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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藏书楼

--作者:老木匠

上海的跑马总会大楼
 
每次走过南京西路,都会望一眼安静的矗立在绿树丛中的那个钟楼。

这个钟楼所属的建筑,现在是上海美术馆。往前去十几年,那里就是上海图书馆。再追溯到我出生前,那里是上海跑马总会。

这栋古色古香的建筑,建筑年代并不遥远,是1933年由上海外商把持的跑马总会投资建成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由一栋长排楼房和一个方形钟楼组成。整个建筑沿着当时跑马的跑道一侧展开,是个长条形的4层楼房。沿跑道有看台。在建筑的北端树立起这个高53.3米的钟楼,作为它的标志。

马海洋行的设计赋予这个建筑有一个英国古典主义风格的外貌,长排楼房有规整的列柱与柱廊,钟楼部分则使用砖砌的壁柱与墙角砖砌的“链”。室内的装潢风格是希腊古典主义的,比如钟楼门厅里的多利亚式柱廊,简洁的墙面装饰。而在楼房里露出的木构部分,又做成船肋式的,带有英国风格。整个建筑的结构已经是钢筋混凝土的。

从小时候起,只知道这里就是上海图书馆。一直也没有能够进去过。1971年9月,为迎接国庆游行,参加整个人民广场的油漆粉刷工作,得以在休息的时候进入到这栋建筑的内部。其他印象已经淡去,只记得看台下面有个很大的厕所,里面的一排排立式圆弧形的小便池,有一个人那么高,是雪白的瓷器,印象极其深刻。

因为大哥有个同学后来被借调到上海图书馆工作,因此中学毕业后,我又有机会进入到这栋豪华建筑。这次是真的走进了钟楼,踏着雪白的大理石楼梯,上到一层(实际上已经是3层了,依次有底层、夹层)的大门口,挡着门的就是大柜台,凭介绍信才能入内阅览。再上去的楼梯不是大理石的了,是马赛克铺地,到了二层,进不去了,那里存书是内部的,要局级介绍信了。

1977年,图书馆开放了,只要工作证就可以到二层阅览。有一次和中学同学一起去轧闹猛,那里真的是人山人海,从路口一直到楼梯口,全排着队。那天排了一个上午,下午才得以进入到阅览室,记得借了一本王力的《古代汉语》,半懂不懂的看了一个多小时,就挤出来了。

读到大学4年级,有个同学组织了一个为中学历史课程编制配套的教学图片的项目,参加者可以不用写毕业论文。我和几个同学都参加了,大家轮流到上海图书馆查资料。去得非常之勤,一呆就是一整天,中午咬几口带着的面包、喝口水,就算午饭。印象里那时这栋建筑经过了很大的改装,在看台上架起了临时建筑,放书和安置阅览室。

我们借阅的大多是港台书、外文书,是在二层。这一层过去是跑马总会会员的包厢,分割成小间,都是带卫生间的,外面有阳台,可以观看下面的跑马。这一层墙面上有露出的木构,看上去非常的牢靠。作为阅览室则非常不方便,只好几个小间打通,在入口的门口安置一个出借柜台,借阅的书调上来后,读者再带到指定的小间阅读。楼面铺着窄条拼花地板,由于人来人往太多以及疏于保养,有不少拼花地板已经破损,露出作为基础层的木地板。

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又成为这栋建筑的常客,有一段时间每天必去,为毕业论文搜集资料。都是在二层,先要在楼梯口以及走廊上密密麻麻的卡片柜前,搜寻半天的书号,填写了单子交到前台。取书的工人们是从安全楼梯走到下面的书库里去取书。由于专业关系,我们要的书往往还没有编码--当时古籍编码的只是几套大的类书、丛书。有几次和工人们一起下到书库去找书,见到楼梯上都散乱堆放着很多书,书库就是原来的看台背面,高高的书架一挡,里面漆黑一团,灯光也是若有若无,要找到一本需要的书真的很难。当时就感叹,这么好的建筑,做图书馆实在是太可惜了。

1996年,上海造好了全新的图书馆,跑马总会的建筑终于得以减轻重负。不久就改成了上海美术馆。现在每次进去,都感觉这真是物尽其用了。这栋建筑本身结构牢固,钢筋混凝土结构保证了室内有很大的空间,内部的装饰庄严但不华丽,绝不至于喧宾夺主的吸引看客的视线。只是现在的入口是原来看台的地方打开的,是在建筑的正立面正中央,而我们过去进入的钟楼下的那个门,现在是出口了。总感觉有点别扭。每次出来的时候,在钟楼的门厅里停留片刻,当年那种似乎进入神圣殿堂的感觉就会浮上心头。

杂忆上海藏书楼的人和事
 
藏书楼原来是作为徐家汇天主堂传教士们的资料室建设的,完全按照欧美图书馆建筑的格式来建,二楼是藏西文著作,拉丁文和法文为主,房间里一圈高到天花板的书架,中间有个夹层的走廊,可以取上层书。房间中间都是大写字台,供阅读研究。现在欧美大学的老图书馆都是这样的。
 
一楼藏的是中国各地的地方志,传教会以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为南方传教中心,号为南堂,派出的传教士有义务采购到达地的地方志送回来,因此一楼几乎收齐了清朝中后期各府州县的地方志。存放在高到天花板的书架里,中间没有二楼那样的腰廊,要爬高高的扶梯上去取书。藏书楼的外表很不起眼,是很朴素的,只有在入口的地方有一点装饰纹样。现在一楼是6间,二楼是7间,1994年建地铁时为扩路拆去了一楼的一间,变成了骑楼模样跨在人行道上。1949年后,藏书楼归了上海图书馆。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图书馆保存的所有解放前的旧报刊全部都放到藏书楼,成为红卫兵查找材料的重要来源,比如张春桥以‘迪克’笔名批评鲁迅的文章就是在这里找到的,是复旦大学红革会炮打张春桥的重磅炮弹。所以到了70年代,这里戒备森严,外面原来是有个院墙的,有个小门,要局级以上单位介绍信才可入内,查找资料也严格限制单位提出的任务范围内。

80年代后期,因为有个朋友被调到这里工作,得以到这个过去一直很神往的地方一游,登堂入室,进到二楼书库里转了一圈。当时二楼书库装了个大铁门,读者是绝对不让进的。实际上里面乱七八糟,很多书直接堆在地板上,印象最深的是一大堆郎士宁的铜版印制油画,居然就是堆放在消防楼梯口。窗户大多已经打不开,外面的百叶窗也坏了大半,里面很阴暗。即使书架上的西文书籍,绝大多数都没有编目,只有过去传教士们留下的一个1/2开的购书记录本,按照时间顺序登记,但只有书名,没有详细目录。要找到一本书只有依靠管理人员的印象。

当时美国的一个教会大学提出要资助北堂(北京西什库教堂)和南堂的藏书编目工作。我那位朋友就是被调来干这工作的,她是党员,组织比较信任,又有很好的英文功底,又愿意坐这冷板凳工作,所以才点中她。原来有个懂法文的老馆员,带她并教她法文。她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应用,美国人提供了电脑(当时好贵,1万美金)设备,她干了3年,将藏书楼的法文书籍编了目,称为南堂书目,在目录学界是有口碑的,但却没有她的署名。另外她又发现了藏书楼很多书籍的藏书票很有价值,提供了一些给一个南大的搞藏书票艺术的朋友,那个朋友出了一本书,也没有她的署名。我当时和另一帮朋友在搞百年社会民俗变迁的图片资料,她提供了不少藏书楼里西文书籍里的插图资料,可是那本书出版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当时美方表示愿意资助中方人员去美国学习拉丁文,我这位乐于助人的朋友也有此兴趣,愿意将藏书楼的拉丁文书目也搞出来。可是上帝却另有安排,当她正在壮年的时候不幸被发现患了绝症,与疾病搏斗几年,她终于撒手归天。

这位朋友的名字是黄培伟,一位平凡而坚韧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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