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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路故事:忆大申小青兄妹

--作者:达奇珍

(一)

1975年秋日的一个傍晚,我与母亲在厨房用毕简单的晚餐后,母亲照例端着簸箕出去倒垃圾,我则在水槽边洗碗。

那年头是极简岁月,每天的生活垃圾还不满半簸箕,所以要好几条弄堂才共用一个用水泥和砖砌的垃圾箱。我们祥德路头上和山阴路末端的居民合用的垃圾箱在我家斜对面的山阴路303弄里。每次母亲去倒垃圾,总会碰到一些熟悉的街坊邻居,家庭主妇们见面总会东家长西家短地寒暄一会,也经常带回些文革中发生在周遭的故事。稍顷母亲回来,面带惧色地走到我跟前说:“李大申自杀了。”

“什么?那绝不可能!”我大惊失色地轻声叫了出来,正在水龙头下冲洗的一个白色瓷碗从我手中滑落,跌在水槽里碎成了几瓣。

“大申确实自杀了,派出所和居委会的人刚去他家告知。”

“大申为什么自杀?什么时候?怎么自杀的?”我一个劲地追问母亲。

“他是今天下午从曙光电影院跳楼自杀的,据说是偷了生产组里的油漆。”

一阵悲哀袭上心头。我顾不得收拾水槽里的碎瓷,围上围巾戴上口罩就离开了家。

那天的天气肯定晴朗温暖。我因自小得了哮喘病,天气稍冷或吸入粉尘等过敏物质就会引起复发,所以从我学会走路以来,母亲一直是严格禁止我在冷天外出尤其是夜晚。但那天母亲没有阻止我。

我在昏黄的路灯下沿着祥德路疾步向晓林家走去,要在第一时间将这悲惨的消息告诉她。

一条祥德路约五百米,我住在祥德路的头,晓林住在祥德路的尾,走过去不到十分钟。

晓林一只手缠着白纱布为我开了门,我顾不得询问她手受伤的情况,迫不及待地就将噩耗和盘托出。

“啊?”晓林瞪大眼睛惊叫起来,用没有受伤的另一只手死死掐住了我的臂膀,“你说什么?你说在哪里?”

我重复了一遍。

“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巧?”晓林无力地跌坐在床边。

原来就在当天下午,因手被割破而获三天工伤假的晓林兴匆匆骑车准备到福州路外文书店后面一家凭介绍信供应内部影印版外文书的小店去淘书。

一条狭窄的东西流向的苏州河将上海划分成南北两块自然地域,我和晓林居住的虹口位于苏州河以北,福州路南京路淮海路则都在苏州河以南。苏州河上有无数横跨的桥梁,从黄浦江边从东往西依次是外白渡桥、乍浦路桥、四川路河南路浙江路桥等,我们出行一般从山阴路拐上四川路就一直穿越四川路桥到市中心去。几座桥中,数四川路桥比较热闹和拥挤。

晓林告诉我,那天为图清净,她选择从乍浦路桥走。刚骑到桥顶准备往下冲时,忽然传来一声很大却很沉闷的物体撞击地面的声响。马路上的行人在略微停顿后即象响应集结号一般,从四面八方涌向一幢大楼。晓林下意识地刹住自行车,看清人们都在往五、六十年代以放映科教片而闻名遐迩的曙光电影院跑去。

第六感觉告诉她:有人跳楼自杀了。自杀对文革中长大的我们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尤其是在运动初期,不时听闻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中有跳楼跳河卧轨上吊的,结论都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不过这种情况在文革末期的1975年却是比较少了。

晓林说她顿时没了上街的劲头,怆然掉转车头回了家。她哪想到,这沉闷一声响竟是她和大申的最后诀别。

我与晓林面对面枯坐良久,两个人都脸色惨白手脚冰凉,欲哭无泪又无语凝咽……
 
李大申是我和晓林的小学同窗好友李小青的哥哥,上海虹口区北郊中学68届高中生,一个刑满释放不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大申也曾是我和晓林在欧阳街道里弄生产组时曾经的同事。那一年,大申25岁。
 
(二)

1959年秋,正是总路线锣鼓喧天三面红旗迎风招展的年月。我和晓林小青一同进了祥德路小学成为一年级小学生。那时祥德路还没有延伸,我们学校位于这条路的末端,正对着晓林居住的财经学院宿舍。

学校是大跃进的产物,也是为建国初期国家鼓励多生多育而一下子使全国人口几何级数猛增的我们这批五十年代生人所建的公办学校。

我们的小学建在一片荒凉的田地和坟堆上。极目所见,除了广阔的农田,就是一些馒头似的坟墩。刚开学那会,我时见一些身穿白色长衫腰间扎一带子的人们在土包前一边跪拜一边厉声嘶叫哭吼,土包前燃着一堆火,火光熊熊,白色的纸片象蝴蝶随风飞舞,看得我头皮发麻惊恐万状。回家问了父母才知那叫上坟,白色的纸片就是纸钱,穿长衫扎腰带的就叫披麻戴孝。

一年级的劳动课上,老师会关照我们每人带个竹篮来。原来我们的劳动课就是在操场上捡拾死人骨骼。操场上满目皆是没有烧化的白色骨骼。一次,有个男同学捡到一副死人的下巴骨,张开的下颌骨上还龇咧着一排牙齿,看了令人毛骨悚然。男同学恶作剧地用它来吓唬胆小的女生,把骨骼扔向我们,女同学则一边尖叫一边逃。在奔跑逃避中,我和一个女孩不期相撞,彼此都下意识地抓紧了对方的手。这女孩就是李小青。这天放学,我俩手拉手一起回了家。

原来我与小青竟是对门邻居,她就住在我前面的弄堂积善里。一年级时,积善里曾有我十二个同班同学,后来陆续有四分之一的人留了级。小青住在弄堂的尽头29号。

我虽与小青一年级就相识了,但在五年级以前,我与她的友谊并未增进多少。因为我幼年即得了气管炎,之后没治愈变成了支气管哮喘。适逢上学时又遭三年大饥荒,连饭也吃不饱遑论营养品滋补身体,这一切对我的病情来说不啻雪上加霜。所以六年小学我实足只念了不到两年半,多数时间或在医院接氧气吊药水,或病卧眠榻安心养病。除了本弄堂的邻居同学外,我与其他同学都很陌生,包括一面之交的小青。

直到熬过了那物质极端匮乏的“三年自然灾害”,副食品供应逐步恢复正常,加之我每天不间断的打针吃药。我的病情也开始有了起色。五年级时我基本可以隔三岔五地到学校上课了,与大家也渐渐熟识起来。

我们上小学那会全是半日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在余下的半天时间里都要参加学习小组。每个学习小组由三四个同学组成,或由班主任老师指定,或自己选择自由搭配。我和小青以及另外一个女同学明珠因为住得近,彼此也合得来,就组成一个小组。因我家住房尚属宽敞,学习小组就开在我家里。

我们的学习一点也不紧张,学校布置的作业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可完成。老师还规定我们练书法,一天写三页大楷,第二天就要写一页小楷,隔天换。我们完成其他作业都又快又好,写大楷也较喜欢,我钟爱匀衡瘦硬骨力遒劲的柳公权,小青和明珠喜欢方正平稳浑厚庄严的颜真卿,当时父亲看我们临帖曾笑道:“你们好好练习,这可是颜筋柳骨呵。”

但我们对写小楷都心生厌恶,一页小楷有近百个字,一笔一划写要花很多时间。于是我“发明”了一个绝招,用蘸水钢笔代替毛笔完成小楷作业。我的发明立即得到小青支持,这一来,不仅卷面整洁字迹规整,还大大节省了时间,而且每次老师还都给我们在本子里用毛笔批个大大的红“5”分。这一绝招不久就在班里不胫而走并“蔚然成风”,但好景不长,没多久就被老师慧眼识破,下令坚决杜绝,否则不给分数,我们只好乖乖地改邪归正。幸好小青没有供出我是始作俑者,否则恐怕老师是要上告给家长的。

我们课余时间大部分都在玩。尽管物质生活匮乏,但我们的精神生活比现在的孩子快活多了。我们在走廊里玩跳皮筋跳绳子、踢毽子造房子,爬楼梯捉迷藏,天气晴暖时在弄堂里滑旱冰跳高。明珠住积善里31号,她家后门通甜爱路,对面就是虹口公园(即现在的鲁迅公园)。那时上海基本都将铁丝网代替了竹篱笆。虹口公园的景色在甜爱路上可一览无余。上海稍好的公园如虹口、复兴公园的门票是5分,次点的如海伦公园等是3分。那时的5分钱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可买一根冰棍或一大包葵花籽。为了省钱,一些捣蛋鬼男孩子将虹口公园的铁丝网剪了个大口子,面积刚够一个孩子钻进。于是我和小青也有几次避开家长耳目钻进了公园玩。省下的钱则到公园里租了船划。租船费好象是每小时一毛钱。

甜爱路上有租小自行车玩。5分钱能骑10分钟。三个中尽管我有病在身,却是最大胆又最顽皮的,所以10分钟里我就学会了骑自行车。明珠也很快学会了,小青的胆子最小,始终没有学会,而且以后我们再骑,她也不肯随同了。

我们三人的功课大致旗鼓相当,但数学是我的弱项。因为缺课太多,我在高年级时看到难度较高的应用题头就晕,而小青的数学比我们两个都稳定。在老师眼里,我们三人都是好学生,这好学生的LOGO就是左臂上的红杠杠,而且多是两条或三条杠。

在六年级时,我担任了大队学习委员,小青是中队组织委员。班主任有时会让我们这些小干部在下午去学校开会,我和小青更是同进同出情同手足。

五六年级时,我和小青都迷上了莳花弄草。这兴趣源于我家养的宝石花。这种原产墨西哥的景天科植物在我家阳台上铺天盖地,且极易栽培。只要将一瓣肉质叶片置于泥土上,不几天就能生根长叶。许多人家从我家要了叶瓣去种,每逢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时还小心翼翼地搬进屋子,却都长得瘦骨伶仃。唯独我家无论严冬酷暑任它们日晒雨淋,却长得郁郁葱葱叶肥根壮。

小青也在家试种了几瓣,她听了我的劝告,果然也都长势喜人,由此激发了我俩的兴趣。于是她在天井里种了凤仙花和胭脂花茑萝花,我也如法炮制。夏天,我的阳台上五颜六色:红的胭脂茑萝花,蓝的喇叭花,黄的丝瓜花,还有杂色的太阳花,把小小的阳台装点得绚烂多姿。有次小青弄到盆含羞草,立即叫我上她家去看。我们把指尖一触含羞草的叶子,它马上就娇羞地蜷缩起来,看得我们不亦乐乎,试了又试。后来,小青又告诉我,用胭脂花的花瓣可以染指甲。于是我俩也试验了一下,但是马上就用肥皂洗干净了。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社会上就一直在批判资产阶级,染指甲当属于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至少一个红领巾,一个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是不能染上这些“颓废糜烂”的生活习气的。
 
我从高年级开始基本能去学校上课后,早晨我都会去小青家叫她一起上学。由此也渐渐熟识了她的家人。

小青与我家是紧挨着的两条弄堂。可她住的积善里属于山阴路的双数收尾号340弄,而我家却是祥德路的开端号2弄。过去曾有条丈把高的砖墙横亘在两条弄堂之间。在1959年大跃进年代因大炼钢铁需要被砸成齑粉(原先的美好愿望是拆下砖块建炼钢炉的),从此破坏了弄堂的安宁整洁和安全,却是大大方便了我们孩子之间的玩耍。

积善里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也算得上石库门中的上佼佼者:清砖红瓦的三层建筑,纵横都很高大宽厚,厚实的石框紧箍着两扇黑漆大门。门楣上錾刻着图案和花纹,每家门楣顶端还有着横批似的四字吉祥语,如“ 凤毛济美”、“百福骈臻”、“礼耕义树”、“严德载福”等。

小青居住在29号底楼。从我家到她家的后门仅十几步之遥。然而因我喜欢那对镶嵌在黑漆大门中央的亮闪闪的黄铜门环,所以我时常是特意绕路从前们去叫她。每当我用黄铜门环轻轻扣击几下那实心的黑漆木们,随着“吱呀”的开门声,小青就会出现在我眼前。

小青长得很美,皮肤白皙身材匀称,尤其是她那西洋式的双眼皮又宽又深,密集的眼睫毛下一双眸子乌黑闪亮。她常穿一件绛红灯心绒两用衫。这是当时属于高级的面料,让我羡慕不已。因我是家里老小,一直是穿姐姐们的旧衣服。

小青也是我们三人中最文雅的一个,说话永远是轻轻柔柔不紧不慢的,从没见她发过脾气。

小青家有六口人:除了父母兄弟和她外,还有一个缠着小脚的奶奶。小青的父母是双职工。在五十年代,我们的母亲辈有半数是不工作的家庭妇女,我的母亲就一辈子在家操持家务,所以经济上也相对拮据很多。小青家是双职工,她家的条件比我们好多同学家都高出了一大截。

积善里的房子楼层很高,尤其是底层的层高大约有四米多,比我家那种新式里弄高出很多。一些人口众多几代集居一室的人家在底层搭建了阁楼,人在阁楼里走照样不用低头哈腰。文革后期,山阴路和甜爱路相继盖了两栋新公房,从我家阳台望出去,五层的新公房与三层的积善里居然高度相差无几。但是石库门建筑也因墙高院窄而采光很差,所以小青兄妹做功课总要开灯。

小青的哥哥大申比她大三岁,此时已是北郊中学的初中生了,弟弟大勇的岁数我不记得了,好象要小三四岁。我每天总是大清早就去她家,小青总是慢悠悠地在梳洗,大申则多数在灯下看书。

早晨我去叫小青总要等很长时间,因为她奶奶每天早上要烧好一大桌菜才能全家一起开饭。

在六十年代中期,尽管已熬过了大饥荒,经济开始复苏,副食品供应也比较丰富,但附近许多人家经过一系列的运动洗礼,或经济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或为免招旁人眼热,将原本精致的生活故意变得粗糙潦草,总之,绝大多数上海人家的早饭就是泡饭就酱瓜乳腐,难得有一碟油氽豆瓣或花生就象过节,假如条件好的话加副大饼油条就算奢侈。而小青奶奶却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迈着一双小脚去菜市场排队买菜,然后在厨房昏黄的15支灯光下为全家人洗切烹煮。

奶奶对饮食极其讲究,哪怕是早餐也要荤素搭配。在小青家那张八仙桌上,每天早上开饭不仅有碧绿生青的蔬菜、金灿灿的荷包蛋,甚至还有红褐色油光闪亮的红烧肉糖醋鱼等,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香味。对于刚走过“三年自然灾害”一直缺油少水的肠胃,尤其是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来说,要战胜自己视觉嗅觉味觉的诱惑,是需要很大毅力的。

因为每天等小青吃完早饭要花好长时间,我好几次不解地问小青:“我们每天早上都吃泡饭酱菜,你们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烧荤菜吃?”“我奶奶说这样才有营养。”“那为什么你奶奶不昨晚就烧好呢?”

“我奶奶说那样食物会不新鲜。”

对于我的提问,小青总是忽闪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慢悠悠地回答。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惊叹一声:“啊!她家现在还这么考究啊?”语气里即透着惊奇又不无羡慕,因为我父亲自易帜后就失去了工作,靠代课兼翻译一些资料赚取生活费用,母亲则辞退了保姆担负起沉重的家务,平日里的伙食清汤寡水,与她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一天下午,我和小青正在做功课,隔壁邻居跑来告诉我母亲说生食鸡苦胆能治我的哮喘病。母亲听后却犯了愁,去哪弄那么多鸡苦胆呢?邻居给出了个主意:找场卖鸡的摊位去要。

谁知在我家埋头默默做作业的小青知道后就关照她奶奶,每次她家买了活鸡杀后都将苦胆给我洗净留着,然后由小青放学后给我送来。基本上一周要送来两三次。这让我更觉得她家的条件不是一般的好,简直就是钟鸣鼎食之家了。

后来母亲听邻居说,小青的奶奶出身膏粱之家,但嫁入夫家没几年丈夫就沉疴染身不治而亡,奶奶含辛茹苦一手把儿子抚养大。为使儿子身体健壮,所以老母亲每天都不辞辛劳为儿子精心烹饪。

小青父亲所在单位位于天津路上。那时中国刚有电视机这玩意儿,许多人别说看电视节目了,连听都没听说过。小青父亲的单位却有着一台,她喜气洋洋地告诉我说她曾去看过一回电视节目,见我心生羡慕,便很大路地对我说:“我回家去跟父亲说,什么时候也让你去见识见识。”

我听后兴奋了好几天。终于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跟着小青坐1路电车去了她父亲单位,在他父亲办公室里,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当时的电视机和黑白电视节目。依稀记得那是转播的戏剧节目,名字已忘记了。

回家的路上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们叫了一辆三轮车坐上去。三轮车夫开价2角,我们谎称没那么多钱,身上只有1角2分,他倒也让我们坐上了。
 
那是1965年的春天,坐在晃晃悠悠的三轮车上,透过细细密密的雨帘看昏黄灯光下的街景,道路潮湿行人稀疏,凉风穿进车篷,身子感到一丝丝的发冷,我和小青相互依偎着,我的右手紧紧握着她的左手,心里漾着阵阵暖意。这时的我们,天真而纯净,觉得世界真美好,谁也不知道将来的命运会是怎样。

到家后,我和小青枪着付车钱,谁知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2角的绿色纸币递上,三轮车夫气得大骂我俩是小骗子,不过骂归骂,他还是淳朴地只收了我们1角2分。我俩吓得一溜烟跑回了家。
 
大申属牛,1949年生人,与我四姐和周围很多邻居都是小学同班同学。他长得与小青一样,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只是鼻梁上架着副眼镜,双目炯炯,显得英气逼人。大申不爱说话,有点像小学究,印象中他从没主动跟我说过三句以上的话。仅有一次,因我和小青与另一女同学产生了龃龉,在她家议论时被大申听到,他望着我们说:“你们以后别再理她不就行了?”

每次去小青家,不论清晨或傍晚,总看到大申不是在台灯下看书就是写作业。小青家里是安徽人,家里都说普通话,大申说话则常喜欢带“糟糕”这两个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糟糕”这字眼在沪语中是绝对没有的,在我父母说的杂交四川话里也没听见,我原先只在书面语中见过,所以觉得十分稀奇。

大申所在的北郊中学位于大连西路,比我们的祥德路小学要远一倍。因此每天早上他总比妹妹早吃好饭,然后背上书包,恭恭敬敬地跟奶奶道别:“奶奶,我走了。”奶奶每次也总要颤颤巍巍地走到孙子跟前,充满爱意地帮他整整衣服捋捋头发,然后倚着门目送他离家,直到出了弄堂看不见才折回厨房。而小青,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好象每天出门倒是没这么复杂的仪式,也从未享受过奶奶的注目礼。这可能是老人都特别宠爱长孙的原因吧。

1965年夏天我们从小学毕业,小青考进北郊中学,与她哥哥成了校友。我则进了新沪中学,从此我们不再来往。印象中,我们甚至都没怎么见过面。
 
(三)

越明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家居住的2弄常被人们说成是小洋楼,房子是红瓦绿檐奶黄墙体,色彩亮丽煞是惹人眼目,再加上每家每户的花园阳台都种植着树木花卉,是当时人们臆想中的有钱人居所。其实我们弄堂按正规建筑学分类,当属于新式里弄,弄堂里正宗的资本家仅两个,其余多为职员阶层,甚至还包括我家及其他几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空架子。但是文革一开始,我们弄堂几乎就遭遇了灭顶之灾,短短几天内好几户人家接连遭遇红卫兵和单位造反派的冲击、抄家、批斗。

在那个特殊年月,许多人都象吃了兴奋剂似的,血脉贲张整天冲冲杀杀的,恨不得把全人类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积善里就诞生过不少此类精力过剩的革命小将。他们先是用墨汁在白纸上写了“牛鬼蛇神第一村”,再用红笔打上大叉,覆盖了我们弄堂原本的门牌号码,而后一帮帮一群群地往我们弄堂被抄过家的人家里钻,满头大汗地看热闹,群情激奋地喊口号,此情此景与余华笔下的李光头不相上下。

不过在积善里的捣蛋鬼里却是永远看不见小青家兄妹三个的身影的。他们仨别说文革中“冲锋陷阵”,从小到大他们就没怎么出过家门,与弄堂里的野孩子是完全绝缘的,绝对属于家教好素养好的孩子,就是文革中一再批判的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的“五分加绵羊”。李家仨孩子中大约还只有小青跟着我在弄堂里玩过踢毽子跳皮筋。有些邻居甚至根本不知道李家还有两个男孩子。
 
1966年的夏天特别闷热,气温高过往年许多,整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中。我模糊地记得父亲担忧地对母亲说:今年是红羊赤马,历史上的某个红羊赤马出了什么大事云云。尽管那年我才14岁,但也整天与大人一样忧心忡忡,第六感告诉我:家里肯定要出事。而出事的具体演绎无非就是被抄家。

果不其然。9月初一个晚上,我从学校开完批判会回来,走进弄堂就见位于弄堂中间的我家大门敞开,灯火通明,直觉告诉我:我家被抄了!说也奇怪,本来整天惴惴不安的心这时却出奇地平静。

抄家过后,我也享受了“黑小子”的待遇:进出弄堂得低着头,对面的革命小将们在你背后指指戳戳,更有几个孩子面对着你高喊:“抄家啦!抄家啦!”

心情直接影响病情。那年,我的气喘病发作频率特别高,在第四人民医院急诊室和居家的两点一线中穿梭往来。不久,母亲胃出血住进医院,1967年1月30日,父亲更是突发心梗含冤而去。

彼时,文革也渐渐“深入”,斗争目标转移至“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抄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黑五类,社会上有更多的家被抄,更多的人被楸出游街批斗,积善里相继也有好多人家被抄或被隔离审查,几个月前神气活现的一帮革命小将此时不再威风八面盛气凌人。我心里暗暗感到些微高兴:瞧!说我们是牛鬼蛇神第一村,你们积善里不也一样?但我的高兴劲转瞬即逝:原来小青家也被抄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她父亲竟然自杀……

后来听人说,小青父亲被单位同事贴了大字报,生性胆小的他一时想不开,竟然去卧了轨,扔下了年迈的母亲、未成年的三个孩子以及相濡以沫的妻子。

大约到了1967年初,革命运动更加风起云涌,“一月革命”胜利了,各种红卫兵团体相继成立,他们占领居民房子做司令部,整日整夜敲锣打鼓刷标语写大字报,高喊革命口号。我家就来了好几拨红卫兵要我们让出房子,不过这批人还算没有彻底泯灭天良,他们看看当时我家老弱病残“济济一堂”,房子早被捷足先登的房管所造反派分给了他们的亲信,也就罢休了。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各单位原先的领导此刻都变成靠边站的走资派了,于是早先在他们手里遭受批斗抄家的一些人反过来也让他们来了个低头认罪,到受害人家去平反。所谓平反,也就是用毛笔在大红纸上写张平反书,在家门口一贴了事。按我党一贯的路线方针政策,革命队伍中没有中间派,不是左派就是右派。那么能证明不是反革命就一定是革命派了,在心理上无疑会感到一丝安慰,腰杆稍许会挺直一些。

我父亲死后不久,街道干部也曾到不少人家去贴过平反书,我家也贴过一张约莫半开大小的红纸平反书。

小青家也平反了。

一个晴朗但冷风砭骨的早晨,我去医院看病回家,经过积善里时,见弄底聚集了一大群人,议论纷纷的,还不断有人往弄堂里进出。平时深居简出尤其是文革中不敢轻举妄动的我,也不由自主地走进去探一究竟。

谁知围观的正好是29号小青家,黑漆大门上贴着一纸平反书。天井里都是人,我奋力挤了进去,见屋里站着小青一家人,那个又高又瘦据说是工作组组长的人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在我印象中,他两道眉毛又粗又黑又长,象两把刷子突兀在眉骨上,我在猜肯定是他逼死了小青父亲,不觉越看他越觉得阴森可怖。小青和弟弟低着头无声地啜泣,她母亲和工作组长说着话。我没注意到老奶奶在哪里,但见大申立在屋子中央,他紧紧抿着嘴唇,没有哭泣,也没有流泪,我觉得他的大眼睛里写满了别样的什么……
 
(四)

记不清过了多久,反正又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吃完晚饭象往常一样到二楼阳台乘凉,看到弄堂里人影憧憧,人们一堆堆地在小声议论。过一会,母亲倒完垃圾上楼,神色慌张地跟我说:“李大申被抓走了。”

“啊?”我眼前闪过他苍白文静的脸庞,“为什么?”

“听说他为父亲翻案,是现行反革命。”

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后来陆陆续续听人说,大申是因为父亲平反后,觉得父亲一生清白,要为父亲讨回公道,遂写信到中央文革,质问为什么文革要害死他的父亲。坊间还传说大申已作好了逃跑准备,就在他逃跑时被公安局抓获,从他身上搜出20斤全国粮票和10元钱……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年,我印象中好象是1974年吧。

那年秋天,照例在秋季哮喘发作频仍的我躺在床上艰难度日,母亲说大申刑满释放回家了。

不久我病情缓解能下床活动,一天下午正倚在玻璃窗边无聊地打发时间,突然看见弄堂尽头飘过一丝黑色的身影。等快飘到我家墙根下才发现原来是大申。他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脸色苍白。那时,他母亲已调到南京梅山铁矿工作,把最小的弟弟大勇一起带去了。而小青逢68届一片红已到吉林插队落户,只剩下他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当时他们全家仅靠母亲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拮据的家境可想而知。

我曾见过好几次,大申走出家门,在寂寥的弄堂里东张西望一阵后,神色慌张地走到泔水桶边,迅速用手在桶里拣起几片菜叶,然后匆匆忙忙隐进家门。过去优渥的生活条件、优异的学习成绩,以及家长老师邻居的宠爱赞扬,养成了大申孤傲矜持的性格,假如不到绝望边缘他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我曾私自猜测,假如没有奶奶,大申一个人过的话,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出来拣菜皮的吧。他每次都像作贼一样来去匆匆。我站在楼上将心比心,所以我每次隔窗看他也总是把自己隐藏在窗帘后面,免得被他撞见刺痛他的自尊心。

那时也常见大申的奶奶每天步履蹒跚地在弄堂里进出,手里总是捧着一斤面条。可想而知,烂菜皮下面条就是他们祖孙俩一日三餐的主食了。尽管生活这么苦,可大申十分孝顺奶奶。

文革中被迫害的人家几乎都会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左派邻居的刁难。好在李家人实在是忠厚老实,再加上文革中后期许多人家都倒了霉遭了殃,成分的红与黑已经不再那么泾渭分明,所以李家的遭遇也博得众多邻居的同情,没人对他们颐指气使的。这一点在当时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文革岁月中,我与小青很少见面,好象只在弄堂口匆匆碰到过两回,仅问了些鸡毛蒜皮,谁也没有去触痛彼此的伤口。说实话,那时两个黑小子也不敢在街头长时间交头接耳。
 
(五)

日子就这样在乏味的苦涩中慢慢熬着。

我在1974年4月作为病休青年被分配在欧阳街道的皮箱组工作,这是一种小集体性质的里弄生产组,每天工作七小时,刚进去时就象农村生产队计工分,一小时一毛钱,按时计算工资,一个月做足26天也就18元2角吧,逢到一个月25个工作日就只有17元5角。

我们皮箱组是为虹口箱包厂做后期加工,在做好的箱坯上装锁,。作枯燥而单调,我的病体也从未让我出过满勤,一个月最多能赚10元,但已使我和母亲皆大欢喜了。

后来街道陆续进了一批从农村回来的病退和特困青年,所谓特困就是家中子女全部在外地家里无人照顾,按政策可让其中一个返回上海。晓林就是因两个哥哥都在外地而调回了上海。

1975年,晓林被分进镜框组,与我同属一个街道。1975年夏,刑满释放的大申也因家庭经济极端困难,算作照顾对象被分进了镜框组,跟晓林成了同事。因此,我们三个在这个意义上也算成了同事。只是晓林很快离开了。

那年秋天,距离大申进组几个月了,镜框组发生了一件事,说是组里的油漆被人偷走了几桶。作为坏分子的大申不仅首当其冲被当作怀疑对象,而且还成为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大申原先现行反革命的罪责尚未平反,再加上如今的人格侮辱,年轻的大申实在忍受不了了。

他孤身跑上苏州河边原先的曙光电影院那时已成外贸礼堂的顶楼,从七层楼顶纵身向下一跃……

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悲惨的一幕居然那么巧地正好让他妹妹同学后又成为自己同事的晓林碰到。
 
就在那晚,我和晓林默默对坐了很久。我俩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大申会去偷,依晓林的说法,我们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大申性格使然。
 
(六)

粉碎“四人帮“后,大申所在那个镜框组的一个负责人调到我所在的皮箱组当组长,我曾就大申“偷油漆” 这事问过她。当时我在生产组里担任会计,与组长们的关系处得都很好,否则我也不会斗胆去问。

虽然已经事隔好几年了,但她一听我提起这事,立马激动万分地升高了分贝叫道:“就是他偷的!就是他李大申偷的!”她还补充说李大申这个人道德败坏,他曾打电话到西宝兴路火葬场,让殡葬车开到街道某领导家去。

我问:“为什么认定是李大申呢?有人看见他打电话了?”

组长说:“我们让火葬场接电话的人来听过他的口音,人家一下子就认出他的声音来了。他赖也赖不掉!”

我只能哑口无言。

组长还说:“他还自以为聪明。他上次写反革命翻案信,人家公安局看他在信里写造反队逼死他父亲,凭着这点缩小了范围,一排查就把他抓到了。”
 
当年听到大申的死讯,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的奶奶在得知最心爱又最孝顺的孙子离她而去会怎么办。我们都曾相信,以大申的孝心,他是会一直陪伴奶奶走完人生终点的,所以我会在得知大申噩耗的第一时间对母亲说大申自杀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怎么会扔下奶奶那么一个风烛残年的孤寡老人一个人走了呢?

可是大申还是走了。最伤心的竟然还是白发送青丝。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老人相继失去了至爱的儿子和孙子。
 
大申走后听说小青也作为特困人员从农村调回了上海,在一家工厂工作。

大约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我曾在弄堂里遇见过她。当时的我们都已是将近而立的大龄青年了,现在的流行话就是“剩女”。我问了她的终身大事是否有了眉目,她羞涩地告诉我说她已有了“靠定”(当时的上海话,特指可能与之结婚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也在工厂工作。

我预祝她幸福。

她浅浅一笑说:“现在不作数的,要看以后呢。”说话间,一抹绯红飞上脸颊,那张历经沧桑的脸庞虽说带了点岁月印痕,却依然还是那么秀美。

那天,我俩都有点小心翼翼,表面上尽量装出轻松状,除了婚姻问题外,没有谈及任何其他事情 。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遇见她。八十年代中期,听说她已结婚搬离了山阴路,自此她就象断线的风筝再也没有了踪迹。
 
几个月前,因事去积善里找一个昔日同学,他过去就住在小青隔壁的28号,顺便打听一下李家的事。那同学早搬离了旧居,其弟告诉我说,小青其实结婚前就搬走了,但结婚时她曾回故地来给邻居们发过喜糖。同学弟弟还告知我说,要找到小青估计很难,因为她丈夫在八十年代去日本谋发展,不久小青也随夫定居日本了。
 
200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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