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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荡在老上海

--作者:老木匠

上海的“靶子场”和“靶子山”

中国很多历史悠久的城市里都存有和过去操练兵马的“校场”有关的地名,这在上海倒是没有的。上海多的是近代军队练习射击用的靶场有关的地名,单是在市北虹口地区就有3处和靶场有关的地名。

外国列强在上海建立起租界后,1853年太平军攻克了镇江,江南震动,来租界居住的外国冒险家们就组织起了号为“万国商团”的民兵武装,宣布租界“武装中立”。1870年,这支民兵武装被租界市政当局“工部局”收编为正式的租界武装,设立起司令部,开始正规训练。在当时美租界外的虹口港一带买了一块地,作为打靶的靶场。这个地方后来就被上海人叫做“靶子场”,在靶场南面筑的道路就称为“靶子路”。1896年靶场迁走后,靶场改建为工部局警察医院(1949年后长期为虹口区政府),靶子路改称“老靶子路”(现在的武进路)。

1896年新建的万国商团靶场就是今天的鲁迅公园和虹口足球场。这个地方当时也不在租界里,工部局买下这一大片土地作为靶场,从北四川路往北延伸,修了一条通往靶场的马路“新靶子路”--这就是现在武进路北的那一段四川北路。实际上这块土地实在是太大,靠近路口的地方被改为了外国人野游的公园,号为“虹口公园”,公园的北面则建起了运动场、游泳池等体育设施。真正做靶场的只是它的东北片,为了挡子弹,在靶场上堆起了一座土山,上海人至今仍然叫它“靶子山”,是今天鲁迅公园里的制高点。

1937年813事变后,日军侵占上海,宣布征用万国商团靶场,供日军和日侨使用。而日军的靶场则在其侵占的广粤路胡家宅一带占地建造。这就是第三个“靶子场”,作为地名一直用到了20世纪末。

这个靶场在今天的汶水东路、广粤路口,占地面积很大,也堆起了一个挡子弹的大土山,也叫“靶子山”。1949年后这个地方仍然作为军队以及民兵训练的靶场,附近的农田则是驻沪警备部队的一个农场。北部地区的工业垃圾都用卡车运到这个靶场,堆积在靶子山上,靶子山逐渐长大,到1980年代末停止在此打靶时,靶子山东西走向已有几百米,高有近20米。

第三个靶子场与我的青少年时代有很多的联系。在1970年代初期的中学时代,我和同学们无数次爬过靶子山。有时是为了参加劳动,拣拾废钢铁来交给国家,或者是拣拾碎砖石为学校建筑防空洞的“三合土”。每年的夏秋农忙季节,我们的中学也都要组织学生到旁边的部队农场劳动。还有的时候则是作为红卫兵到这个地方来值勤:1950年代以后这个地方也是上海主要的刑场,执行死刑枪毙罪犯都是在靶子山下,周围的道路和靶子场都要由中学红卫兵站岗封锁。参加工作了以后,民兵训练打靶也在这里。

1990年代中期,“靶子场”一带发生巨大变化。靶场被封闭,不再打靶和执行死刑。部队农场也早已撤消。在靶场的对面建起了上海市北部最大超市之一的“麦德龙”,而附近地区盖起了一片片的住宅小区。只有“靶子山”依然矗立,满山的郁郁葱葱。

上海的101火车站 

上海有个神秘的地方--101火车站。

1972年的时候听中央文件传达,说毛主席在上海识破了林彪一伙妄图谋害的阴谋,毅然决定火车直发北京。觉得很神秘,毛主席究竟是住在上海什么地方?

90年代中,有一次学校开会,就住在了当年毛主席的住处。这个地方现在叫做“天鹭休闲中心”,过去只有一个代号“101火车站”。

这个地方原来就在虹桥机场边上,四周围着围墙,墙内外都种着树,遮掩着墙上的电网。进入大门的那条通道与门前的马路是反方向的(马路是靠右手行车,而进门的通道与却和马路车行方向相反的角度),因此一般从马路上过的时候,根本注意不到这个大门,也不会注意到这个院子。

进入院子,那条通道也是在一栋三层楼房前转了一个角度,一眼看不到底。那栋楼房是当年警卫部队的驻地,过去这里长年驻扎着一个连的部队。

转过去就见到两条铁轨夹着一个月台,月台足够停一列标准的客车,真的是一个火车站。但铁轨的两头方向都有大铁门挡着,开了门火车就可以出去。

月台的一边有一栋外表不起眼的平房,那就是毛的住房了。进去瞻仰了一番,里面有著名的木板大床,外面有书房和起居的房间。家具是仿古式样的,硬木,装饰纹样非常简单。外面还有一间挺大的,说是卫士值班的,放置着一个有轮子的铁架子,说是当年为了方便毛上下火车用的。

月台的另一边有几栋两层的小楼房,那是过去随从们住的地方,我们也就是住在这里的。有一栋改造成了总台,二层有个小电影院。据说过去是娱乐房,楼下可以跳舞,楼上看电影。小楼之间有一个和月台平行的小游泳池,大约是10×30米大小。

这个火车站占地面积不小,总有近200亩的样子。绿化非常好,到处都是树木,据说都是毛家乡的树种。

听这个地方管接待的人说,这里是60年代建的。考虑到战备需要,在靠近沪杭、沪宁两条铁路的交接处,修出这条岔线到机场边上,建这个车站,方便毛的专列调换方向,或者就直接从虹桥机场上飞机。当时虹桥机场地区本身就是禁区,老百姓很难随便入内,双重保险。

这个车站由铁道部组建,原来只是考虑调车方便,后来就索性修一个接待的招待所,使毛从专列一下来就可以休息。如果要到上海长住,就进市区去住。

据介绍,毛的专列一直是两列车一起开,一列车是随身警卫部队,一列车是座车,开车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由毛临时决定。警卫部队坐的那列车上有一个铁道部的一级调度,因为毛的走、停完全是他自己的一时兴起,所以要按照他的意向来临时下达调度命令,通过铁道专用的电话传达,命令沿途的列车紧急避让。

这个地方的一个头目还绘声绘色的给我们介绍1971年9月毛在上海的惊险故事。说是那一年毛出京巡视时,就打电话到上海,要王洪文带了几十个上海民兵住到101火车站来等他的电话。王洪文一等几十天,无聊得只好在树林里打鸟为乐。9月初毛突然来电话,说是要到上海,就住101火车站。王赶紧安排接驾。毛就在101火车站接见了上海当时的几个头目,以及临时招来的南京的许世友。王维国来,毛却不见他。毛要上海市革会的全体头目晚上在锦江饭店摆宴招待许世友,等一干人等一走,毛却突然下令立即起身。打开大铁门,专列就往外开。那边许世友喝了一杯酒就说毛要到南京,他要赶到南京去接驾,转直升飞机走了。这样就使林立果安排的刺毛行动没了方向。

自从这个大事件后,毛就再也没有住过这个地方,他不来住,其他人更不敢住。警卫照旧,服务常备,只是树木空长年轮。后来据说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叶剑英有一次要来上海,惟恐四人帮的余孽要不利于他,于是要求中央常委会批准他使用毛的这个据点。以后成为惯例,常委一级到上海,可以住这个地方。只是这个地方装修、设备的规格实际上并不很高,后来的领导都看不上。这个秘密据点就一直空关着,一直是由铁道部开销。

80年代末,铁道部实在负担不起,给中央打了报告,请求撤消绝密等级,在这之前警卫部队也已撤了。得到批准后,铁道部花钱稍微修了一下,作为内部招待所。毛住的那个房子当然是保护起来了。这个内部的等级也逐渐下放,从高干,到中干,后来都不愿意住,就逐渐下放到所有的事业单位。外面的那条铁路岔道早已被废掉,只有这个火车站的月台和铁轨被包围在这道高墙之内。

2000年以来虹桥机场地区几经改建,也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命运如何。从机场进进出出不知道多少回,有时在车上忽然会瞥到“天鹭”字样,却总也找不到那个入口了。

经泽雄兄提醒,使用 Google Earth找了一下,确实找到了,是在候机楼的南偏东方向,很清楚的有与候机楼呈直角的月台和铁轨,北面有4栋小楼,南面有3栋楼,其中与铁轨完全平行的那栋矩形楼应该就是毛的住所。整个院子几乎形成了一个拉得很扁的菱形,一个尖角正对着进机场的高架路与沪青平高架的分叉。入口在南面,好象不是印象里那个与马路形成反角度的通道,不过里面有个转弯处,确实符合原来的印象。

记忆中过去的游泳池

看着奥运泳池水立方里的水中大战,想起来过去年代里上海的游泳池。当然都是以自己游过的为准,主要是虹口一带的,记录一下,大概还有点意思。

虹口最著名的游泳池就是虹口游泳池。是1922年由工部局建成的供上海租界外籍居民使用的室外游泳池,直到1928年才在中国居民的抗议下,向公众开放。

这个泳池采用了中国庙宇建筑的外观,进口像个庙宇的山门,有重檐的琉璃瓦歇山顶,开6个门扇的大门洞,阶梯上去,进入游泳池的地面(高于马路约有50厘米)。两侧各一排中国式的瓦顶平房,右边(靠江湾路一侧)是女子更衣室,左边(靠东体育会路一侧)是男子更衣室。泳池本身两头为标准的半圆,中间接一个长方形,圆顶到圆顶为52米,中间的宽度为25米。在深水区(靠进口的一侧)有一个三层高的救生台,沿圆弧展开立面,呈塔台式样,每层有圆拱门洞。一侧还有一个入水的滑梯。在对面潜水区的圆心处有一个蘑菇状的喷泉,喷出的清水沿蘑菇顶下泄形成一圈瀑布。小时候最喜欢钻进瀑布里贴在当中的圆柱上。这个泳池设备非常好,使用循环水,不停的过滤加氯气,池水永远是天蓝的,一进去就闻到漂白粉味道。

直到我小学的时候,这里还保留建造时的原样。换好衣服后要将衣服卷起来排队到寄存窗口换一块号码牌--想来过去应该是放在更衣室由工友帮助寄存的,绝不会要顾客排队寄存衣物的吧。要租借游泳裤的人光着身子手里托个衣服卷在那里排队,看上去有点傻。

这里是我学会游泳的地方。我学游泳很晚,是到了小学毕业的那一年(1969年暑假),但是很认真,买了专门的游泳教科书本,每次去以前认真做陆上练习动作,回来赶紧写日记,记录体会。每一点进步都记录在案。因此记得在第10次游泳的时候,就能够成功的横渡这个泳池。

不过这个泳池是娱乐用的,没有办法进行比赛。中学时代我们游的最多的并不是这个泳池,而是东体育会路北头的建工游泳池。

这好像是在50年代初叶建造的,旁边就是建工医院。泳池是20×50,比较狭长,可以进行比赛。当时一过大连西路就已经是农村模样,过了东体育会路桥后两边都是农田,路上经常有农民摊晒的稻谷,空气中也往往弥漫着农家肥味道。这个泳池去游的人很少,经常就是我们同学几个,一游游2场,两个钟头。我们在这里大家商量互相学习,学会各种泳式,还乘着没人的机会,爬到救生台上学跳水。我有一次一下撞到池底把脑袋擦破了皮,还有一次空中动作没有掌握好,入水的刹那把腰给折了一下。从此就不大敢跳了。我的一个同学就在这里学会了跳水,越跳越高,后来索性到外白渡桥铁架顶上往苏州河里跳,动作极潇洒。

建工游泳池设备差很多,没有循环系统,每天晚上要用明矾沉淀、用水泵抽掉底层污水,再补充净水。水质比较差,上午还可以,下午就有点发混了。

比这差点的是我家附近的几个单位游泳池。欧阳路上的上无七厂、电子管厂,厂址原来分别是日本上海女子商业学校、女子高等学校(高中)的校址,各有一个当年日本人留下的小泳池,大概是25×15的样子。这两个泳池有时也向公众开放,但人很多,我很少去那里。

更差的是和平公园里的“游泳场”。这个公园地方原来有3个自然村落围绕一个小湖泊,813战争后整个地方被毁,日军在这里建了6栋军火仓库。1958年将这里平整改造为公园,湖泊清淤开挖,有很大的湖面。大约从60年代起将湖泊的一部分拦起来作为游泳场,下水的地方做了水泥的斜坡。我第一次游泳就是在这个游泳场。

市中心最好的游泳池是上海跳水池,我一次都没有去过,真是太遗憾了,现在已经拆掉了。另一个是南京西路上的“新城游泳池”,过去也是工部局的公共游泳池。慕名去过几次,印象里是现代建筑风格的,泳池本身是长方形的,好像是50×25米的。因为那里人实在太多,只是去玩玩。

虹口南面有几个很小的室内游泳池。一个是在四川路桥南的青年会(1949年后一直没有交还给青年会,现在叫做香港城,是个小有名气的场所),底层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这是在1909年建的,是最早对华人开放的游泳池。我知道有这个地方,但一次也没有进去游过。

另一个是在河南路桥北的河滨大楼底层,原来是供那个公寓大楼住户使用的,文革的时候开放了,作为房地局的单位,民兵轮流去那里执勤,清洗泳池,安排救生。非常小,大概只有长度20米不到的样子。

虹口北部最好的室内泳池是在四川路底的“海陆游泳池”。实际上那里原来也是工部局建造的公共泳池,是上海最早的公共室内游泳池,100×33英尺。建造于1907年,也是在1928年被迫向华人开放。隔四川路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上海司令部,这个地方30年代后就被日本军队占领,作为海军陆战队游泳池,所以留下这个名词。1949年后这里被东海舰队接收,不对外开放。到了80年代初期,才可以买票入场。小时候对这个地方很有神秘感,后来带女儿去过几次,还是很干净--当时叫做“燕山招待所”。

还有一个室内的游泳池也是军队的,在水电路的海军基地里。也是原来日本海军司令部留下的,好像也有30×15米大小,设备很不错的。我也是要到90年代初才有机会进去游过几次。

70年代末在虹口体育场里建了一个供运动员训练的室内泳池,标准的短池25×15米。80年代初对外开放了,我们几个中学同学约好了在那里游过一两年。

进了大学后,发现华师大里居然也有一个用河床一段改成的小小的游泳场,我们进校的时候已经废掉了,也没有在那里游过泳。2年级的时候,附近的长风公园里建了一个标准的游泳池,几次学校的游泳比赛都是在那里进行的。只记得有一次200米仰泳比赛结束后,我两腿都抽筋,在泳池边上躺了半个多小时。

现在我去过的这些室外的游泳池只有虹口游泳池“硕果仅存”,也改得面目全非。其他的全部都拆掉了。

上海以中学命名的马路和地区

上海以学校来命名的马路很少,从现在地图上可以看出来的只有两条:一条是30年代因上海医学院而命名的“学院路”,另一条是50年代因上海中学而命名的“上中路”。
 
而实际上另外有一些现在已经看不出它原来命名原因的马路。最著名的就是“广中路”和附近的“广粤路”,以及因为广中路而得名的“广中街道”这个虹口区的重要地区。

20世纪初不少广东人到上海开店开厂做买卖,广东人势力很大,移民也很多。逐渐发生子弟的就学问题。1913年就出现了第一家专门招收广东子弟、用粤语教学的学校“培德学校”,设立在虹口。9年后,上海的“广肇公所”(在上海的广州、肇庆同乡会)出资接收了这个经营不善的私立学校,改名为“广肇公学”。并又在北四川路横浜河边上的福德里买下32号地皮,设立女校。

1920年代末,大批广东人随国民革命浪潮来到上海,大多聚居虹口,以至于北四川路横浜桥一带号为“广东街”。广东子弟就学问题再次突出,已经按照国民政府中学法规定改名为广肇中学的这个广东子弟学校迫于就学压力,向社会公开募捐以谋扩建。

1932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老板简照南几次慷慨解囊,广肇中学得以在虹口偏远地区水电路西侧买到了300亩土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校舍建设。为了解决师生的交通问题,学校还自费开筑了一条马路,连接学校和西体育会路(今中山北一路)。这条约一华里的路取“广肇中学之路”的意思,被命名为“广中路”。

新的广东子弟学校在1934年才落成。举校迁到新校舍后,因为学校已经不是靠广肇公所资助,学校名字就改为“粤东中学”,包含全部广东的意思。在学校西侧的一条小路也就被命名为“广粤路”。

可惜的是,在这个新学校读书的学生还没有满一轮,就爆发813淞沪抗战。日军由东向西进攻,粤东中学的城楼式的大门楼以及红砖校舍都成为中国守军的工事,激战中该校房舍大多被日军炮火摧毁。粤东中学只好迁回福德里老校舍。

日军海军陆战队夺取粤东中学校舍后,立即就把它作为日本海军的据点。不久就把校舍全部平毁,在其地基上建起日本海军的通讯中心,四周开挖了护壕,围墙上还装了电网,戒备森严。日军又延长广中路,把整条路划为军事禁区,在其两侧建立起海军陆战队的骨灰暂存处“祭灵塔”(1949年后为广中苗圃,1974年后改为实际上是造飞机部件的上海第一汽车附件厂)、靶场等军事设施。

815光复后,粤东中学请求迁回水电路校舍,可是这个地方却已经被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上海分团”接收,拒不交还。而此时国民党政府中的广东人势力已经大为衰减,没有人帮助说话,粤东中学只好依旧蜷缩在横浜河畔、福德里弄底的老房子里。

1949年后,水电路的老校舍曾一度为海军东海舰队的司令部,以后相继改为东海舰队的机要处、后勤基地,一直作为军事用地。只是到了80年代填平了护壕,推倒了大段的围墙,在周围破墙开设了不少商业设施,最著名的就是“海虹宾馆”。

粤东中学也被改造为公立中学,还并入了其他的私立中学、教会中学,在横浜桥校舍扩建了一些房子,学校的名字按照所处地段改为“四川中学”,60年代还一度被作为长春街道考不取中学的学生办的补习班,号为“长春老补”,丝毫没有了广东人的影子。到1990年代整个福德里包括这所多灾多难的中学都被拆光,建起了“福德广场”双子大楼。

中学没有了,中学的房子也改掉了,可是“广中路”却继续存在并发挥其影响力。1949年后这条路扩建为上海市北的一条重要东西通道,两边分布大量仓库、工厂。1950年代初,上海市规划在广中路南侧建设住宅区,先建了苏联顾问的住宅区“友谊新村”。为这个住宅区规划马路,按照以全国各地相应地理位置的地名为马路名的命名原则,虹口北部地区应以山西的地名命名马路,为和广中路相配,就以山西的“广灵县”为名,把这个住宅区的马路命名为“广灵一路”、“广灵二路”、“广灵四路”。以后又陆续建了机关干部宿舍“广灵新村”、“商业新村”等等。而整个这一片住宅区,则被命名为“广中街道”。

上海最名不副实的地名
 
虽然说起来上海在中国绝对算不上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地方,但是却确实是一个有着太多变化、受过太多冲击的城市。这种剧烈的变化反映在上海很多地方的地名上。

上海最名不副实的地名可算是市北的“大柏树”,和市南的“枫林桥”。

大柏树,原称“大八寺”。位置在原来的水电路(现在这一段水电路已经改称汶水东路)东端、逸仙路南端、东体育会路北端、翔殷路西端的交界口,是市北地区的交通要道。1937年813事变后日军在这个地方树立起军用路标“大八*(十字下走字底)”,这是为了纪念1932年128事变中被击毙的日军第9师团连队长林大八。抗战结束后,当地的老百姓也就习惯于把这个地方称“大八字”,但并无正式地名。1949年后在这个原来属于郊区的偏僻地方建起了很多工厂,公交线路也逐渐增加,就以“大八寺”为公交站名。在上海话里“字”与“寺”的读音是很接近的。影响到上海的地图也把这个地方注明为“大八寺”。1988年有些上海市政协委员提出,这个地方的名字是由原来的侵华日军使用的,是对上海人民的侮辱,建议改为谐音的“大柏树”(上海话发音几乎和原来的“大八寺”完全一样)。可是实际上这个地方是任何大一点的树都没有的。

枫林桥,位置在当时市南肇嘉浜南岸。1919年“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北洋第4师第8旅旅长)征用这片土地,建立“淞沪护军使署”,并筑成一条南北向的马路,命名为“丰林路”,同年又筑桥一座跨越肇嘉浜,命名为“丰林桥”。1928年国民党政府认为北洋军阀不足纪念,改路名为“枫林路”,改桥名为“枫林桥”。而当地至今没有什么象样的枫树林。1934年这里建起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在校园里先后种植了一些枫树,不过和成林的规模相比还是差很远。

现在这两个地方都和复旦大学的两大校区联系在一起,在大柏树东2公里就是1922年以来的复旦本部校园,而枫林路两侧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在前几年并入了复旦大学,成为复旦的枫林校区。

上海的山阴路
 
因为鲁迅是在这条马路上去世的关系,这条长不过一里地、宽不过20米的山阴路成为上海的一条名街。

这条马路开筑的时间很早。随着北四川路向新靶子场(今天的鲁迅公园)延伸,这条越界筑路就不停的往外生长出新的岔路。山阴路就是其中的一条,当时起了个最常见的英国人名字为路名--施高塔(scott)路。沿汉璧礼西童学校(Public School of Boy,今天的复兴初级中学)向东延伸,蜿蜒而北再向东,后来一直延伸到沙虹港这条小河,成为断头路。1945年租界收回,才将这条路的前半段命名为山阴路,后半段命名为祥德路。

沿着这条马路,陆续建起了弄堂房子。从路口而往前延伸,由20年代的石库门里弄,到30年代初的新式石库门、新式里弄、花园式里弄、公寓式里弄、花园洋房,都可以在这条短短的马路上看到,可以说是集上海弄堂房子之大全。

好象有默契一般,山阴路两边的弄堂房子风格不同。从四川路进来,右手边的恒盛里、恒丰里等是石库门里弄,东照里、四达里虽然是新式里弄,但外观比较接近石库门里弄--弄口有过街楼、住宅单元有高过人的围墙;而左手边则都是西洋风格的新式里弄:大陆新村、文化别墅,弄口敞开,每个单元门前有个开放的小院落,围着矮墙和铁栏杆,再过去过了一排花园式里弄,又是法国式正立面的新式里弄。除了一条积善里是新式石库门里弄外,一直到山阴路祥德路底,都是西洋式的房子。

或许是当时房产商们已经有了将这条马路建为住宅街的共识,在这条马路上大多数弄堂房子沿街面的处理上和上海大多数弄堂房子的手法不同,没有沿街面建造面街的二楼住家、底层开店的横排房子,而只是简单地将与马路垂直走向的弄堂房子山墙直接朝街面。山墙是房屋的承重墙,不能多开窗户,更不能开店,一堵堵的红色的金字顶的大砖墙,和沿街种植的法国梧桐相映,使得整条马路显得简洁和安静。这条马路有不少花园洋房,园子围墙上总是露出大树冠,还有一些地方有着小小的绿化空地。在少见绿树的上海,这样的街景算是难得的。

山阴路的这种氛围很适合居住,而出口又很方便,一转弯就可以到虹口公园,坐有轨电车出行,也可以雇黄包车、出租车沿北四川路前往市区。从市政来说,越界筑路沿线是“半租界”,由工部局管理,中国政府不得插手,住在这里,可以躲避苛捐杂税,以及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

鲁迅最后的住所大陆新村,是1931年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建造的,砖木结构的新式里弄,红瓦红墙,3层楼高,有6排弄堂、60个单元。砖瓦木料几乎全部都是进口货,内部有煤气、卫浴设备。虽然每套单元的使用面积不大,但在当时算是挺高级的住宅。鲁迅先在这里购屋居住,不久茅盾在他后面两排的29号住下。瞿秋白在党内落难后,也曾在斜对面的东照里租屋居住。一时间这里可以说是左翼文学的一个据点。

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山阴路上真正的主人是日本人。山阴路口是日本人的住宅区千爱里,沿街有小型的公寓楼山阴大楼,往前去右侧有日本人的房地产弄堂东照里,以及几栋独立的日本人的花园洋房。813事变后,这个地方更是成为日本人聚居区,新建起日本军人的宿舍和他们的马厩(今天的山阴路303弄),日本商人的公寓住宅青庄、绿苑庄。直到日本战败时,山阴路还是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等候遣返的集中营。

直到1970年代初,山阴路依然保留着原来的面貌。每当从喧闹的四川路拐进山阴路,看到绿树红墙的恬静的街景,马上就会觉得神清气爽。经常有人会在这条马路上画画、拍照,尤其是下雪的时候。

1970年代中期起,这条马路迅速走向了败落。先是一些单位在原先的空地上见缝插针的建造起火柴盒一样的工房。接着造孽的就是我们这些房屋修建工程队,在对大陆新村等里弄进行大修时,为了防地震,把原先点缀屋顶的大烟囱全部敲光,红瓦换成灰色的石棉瓦。墙面上用水泥粉刷再涂上劣质涂料,大修后不久就变成了大花脸。80年代起,居住紧张,住户们也纷纷自行在晒台、花园这些地方乱搭建,房屋外貌被破坏。再下去,就是纷纷破墙开店,恬静的街景从此一去不复返。

山阴路原来算是比较上档次的地段,住户大多算是有点身份的,不是资产阶级、就是高级职员、教师。90年代后老的住户不是败落、就是搬迁。有个在山阴路上开超市的经理把这个地方称为“破落户聚居区”:购买力没有的,眼界还很高,好一点的东西卖不动。这种老的高档地段败落景象在上海大概也不算是最典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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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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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过去的事情--回忆五十年代
我的家族
一个“镇反”人员的别样人生
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学追忆
“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
上海的“三大总会”
杂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藏书楼
上海的民居
游荡在老上海
我的1976年记忆片断
“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
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
一组珍贵的影像
在海滨教书的日子
上海:潘虹日记· 无法哭泣
永远的三五牌台钟
老爸青春无歌
“儿时”民国
活着的记忆
他按自己的活法而活--追念陈文乔
新沪中学:琐忆
老章和我所欠的房租
无地自容:被“放逐”的上海人
“文革”中看电影
幸虧年輕--回想七十年代
专访旅美学者文贯中(上)
专访旅美学者文贯中(下)
我的师父
自我的纪念
过去的过年过节
日记的记忆
李济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本是同根生——关于一九五七年的一个记忆片断
那些树,那些声音
陆小曼的“风景”内外
一个出版人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
怀念傅雷先生
黄宗英:此情悠悠谁知?
历史人物胡治藩——兼评纪实文学《大人家》
《海上花列传》的广告案例
穆旦与萧珊
寂寞徐訏
张爱玲与小报——从《天地人》“出土”说起
关于《郁金香》
和尚的文章与进退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一)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二)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三)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傅雷与一份报纸的因缘
八十年代琐记(一)
八十年代琐记(二)
八十年代琐记(三)
书中自有偷着乐——从“溪西鸡齐啼”谈起
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
父亲的上海公交月票
洪深大闹大光明戏院
傅敏与《傅雷家书》
同济大学:两代人的美术加试
西子湖畔的十年之约--巴金和师陀
上海滩“侠影”
民航管理局:林雨水:逃回祖国抗战
十四载黑纱为国觞
上海复兴中路496号--解放战争期间地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万维网和我的如烟旧事
上海弄堂里的中共秘密电台
爷爷的故事
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爷爷的故事
那个年代那些事
我的回忆
1949 黄金大挪移
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
怀念我的母亲庐隐
从一张结婚证说起
江苏路285弄
看批判电影去
照片见证解放前上海武训学校的奋斗历程
走路的回忆
一个“暗娼”的档案:我放纵,我有罪?
大串连——我的“文革”回忆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我的文革岁月
致余开伟先生
文革中的上海商品供应细事
一个男人的故事
浦东同乡会的结束
抗日女杰郑苹如
路易士和胡金人的青葱时代
人们不再纪念她之日
未完工的诺亚方舟:战时中国筹设犹太人特区始末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再补
我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我的“右派”亲戚
五四中学:我的历史 红色系列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五四中学周边的旧闻轶事
复旦大学新闻馆前的留影
“戈登将军号”上的乘客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风骨--狱友孙大雨
父亲的学历和职称--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黃宗英回憶錄:命運斷想
老邻居戎叶侯
70年代上海购物记
王康年冤案真相
有半导体相伴的日子
记傅雷
商务老档案散失之谜两篇
复旦大学:三十年师恩难忘
大上海里的小菜场
不尽往事红尘里--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身世淒楚的女作家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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