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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

--作者:吴中杰

余秋雨是不是“文化革命”期间上海写作组的成员?这一直是个争议不休的问题。有些人说是,余秋雨本人则绝口否认,不但声称自己不是上海市写作组的成员,而且连参加过写作组下属机构《鲁迅传》编写组--石一歌的事也不承认。

要弄清此事,当然最好是由当年写作组的成员出来讲话,他们是知情人,最有发言权。但是也难,他们现在都不便讲话,或不愿讲话。偶尔有一个原石一歌成员孙光萱出来指证(《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见2000年4月6日《文学报》),余秋雨马上作出反击(见同月28日 《南方周末》:《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将对他的指证和批评,说成是“侮辱”、“诽谤”,而且还与“盗版”事件联系起来,好像指证者、批评者都是与盗版集团串通一气似的,这真是无赖逻辑。余秋雨在后来的文章和谈话中,还续有所论,均以极其轻蔑的口吻来对待孙光萱,盛气凌人,大概是对指证者仇恨之极,而且想以此架势吓得别人不敢开口。不过要靠这种方法来封人之口,是办不到的。关心此事、议论此事的人倒是愈来愈多了。

我本来对于有些论者抓住余秋雨在“文革”期间参加过上海写作组的事不放,是颇不以为然的。认为这些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只要参与者对自己做过的错事、写过的错误文章有了认识,也就可以了。生活的道路很长,人总是要往前走的。但余秋雨硬是不承认自己所做过的事,而且还要倒打一耙,这就令人反感了。于是,我一碰到原上海写作组的人,就想求证此事。

有两次聚会,值得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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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一期刊载的署名任犊的文章《读〈朝霞〉一年》

一次是几年以前,姚汉荣兄因乔迁之喜而请客,到者有徐景贤夫妇、陈冀德、施燕平、吴晓平和我,还有恰好在沪探亲的胡锡涛。这几个人,除了吴晓平以外,都与上海写作组有些关系:徐景贤是上海写作组的党支部书记,因领导写作组造反有功,官至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冀德和姚汉荣也是上海写作组的负责人之一,姚汉荣奉命安排过余秋雨的工作,陈冀德主管过《朝霞》文艺丛刊、《朝霞》月刊和《外国文艺动态摘译》三个刊物;胡锡涛是上海写作组的骨干,对余秋雨有过很多帮助,后调至北京《红旗》杂志工作,仍与上海联系紧密;施燕平是上海派往北京恢复《人民文学》刊物的负责人,与写作组的关系也很密切;我本人在“文革”中因反对张春桥而挨整,与上海写作组站在对立面,但因太太高云的关系,还是与写作组的人有些联系,--高云是早期写作组成员,因参加“四清”运动而离开,“文革”中到黑龙江插队落户,1975年回到上海后调入《朝霞》月刊编辑部工作,汉荣兄请客时,高云在国外探亲,未能参加聚会。

因为这些人大都与写作组有关系,所以席间自然而然就谈到了余秋雨。大家议论的不是余秋雨是不是写作组成员的问题,因为对这些当事人和圈内人而言,余秋雨参加写作组是事实,不是问题。他们议论的是余秋雨竟然要否认他是写作组成员,是出于何种心态,以及这个谎言将如何收场。大家都觉得余秋雨旧意识太重,一旦成名,就要将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的样子,但这样一来,就使自己陷入被动。徐景贤感叹道:“弄到现在这个样子,小余要改口承认,也难了。”席间,还有人提到,余秋雨还否认在“文革”期间,他单独写过大批判文章,声明如有人拿出证据,他愿意拿出一年的工资作赏金。陈冀德说:“我就可以拿出证据,指出哪几篇文章是他写的!”我说:“好!你指出来,让他赔钱。”陈冀德说:“我才不要这种钱,我也不想写文章。”徐景贤笑着说:“陈冀德是惟一不想对余秋雨有所批评的人”。陈冀德说:“我不感兴趣。”我说:“正因为你们这些知情人不肯站出来说话,所以他才敢于气壮如牛地撒谎,将你们视同无物。本来,我一直想不通,你们这许多当事人都还健在,余秋雨何敢当众撒谎,原来他料定你们都不肯出来讲话!”席间,还有人调侃了胡锡涛,因为他曾就当年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事,撰文为余秋雨辩解,大概是行文中透露出一些余秋雨与写作组的关系,反而引起余秋雨的不满,这叫做“自作多情”。24.jpg

右图:《朝霞》杂志1975年第3期刊载的《走出“彼得堡”》

但席散之后,这事也就搁在一边了。

几年时间过去,物换星移,世事沧桑。徐景贤已经作古,姚汉荣不良于行,不再出门参加聚会,另一位原写作组朋友吴立昌,则动过手术,正在康复之中。2009年9月,我与高云从澳洲回到上海,就约陈冀德夫妇一起去看望立昌。三家人一起在一个小饭馆吃饭,闲谈种种往事,不意间又说起了余秋雨。陈冀德主动说起,去年她在《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7月21日)上看到余秋雨一篇答记者问,忍不住写了一封信给他,指出一些事实真相,对他进行规劝,因不知他的地址,就请采写该文的记者孙冉转递,可是余秋雨连信也不回。我说:“这是因为他不想承认事实,无法回信。而且你也不是当年的陈冀德了。我将你这封信推荐发表如何?”吴立昌夫妇也在一旁鼓劲,但陈冀德说:“我不想发表。”我说:“那么,你将这封信发给我,我全文引入我的文章中发表如何?”陈冀德笑笑,说:“我发给你看看吧。”

几天后,我就收到了这封信的打印件。陈冀德在给我的信中说,她不愿意站出来指证的原因是:“人生苦短,何必把大好时光浪费在议短争长上呢?!”但我以为这牵涉到中国文坛的纯洁性、正义性问题,不是一件可以随便忽略过去的小事。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作家的基本品格应该是真诚,如果善于制造谎言的人竟被封为“大师”,供大家效法,岂非公然提倡“瞒和骗”的文艺?这样,中国文艺还有什么前途?所以考虑再三,征得陈冀德的同意,我还是决定将陈冀德致余秋雨的信件全文引录如下:

致余秋雨

偶尔,看到《中国新闻周刊》上,有你对《我为什么饱受争议》一文的答记者问,对此,有点想法,提出来供你参考。

我对任何被你视为饱受争议的那些争议,都不很在意。政治舆论应当一律。但,对某个人、某件事的评品,是是非非、褒贬不一,那是天经地义。特别是对你在“文革”期间写作过什么的争议,更觉无聊。不明白你为什么如此地放不下?!

“文革”期间,你从石一歌写作小组被朱永嘉抽调至写作组,为姚文元修改他的《中国文化革命巨人--鲁迅》(吴按:该书书名应为《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提供资料,完成后,正式调入写作组文艺组工作。其间,你在《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刊物上,不止一次地发表过署名或与同事合作的文章。后来,你还曾被朱永嘉、王知常指定为《学习与批判》的执行编辑。凡此等等,我认为都不是你个人的错。因为“文革”十年,列入纪元,再说,人在组织,嘴要吃饭,换了赵秋雨、钱秋雨,也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未必如你。因为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不明事理的人。

但是,在看了你答周刊记者问中的一段文字之后,把你原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打上对折还不止。你太过分了!在那段文字中,你说你在“文革”中的“写作”,仅限于参加周总理亲自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那末,请问,你在《学习与批判》、《朝霞》上发表的署名和与同事合作的文章,算不算是“文革写作”?其中,发表于《朝霞》一九七五年三月号上的《走出彼得堡》一文,先由文艺组小高起草,未经通过,接着,由你改写后定稿,署名任犊。发表后,曾深得张春桥的赞赏。你在改写的过程中,写过的文字,恐怕就远不止“一段、一行、一句”了吧?!这篇文章在当时名噪一时,“文革”后,又被认为是“阴谋文艺”迫害工人作者的“杰作”。其中难道“没有一点政治问题的痕迹”?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这并非你个人有什么错。问题在于,错、没错,和有、没有,是两个概念。明明是有,你却说没有。“文革写作”的争议的焦点,不在错、没错,而在有、没有。有人说有,事实也有,你却坚持说,没有!对此,我依然不想说什么。

然而,在那段有关“文革写作”答记者问中,你以“六百天无人领赏”为由,把一直保持沉默的我和同事们,统统归入到只会“造谣”和“胡乱诽谤”他人的无耻一族,欺人太甚了!我要告诉你的是,钱虽能通神,但情义无价。你那“一年薪金”赏银,不是无人领取,而是没有人想来领你的赏。我和他们都不像你,同事一场,看重的是曾经有过的情义。

“我为什么饱受争议?”扪心自问吧!

还想给你提个建议:何必把大好的时光、有限的精力,周旋于那些无谓的争议之中?做自己喜欢做、想做的事,评说由人。

陈(冀德)

2008.10.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陈冀德虽然在写作组呆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负有一定的责任,因而知道的内情也比较多,但是,有些事情,她也未必完全知道,特别是在《朝霞》事件发生后,她被迫靠边的时候。那时,朱永嘉派了余秋雨来处理《朝霞》事件,余秋雨的所作所为,陈冀德是看不见的了,但有心人却从旁作了详细的记录,说是在一定时候会公之于众的。那时,不但事情的真假问题,即陈冀德所说的有没有的问题,会进一步得到证实,而且余秋雨的品格问题,也就会更加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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