把家安到金山了。真为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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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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