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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族

--作者:丁鸿生

祖母

祖母是1896年即农历丙申年生于无锡南门外金城湾西绛巷一个农家。姓殷,名梅娣。祖母有一个亲阿哥,他的耳朵有点失聪,要对着他耳朵大声讲话,他才听得见。我们背后喊他“聋嘭舅公”。祖母和“聋嘭舅公”幼年时,亲生母亲过世了,他们父亲给他们娶了个后娘。舅公有个小女儿,后来就是我们小婶婶,小婶婶曾对我说起:“我小辰光,亲生母亲过世了,我俚爷为了我与我二个阿哥,就无论如何不肯讨小的了。”可见,祖母和舅公在后娘手下吃过不少苦。

祖母十九岁时,嫁到了离西绛巷五里来路的丁巷。祖父有弟兄三人,他排行老二。祖父当是个勤劳、能干的人,在老屋对面的空地上盖起了一座两开间的农居,在村外丁氏族人的一片稻田里有一亩多点良田。不幸的是,在我们父亲九岁那年,祖父得伤寒病逝世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上大学时,有年暑假回无锡过夏,祖母对我与几个兄弟讲起了一点我们的家史。祖母说:“你俚爷爷的爷爷是个孤儿,不晓得是哪里的,给姓丁的人领了长大的。你俚爷爷叫丁阿本,是得了伤寒病过世的,这个病如碰到现在是不会死的。你俚爷爷过世时,我没有办法,将一亩多稻田十个银洋钿卖给了王氏坊的王二先生。”王氏坊是丁巷南面靠近的一个大村子,无论解放前后,丁巷这个自然村行政上属王氏坊这个大村子管辖。我当时问祖母,怎么才十个银洋?祖母回答是的,说:“那个辰光,十个银洋钿能办很多事情了。”当时,父亲九岁,大叔叔七岁,小叔叔四岁,有个姑母还没有出世,而祖母是二十九岁。祖母还淡淡地说了这样句话:“我当时二十九岁,这个年纪,有些大小姐还没有出嫁呢!”

这十个银洋,小叔叔也曾对我说起“当时将一亩多稻田卖给王氏坊的地主王二先生,是讲定有个条件,即这块田仍永远由奈伲丁家租种,王二先生不能给其他人租种,这叫做‘灰泥田’。你亲娘(无锡人祖母的叫法)拿了这十个银洋钿办了你爷爷的后事。解放前一年,一方面你的爷已在上海开铁匠间,王二先生存心拉关系,二来,已有解放军要过来的风声,王二先生就把这块田还给了我伲。”

祖母领养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岁比父亲大十岁的孤女,当作自己的大女儿,帮着操持农活家务,照应几个弟弟和小妹子。祖父的长兄家的亲家是做豆腐百叶营生的,就向他家学会了做豆腐百叶的手艺。这样,半夜三更,祖母就带了大姑母和父亲起来磨黄豆做豆腐百叶。天亮后,父亲就挑了豆腐担到位于丁巷与西绛巷中间的南桥镇街上去卖豆腐。那时父亲才九岁。父亲曾对母亲说过:“当时,人和豆腐担一样高,腊月里,地上的雪有尺把厚,只有一双单鞋。”到南桥街上落市,如豆腐还没有卖完,父亲还走乡串巷,到方圆十来里的范围内去叫卖豆腐,直到卖完才回丁巷家里。祖母有次说过:“有的辰光,半夜起来,没有月亮,屋里墨黑,用打火石不知要打多少次才点亮一盏油灯,油灯的亮只能照得见一步路,实在怕。好几次,有坏人半夜来敲门,我装着喊:‘士泉俚爷,士泉俚爷’,哪晓得门外的坏人说‘我就是士泉俚爷’,赫得我不晓得门外是人还是鬼,后来弄清是坏人,就骂,还拿好把菜刀,预备拼命。”

大叔叔九岁时,就去上海当学徒了。大叔叔这样说过:“我九岁去上海学生意,去上海那天,娘给我戴了爷留下的一顶西瓜皮帽,由丁巷上的大人领着在南桥乘轮船去城里上火车,轮船开的辰光,娘在桑树田里,跟着轮船跑,一面跑,一面喊‘阿二...,阿二...’,娘一直到跑不动了,船上的人都呆了。”
祖母有次对我和几个兄弟说起这样一件往事:“你俚爷有次遇到一个开小饭店的,把没有卖完的豆腐全收去,说是欠欠帐,以后一并还,你俚爷相信了,再去粮店赊账买黄豆。这样过了好多天,那个收豆腐的骗子赖帐了,说没有欠洋钿,而黄豆店已经讨账。你俚爷没有办法了,同我说了实话,我先一顿打,再娘伲两个抱了头哭哭。后来,我只好请有资格的老人出面,在南桥街上‘吃讲茶’,总算讨到那个骗子的部分欠帐,而黄豆店的黄豆钱,我慢慢全部还清的。”

小叔叔说:“小辰光,看到人家在门口吃饭,碗里有肉,很眼馋,就坐在旁边看,给娘看见了,就拖回家,一顿打屁股,还说哪能这样没有志气。不过,后来逢年过节,娘总要想办法买点猪头肉之类,让我们小的煞煞馋。”

大姑母到了婚嫁的年龄,祖母把她嫁给了离丁巷不远的诸巷上一个种田农闲时做豆腐花卖的穷苦人,祖母经常去看望她,我们小时候,祖母也常带我们去,祖母喊我们这位大姑母是“大妹”,而这位姑母也总是喊祖母是“娘”。

父亲十五岁时,也去上海当学徒,又过了三年,父亲满师了,托一位回家探亲家在邻村于湾里的帐房先生将头二个月的所得工钱带回来。这位先生知道这钱的份量,在反复弄确实面前的老太确是丁士泉的娘后,才把钱交到祖母手里。祖母说:“这是我一世最快活的一日,快活得好几个夜里困不着。”祖母还逢人就说:“我的士泉,我的阿二现在都‘出道了’。”后来父亲受他师傅的派遣去南京出差做工程,回上海时,路过无锡,带给祖母几只南京板鸭。祖母说:“你俚爷从南京带来的好几只板鸭,烧每顿饭时,切一块鸭在饭上蒸,很好吃。”这些是祖母在晚年经常回忆也喜欢说起的往事。

我的童年时光,几乎是跟祖母一起度过的。上小学前,祖母常带我去桑树田或麦田里,她采桑,锄草,浇肥,我就在一旁捉蚂蚱,用细草串成一串,带回去给小鸡吃。抗战胜利后的那一年,我上小学了,,村里的小朋友们每天清晨约好一起走,去南桥镇上的小学上学,开始几天,祖母总要再三关照村里几个她信得过的大孩子,“你俚一定要带好我俚鸿生。”夏日里,每当我下午在外面同小朋友们玩了半天,回到家里,灶台上总已放好一碗祖母专门为我单独做的丝瓜露,还用一只大碗扣着,怕有苍蝇,我几口喝下,顿时解渴,浑身清凉。就在那一年,好几天晚上,好像很晚了,我已睡了一觉,听到祖母回到家里,同小叔叔大声讲话,我听出来,是祖母到南桥镇开会,有关抽壮丁的事。祖母对这事很是反对。也是在那个前后,一天我回到家里,见祖母不在,对门的婆婆告诉我“你亲娘在你爷爷的坟上”,我急急跑去搁着爷爷寿材的桑树田里,见祖母正跪在爷爷的寿材前痛哭,好几个婆婆、伯母围着祖母。有个伯母告诉我,说是王氏坊的一些当兵的来拿去了家里一张八仙桌。看到祖母这样伤心,我也哭了,一位大同学对祖母说:“婆婆你不要哭了,鸿生也哭了,回去吧!”祖母这才收住眼泪,携着我回家了。这是我所见到的祖母唯一的一次哭。

自父亲在上海当学徒出师,后来又自己办起了打铁工场间后,祖母的日子也渐渐好过起来,但祖母始终没有脱离农田。往往农闲里,祖母到上海,帮母亲给打铁间的工人和学徒们烧饭,农忙时又回到无锡乡下,喂猪养鸡、采桑养蚕,在田埂边种黄豆、芝麻。父亲后来在南桥镇上盖了楼房,1950年初,祖母带了我三个弟弟搬了进去。祖母忙着带孙儿,不再去做大田的农活,但仍养鸡养鸭,先是租借了人家一块园子,后在分到的一块自留地里,种玉米、种蔬菜,一年四季都有可观的收获。祖母每次到上海,总是大包、小包,里面是自己收获又自己舍不得吃的黄豆、蚕豆、芝麻、炒麦粉,甚至整只活鸡。

祖母收的蚕豆、黄豆,粒粒又大又饱,大家都喜欢。祖母还会用极普通的蔬菜,粗粮做出非常好吃的吃食。祖母做的麦饼、用萝卜做馅的米粉团子,是我们弟兄们至今还怀念的“天下第一美食”。上世纪所谓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祖母用麦粉,山芋藤这些以往只用来喂猪的东西做成能吃的饭食,度过困难。

在合作化和所谓大跃进的年代,南桥的一些原先做小买卖的居民都变成了农业户,但他们都没有农田劳动的经验,不懂得农田生活,祖母被生产队请出山,指导大家如何做农活。祖母就教大家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农活,如何做。那二年,祖母几乎成了生产队的农业技术员。当时,四弟跟着祖母在南桥上小学,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后来告诉几个阿哥的。而到了困难时期,仅有六弟在祖母身边读小学,他曾告诉我们几个阿哥,那时老家丁巷上常有相互偷盗自留地里一点作物的纠纷,每当这类纠纷无法解决时,丁巷上总把祖母请去,祖母在听了各方面的陈述后,就作出公正的裁决,该赔偿的赔偿,该道歉的道歉,而大家也心服口服。祖母真象成了丁巷的民事纠纷调解员。

幼时,祖母也常常带着我到南桥街上买油盐酱醋。我自己走一半路,祖母驮我一半路。有一天清晨,祖母驮着我走在路上,只见前面有个老人在拾粪,我就唱起小朋友间流行的一首挖苦拾粪老人的儿歌,祖母当即对那位老人说:“老伯伯,我孙子不懂事,你不要生气。”父亲在南桥造的新屋,楼上一直没有铺地板,仅有木搁栅,祖母住进去后,就让几家渔民在木搁栅上存放他们一时不用的渔网,有家渔民有次尝到祖母自己腌制的咸菜,感到很好吃,就想问祖母买一瓮当菜。祖母对我说起这事:“我对他们讲,我卖是不卖的,可以送一瓮给你们。”祖母还真送了一瓮给他们。我上高中时,一年暑假回无锡南桥,我在丁巷的寄母知道了,就托人带信给我,邀我二天后去她那里吃顿午饭。我这位寄母一辈子是个本分的老农,我嫌她家里脏,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吃的,就不想去。祖母知道了我的心思,就很严肃地批评我,说:“不应该嫌弃老寄娘的,寄娘家有啥就吃啥,哪怕粗茶淡饭,也要吃得很开心,还要以后常去望望老寄娘。”我听从了祖母的教诲,规规矩矩地做客人,老寄娘也非常开心。那几年直到大学毕业,几乎每年暑假,我都回无锡陪祖母过夏天,而每次,祖母总要带我去自留地上锄几次草,施几次肥。祖母总说:学会做这些生活,将来不愁没有饭吃。每当我挑起一担粪肥,祖母总领着我不走那条近路,因为这要走过好多人家的家门口,而要走绕过人家后门的远路。祖母一世为人就是这样厚道。

二弟、四弟和六弟都是跟着祖母在无锡南桥读完小学的。每天早晨起床后,祖母总是首先要他们先叠好自己的被子。二弟在读小学时,有次对我说:“亲娘叠的被头真好看,她可以在床上一点点地方把被头叠得整整齐齐。”叠好被子,洗好脸,祖母再要求他们在堂屋里扫一遍地。有一年,祖母也要我扫一遍地,我想自己已是高中生,不必认真,就扫得马马虎虎,扫完后,祖母看了,就笑着说:“阿黑(二弟的小名,当时还在读小学)的一遍地,扫得比你好。”我们弟兄幼时,吃饭时饭碗里的米粒是一定要吃干净的,不能留下一粒米饭,掉在饭桌上的米粒要捡起来放到嘴里,掉到地上的,也要捡起来另外放好,或招呼鸡来啄掉。祖母常说:“一粒米一滴汗,糟蹋掉,是要遭天雷打的。”我幼时吃饭时,如遇到有红烧肉,祖母就要我先吃完饭再吃块肉,而且要慢慢吃,要将瘦肉一丝丝地拉下来吃。

祖母信佛,最崇敬观世音,我上学前,祖母就教会我并带着我经常念“三公主,年纪轻,白雀寺里去修行,修行修到杨柳青......救苦救难观世音”等等。一九四七年,父亲的几个同乡兼同行的老娘们相约去杭州烧香拜佛,父母也让祖母参加了。一星期后,祖母背了几包杭州的土特产回来了,兴高采烈地说“每天出去,一路上见庙就进去烧香,到夜里,就住在庙里。”一九五四年夏,祖母又想去进次香,母亲理解祖母的心愿,打听到浦东金丝娘庙香火还旺,就陪祖母去了。谁知那个庙已十分破败,一队解放军住在里面,有战士站岗看门。看看大殿里菩萨还在,母亲就向解放军说明了来意,人家倒客气,让祖母与母亲进去,祖母很虔诚地在大殿里拜了菩萨,敬了香烛。祖母回来一样很高兴,说是了了一个心愿。

一九六一年夏,大堂弟和二弟同时去服兵役。祖母把他们二人穿着军装的照片贴在南桥屋里客堂间的墙上,逢到来人,就开心地介绍:“这是我二个孙子,第二个,第三个,是解放军,我家里出了二个解放军。”大堂弟在南京服役,六二年夏,我去南京几天,祖母再三关照我去看望大堂弟。二弟在崇明岛军垦农场,六三年初,祖母叫我陪着,先坐了二个多小时轮船,再坐在人家的自行车后架上,十多里路,一路颠簸,在二弟的部队驻地见到了二弟。祖母见二弟情绪很好,人比当兵前还结实,很高兴,很放心。

一九六四年初,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上海探亲。我带回去用杂粮票在广州买的蚕豆,祖母见到了,特地挑出一些粒大饱满的,说“这是广东的蚕豆,带回去种种看。”祖母知道我要经常参加工地劳动,就很耐心地用密密麻麻的针脚做了双袜底给我,说“可以在劳动时穿穿。”就在那年冬天,祖母感到不适,到上海看病。二弟很不容易在部队请了假,赶回来看望了她老人家一次,祖母感到非常欣慰。当母亲问她“要不要叫鸿生回来看看你?”祖母只说:“他要三天三夜火车呢!”意思是不必了,但祖母是很想念我的。

一九六五年春节前,祖母在上海过世。当祖母的寿棺用船运回无锡,在南桥靠岸,老屋丁巷来了好多年轻人准备将祖母的寿棺抬到丁巷,遭到南桥人的阻拦,南桥人说,丁老太已是南桥人了,丁老太应由他们来负责出殡落葬,丁巷的人哪里答应。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由南桥大队的领导出面做通了南桥乡邻的工作,祖母的寿棺才由丁巷的老乡亲们抬到丁巷老屋里。

祖母出殡前夜,父母亲、叔叔婶婶们,祖母的十八个孙子孙女,仅缺正在服役的二弟,聚在丁巷老屋的堂屋里,由父亲主持,一起缅怀祖母,连好几位本家叔伯与堂兄姐也来参加。大家谈起祖母平凡又光辉的一生,无不失声痛哭。出殡当天,天特别冷,还下着蒙蒙细雨,祖母的寿棺抬到祖坟上,用砖瓦做了小屋包起来以遮风雨,本想以后在择日隆重落葬。文革了,一直生活在丁巷的小婶婶请了几位乡亲将祖母的寿棺深埋了。现在那里已是连片的住宅。祖母的寿棺在哪里?已无法找到踪影了。

无锡人喊祖母是“亲娘”。“亲娘”“亲娘”真比娘还亲。四十多年了,我们弟兄每当团聚,一起喝酒时,总会想起也说起“奈伲亲娘”。

外婆

在无锡蠡湖过了宝界桥,往右是到鼋头渚,往左不远,有个隐在山凹里的村子,叫“山门口”。那一带的山坡上,遍长着桃树、李树、杨梅树,在开花的季节,漫山遍野红的似火,白的如雪,风景很美。但因是山里,稻田很少。从前,我们南桥一带属无锡南门外的乡下,也是无锡相对最为富裕的农村,南门外乡下人称蠡湖对面的山区叫“山里”,意思那边都是山,比我们这边穷,而称那边的人为“山里人”我们外婆就出生在山门口,本是个“山里人”。

外公是蠡湖边上金城湾北祁头村人,是王家的独子,做“总甲”的。外公长得很高大,按现在的尺度有一米八十样子。外婆很瘦小,长的很美。我们母亲和三个姨妈年轻时都很“标致”,又都很能干。能干是继承了外公,而标致则来自外婆。外公做总甲,办事很公正,我们小弟也就是外公名份上的孙子仲良说过,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的老人还常说起当年的王鸿福,也就是我们外公,为人办事如何秉直,一致认为如王鸿福活到现在,一定是个会带领大家致富的好带头人。但外公的脾气很是火爆。母亲有好几次同我们弟兄说起:“我爷的脾气实在‘qiu(音:丘“)’(无锡土话,“坏”的意思)吃饭时,如果菜淡了,就虎着面孔说:‘唔!我晓得盐缸里没有盐了’,如果咸了一点,就说:‘唔,大概现在盐不用钱买了。”赫得我外婆和几个姨妈根本不敢吱一声。外婆自嫁给外公,一世就是辛苦操劳,抚育儿女,极少开口讲话,母亲说“家里哑巴一个”。母亲说到这里时,总是眼泪汪汪,“我的娘真‘罪过人’(极为可怜的意思)啊!只看见她坐在堂屋里,日里夜里,夜里只有盏小油灯,低着头纺纱接线,一世没有见过她有过笑脸。”

北祁头和山门口恰好是在蠡湖的两边,只要天气稍好,两边能相互望得清清楚楚,但如要到达对岸,需从蠡湖最南端的石塘湾那边绕过去,有十来里路。从前乡下规矩,出嫁了的女儿只要父母还在,每年可回娘家,在娘家来住几天,事先约好到某天女婿来接回去。一次,外婆回山门口娘家,外公去接,到了外婆的娘家门口,丈人丈母说:“小囡(我某个姨妈的乳名)的爹,就让小囡的娘再住一晚吧?”外公一听此话,二话不说,扭头就往回走,赫得我外婆抱起我那姨妈,就赶上去,边跑边喊:“小囡的爹,等等我吧!”这件事,母亲是听我三姨讲的,母亲也说不清楚这样的事情有过多少次,但即使仅仅一次,也够我外婆受得了。

外婆一连生了四个女儿,母亲是她的小女儿,外公外婆总想有个儿子好继承香火。母亲的名字叫“友娣”即“有弟”的意思。母亲直到晚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六弟鸿富去美国前不久,母亲把埋在心里已多年的一段往事告诉我们。事情是在母亲刚学步的时候,外婆又有了身孕,临产前一个月,外婆把已出嫁的我大姨妈喊回家照顾她。大姨妈即能干又有心机,除了照顾好外婆,还时时留心不让外公进外婆的房门,说是不要惊动母亲。接生也是大姨妈一个人担当,终于外婆顺利生产了,大姨妈就到房门外告诉我三姨,说“娘生了,生了两个,都是男孩,你快去告诉爹爹!”刚会学话的三姨就磕磕绊绊往村外田里跑,去告诉正在田里劳作的我外公,边跑边喊:“爹爹,娘生了,生了两个男孩!”喊得全村人都知道,这也是外婆有意这样按排的。外公当即回家,却还是被大姨妈挡驾在房门外,说娘刚刚生,现在和小孩一起睡着了,不要去惊动。其实外婆不是生了两个男孩,而是只生了一个。就在外婆要生产的前几天,大姨妈从偏远贫困的山区抱来一个男婴,放在外婆身边。抱来的男婴不可能是人家才生下的,总已过了好几天了吧,所以也不能给外公看穿。这样的婴儿放在枕头边,而又不能让他哭出声来,这是多么不容易。其艰难可想而知。母亲讲到这里时,停顿了很长时间,才继续说:“几年后,两个男婴中坏了一个。”我们还问母亲,坏了的小孩是哪一个,母亲说:“这个你们就不要问了!”外婆为了在她和外公的身后,王家的一点薄产能不落到族中旁人的手里,王家的门户能够延绵下去,居然做出了这样一番感天动地的举动,外婆真伟大,也真可怜啊!

母亲出嫁的前两年,外婆过世了。临终前,她预料到王氏族人中个别老家伙早晚会对两个男孩中究竟留下了哪一个发难肇事,甚至在她出殡时,会不让她的寿棺出门,外婆就交待她四个女儿,到时如真有那样的事情发生,可以怎么闹,怎么哭,无论如何要在道理和气势上压过那些老家伙。后来,外婆过世时,因做总甲的外公还在,平安无事,但在外公过世时,果然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幸亏母亲当时已成家立业,是响当当的“上海下来”的,三言两语镇住了局面,这是后话了。

很可惜,外婆过世的太早,没能看到她最宝贝的小女儿以后如何在上海闯出一片天地,更养育了八个子女。母亲后来还把她小儿子即我们弟兄中的小弟弟给了没有子女的舅舅抚养,而这个小儿子经过多年的努力,使王家又成为北祁头村里最为风光的一家,遥在天堂里的外婆当会有笑脸了!

外婆是有大名的,叫“俞宝珠”。

父亲

父亲九岁那年,爷爷得伤寒症过世了。父亲跟着祖母,半夜里起来磨黄豆做豆腐,天亮了,挑了付与他人一般高的豆腐担去三里多路外的南桥镇街上叫卖。冬天地上的积雪有尺把厚,父亲只有双单鞋。父亲在晚年睡觉时,常常双脚会不由自主抽搐,母亲说“这是你俚爷年轻时,大冷天雪地里,赤着脚只有双草鞋而落下的病根。”我读大学时,有年暑假回无锡,在丁巷老家听一位巷上的婆婆说过:“你俚爷有次挑豆腐担在田埂上跌了一交,豆腐担翻到了田里,你俚爷不敢回家,坐在田埂上哭,正好我走过,就陪他回家转。”比父亲小二岁的大叔叔九岁就去上海当学徒,过年时回家对父亲说:“阿哥,你也去上海做“学生意”吧,做“学生意”有饭吃的,你跟着奈伲娘,只有粥吃。”父亲跟着祖母又过了三年,十五岁时,去上海做学徒。

老家丁巷北面,南桥镇的东面有个大村子叫于湾,出了个于寿春,美国留学生,在上海办了好几家工厂,父亲就拜他为师傅,父亲有好几次说起他拜了师傅后,于寿春带父亲去看他办的那些工厂车间,让父亲选择学什么行当的经过。“师傅先带我到冷作车间,进去一看,里面摆满了车床、磨床、刨床,我一看心想,不知到什么时候,自己才买的起这样一台床子,就对师傅说,我不学这个;师傅就再带我去看洋钉生产,那是一台大机器,铁丝从一头进去,另一头洋钉就一只只吐出来,我想,这也不能学,这台机器要很多钱才买得起。师傅就再带我去看打铁间,这个好,只要一台炉子,一只铁砧,几把榔头钳子,就可以做老板,就对师傅说学这个。这样,父亲就学了红炉锻工,俗称“打铁”。

父亲还讲起他在当学徒时的一件趣事。“有几个师兄,是调皮捣蛋朋友,他们向师傅于寿春提出来,说我们要学识字,师傅想这是好事,就请了位先生收工后教大家识字,才两三天,那几个师兄又向师傅提出来,说我们不学中国字了,要直接学外国字,师傅想也好,就请了个大学生来教大家英格里希,第一天教大家说“古德莫林”,第二天教了“古德阿夫脱侬”,这几个家伙又吵着不学了,事情就算歇搁。”所以,父亲就是这样上过两天夜校识字班,知道两个英文单词。但父亲后来居然能粗略看通报纸,晚年甚至给我写过一信,那完全是自学得来的。母亲说过:“你俚爷是很聪明的,他识字,完全是看人家图纸和街上的招牌来的。”

有一件他在当学徒时所曾承担的工作,父亲认为是他学徒生涯中能提得起来的。父亲这样说:“师傅承包了一座铁桥,派给我的生活是烧炉子,我从在桥头的炉子中,用铁钳钳起一只烧红的铆钉,拖在身后,‘噔、噔、噔、噔’快步跑在脚手板上,跑到打铆钉的地方,将铆钉塞到铆孔里,另外两个师兄就用榔头叮叮当当地将铆钉敲好。”听起来,父亲对他的学徒生涯,始终有着浓浓的感情。

父亲出师了,师傅派他到南京出了次差。这件事父亲曾说起多次,是他认为他年轻时很光彩的一件事。“于寿春师傅承包了南京两幢大楼的钢窗,派我和师兄祝阿二到南京,一人负责一幢楼。钢窗是师傅厂里做了用火车运到南京。到南京后,到火车站提货,运到工地,再找人安装,验收交接,最后我将多余下的一些钢窗料再统统打包运回上海厂里。”算起来,父亲生于一九一七年,这件事当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前,那时父亲廿岁还不到,就到南京来负责一项承包工程。虽然是同师兄祝阿二一起,这位祝阿二是同乡中桥那边的人,年龄比父亲大得不多,是个很本分的人。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第一次到我那里来时,曾想去看看当年负责钢窗的大楼,但已记不清究竟是哪幢楼。只是几次说起黄埔路,想来很可能就是当年杨廷宝设计现在的军区总医院。

父亲娶了我母亲后,向他师傅提出来,想自己开个打铁间。于寿春就将东余杭路上的一间打铁工场间送给了父亲。父亲让大叔、小叔、小姑、祖母都来帮忙。在乡下招了几个学徒,开办起了打铁厂。门旁挂块木板油漆招牌“泉兴铁工厂”,商标叫“泉记”(好像从未用过),都来自父亲的名字“丁士泉”。有段时间,师兄祝阿二也来帮忙,因我记得,我三、四岁了,祝阿二总在打铁的空隙时来抱我。我还记得,那时厂里也就是家里,连付灶都没有,祖母和小姑就用几块砖支个锅烧饭做菜。我最早的一个记忆是母亲叫我坐在小凳上不能动,她将工场间的地扫一遍,扫了好几堆灰尘垃圾。师傅于寿春还指派他的经理也是堂兄弟于伯泉先生提携父亲,于伯泉先生就带父亲出去熟悉门路,联系业务,慢慢地父亲能够独立经营了,打铁间也逐渐像样起来。

一九四五年初,要为小叔叔办婚事了,母亲在上海买了不少衣料,让祖母和小姑母先带回无锡,准备给大家都做身新衣裳。想不到,祖母和小姑母在火车站进站时,所带的衣料被日本兵搜走。父亲后来几次说起事情过后又发生的事。“衣料被东洋兵没收,想想也生气,后来我告诉朋友们,一个朋友就怪我,这种事为何不事先告诉他,他有办法,不久,这个朋友给我弄来张派司,上面写的是‘税务稽查’,再坐火车回无锡,日本兵查车厢,我掏出这张派司,日本兵就点头哈腰,‘哈依哈依’,很是客气。到了丁巷上,说给巷上人听,许阿二知道了,就对我说:‘士泉哥,你能否给我从上海带点药回来?’我晓得他是在为新四军做事,药是为新四军买的,就说‘可以的,你开个单子给我’。第二天,许阿二就给了我一个单子。我回上海后,就按单子,这个药房买一点,那个药房买一点,买齐后,拎了一皮箱,坐火车回到无锡,交给许阿二。解放了,许阿二同我说‘士泉哥,你晓得伐?当你拎了皮箱走出厂门,我们就有人一路保护好你的。’我说‘那为啥不早告诉我?’他说‘早告诉你,你会害怕的,就是不能让你晓得。’”父亲曾好多次说起此事,总是为曾给新四军抗日做过贡献而感到得意。

解放了,老家南桥镇的小学要购置点腰鼓之类,以组织学生搞庆祝活动,找到父亲,父亲慷慨解禳。父亲后来说:“南桥小学还要我做校董,我就谢绝了,我又不识字。”解放后父亲接的第一笔生意是给驻在昆山的一支部队修理枪械上的附属零部件。厂里住了四个解放军战士,那些枪械由卡车运来后,大叔叔带领几个工人和解放军战士一起一一检查,这支冲锋枪上缺个支架,那个迫击炮上缺个后座,就按原样锻打出来,装上去修好。父母亲对那几个解放军一直很客气,其中一位带队的连长,几年后到上海出差时还来看望了父母亲。就在那时,无锡老家丁巷有个姓袁的,此人在南桥镇街上开鱼行,收购渔民捕的鱼,再在鱼行出售,为人做生意很刻薄,名气很坏,听到风声,老家的许阿二有将他送去坐牢的意图,就跑到上海找到父亲,请父亲在许阿二面前求情。父亲后来回忆说:“我答应姓袁的,就特地回了趟乡下,请许阿二到城里吃晚饭,边喝酒边谈,许阿二开始时说:‘士泉哥,这件事你不用管,这个姓袁的太坏,我一定要将他送去吃吃官司。’我就同许阿二说,这个人是不好,是坏,但毕竟还没有做什么犯罪犯法的事情,还是放过他为好,许阿二后来答应说:‘好的,那么就听你的话。”父亲后来对他做的这件事,也是津津乐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前几年,父亲的心境看起来一直是很好的。晚年时,父亲说过这样一件往事:“那时,胡香记(父亲的一位同乡同行朋友,生意做的比较大)介绍做一支弹簧(就是火车车厢上用的防震弹簧)。有一天胡香记带了一个人到厂里,这个人从头到尾仔细看了做弹簧的过程,临走时,塞给我一张名片,叫我去找他。我去了,原来这个人就是铁路局上负责这批弹簧的。他问我,姓胡的老板给我这批弹簧是什么价钱,我说了,这个朋友就说:‘那个胡老板心太黑,他给你的价钱太低了,他赚的太多,不像话。’他还告诉我他给胡老板什么价钱,还说:‘这样,下面我还有一批货,就直接给你丁先生做,不再让胡老板转手。’我当然高兴,不过,我后来还是送了一笔给胡香记,毕竟是他先介绍生意的。”可以想象,父亲一开始从胡老板手里接那批弹簧,价格被胡老板扣去了很多,这一点父亲当然是不知道的,父亲测算过,还是有的赚就做了,也做的非常好,使那位铁路局的经办负责人都想实地考察制作弹簧的全过程,从而发生了父亲所说的事情。父亲回忆起这段往事,听得出,对那段时期相当怀念,对于那位正直厚道秉公办事的公家干部很是尊敬。之后,父亲又接了一笔数量很大的铁路局上的订单,就是铺设铁路路轨时所需的路轨与枕木相连接用的“防爬器”。我曾亲眼见到,父亲为做好这笔生意,曾与大叔叔等人反复讨论研究加工工艺和劳动力按排,也亲眼看到,制作防爬器时,所有的工人师傅,包括烧炉的,甩锤的和大叔叔这样的上手师傅,都尽心尽力,工场间里的场面热火朝天,非常好看。

父亲还将打铁间厂房重新翻修了一下,将原先从厂门口进去要经过工场间的已破烂不堪的客堂间兼饭厅和父母住的平房改到厂门口,造了一个砖木结构的小二楼,楼上住父母亲和我三弟,楼下是客堂间兼饭厅和厨房,客堂间正好放的下一张八仙台,两张圆桌,我们和所有的工人师傅可坐在一起吃饭。从前没有工人洗澡的地方,父亲在小二楼的前面就造了一个小浴室,里面放了只烧木柴的小锅炉。“五反”后,父亲就聘请了一位会计王先生,原来只在吃饭的地方放张写字台,现在有了间专用会计室。《解放日报》有篇专访文章,相当详细全面地介绍泉兴铁工厂的生产面貌,称赞其劳资关系,说泉兴铁工厂是上海手工业打铁行业的模范。

公私合营了,这是父亲早有思想准备的事,也已经尝到了当时一些政策的滋味。有次他到一家国营大企业去办事,回来说:“那家大厂里,一批学徒工将钢锭用气割一块一块割下来,再用电焊条焊起来,人家电焊条买也买不到。”上海各行各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时,父亲与同行们一起捧着主席像,敲锣打鼓去各个机关部门所谓报喜,在底下,父亲说过这样的话:“一些夫妻老婆店,卖点油盐酱醋、香烟老酒,人家辛辛苦苦赚点小钱,也要公私合营,实在有点作孽。”就在那几天里,有次很晚了,父亲和母亲先是低声说话,又一起痛哭了起来,他们怕我听见,是躲在被窝里哭的。后来,来了一个工作组,将泉兴铁工厂的资产七算八算,总共二万多一点人民币,原先附近还有几家规模小的打铁作坊与泉兴铁工厂合并在一起,改名公私合营“沪光锻铁厂”,父亲为私方厂长。来了一位公方代表。父亲挑起一个已有四、五十名工人的锻铁工厂的大小一切事务。我常见到母亲端了一碗粥到父亲面前,让父亲吃,而父亲总说:“我哪有心思吃得下!”也常见父亲对工人师傅这样交待:“不能耽误了人家的事情。”因为厂里加工的锻件往往是配套设备上的一个零部件,缺少,整个设备就运转不起来。那时,加工的锻件越来越大,父亲就主持造了一台重有吨把的绳拉锤,在批到了电动机后,再制作一台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夹板锤。

公私合营后不久,父亲还在我们住的地方上面再搭了个三层搁,我与三弟、大妹搬到三层搁上,父母亲就睡到原先我睡的地方,原来的房间就让给沪光厂的四个会计先生办公用。但到一九五八年八月,正当我考大学的时候,公方借口要大跃进,叫我们全家再搬出厂里。原来父亲早年在九江路浙江路那里买下了老式房子的一间十五、六平房公尺的房间,一直空着,后让也在父亲厂里做工的本家兄弟季荣叔下班后去里面睡觉,公方就要求我们全家(当时二弟也到上海来读中学了)搬到那里去,将在厂里的睡觉地方完全让出来。这次,父亲想不通了,那天,我见父亲眼睛红红的,相当激动,已欲哭无泪的样子。父亲让母亲去请于伯泉先生来,他要同他的恩师谈谈心,于先生到时,正好我在旁边,父亲对我说:“这次你一定要考上大学。”于先生已知道怎么回事,一听父亲这句话,当即批评父亲:“这事和鸿生有什么关系,你不能再给鸿生压力了。”后来,他们两人单独谈了个把小时。第二天,又有民建会的领导与他谈心,因当时父亲已加入民建会了。父亲平静了,很爽快地将一口红木大厨,两张沙发卖给旧货行,按排全家搬到九江路上那个小房间里去,有两只大樟木箱实在无法放,就暂时寄放在同乡朋友家里。直到一九六二年年底,由母亲出面,找了沪光厂的公方正厂长,向他诉说,小孩子都大了,那里实在住不下,“我鸿生在大学里的几年,寒暑假都在大学里过,从不回来。”那位厂长倒还通情达理,连说对丁士泉关心不够。正巧,四平支路上有家早已并入沪光厂的打铁间,总共五十多一点平方公尺,空了出来,但也只剩下了个屋顶,墙壁什么几乎已没有了,给了父亲作为住所。父亲全部自己花钱,请了几个瓦、木工人,将那里等于重新造了间可划出四个小房间的平房。在那里,我们全家一直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拆迁。从我们搬出厂里,直到父亲过世,父亲从不提起住房这件事情。

以后的几年,父亲在公私合营的厂里,任付厂长。一九六一年,父亲因劳累过度,营养又差,得了肝肿大,在医院住了多日。一次我去看望他,正巧有个父亲的下属也去看望父亲,更为了工作上的事情去向父亲请示,只见父亲向那位下属不厌其烦详详细细地交待关照。

十年浩劫期间,象父亲身份这样的人所遭遇到的,父亲也都经历过。母亲说过:“你俚爷人缘好,厂里每次要开斗争会,事先总有人来报信,说:‘明天开会,你是陪斗的,叫你上台,你就上台,要你跪,你就跪,不要怕,不会打你的,不过要穿得厚一点,跪了膝盖不会痛’”。文革结束后,父亲同我们弟兄也讲给他一段难忘的往事:“有一次,我有点抗不住了,想了结自己,给厂革委会里的一个老兄看出来,他就私下找我谈,说:‘老丁你怎么有点想不通?我告诉你,你出身苦,历史清白,你的档案材料很清爽,不会拿你怎样的。’我得了这个底,打消了那种念头。”还在文革的头一年,父亲就对那些被迫自杀身死的演员表示十分惋惜。父亲年轻时喜欢看戏,知道很多名演员。父亲这样说过:“象那个唱滑稽的田丽丽,戏唱得真好,学啥像啥,死掉了,实在可惜。那些演员,旧社会叫戏子,给人看不起,为了吃饭,一定要拜个‘老头子’,现在拿这种事来整人家。”父亲被扣了工资,只给一个生活费,但父亲自有他的思想根基。他说:“我每次听广播,再看报纸,只要看到上天安门的有胡子婴、胡厥文这些人的名字,就想,还不要紧,我们这种人还是有活路的。”父亲被赶到车间劳动,烧炉子。对此,父亲也只说:“人家永安公司老板在扫地。”动乱后期,父亲也常同我们一起嘻嘻哈哈地说起那些“表态阿大”之类的政治笑话。有次说起沪剧名演员王盘声,父亲说:“上面不让王盘声唱红灯记里李玉和,只许他扮磨刀人,磨刀人就磨刀人,王盘声一出场,一声‘磨剪子来镪菜刀’,下面的人一听是王盘声,就拼命鼓掌。”父亲讲这一段,有声有色,好像他身临其境,也是鼓掌的一个。打倒四人帮时,父亲兴高采烈地同我们说起他得知这件事的经过。“我得到点消息,也就去街上看大字报,抓了四人帮,心里开心啊!但我担心这是否有可能不是真的,就去厂革委会那个朋友那里,听听他的口气,我故意说‘外面的大字报,说四人帮,这好像是反动的末?’那个老兄笑了,说‘老丁,你真是太胆小了,这是真的,四人帮真的抓起来了,这是大家都已知道的确确凿凿的事情’”。父亲说到这里,对自己的可笑也觉得好笑,哈哈大笑起来。父亲还说:“就是那位朋友,当初给了我底牌的,我在前两天,拎了两瓶老酒去谢谢他”。

文革结束,父亲也退休了。从此,父亲的心情一直很舒畅。工商联的民建会每有活动,不论茶话会、迎新会、还是旅游,父亲都积极参加,一次不落,凡能带上家属的场合,也一定带上母亲。父亲自己通过老朋友关系,到北京、青岛旅游了一趟。他到南京来时,我先陪了他去看看南京长江大桥,二天后,父亲又单独去了一次,且在桥面上从南桥堡走到北桥堡,再回来。回来后,兴高采烈地说:“想想我们中国人也能造这样的桥,实在不简单”。父亲联想到旧中国,说:“抗战前,国民党在上海也搞了点建设,说什么我们不受外国人的气,我们自己搬走,打算在江湾搞上海新市区,想想蛮好笑的,你如有能力,就不能把外国人赶走?”言语中,对当前的建设发展,感到由衷高兴。

父亲闲不住,就去区工商联要求派给点工作,区工商联就让他专门负责对区里原工商业者生活困难情况的审核。父亲曾向我们详细讲过工商联对生活困难的原工商业者实行补助的方针与办法。在那几年里,父亲又成了忙人,一些原工商业者或本人或其遗孀纷纷来找他,父亲在了解到人家确是原工商业者,如什么时候在什么路上开过什么店,做过什么小本经营而现在生活确是困难的,就交待他们如何在区工商联登记核准后,由工商联按时发给生活补助。父亲办这件事非常认真,也很细心。经常见他与那些要求补助者一本正经地相约、面谈核实,其不厌其烦有时真让我们弟兄感到好笑。父亲还常去回访这些领取补助的人家。一次他回家后说:“去看一个孤老太,这个老太住在一个三层搁上,当我走上楼梯时,眼看她急急忙忙将一块肉塞到被子里,怕给我看见,其实我已经看见了,就只当不看见。为此,我想起来,也向领导汇报了,过年过节时,不能去看望人家。人家过年过节,总要买点肉,买点好吃的,而又在拿补助,会不好意思的。所以要看望,只能平时去,领导也接受我的建议。”父亲也说过,会有个别人编了一套假履历,想冒充是原工商业者。但这种人是骗不过父亲的。父亲很看重他这件工作,直到一九九0年,父亲因直肠癌动了手术后,才辞去。那以后,父亲说,他一生还有两个愿望,一是一辈子还没有坐过飞机,想坐趟飞机,再就是想去扬州旅游一次。后来我们兄弟们帮父亲实现了他这两个愿望,父亲非常高兴。

父亲一生很孝顺我祖母,当父亲做学徒刚满师,正好有位同乡会计先生回无锡探亲,父亲就托这位先生将刚拿到的两个月的工钱带给祖母,祖母高兴得好几个夜里睡不着。父亲去南京出差做工程,回上海时,带给祖母好几只南京板鸭,祖母说过,当时烧饭时就切一块放在饭上蒸,很好吃,也吃了好多天。我幼时跟祖母一起时,祖母的枕头边总有一些父亲买给她的蜜枣、糖莲芯之类。一九四七年,父亲化了相当一笔钱,让祖母去参加了他的几个同乡同行朋友的老母亲们组成的烧香团,去杭州进香。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次父亲参加民建会组织去无锡旅游,到无锡后,父亲打听到第二天游览船将经过南桥,父亲征得带队者的同意,先赶回南桥家里,让祖母第二天换身干净衣裳等他们游览船经过。第二天,父亲将祖母接到船上,带了祖母在太湖畅游了半天。

父亲很重感情。祖父过世后,祖母领养了一个比父亲大十岁的孤女,当作亲女儿,也让她帮着照顾几个小弟妹,后来祖母将我这位大姑母嫁给邻村一个贫苦农民家。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父亲特地将我大姑母接到上海,在家里住了好多天,还陪她到闹市区观光见识。改革开放后一年,我这位大姑母邀父母亲与我几个兄弟去作了一次客,父亲见到他阿姐家里经济情况大大好转,非常高兴,过了很长时间,还念念不忘,对我说起他当时的心情。一九六一年,父亲因病住院,一次我去看望他,正好大叔、大婶、与小叔也同时去看望父亲,父亲见到他们非常高兴,后掏钱给我,让我陪叔叔婶婶在饭店里吃了顿丰盛的晚饭。

解放初,丁巷的那位父亲的儿时伙伴后当过新四军地下交通员的许阿二和一个本家远房侄子得了肺结核,父亲打听到只有雷密封这种特效药,上海还没有,只有在香港有得买,父亲就口授小叔叔笔录写信给正在香港的师傅于寿春,说因同村的乡亲和本家因病,请他买雷密封寄回来。收到于寿春先生寄来的药后,父亲又立即让人捎回丁巷,给那两人服用。也在那前后,许阿二的父亲是丁巷的前辈乡亲,父亲也请他到上海来在家里住了多日,还几次陪他在外面饭店吃饭。父亲还对母亲说过,他想请丁巷的几位老人慢慢点都到上海来住几天,父亲特别提到一位“阿蓉阿姨”,就是当年父亲挑了豆腐担跌在田里时陪父亲回家的那位老婆婆。虽然后来父亲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我相信,如果五十年代初的局面再延续几年,父亲会实现他的愿望的。在解放前和解放初的几年里,我总看到前前后后好几个乡亲,并不在父亲那里做工,但都住在我们那里,逢年过节还一样上桌吃饭。

父亲一直尊称于寿春先生夫妻为:“师傅”、“师傅娘”,称于伯泉先生夫妻是“先生”和“师母”。于伯泉先生一直在上海,父亲经常去看望他们夫妻,谈谈、请教,执子弟之礼十分恭敬。在一九六二年,父亲曾两次要我写信给人在香港的他的师傅,向他诉说当时国内的大好形势,问他能否回上海来一次,看看,可惜未得回音。但父亲一直很牵挂他的恩师,对于师傅的恩情后来一直未有机会报答,总引为憾事。父亲直到晚年,还常念叨,有次我问起他的师傅,父亲无奈地说“后来师傅不知怎样,一直没有消息,恐怕早就过世了。”

父亲名丁士泉,是一九一七年即农历丁己年生于无锡南门外丁巷,一九九五年在上海逝世,葬于无锡梅园旁的青龙山。

母亲

母亲做过童工

老家的南桥小学在合并撤销之前,其校舍是在一个早已废弃的空壳厂房里。说起来,当是八十来年前了,那个厂是家剿丝厂,母亲就在里面当过童工,而且在一起做工的小姐妹中很有点威信。

母亲在晚年病重时,有一位老阿姨常来看望她。这位老阿姨同我们说:“我同你俚娘是一道进厂做工的,当时我同你俚娘都是十三岁。”老阿姨还说:“碰到厂里大家罢工,我们就停车,关车间门,车间要推一个代表,我俚总喊‘王友娣、王友娣’,你俚娘能干,会说。”但母亲几乎从未同我们说起她这段经历,也许她认为这在从前是极普通平常的事,也许她十三岁就做工,不堪回首。

母亲倒是说起过她同村上的小姐妹每天天不亮一起离家到工厂里去时,发生的趣事。母亲说:“那辰光,出了村巷里要先摆渡过一条河,才能走到厂里去。巷上有个小伙子是专门撑船摆渡的,天不亮,那个小伙子还在困,大家就把他拖起来,有的同他开玩笑,有的骂他‘死困懒困’、有的就说‘帮帮忙’、再有的就去扛了他的橹走在前头,大家嘻嘻哈哈。那小伙子只好帮我俚摆过渡。现在想想,蛮好笑的。”

母亲一辈子是个很坚强乐观的人,从母亲光说这件事,也多少能看出来。

母亲为自己的婚事作主

土改时,听到母亲曾笑着对父亲说:“我幸亏没有嫁到那家人家,现在那个人家是地主,我要被斗得要死。”显然,母亲年轻时,是有人提起过这门亲事,母亲没有答应。母亲晚年时,曾给我们提起她当年是怎样自己作主嫁给我们父亲的。

母亲是外公外婆的小女儿,我们大姨和三姨都是嫁到邻村门户相当的农民家里,二姨是招女婿的,这位女婿进门后就改姓了王,后来,在上海开铜匠间和铁匠间,(旧时对金加工和锻铁加工的称呼)夫妻俩常年在上海。外婆过世的时候,母亲已到了出嫁的年龄,本不想急着出嫁,但她三姐的一番话使母亲改变了主意。母亲说:“三姐回娘家来,对我说:‘妹子,你现在这样做死做活,是在为二姐作,你还是早点嫁人,嫁了人,就是为自己做。’我一想,对的,就答应我爷,找人家出嫁。”母亲要出嫁的消息传到丁巷,我的祖母就想这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就带信给在上海于寿村师傅那里做工的父亲。祖母生前曾同我们说起过,父亲回来后,向巷上对门一位在上海的一家钢铁材料贸易行里做会计的儿时伙伴借了一身较中看的纺绸衣衫,还由他陪着,去母亲家“相亲”了。母亲说:“那天,我坐在堂屋里正在纺纱接线,进来了两个年轻小伙子,我晓得是来相亲的,我头也不抬,只用眼梢一瞄,就看出来,来的两个人,一个是真的来相亲的,一个是陪着来的。我一看,这个小伙子标致、神气,我愿意嫁给他。”后来,母亲还亲自去丁巷上父亲这边回访考察了一次。母亲还说:“我的爷最后还同我说,那家人家很苦,什么也没有,我同爷说,什么也没有,不要紧,可以自己挣出来。”就这样,母亲自己作主,嫁给了父亲。至于他们的婚礼办得怎样,就无从知晓。祖母生前说起过一件趣事,因为母亲在结婚拜天地前,已到丁巷家里来过,按那时规矩,下了轿子后,不能自己跨进门,要由一个长辈背进家里。祖母说:“是你们舅公(祖母的亲阿哥,我们幼时喊‘聋嘭舅公’的。)背进门的。”母亲生于1916年,属龙,父亲小一岁,属蛇。从前说法这是“天龙配地龙”,很相配的。祖母还说过:“你俚娘还去丝厂做工,你俚爷从上海回来,到厂里快放工了,就去老爷殿,立在高墩墩上,等你俚娘一道转来。”

母亲的遗憾

母亲晚年时,常在我们弟兄们相聚一起喝酒吃饭时,对我们讲些她年轻时的往事。从母亲所说的所有的回忆中,我们都听出来,有件事,母亲引为一生的遗憾。

我们外婆过世时,母亲尚未出嫁,不久后,嫁给了父亲,后来又有了我,母亲就抱着我回娘家看望我外公。母亲这样说:“那天到黄昏,我的爷对我说:‘友娣,今夜你就住下来吧!’这话,我的爷说了两遍,我没有答应,回到了丁巷。现在想想,我当时怎么会没有住下来,陪陪我的爷,哪怕陪一夜也好。”母亲讲到这里时,眼泪汪汪,哽住了,语不成声。后来,就在那一年里,外公也过世了。母亲将这件事讲给我们听,她心里是非常伤心的。

母亲还说过另一件事,虽然那倒不一定引为遗憾,但也一直是搁在母亲心头。那是上海解放前夕,父亲的师傅于寿春先生夫妇要移居到香港去。就是这位于寿春先生在父亲要自己开办打铁厂时将他在东余杭路上的一间打铁工场间送给了父亲,而他们夫妻俩没有一个子女,当时他们的年纪都往五十奔了。母亲说:“师傅娘向我提出来,要把鸿生带走,我先说:‘好的’后来,师傅娘真的来了,我就同师傅娘说‘阿好换一个,换个我阿黑’,师傅娘说‘阿黑我不要’”说到这里时,我们弟兄们因第一次听到这事,都哄了起来,有的笑着怪母亲,说:“姆妈,你应该让大哥去的”,有的认为这未必就好,大家背个港澳关系,当然,这些话都不过是笑谈而已。我记忆中,父母曾带我到他们师傅家里去过一次,那是在一幢有厢房的石库门房子里,有印象师傅娘是个模样很普通很慈祥的中年妇女,师傅娘还弹了一段钢琴。解放初,老家丁巷上父亲的一位当过新四军地下交通员的儿时伙伴和一个本家远房侄子得了肺结核,父亲写信给他师傅,于寿春先生当即寄回来雷密封给那二人治病。但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于寿春先生夫妇就没有了联系,也没有了消息。父母亲在世时,经常以十分崇敬的口气说起他们师傅和师傅娘。母亲说起这段往事时,那种该报答的恩情而一直没有机会报答的心情,弟兄们都听得出来。

母亲的机智

我们外婆生育了四个女儿,母亲是她最宝贝的小女儿。外公是独子,外公外婆没有儿子,这在以前的中国农村是很可怕的。身后断了“香火”,没了门户,所有家财哪怕一点点薄财就全归到族中外人手中,女儿是没有一点份的。外婆为此在她又有了身孕临产前,与我们大姨合谋从偏僻的山区瞒住了所有的人包括外公抱来了一个男婴放在床头,这样万一又生下一个女孩,就可说生了“龙凤胎”,让那个男孩继承香火,撑住门户。这次外婆倒是生下了一个男孩,对外就说是生下了两个男孩,“双胞胎”,但几年后,其中一个男孩不幸夭折了。母亲直到很晚了,那个舅舅也已经过世了几年了,才满怀着对她可怜的母亲我们的外婆的无限深情,告诉了我们这段往事。当时,我们弟兄还问母亲,留下的男孩是哪一个,母亲谈谈地说:“这个你们就不要问了。”

母亲接着说:“我的娘临终前,预料到这件事早晚有族中个别老头子会出来作梗发难,甚至不让她的棺材出门,她就交待我们四个女儿,到时如真有那样的事发生,该怎么哭,怎么闹,无论如何要压过那些闹事的人。后来你俚外婆过世时,倒没有出事,毕竟你们外公还在。但在我的爷过世时,果然,出现了你们外婆曾预料的事情。那天,将我的爷出殡了,回到家里,族里长辈都坐下来,吃团圆饭。有个老头子板起了面孔,鼻头里哼哼,开口说话了:‘晤,今天我倒要弄清,阿季(我舅舅的小名)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一听此话,就立出来,故意大声对你们大阿姨说:‘大姐,今朝,你要让这些长辈吃好,喝好。我有点事体要出去一趟,顾福兴约我丁士泉有事体,我老头子在上海没有空下来,要我代替他与顾福兴碰个面,谈事体,现在到辰光了,我要去了!’我一说完,就抱起你们大哥,就走出去,在外面桑树地里转了一大圈。回到家里,几个阿姐告诉我,后来,什么事情也没有。”

我们母亲就是这样,面对封建老顽固的恶意挑衅,居然那样的机智勇敢把那恶势力打了下去。母亲讲完了,但我们却长时间沉浸在感动之中。

注:顾福兴是当时的抗日游击队大队长,在民间很有威望。

母亲参加家长会

在我上初中的三年时间里,继光中学有过三次家长会。第一次,母亲大概另外有事,没有去。第二次,母亲去了,是开大会,所有的家长集中在大草棚礼堂里,听校领导讲话。母亲回家后,只说:“你的学堂真漂亮,像个花园。”第三次是在初三年级时,家长们按学生班级坐在教室里,班主任老师主持座谈,实际是听他讲。我们同学们就在教室外面轻声说话闲聊天。当座谈会开到一半时,几个女同学嘁嘁喳喳,对着我嘻嘻地笑,有个女同学说了:“丁鸿生的娘真好笑,一直在点头。”我就回答:“我母亲听老师讲话有道理,就点头。”去窗边往里看看,果然,班主任老师在侃侃而谈,而母亲一脸笑咪咪的不住地点头。陪母亲回家路上,母亲一路上不断称赞我们班主任老师,“你们班主任老师真好,讲的话我很要听。”的确,我们这位班主任老师是新近从北京调来的,是个戴眼镜的女先生,兼我班的政治课,姓殷,和宋庆龄同名,深受大家爱戴。我们班在初一、初二时是出了名的差班,课堂纪律相当差,后来居然没有老师肯当班主任。殷先生上任后,很快就把班级搞上去了,她的办法是有计划地几乎每天找一、二个同学个别谈话,而且,课也上的好,她的政治课,同学们都爱听。母亲问我这位班主任老师姓什么,叫什么名字,还说:“殷先生还对我说‘你的丁鸿生在学校里表现很好,是我们重点培养对象。’”母亲说到这里,就没有更多的话了,但话外之音是很清楚的。

学期结束时,我因品行和成绩都不错,被学校选定为每班有二名直接升入本部高中的其中之一,当我告诉母亲这个消息时,母亲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母亲做的饭

那是一九五四年,我在上海继光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有一天,早晨天气还很好,阳光明媚、气温适中。但到第三节课时,下起了倾盆大雨,直到第四节课下课放学了,雨略小了些,但仍不停。我只得与同学们一起,准备冒雨跑回相距十五分钟路程的家里。当奔到校门口时,听得母亲喊我,只见母亲与好几位家长一起站在传达室门口,一手撑着伞,一手拎着只饭盒,还夹了把雨伞。我到母亲面前,母亲将饭盒、雨伞给我,说:“到教室里去吃罢。”我就拎了饭盒、撑起雨伞回到教室,母亲也就回去了。到教室里打开饭盒,只见除了白米饭外,还有一蓬碧绿的青菜,两只荷包蛋,都是平时常吃的菜。我慢慢将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很普通平常的菜,却感到比以往的饭菜好吃得多。那时母亲已在父亲的打铁厂里当烧饭师傅,每天要给工人师傅们开饭,那天,她看雨实在大,没有停的样子,就按排好开饭后,给我送饭送伞来了。母亲给我送饭,也就那么一次,那是我终身难忘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一九五六年夏天,放暑假时,我们那位姓金的班长为了手头有点班级活动经费,约了有我在内的四、无位同学去学校附近的一家小工厂劳动。这家工厂是做焊接钢管的,他们先将薄钢板卷成管子,在接缝处烧焊。我们的劳动内容是当管子灌满水后,检查哪里还漏水,在漏水的地方用粉笔圈起来,做个记号,工人师傅再补焊,生活是轻松的。事先,班长还交待我们,因中午休息时间不长,大家要自己带好午饭。我想,因地方离家不远,回家吃饭应来得及。第一天就没有带,临近午饭时,一个工人师傅对我说,门口有我兄弟找我,我到门口一看,只见十岁的三弟鸿达牵了六岁的大妹培娟,拎着一只饭盒在门口等我。他们看到我很是高兴。我接过饭盒,关照他们回家路上小心,他们就回去了。我就与其他几位带了饭的同学一起坐下吃饭,饭盒里,是一份米饭和肉丝炒青椒,非常可口,当然是母亲给弄的,也是母亲让弟妹送来的。第二天以后,我临去工厂时,就让母亲给弄点中午吃的带走,不让弟妹冒着上海夏天的酷暑给我送饭。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南京工作,单位里有个项目与浙江省的同行合作,我要常去杭州。每次我先到上海,到四平支路家里望望母亲。过个把小时,再赶五点多开往杭州的火车。当我临走与母亲告别时,母亲却已经用饭盒为我装好了晚饭,那是米饭素菜还有一大块母亲最拿手的煎猪排。我将饭盒带上火车,待火车开动后,慢慢地享受起母亲为我准备的晚饭。那列火车上没有餐车,即使有,餐车上的饭哪有母亲为我做的饭好吃。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这样总有五、六次,都是母亲为我准备好饭盒。有次母亲在装饭时,父亲看到了,父亲有点不理解,嘴里咕噜了两句,意思是现在已是什么年代了,鸿生怎么还要吃你这种饭。母亲说:“我晓得奈伲鸿生,这顿饭,他可以吃得舒舒服服。”母亲说得一点不错,母亲做得饭,非但是我最喜欢吃,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相比,也是永远留在我心里的。

母亲带我们拉纤

那是在整整半个世纪前的一九五七年夏天,我领了刚上初中的二弟,还有三弟和大妹回到无锡,这样,加上原来一直在祖母身边的四弟和六弟,我们总共六个一起在祖母身边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暑假。期间,母亲也请了假,到无锡来同我们一起过了一段时间。

那年的夏天实在热,祖母、母亲和我们几个每天大多时间就歇在家里。太阳落山了,早早吃过晚饭,就和祖母、母亲一起搬张小凳坐在门前河边乘凉。家里的大门是朝西的。只见西边明亮的天空中,朵朵红云编织出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远处太湖边的山峦在霞光的衬托下,显得那么柔和、宁静,故乡的湖光山色真美啊!这时,河里还有来来往往的船只,大多是夫妻档的运输船,男的摇橹,女的撑篙,还有个把小家伙,腰里拴根绳,系在船邦上,在船舱里或坐或爬,不知他们今晚要到何时才能歇下来,又歇在哪里?

门前的河是从蠡桥那里通到蠡湖的,南桥就在家门口往南几步远的地方。河水很清很清,静静地流淌,没有一点涟漪,只见河里的水草在水中飘摇,穿条鱼在水面游着。但遇到特大的雨,雨停后,河水就不安宁了,哗哗地直向桥那边流去,而在桥洞下,河水挤在一起,急急忙忙地要冲过桥去。这可苦了从南边过来的货船,再努力也很难把船撑过桥来。有时,眼看着整条船已快过桥洞了,稍一松动,又被河水冲了下去。母亲站在门前,看到这番情景,实在为船家着急,就对着船上喊:“你们有没有绳,甩上来,我来帮你们背。”船上的人立即理会,赶紧把缆绳甩到岸上,母亲抓住了一头,就喊我们几个兄弟一起来拉纤。我、二弟、三弟、四弟四个,都抓住了缆绳,大家一齐用力,别看我们几个年龄尚小,一起拉缆绳,抵得上一个嘉陵江上的纤夫,加上母亲,我们居然慢慢地一点点地把船拉过了桥洞,再拖上一段路。船家们非常感激,连连对我们大声喊:“谢谢、谢谢各位小官人。”夫妻俩一边一个撑着篙子,往北去了。那天一整天,母亲和我们除了吃饭时间,就几乎整天在岸上,看见船到桥洞下,就喊他们将缆绳甩上来,帮他们把船拉过桥洞。总共有十来条船吧,就是我们帮着过桥的。

至今五十年过去了,家乡的变化也实在大,先是木船变成水泥船,又是摇橹撑篙变成柴油机,水泥船变成钢船,又越来越大,相向的两条船要小心翼翼,察看船邦才能相互过去。河边的驳岸全塌了,岸边遍处是垃圾,河水先是混,再是浊,河面上时时漂来大片大片浮莲,甚至大片大片的油污,直至最后,河水变成黑色,发出阵阵臭味。

看到这样的河,实在无法同五十年前母亲曾带着我们弟兄帮木船过桥洞联系起来。

母亲为我们考上中学而高兴

小学临近毕业时,那是一九五二年,学校里同学中间纷纷扬扬,说今年中学要对工人子弟敞开大门。想到父亲是开打铁厂的,恐怕自己进不了中学,我急坏了,进不了中学怎么办?就同母亲说,母亲倒一点也不急,很平静地说:“考不取,就考不取,不要紧的,明年再考,反正你还小。”母亲的话,让我放心了。心想只要自己努力了,即使考不上中学,母亲也不会责怪我。后来我虽未考上市立中学,但考取了当时最好的私立中学后来改为市立继光中学的麦伦中学,母亲很高兴。当我初中毕业直升入高中时,母亲更是高兴的手舞足蹈起来,以后,在很多年里,经常骄傲地同人说起:“那一年我鸿生是直升高中。”

到一九五六年,二弟鸿发在无锡老家的南桥小学毕业,来上海考初中,我陪他去我就读的继光中学报名、考试。对二弟能否录取,母亲心里有点没有底,想二弟毕竟是乡下的小学毕业的。榜发出,二弟录取了,母亲非常高兴,说:“我的阿黑是乡下小学毕业的,也能考取继光中学这个好学堂。”

一九六五年初,祖母过世了,一直在无锡南桥跟着祖母的小弟鸿富到上海母亲身边来。小弟还有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要在上海的小学里完成。后来母亲告诉我:“我带鸿富去香烟桥小学报名插班,先生说,让鸿富随便写篇作文,先生是要看看鸿富以前学习的程度,奈伲鸿富坐下来就写,还没有写完,几个老师就抢着要奈伲鸿富,一个说这个小孩我要了,一个说到我班里。”这是过了好长时间我回去探亲时,母亲告诉我的,母亲的高兴仍溢于言表。半年后,小弟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重点中学复兴中学,母亲更为小弟感到骄傲。

母亲为我整理好衣服

那一年,我正上初中,头天晚上,我同母亲说,第二天要一早起来,学校里少先队有活动。清早一醒过来,只见床边的方凳上,放好了叠得整整齐齐的一身兰卡其裤子和白衬衫,最上面是红领巾。这是母亲在我睡着了以后,为我从大厨里找出来放好的。后来,这样的事情有过好几次,只要母亲知道我第二天要参加集体活动,或是国庆节游行,或是少先队活动,母亲总会这样做。

在这之前,学校少先队挑选了几个队员,有我在内,在国庆节游行时,穿着队服,抬着少先队的队徽,走在整个区里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四个人抬队徽,四个人走在两边,后面是一个少先队的方阵。这个场面恰好给母亲看到了,回家后,母亲问我,我们几个少先队员是什么意思。我同母亲说,我们抬的是少先队的队徽,这是件很光荣的事,只有优秀的队员才会轮到。大概从此后,母亲总是在橱里给我留好一身洗干净的外装,只要知道我第二天要参加少先队活动,总会在头天夜里在我睡着后,(那时,母亲才空下来)给我放在床边。

现在想起来,母亲的这一举动,寄托了她多少殷切的期望与深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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