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上海 》上海的民居

上海的民居

--作者:老木匠

上海的公寓大楼
 
由一套套完整的(包括了居住、厨卫设备的)套间组成的住宅,就是上海人说的公寓,一般都是楼房,也就是公寓大楼。这是19世纪在欧洲大城市产生的集体式住宅,在20世纪初传入上海。开始的时候都是供短期居住的外国人居住的,后来中国的阔人们也喜欢住这种房子了,于是就在上海越造越多。

公寓大楼出现在上海时已经比较晚,开始传进近代建筑理念,因此上海完全欧洲古典式样的公寓大楼不多。绝大多数是折中主义或现代装饰主义的风格,结构上大多是钢筋混凝土的。如曾经是上海标志之一的百老汇大厦(上海大厦),1930-34年建,是典型的现代风格,没有复杂的纹样,内部装饰也很洗练。而华懋公寓(锦江饭店北楼)还保留了英国式的白色窗框,有自己的特色。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海最大的公寓大楼是位于苏州河边的河滨大楼,1931年拆除了这里的老式石库门里弄宝康里后建造,1935年建成,8层(1977年加高了3层),平面呈S形,很好的利用地形,有192套套房,有屋顶花园、地面也有花园。

30年代还建造了大量的中小型公寓,一般沿主要的马路建造,不讲究朝向。外观都比较朴素,没有特别的装饰。套间不大,厨卫设备的级别一般。外墙装饰也相当简练,贴面砖为主。一层一般都设计为商业用房,与公寓上下通道隔离。

旧上海的公寓大楼设备相当高级,一般都装备有电梯,厨卫电气齐全。大多装备暖气设备,也有垃圾道,紧急通道等附属设施。高级公寓都有供暖及热水供应,以及还有家具设备。法租界地区的公寓大楼有的整个墙面是大玻璃镜子,拉开就是壁橱。这是在1949年后大量改为旅馆的一个重要因素。如著名的锦江饭店实际上就是由华懋公寓、峻岭公寓(中楼)组成,衡山饭店是原来著名的毕卡地公寓。

1949年后公寓大楼有的改成办公楼,有的改为旅馆。保留下来住宅的,也是住干部的。公寓大楼的管理很完善,每个月由房管部门上门地板打蜡。原则上平均每10年大修一次,尽量保持原样。有的当年比较低档的公寓大楼往往打破套间分间分配给居民,合用厨卫设备,这种公寓的损坏程度就很大。

公寓大楼再次新建已经是70年代中期。1975年为了与万人体育馆相配,在对面建了几栋居住大楼。这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上海新建筑的标志,拍电影常常会拍到的。以后又过了10年左右,才开始建造较多的居住大楼。不过实际上这种大楼的档次和30年代的公寓大楼根本不能比,为了节省电梯,住户要经过一个长长的走廊;或者是将大楼设计为风车平面,围绕中央的电梯,结果导致电梯拥挤不堪。套间都只是2、3房而已,没有起居室或客厅之类的概念。装饰几乎没有,外墙只常常只是水泥粉刷。门窗之类的内装修质量很差,而建筑整体质量也不高,最差的如中山北路上的3座大楼,雨水居然可以从屋顶一直渗透到底层。

再过了10年,到了世纪末,上海的公寓大楼终于随着商品房建设的热潮而重新兴起。不过仍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寓大楼,住户买到的都是连内门也没有的光房,还要大花金钱和精力来装修。仅有的一些所谓“全装修房子”,比如瑞虹新城,地板还是要住户自己铺的。想和30年代那样马上就居住还是不可能。

从公寓大楼原本上的理念而言,应该是一种出租给租户的住宅式样。1949年前的上海公寓大楼确实是这样的,可是现在遍布上海的公寓大楼却是一户户住户购买了以后“共有”的。在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当这些大楼房龄达到10年以后,设备陈旧、需要大修时,分散的住户将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进行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满了10年的大楼房子已经充满了这一类纷争,可以想见将来的上海居民为此会再花上一大笔冤枉钱财。

上海的“日本人房子”

在上海的日本人

1894年甲午战争后,很多日本人进入上海定居。这些日本人开始定居在公共租界的虹口,以今天的大名路、吴淞路为中心,形成了所谓的“日本街”。当时只有上千人的规模。

一次大战时,日本借着欧洲打仗无暇东顾之际大举在中国占领市场,上海的沪西、沪东工业区有了很多日本工厂,也出现了一些日本人的住宅区。而北四川路“越界筑路”是由日本军队防卫的,到2、30年代,也成为日本人聚居的又一个中心。以至于人们往往将虹口称为“日租界”。这一时期在上海的常住日本人已经有了2万多。

813后日本占领上海,大批日本军人以及附属的人员进入上海,大多居住在今天的四平路(原其美路,日本人改称“松井通”)沿线。上海的日本人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达到了顶峰,有10万人左右。

西式外观的日本人住宅

在上海的日本人开始兴建住宅时,并没有采用日本传统的木构式样。吴淞路地区的日本住宅都是模仿洋人的西式外观,砖石结构的2-3层楼房。在沪西、沪东一些日本企业家住的都是花园洋房,和其他国家的洋房风格差不多。

北四川路山阴路一带的日本房子一般采用的是连排民居式样,是所谓的“新式里弄”。外观仿照西班牙住宅样式,屋面平缓,有宽大的阳台,有很大的窗户,采光非常好。各单元前有花园和矮围墙。最著名的就是内山书店后的“千爱里”,当年鲁迅曾在其中一户内山书店职员的家里躲避过追捕。

北四川路也有日本人建的公寓大楼。长春公寓最典型,4层,有电梯。沿街面的底层为“组合”店铺(消费合作社)。

日军占领上海时期沿四平路建了不少日本的住宅,建筑形式比较简单,保留到今天的还有临平路附近的“新乐村”、“新亚新村”等。一般外观是所谓现代主义的,没有过多的纹饰。比如新亚新村两个单元连体,前面没有花园围墙,直接进门。新乐村的更简单,只是两层的连排房子,间隔很小。也有里弄式公寓的住宅。

日本房子的内部特色

这些日本房子的日本味道主要是在其内部。前后大窗户都是扯窗,室内地面高出一尺,做成“塌塌米”。卫生设备里最显眼的是日本式的方浴缸:很深的四角方方的浴缸,用瓷砖砌成。按照日本人的习惯,晚上是以家长为首,一家人轮流洗澡。

不过和真正的日本本土的住宅还是有点不同,就是受西洋房子结构的影响,其内部的间隔一般不采用日本特色的纸糊隔扇拉门。

战争时期的日本房子更为简单,如日本国策铁道会社的职员宿舍(今复旦大学第4、5、6、7宿舍)都是上下两室户,灶间、卫生间都很小。用料也很差。

日本房子后来的维修比较困难,扯窗和扯门的轨道、滑轮原来是铜制的,1949年后已经没有这种配件,只好用铁条代替,很容易锈烂。后来修理时调换的窗门木料也比较差,容易变形,导致拉扯不灵活。

“东洋房子”

上海的另一类“东洋房子”则并非日本人住宅。大概在1910年代前后,在所谓“日租界”出现了很多没有石库门的“弄堂房子”,主要的居民是中国人。后来逐渐传播到上海其他地方,被称为“东洋房子”,但实际上其式样是起源于广东地方的城镇民居,一般也叫“广式门面”。

这种弄堂房子正面很简单,一开间,进门就是堂屋,从后面的楼梯上二层。有的后面有灶间、亭子间、晒台。

上海的弄堂房子
 
弄堂房子算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民居,上世纪80年代出一套中国民居的邮票,上海就是一个石库门图样。尽管现在上海人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人住在弄堂房子里,可是“新天地”仍然是将原来的石库门壳子来包装。

倒回去150年,上海没有弄堂房子,尽管当时有很多的“巷”、“弄”,但却是没有弄堂房子。城里的房子都是独栋的,有钱人住的大宅院,小户人家住江南没有围墙的小栋房子,租界里洋人住殖民地式样的住宅。感谢忠王李秀成扫荡江南,把江南富庶人家赶到上海租界避难,人口暴涨几十倍,等到战争平息,这些有钱人“此间乐,不思蜀”,开始在上海的租界定居下来。

由于租界的土地面积有限,不可能建造独立住宅。于是从当时的英国引进联排式住宅(原来倒是荷兰的)概念,将安徽山区的“一颗印式”的高墙大门住宅连接起来(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并以为是在上海发展起来的淮军的影响),形成长排的房子。又因为中国人建房讲究朝向,不愿意随街道平行,于是就为了朝南,有的长排房子与街道垂直,有的则以通道连接,形成“弄堂”。

最早的弄堂房子早就拆光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有20世纪初的,那已经是第二代的了。有石库门,有中国式的轴对称布局,房间可以用木板墙任意分割,没有固定的房间。但是在石库门上已经有了西洋式的山花,结构已经是砖木的,而不是原来的木结构,大多已经盖了西洋式的大瓦片。有的前楼前面的栏杆也已经是铁制的了。有了自来水,但没有煤气和卫生设备。我们现在称为“老式石库门”。

20年代后出现的弄堂房子已经是百花齐放,老式石库门已沦为穷人的住宅。新式的,有挑出的西洋式阳台、有卫生设备、有煤气的石库门弄堂已成为中产阶级的新宠。这种房子除了前面的石库门还保留一点点中国式样外,其实已经完全西洋化。这种房子在越界筑路地区最多。

更多的弄堂索性抛弃那令人气闷的石库门,完全西洋化。只是比欧洲的连排住宅开间小,尤其是几乎没有半地下室式样的。不过仍然保留中国人喜欢的朝向,前面敞开有个小院子,半截高的矮墙配上铁栏杆,进了前门有的是上二楼的楼梯过道,旁边有客厅(叫做一间半);也有的直接就是房间(一开间),比如鲁迅住的大陆新村。这种弄堂房子统称为“新式里弄”,当年建造的时候往往不用“里”、“弄”、“坊”命名,而是“新村”、“别墅”、“花园”。这是当年有身份的中产阶级的住宅。

所有的弄堂房子从原来的设计角度来说都是一户一单元,从上到下一家人家。30年代后在公寓大楼的影响下又出现了“公寓式里弄”,外表是新式里弄式样,但每一个大门进去,有总的楼梯,每一层为单独的一个居住单元,或者一层有几个居住单元。一般都是高级职员的住宅。

总的来说弄堂都比较狭窄,总弄一般只有3米多,支弄有的只有2米,甚至可以从后窗口伸出竹竿搭到对面的窗台或院墙顶来晾衣服。新式里弄比较宽一点,但依旧不能走汽车。于是不是第一等的官僚、买办就要住一种最高级的弄堂房子:花园式里弄。这种房子前面有花园,看上去是有点连接的独幢洋房,后面则还是弄堂,汽车间、灶间连排建造。这种房子在虹口的长春、溧阳、山阴路一带最集中。

所以“弄堂房子”实际上有很多等级,天差地别,最高级的和最低级的都有。老式石库门到了30年代两次战争(128与813),成为大量涌入租界的难民窟。而到1949年后,绝大多数弄堂房子都被收归国有,也几乎全部变成了多户杂居一个单元的立体大杂院。

--这是在10多年前应上海电台写的一篇有关上海民居的广播稿。当年广播后,由于风波而陷于停业的某旅行社的经理打来电话,说是正好借机会培训导游,委托我组织了一个有关上海衣食住行风俗的系列讲座。为此曾补充材料。检拾旧稿,敝帚自珍,输入电脑,发在本站,以符合有关方面的BBS导向。

我所体会的上海石库门
 
石库门是上海特色的住宅式样。

我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是从小居住的地方却是解放后盖的干部宿舍,几个亲戚家不是住花园洋房就是新式里弄,而中学所在地区也大多是解放后的工人新村和新式里弄,同学里面几乎没有住石库门的。因此在18岁以前确实没有进过石库门。

中学毕业后进了房屋修建公司工作,当了木匠,每天就在石库门里弄里钻进钻出,才开始体会这种上海特色的住宅。

石库门里弄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的。10年前李自成军队横扫江南,把江南地主豪绅赶进狭小的上海租界,靠着外国军队的枪炮保护,上海租界人口由此爆涨几十倍。到太平军玩完,这帮难民倒有点“此间乐,不思蜀”的念头,很多人打算购房定居。老外控制下的租界当局禁止建造纯中国式的木构住宅(怕火灾),而租界地皮又贵,原来的大宅院是建不起来的。于是从外国传进来连排式的楼房住宅式样,又采用中国式院落--不得不缩小为“天井”,把小院落串联起来。院墙为了配合楼房而升高,一般的大门就不行了,要用库房的大门式样,门框用石条包砌,所以落下个石库门的名字。1976年和几个同事黄山,途经皖南一带,见到那里的民居式样,一致认为上海的石库门式样就是来自于此。以后又学了点历史,曾推想或许是李鸿章的淮军把这种式样带到上海。

石库门原来是绅士们的住宅,一正两厢两层,后面搭出一个灶间,因为是一落水屋面的“披屋”,所以叫做“灶披间”。后来为了晾晒衣物,在灶披间上方搭出木制晒台。再进一步演变,砖砌晒台,形成灶间上、晒台下有一个小房间,因为往往两、三面临空,美名为“亭子间”,实则夏天闷热、冬天冰凉,是佣人娘姨住的。为这些人开出后门进出,不与主人交错。

进入民国以后,有钱的绅士们逐渐开始搬出石库门,改住洋式连排住宅式样的新式里弄,淘汰下来的石库门里弄渐渐变成低档住宅,不过也有了很多改善,有的接进了自来水,到20世纪30年代建的新式石库门甚至有了卫生设备、煤气。

30年代日本鬼子在上海两次发动战争,原来繁华的上海市面几乎都被烧光,居民大批涌入租界沦为难民。房地产商却大发其国难财,乘机将已被淘汰的旧石库门里弄大量出租。而很多承租户也将原来一户居住的石库门单元分房间出租,前、后客堂,前后厢房、前楼、亭子间一间一租户,甚至在客堂和前楼搭出阁楼,叫做“二层阁”、“三层阁”;再将晒台搭成房间,都分别出租。一个门牌号里有了“72家房客”,里面有的是落难的中产阶级,有的是怀才不遇的读书人,有的是盲流到上海的冒险家,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大家都要从狭小的后门出入(因为从石库门大门走就要穿过前客堂里的住户),在狭小的灶间里做饭,和大房东、二房东勾心斗角,互相之间又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不停摩擦。

解放后将绝大多数石库门里弄都收归了国有(原来的大房东不是洋人就是官僚),国家的房管所收房租,大约每10年维修一次。由于房租过低,实际上维修费用往往是倒贴的。里面的住户条件几乎几十年不变,因为政府连棚户区也消灭不了,更不要说改造石库门了。

我当木匠时见到的一些石库门里恶劣的居住环境,现在人大概难以想象。记得有一户人家,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和我一样大的小伙子,就住在一个一米多高的“二层阁”里,我们去维修的时候,为他们开了一个窗,在这以前,他们居然一直是整天靠开灯过日子的。还有一个单身汉住在一个“三层阁”里,躺下睡觉时两脚伸在窗外的一个木箱里,才能把人摆平。绝大多数旧式石库门里弄是没有卫生设备的,家家都有一只木制马桶,放在门背后,是我们维修时需要提防的事项。

在这样的环境里,每次维修都是大事,居民们都会尽全力来争取一点点的改善。一进门就递烟上茶,送点心,每天请假或者调休在家陪着,总希望能够有超过我们任务单上的项目:多开一扇老虎窗(斜屋顶上突出的窗户),换一扇新的门,多挖补几个平方米的地板,等等。每户人家都希望“特殊待遇”,不免就要说一些邻居的坏话,要我们另眼相待。对于我这个不抽烟、不喝酒的人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时会在一些读书人家里找到很多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书。

直到90年代末能够改善条件的石库门仍然没有,在2000年,黄浦区一处动迁时,有一个25岁的青年,和一个带了3岁孩子的外来妹同居,住的是面积4平方米不到、高度不到1米半的“二层阁”。因为只有一个户口,按照政策,一个户口7万元。这个青年要求10万元,打算9万元买一间临街的石库门房间,挖地1尺,开个小店,一家三口仍然住“二层阁”。动迁组不同意,双方吵了起来,动迁组长赶来,问明了情况,就同意给这个青年12万。动迁组的其他人惟恐其他的居民要攀比,百般阻止,那个组长说:“他住那个二层阁就好比是吃了18年官司(坐牢),谁能够和他比?这是人民政府欠他的!”于是12万动迁走了一家人。

新天地是个假古董,绝非真实的石库门里弄,尽管也有一个单元作为博物馆性质的供人参观,但布置得过于小资,在那里只有“情调”;而实际上石库门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段里,承载的却是“苦难”。

上海的“棚户区”
 
棚户区是20世纪大上海风景线上的肿瘤,是描写上海的文人们所不愿意着笔的“都市里的村庄”。

占用城市空闲土地、由住户们自行搭建的简易住房,称之为“棚户简屋”。这几乎是世界上大多数大城市都曾具有的、或者仍旧在继续的经历。只要一个国家有破产的农村和发达的大城市,盲目向城市逃难流动的人口就会在大城市的市郊结合部定居下来,形成棚户区。当大城市扩展时,要么是花大价钱来动迁清除棚户区,要么就是视而不见地绕过它。

上海的棚户区同样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只是当大上海在20世纪膨胀起来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是用绕道的办法来回避这个问题,结果造成了在接近市中心的地方留下了相当多的令人触目的棚户区。

上海的棚户区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依托原有的自然村落发展起来的,还有一种是在经历了战火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

当上海开始出现近代大工业后,需要大量的工人劳动力,吸引附近的破产农民进城打工。当时的租界壁垒森严,禁止搭建棚户简屋,而工人的工资又不足以支付租界内的弄堂房子的房租,流动的工人们只好暂时租借租界外的上海本地自然村落的农民房子,每天来回于租界与华界之间。江南没有大型自然村落,一般只是几户人家聚居一处为一个“宅”。久而久之,流动人口逐步定居下来成为一个个棚户区。

没有哪个工人会有钱去买一块地来盖棚户的,所以都尽量要利用没人管的荒地,要么是河滩地,要么就是被铁路公司买下来、而没有封闭的铁路两边的空地。这就造成上海的棚户区大多是在河边和铁路边的特点。比如为沪西工业区提供主要劳动力的苏州河沿岸的“潘家湾”、“谭子湾”,为沪南工业区提供劳动力的肇嘉浜两岸的棚户区。铁路边的著名棚户区比如北火车站附近的“蕃瓜弄”,沪宁线附近的“药水弄”。

20世纪上半叶上海经历了多次惨烈的战争。尤其是128、813两次日军进攻上海的战争,给上海的华界市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形成大批战争废墟。比如宝山路沿线原来是上海华界新市区的精华地段,集中了大批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也有整齐的石库门住宅区。128之役几乎完全毁于战火。虹口的虹镇地区,原来是旧有的集镇,有大量的本地村落和新建的石库门住宅,是一个繁荣的市区。813之役,日军从黄浦江一线向北进攻,炮火把这个区域全部荡平。战后,从外地流落到上海的难民纷纷到这些没有人管的战争废墟上搭建棚户,到40年代末这两处已经成为大规模的棚户区。

棚户简屋往往只是用毛竹、芦席、油毡、铁皮之类瘩成的窝棚,俗称“滚地龙(笼)”。棚户区毫无规划可言,号为“迷宫”,通道弯弯曲曲,路面高低不平,有的通道只能一人侧身而过。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室内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更不要说是煤气了。社区秩序的维持很大程度上依靠同乡关系,没有任何市政管理。

30年代上海特别市时期,政府的城区发展是力图向黄浦江下游的乡村地区发展,以抢占租界码头的航运生意。因此在江湾开辟新市区,对于华界原有的棚户区不屑一顾。日伪时期的大道市政府在日本人指使下宣布收回租界,打通原来“一城两制”的局面,根本不管棚户区问题。光复后的大上海计划,打算采用美国最新的小区理论来设计全市规划,对于环绕原租界中心城区的棚户区也是视而不见,跳跃式的打算在南北两翼建新城。

由于灾荒战乱,流民不停地向上海流入,棚户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1949年底,上海聚居在200户以上的棚户区总计有300多处,估计总居民有20万户以上、100多万人口,占到了上海全部400万人口的1/3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的人民政府对于工人阶级居住环境问题投入了大量的资金。1951-53年,建设了“两万户工房”,把沪西、沪东工业区附近的棚户改建为工人新村。50年代末又整治了肇嘉浜,改建了整个地区。这使得所有的棚户居民都看到了希望。同时政府大力改善棚户区的市政设施,给所有的棚户区送了电,在棚户区还设置了自来水站,供各户打水。

但是这种完全依靠政府投入的棚户区改造难以为继,50年代后期的城区建设就开始绕过棚户改造这个难题。60年代仅改建了蕃瓜弄一个棚户区,还留下了18间各种式样的棚户简屋,作为忆苦思甜的教材,可是实际上其中大多数式样的房屋仍然就在1、2公里外的地方继续存在。70年代的零星进行的棚户改建,造了不少所谓的“棚改工房”。直到80年代末,全市的棚户简屋仍然有400多万平方米,住着好几十万人。这时候的棚户简屋一般都已经过自行翻建,大多数已有2-3层,全部都是瓦房了,很多地方把自来水接到了各家各户。只是房屋拥挤不堪,公用设施简陋,依然是“穷街”。

1990年代随着上海房地产开发的加速,棚户区才开始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最大的“潘家湾”、“谭子湾”地区被完全改建为“中远两湾城”,一举成为上海最高尚的社区之一。虹口最大的虹镇棚户区也被部分改建为“瑞虹新城”。现在上海内环线以内中心城区的棚户区仅存一些零星的地段,大规模的棚户区已基本被改造。

上海的“工房”
 
1949年后,上海人的住房里多出了“工房”这一类房子的概念。这个称呼应该是来自“工人新村”的简称,在这个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新社会,住房建设当然应该是面向工人阶级的了,用这个称呼来做总称,也是符合三个代表的。其具体含义应该是:1949年以后建造的、由政府无偿分配给工人以及其他各种居民的集体式住宅。

最早的工人新村是著名的“2万户工房”,那是1952年大规模的兴建的,主要分布在沪西、沪东原来工人聚居区,拆除了工人自建的简易棚户,统一规划,房子都是两层的砖木结构,后部为披屋是灶间,一个单元住2-3户,共用灶间(大多没有煤气)及卫生。房屋的间距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真的很大,红瓦屋顶、黄色墙面,掩映于绿树,大方美观。

为工人造屋的同时,也在为公仆们建造住房。这种干部宿舍在北京称为“大院”,上海却没有这样大气的称呼,只是简单的叫某某新村而已,更神秘的就只是叫某某号。1956年前建的干部宿舍外貌有点学习老大哥的,屋顶比较平缓,有阳台,略有纹饰。有的在正立面有山墙式样的屋顶,下面是住房的中心入口,因此将上海人最看重的南面面积浪费给了楼梯走道。还是保留2万户工房的色彩,黄墙、红顶。间隔很大,有花园。4层或3层,有煤气、卫生设备。局、处级的干部宿舍都是仿照原来的公寓,有独立的厨卫,3、4房一套。而科级以下就全都是合用了,住房的房间很多是一室户。

50年代建的这种砖木结构住房所用的材料级别很低,木料全部是国产的杉木,虽然有不变形的好处,但是不耐摩擦,20年后地板几乎都已磨穿。而1949年前上海的住房几乎是不用国产木料的,杉木仅用于结构:搁栅、房梁等,地板至少是北美“洋松”,好一点的是澳大利亚的柳桉,最高级的有用胡桃木的,几十年过去依然坚挺。

1956年后,干部有增无减,宿舍造价要降低。于是开始出现一大批“新村”:东安、大连、广中等等,都是3层的,层高、间距、开间都缩小了。地板开始都是水泥的了,厨(有煤气)卫也都是2、3户合用的。入口都在朝北后立面,水泥楼梯上去,每层有个阴暗的过道,两面是住房,朝北的人家冬天苦不堪言。1949年后根据统一的标准:黄河以南地区是“南方”,不得装备暖气、不得统一供暖。上海人家冬天取暖的来源只好是阳光或者自己的体温,朝北的房间室内气温即使在白天往往也只有3、4度,每当想到这是夏天冷饮的标准温度,就不禁寒毛倒立。

大跃进以后上海的住房建筑却不再发展。1963年拆除了最大的棚户区:闸北蕃瓜弄,建起了一个工人新村。这个广为宣传的新村是6层高的水泥房子组成,钢窗,水泥地面,没有任何的装饰,最显眼的是没有了屋顶,水泥平顶从此流行。住户都是1、2室户,合用厨卫。没有宣传的事实是,这是60年代唯一的有规模的工房建筑。

70年代上海出身的“四人帮”在北京掌权,但是上海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大批的青年去了外地,城市居住似乎不太紧张。可是1949年前留下来的500万平方米的棚户大多年久失修,几十万工人阶级住在这些“都市里的村庄”。市革会只是小打小闹,要各单位协调,拆除一些破烂不堪的,改建工房,这叫做“棚改工房”,4层为主,层高不过2米5,裸露着水泥的搁栅,看得见上一层的水泥楼板。有的连自来水都要到楼下总龙头来提取。有的稍好一点,有煤气和卫生,几户合用。

1973年后部分恢复工房建设,主要的式样是“74式”,没有阳台,前立面一排[排窗户,后立面有敞开的走廊,5或6层。外墙有的只是红砖。1975年后开始有了“75”、“76”式样,有了阳台,有了独用的厨卫,6层。这些工房统称“新工房”,以别于50年代的“老工房”。不过用料、质量之差还比不上老工房:木门窗大量使用“指接”的拼接木料,门板一律是纤维板,一受潮就变刑,力气大的人可以一脚踢穿。门窗框居然是水泥的。即使是钢窗也因质量差,容易锈蚀。外墙是水泥、石灰、黄沙粉刷,因为砌的时候砖缝大,极易渗水。地板是水泥预制板,往往因为砌墙质量差,距离对不准,两头只搭上10厘米。有的使用的大型砌块,更容易渗水。屋顶漏水更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

1979年大回城运动,以及出生高峰的来临,80年代初上海面临了巨大的居住困难局面,应付的方法依然是运动式的,各单位自行设法,插花般的建设工房。这仍然叫做“新工房”,但是质量、材料稍微好了点。式样上开始注重一户独用:正好适合了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退潮。为了节省面积和费用,设计上都是统一的“小厅大室”,进口一个局促的小厅,通往1或2个房间。清一色的水泥房子,灰扑扑的,为了好看,有的刷上了彩色涂料,可惜的是一两年后就面目全非,反而更难看。

还有一个应急的办法是给原来的老工房加高加大。2万户工房前面接一重,就多了一间。56式的干部宿舍工房外面接上一重阳台和房间,上面再加上两层,又可以多住人。74、75型过去有4层的,都加高到6层。好在上海6层以上必须装电梯的标准一直没有松口,总算没有出现象广东那样的8层房子。

作为全市统一的布局,80年代初起规划了曲阳、长风等几个大型住宅区,一时也成为新上海的标志。即便如此,到1986年,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仅6平方米,位于全国的第21位。还有2642万平方米的旧式里弄(老式石库门)、400万平方米的棚户。

90年代、尤其是1992年后才是上海自30年代以来的又一次大变化。大楼房子的迅速出现,以及单位分配房子的停止,使得“工房”这个概念成为历史,所有的1949年以来建的“工房”都称为“老工房”了。和过去上海的象征“石库门”一样,工房现在也正在沦为穷人的住宅。然而正如鸡肋,拆除的话要动迁的户数过大,保留的话则条件难以改善。作为1949年后上海历史的象征,“工房”将会继续保持下去,肯定会比象我这样当年建造它们的人寿命更长。


感谢作者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复旦大学:“驳壳枪”与“护心镜”
复旦大学:纪念毛清献老师故世四十年
复旦大学:关于文革的一段记忆
复旦大学:见证复旦园“斗鬼风”
复旦大学:见证复旦园“追穷寇”
复旦大学:李梧龄回忆录
复旦大学:一代名记赵敏恒
复旦大学:我是赵敏恒的儿子
复旦大学:记杨必
华东师范大学:我的精神摇篮——回忆大学年代
华东师范大学:我的大学生活
华东师范大学:大学往事
一个上海77级大学生的回忆
同济大学:足迹与土壤--大学五年
北郊中学:相遇三次的朋友
北郊中学:一个老人和一段历史
复兴中学:林老师的两本书
虹建中学:我的中学生活片段
继光中学:回忆中学里的先生
继光中学:忆三位数学老师
继光中学:我的学长们
继光中学:我的中学同学
继光中学:忆周醒华先生
虹口区舟山路小学:我的小学
向上海美专致敬
上海戏曲学校:可萌绿,亦可枯黄 ——言慧珠往事
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回想陈逸飞
文汇报:我看到的黄裳
父亲与《新民晚报》
虹口区大陆新村:情係湖湘(上)
虹口区大陆新村:情係湖湘(中)
虹口区大陆新村:情係湖湘(下)
虹口区东长治路余庆里八十五号:田田
虹口区:山阴路的前世今生
虹口区山阴路:当年山阴路上的几个小家碧玉
虹口区山阴路340弄积善里29号:忆大申小青兄妹
虹口区临潼路:临潼东村记事
虹口区横浜桥:我的外婆桥
虹口区余杭路:吾敌吾友
虹口区:上海东余杭路978弄2号
虹口区:山陰路生活瑣憶
华山路1006弄11号:我的母亲言慧珠
卡德路(现石门二路)嘉平坊14号:乐嘉煊与世界语
徐汇区:华亭路72号
延安中路913弄:上海文化名人村四明村
浦东高桥星光工具厂:两个“特赦”人员的晚年生活
宝山县杨行:农民造反记
宝山县杨行:“卖引线”一家--邻居在反右中的遭遇
宝山县杨行:我所参加的一次抢劫
宝山县杨行:洪生伯伯
宝山县杨行中学:44年以前的旧照片
松江县泗泾镇:故乡今夕
我的第一次素描人体写生
“打鸡血”往事
跟陆小曼学画
记忆中过去的电影院
姐姐妹妹站起来
“盲流”“农民工”── 我父母的故事
那过去的事情--回忆五十年代
我的家族
一个“镇反”人员的别样人生
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学追忆
“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
上海的“三大总会”
杂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藏书楼
上海的民居
游荡在老上海
我的1976年记忆片断
“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
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
一组珍贵的影像
在海滨教书的日子
上海:潘虹日记· 无法哭泣
永远的三五牌台钟
老爸青春无歌
“儿时”民国
活着的记忆
他按自己的活法而活--追念陈文乔
新沪中学:琐忆
老章和我所欠的房租
无地自容:被“放逐”的上海人
“文革”中看电影
幸虧年輕--回想七十年代
专访旅美学者文贯中(上)
专访旅美学者文贯中(下)
我的师父
自我的纪念
过去的过年过节
日记的记忆
李济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本是同根生——关于一九五七年的一个记忆片断
那些树,那些声音
陆小曼的“风景”内外
一个出版人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
怀念傅雷先生
黄宗英:此情悠悠谁知?
历史人物胡治藩——兼评纪实文学《大人家》
《海上花列传》的广告案例
穆旦与萧珊
寂寞徐訏
张爱玲与小报——从《天地人》“出土”说起
关于《郁金香》
和尚的文章与进退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一)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二)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三)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傅雷与一份报纸的因缘
八十年代琐记(一)
八十年代琐记(二)
八十年代琐记(三)
书中自有偷着乐——从“溪西鸡齐啼”谈起
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
父亲的上海公交月票
洪深大闹大光明戏院
傅敏与《傅雷家书》
同济大学:两代人的美术加试
西子湖畔的十年之约--巴金和师陀
上海滩“侠影”
民航管理局:林雨水:逃回祖国抗战
十四载黑纱为国觞
上海复兴中路496号--解放战争期间地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万维网和我的如烟旧事
上海弄堂里的中共秘密电台
爷爷的故事
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爷爷的故事
那个年代那些事
我的回忆
1949 黄金大挪移
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
怀念我的母亲庐隐
从一张结婚证说起
江苏路285弄
看批判电影去
照片见证解放前上海武训学校的奋斗历程
走路的回忆
一个“暗娼”的档案:我放纵,我有罪?
大串连——我的“文革”回忆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我的文革岁月
致余开伟先生
文革中的上海商品供应细事
一个男人的故事
浦东同乡会的结束
抗日女杰郑苹如
路易士和胡金人的青葱时代
人们不再纪念她之日
未完工的诺亚方舟:战时中国筹设犹太人特区始末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再补
我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我的“右派”亲戚
五四中学:我的历史 红色系列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五四中学周边的旧闻轶事
复旦大学新闻馆前的留影
“戈登将军号”上的乘客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风骨--狱友孙大雨
父亲的学历和职称--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黃宗英回憶錄:命運斷想
老邻居戎叶侯
70年代上海购物记
王康年冤案真相
有半导体相伴的日子
记傅雷
商务老档案散失之谜两篇
复旦大学:三十年师恩难忘
大上海里的小菜场
不尽往事红尘里--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身世淒楚的女作家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