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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

--作者:丁鸿生

在无锡乡下南桥镇的小学读了半年,父母接我到上海,过了农历新年,就跟了几个临近的同乡同龄小朋友去唐山路上一个弄堂里的小学继续读一年级。这个小学,除了它的名字叫“士林小学”,我们是在一家弄堂房子的客堂间上课外,其余都没有印象了。记得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走过唐山路上一个十字路口,看到围了一圈人,钻进去一看,只见一个小孩光着上身躺在一条板凳上,一个手里拿了把刀的大汉问他“要钱不要钱?”小孩尖声回答“要钱”,大汉再问“要命不要命?”小孩回答“不要命”。下面我知道会发生什么,就钻出圈子回家了。在这家小学里,我只读了半年。

东余杭路上我家门口斜对面,有家机器厂,年轻的老板办了个小学。父母就让我就近进这家小学读二年级。这间小学的校舍倒是蛮像样的,沿马路是个院子也就是操场,能容得下全校学生排队做操。后面是个二层楼的房子,有条外廊,有好几个教室。开学第一天,学校还让大家参观了高年级学生的假期作业展览,见到不少用边角布料做的玩具小鞋子,纸板做的小房子,看上去蛮精巧的,感觉很新鲜。整整一年,没有太多的印象。只记得有一次,老师布置个作业,要写一页汉字的偏旁,我随随便便随心所欲写了些像符号这样的东西,过两天,老师点评,说丁鸿生写了一页日本字,但也没有呵斥。一次,校长先生来班里训话,说起动物园里有个小朋友居然爬到笼子边上,给老虎抓烂了手臂。校长这番话,印象极深。另有一回,全校同学排队在操场上,正巧有一队大雁排成一字南飞,一位老师叫大家看,还说大雁能这样整齐地飞,我们排队也应该整整齐齐。除了这些,其他就没有什么印象了。还只记得,第一学期,我在班里排第四十八名,第二学期有进步,第四十四名。读完一年级,这个学校不知何故停办了,那是一九四七年。

要读三年级了,父母就给我转到也是在附近的舟山路小学。
  
唐山路和舟山路的角上,有条很大的弄堂。主弄的南出口向着唐山路,主弄两边伸出好几条支弄,排列着单开间的石库门房子。其中有一家,底层的客厅和二楼的主房作为教室,灶间是教员办公室,亭子间是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另外在主弄的北出口,不像南出口沿街有个过街楼,原先完全是敞开的,就在这里盖了一幢两层楼,楼下前后两个教室,楼上一个教室加一个小间,小间里住两位单身教师。这就是舟山路小学。校长先生是位长年穿着长衫的老先生,像个老夫子,听口音,像是上海本地人。当时认为已是位老人,其实也就是四十多点。(校长先生与他太太和比我略大一点一子一女就住在石库门房子的三层阁。)学校里总共五个教室,而有六个班级,一年级到六年级。学校自有办法,让六个年级轮流歇星期天,让一个高年级的班级,通常总是五年级轮流到那个空出来的教室去上课。就在这个小学,我读了四年书,直到小学毕业。

在我家也就是父亲开的打铁工场间的后门外,地名叫“柿子湾”,有几家同父亲一样开打铁间的同乡,他们的子女都在舟山路小学读书。一位姓吴的伙伴与我一直在一个班里,一位姓张的伙伴一年后留级,就此比我低一班。开学的第一天,由他们带领陪同,稀里糊涂办了入学手续,到了教室里,只听见有位同学在哇啦哇啦地大声念书。这位同学就是我们的班长,直到毕业,他一直是班长。从此,也似乎有点懂得,读书多少就要像他那样。后来还慢慢听说,这位同学的家境很苦,父亲是个海船上做的,常年在外。我想,我的家境要比他好许多,恐怕更要用功一点才好。整个三年级一年,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有时候要立起来唱国歌,我实在是不会唱的,只有第一句还会跟着大家嘴里呜哩呜哩,后来才知道,那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后面所有的句子就一点都不会。教语文的是个年轻的男老师,上课时总带把打手心的戒尺,样子很凶,大家都不喜欢。一次,这位先生坐在前面检查作业,喊一个同学名字,这个同学上去,就挨几下手心。喊到我,我走上前,已准备伸出手来,先生看看我,大概看我实在太小,一脸嫩相,说了句“回去改正”,就放我回自己课桌。也有一次,我很为自己争了面子,先生要我们想出一个词,既是名词,又可作为动作,再造个句子。我想出来,黑板刷就是,在学校里,大家喊黑板刷“揩黑板”,我就举手站起来说“我用“揩黑板”揩黑板”,老师很满意。总之,那年表现还不错,第一学期结束时,排名从二年级时的第四十几一下跳到第八名。我很开心,在二年级时,我总是排四十几名的。
 
第二个学期还没有结束,就放假了。后来,随家里大人到外滩麦加利银行的地下室(锅炉房)去住了好几天。几天后,大人们说,“解放军已经来了”“解放了”,就又随大人回家。家门口东余杭路上,还见到很多解放军,舖盖卷就放在街边。过几天,敢和小朋友一起上街,见到一张大布告,“司令员陈毅”几个字还认得。夏天,回到无锡乡下老家丁巷。南桥镇的小学办了个暑假班,同村的小伙伴们带我去报了名,上了个暑假班。开学了,回到上海,在舟山路小学接着上四年级。
  
不久,有位戴眼镜的先生给我们讲解国旗的意思,一颗大星、四颗小星代表什么等等。这位先生什么课都能教,甚至会弹风琴教我们唱歌,对我们学生总是很和善,从未见他发脾气的,可惜,这位先生的姓名忘记了。

又过了几天,那几天天气特别好,只见唐山路上走不完的游行队伍。游行的人举着红旗,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兴高采烈。后来才明白,这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教我们历史地理之类常识课和唱歌体育的是位姓徐(单名一个淦字)的先生,这位先生多才多艺,他不知从哪里弄来几个腰鼓,在五六年级搞了个腰鼓队,在我们班里就抽了老班长一人,放学后就教腰鼓队打腰鼓。徐先生又在我们班里点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个男生、四个女生,教我们排练了一个舞蹈,他教我们动作,教我们走队形。后来,我们同腰鼓队一起在一个中学里表演了一次。又有一个大工厂,不知搞什么活动,也请我们去表演了一次。徐先生还自己写了个独幕剧,是讲一个学生不肯读书,被母亲训斥,后来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改正了。徐先生安排了两组同学分演角色,我在B组,演那个调皮学生。这只话剧,排练了几次。就歇搁了,大概徐先生自己感到没有多少新意。

开学的第一天,校长先生来班里,让大家民主选举班长,大家都喊“包科全”当班长,校长先生说包科全将另有重用,做专职通讯员,大家就选了同样在同学中很有威信的张根德当班长。

来了一位新老师,姓沈名炎,教我们语文,兼做我们班主任。这位老师很有学问,讲课很生动,大家都爱听。有篇课文讲从前有个人想逃避现实世界,就一个人跑到深山里去。讲到这里,沈新生就在黑板上用粉笔勾出一座山,说这个人住在一个山洞里,沈先生就在山上画了个小圈,表示山洞。他边讲边画,引得大家都专心听讲。沈先生上课时还会有意带出很多成语和常用语,记得有一次不知为何他讲出“画蛇添足”,就顺便还讲了这个故事。几年下来,我相信,我班同学所掌握的成语要比别的学校的学生多。还有一次,他问班里几个年龄稍大的女同学,自己的衣服谁洗,大家回答,是母亲洗,先生又问为什么不自己洗,大家又回答,母亲嫌洗不干净,沈先生笑着说“落水三分清么”。我回家把“落水三分清”的道理说给母亲听,要求自己洗自己的衣服,母亲笑了,说先生的意思无非要你们自己洗衣服,但你毕竟太小,过年把再说吧。要成立少年儿童队组织了,沈先生先给大家讲少年儿童队是怎么回事,最后说当然要自己报名,怎么报法呢?他想出来叫通讯员在壁报上画个红心,想加入少年儿童队的就在红心中填上自己姓名,也表示出自内心自愿加入。好像只有极少几个同学没有在画的心上签名,而凡签了名都被批准,少年儿童队就这样成立起来了。几天后,大家一本正经选出了中队委和小队长,老班长包科全为中队长,中队委好像全是女同学,沈先生是中队辅导员。发红领巾时,沈先生还交待,戴红领巾时,要穿少年儿童队的制服,即白衬衫蓝裤子。那时很少有同学有白衬衫的,过了很长时间大家才陆续有了白衬衫,我就是同母亲讲了多次,母亲买了白作布(一种最便宜的布料)请裁缝做了,才有。沈先生又交待,戴了红领巾走在路上,如对面也有戴红领巾的过来,即使不认识,也要相互行少年儿童队的礼,如几个人一起时,要由级别最高的一个(大队长中队长等)喊“立正…敬礼”。果然,一天清早上学路上,对面过来一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女生,不知哪个学校的,先向我行礼,我忙不迭地还礼。但这样的事,就这么一次,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至于几个人一起时,要有人喊口令,则从来没有发生过。

后来大概认为没有必要设专门通讯员,还是叫老班长当班长,张班长就当副班长。有一天下午,包班长在课间休息时,嘴巴凑着我的耳朵,神秘兮兮地通知我,要我放学后,去某一位同学的家里。到时我去了,班里除了一位男同学以外。所有的男同学都到了。包老班长宣布开会,说现在老师们对女同学很偏心,我们男同学要团结起来。至于究竟出于什么事情,大家也不清楚。男同学要团结起来,大家都表态好的,至于怎么个团结法以后再说吧,就散会了。第二天早读时,班主任沈先生对全班同学讲话,说昨天男同学们开会,是不对的,不应该分男同学一帮女同学一帮,实际上也不存在,以后再也不要男同学们单独开会。沈先生还说,也不是所有男同学,象丁鸿生和某某某(昨天没有到场的同学)是不会参加的,等等。就这样,昨天的事情就此化解了,以后,大家也好像等于没有发生过。但我总是不明白,沈先生怎么那么快就把事情化解了,而明明我是参加了的,他又怎么肯定我不会参加?

那时候,上午四节课,八点半开始,但同学们一早就到学校早读。不少同学向家长要了早饭钱,在路上买了早点带到学校里吃,也有同学先到学校放下书包,再去买早点,大家一边啃一边早读。沈先生发现了这个情况,就索性让到学校里吃早点的同学都先到学校,叫张班长统一登记,你是三分钱米饭团加糖,他是五分钱的油饼,再或是五分钱一套烧饼油条,收了钱,他一人去街上按单采购好,回来逐一发给大家。张班长还真有本事,十几个同学的早点,从来没有搞错过。特别遇到刮风下雨天,张班长照样可以把你所要的早点送到你手中。后来,沈先生感到光有干的早点不行,最好要有碗豆浆。正好里弄里有家人家是做豆浆的,就去联系,算下来,一杯豆浆二分钱,这点钱即使家里有点难处也还出得起。这样,那家人家到时就送来一桶滚烫的豆浆,由班上两位女同学干部分发给大家,一人一杯,而张班长又给各人送来订好的早点。烧饼油条加豆浆,实在很好吃。早晨有豆浆的做法,后来还推广到全校,我们班已是五年级了,有几位年龄稍大的女同学张罗此事,一、二年级的小同学恐怕完全靠老师照应了。一人一杯,杯子可大可小,后来我从家里拿了父亲专门喝啤酒的啤酒杯,头两天还好,第三天,豆浆较烫,一位分豆浆的年龄较大的女同学从保温桶下面的龙头里刚把豆浆放到我杯里,杯子就碎了。那位女同学立即去拿了她的杯子,放好了豆浆递给我,还说“不要紧,拿我的杯子先喝”。我当然先喝了,但同时眼里好像有一点泪水没有掉下来,那位女同学也没有看见。这段时间,大家很开心。过了一个学期吧,不知为什么,统一吃早点豆浆的事停掉了,但烧饼油条加豆浆的滋味实在好,以后自己买了吃的滋味总不如那时候的好。

有一次,不知是经同学推荐还是老师指定,星期天一早在弄堂口,几个同学和老师们一起乘上了一辆本来是运煤的卡车,这辆卡车在靠近驾驶室的地方装了个炉子,是靠烧木柴作动力的。一路上吃足了煤灰,但大家还是兴高彩烈,到了中山公园。那天,天气也特好,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公园里人山人海,好几个地方搭了临时舞台,在表演歌舞杂技。几个老师带着十几个同学,这里转转,那里看看。这大概是国庆游园会。

一九五一年的清明节,沈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师带我们去春游。老师们领着我们从徐家汇再往西走,那时候,出了徐家汇不远就是农村。先到了一座花园,陈校长说,这里是“黄家花园”,当时也没有兴趣去追究是哪一个黄家,也不知究竟是“黄家花园”还是“王家花园”,(上海人说话,是“黄”和“王”不分的。)只见是一个相当荒凉的花园,小径上满是落叶,池塘里只有很少一点水,楼阁的门都锁着,大家都没有劲,很快就离开了。后到冠生园,楼房样的厂房后面有个土丘,大家爬上去当作登山。又经过一个暖棚,一位老师就给大家解释为何暖棚里会保持暖和,让大家伸手进去试试里面的温度。最后到了一条小河边的一片没有庄稼的坡地上,几个年龄稍大的女同学就把带去的锅和碗之类放在地上,更有同学在做一个行灶。我一人到河边看风景,恰好陈校长和几位老师从我身边走过,就喊我说跟他们吃饭去。我就跟着这几位老师走了。到了镇上,进了一家饭店。我要了一碗阳春面。饭后,跟着老师到处转转后就回去了。只见同学们都在原地,碗筷什么已都收拾起来。这时我才感到很是可惜,稀里糊涂地跟着老师走,没有和同学们一起野餐。和同学们一起野餐那多么有意思。后来,大家排好了队伍,慢慢走在农村的小路上,只见到处是青青的麦子,公路两边高大的树,天空灰蒙蒙的,。看到一列火车向远方驶去,想来这是开往杭州的火车吧。后来,到了龙华寺,但既没有看到塔,也没有看到大殿。我们几个同学到了老和尚的接待室,有一副中堂,画的是一条凶巴巴的龙,形象很不讨人喜欢。院子里不知怎么会有一个沙坑和一副跳高架子,同学们就排队跳高,一位六年级的同学跳过横杆跌了一跤,把小臂骨折了。

第二天早读时,班主任沈先生照例要讲一番话,中间他非常严肃地说:“昨天吃饭时不见了丁鸿生,到处找不到,把人急死了,后来有同学说,好像他是跟着几位老师走的,怎么可以这样?……”看样子,沈先生还在生气。天哪,是老师喊我走的,怎么能怪我?我倒是很想和同学们一起野餐的。当然,我是不会去同沈先生申辩的,但此事,给我留下了一生的教训。几天后,班长约了有我在内的几个同学去看望那位骨折的同学,
到了同学家里,同学住在一个阁楼里,房间很小,也没有什么家具,但很干净,有一个老虎天窗,使房间很明亮。那位同学半躺在床上,手臂用绑带吊在脖子上。在初中时,我把这次看望写在一篇作文里,老师给了很好的评语。

升六年级了,原来的班里有好几个同学转学了,留下来十八个男同学和十七个女同学,学校里就单独再招了个女生,凑满十八个。安排座位时,就是一个男生旁边一个女生,这样至少上课时安静多了。这一年里,沈先生为搞好我们班级,做了很多事,化了不少心血。

第一件事,是沈先生重新叫大家按规范要求训练少先队集会的全套仪式,集合时,小队长向中队长报告,中队长向大队长报告,大队长再向辅导员报告,再是队旗进场、唱队歌、呼口号等等,在好几天的课后,沈先生带领大家把这一套反复训练,直到大家熟练掌握。那时,学校里有几面少先队用的小鼓和一面大鼓,沈先生就安排包班长敲大鼓,几个女同学敲小鼓,另两个女同学一个敲三角叉,一个敲碰铃。而所有男同学不知从哪里吹来一股风,大家都学吹竹笛,居然人人能吹出简单的调调来。一天,沈先生要求大家第二天星期天到校集中,女同学敲鼓,男同学吹笛,大家去街上游一圈。还要求大家统一穿上少先队的队服,即男生兰裤白衬衣,女生兰裙白衬衣,配戴红领巾。这些,好在大家都有,至于鞋子,穿黑跑鞋,也都有。沈先生来劲了,又提出袜子。要大家都穿白袜,大家纷纷回答没有,那么黑袜,也都没有。沈先生一时糊涂了,黑的白的都没有,那是什么袜子?难道都不穿袜?就问“你们有什么袜子?”这下轮到大家呆住了,一下想不出如何回答。一位平时很有点幽默感的同学立起来回答,“我们有花袜子。” 沈先生笑了。说那么就花袜子吧。就这样,第二天大家按时在学校排好队,走到东大名路。在那里,沈先生要求大家一排排一列列拉开间距,队伍着实壮观,再一二三,男生们一起吹起“雄纠纠,气昂昂,”再配上鼓点铃叉的声音,倒非常动听,引得路上的行人都驻足观望。可惜,这样的上街游行,以后无论国庆或五一游行都没有机会表演一番,而沈先生当初的用意恐也不在这里。那年国庆游行,区里游行队伍前面要有几个少先队员扛着少先队队徽带队,此事落到我们班上。那天,由我校一位女教师也就是大队辅导员带领,我班几个大同学抬着少先队队徽,我们几个小的走在队徽两边,大家穿上少先队标准队服,戴上红领巾,还都戴上发下来过后收回的白手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因为有沈先生给我们训练过的基础,大家走得很是像样,朝气蓬勃,很是壮美。这个场景恰好给母亲看到,她很高兴。

第二件事,是沈先生想给我们班找一个“朋友”班,希望通过两个班的交流活动,使两个班都能得到提高长进。沈先生先在班上给大家说了这个意图,大家当然赞成。这样,沈先生果然在闸北区找到一个小学的毕业班,恰好,他们班主任老师也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两个班就开展起交流活动了。第一次活动,是他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全班同学把他们从公交车站接到我们教室里,两个班的同学面对面地坐下来,随便聊聊。第二次活动是我们到他们那边,这一次是要找第一次活动的朋友。第三次是双方约定在虹口公园,老朋友见面后,边逛公园边聊天交流。这三次活动,两个班主任老师都不出面,一切由双方的班干部张罗。我们的包班长和张班长等人还真行,三次活动居然没有出一点差错。后来大家认为,活动没有太多意思,因毕竟不熟悉,倒还不如自己班里的同学在一起有劲。这事后来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要放寒假了,这是在小学里的最后一个假期了。沈先生想与其让同学们呆在家里无聊,还不如让大家到学校里来,就提出从某天到某天的一个星期,大家自愿到学校里来,参加所谓“冬令营”,当然中午饭还是各自回家吃。事前,他还与包班长、张班长等研究冬令营里安排点什么内容。确定下来的是包班长负责在教室的一面墙上用粉刷颜料画个太阳系行星图,张班长负责做个日晷,其他同学或者做个航模之类,或者打打康乐球,看看连环画。这一星期冬令营下来,大家都感到很愉快。我协助张班长做日晷,日晷做好后,他借了老师的手表,好几次爬到屋顶上,蹲在太阳下,看指针在太阳下影子的移动,调整日晷的倾斜角度。

那张画满了教室一面墙的行星图,起了很好的作用,大家都记住了太阳系的九大行星。沈先生也来了兴致,开学后,他要包班长带领几个同学再在另一面墙上搞个全国主要矿产分布图,办法是先在墙上画个全国分省地图,发动大家收集青霉素药瓶,里面放上矿产样品,写上标签,挂在地图上相应蕴藏的地方。这个办法,铁、煤、石膏、石油等都好办,能找到实物作样品,而锡、镍、钨等就难办了,不知后来如何解决,大概放点相像的东西来替代,瓶上又有标签,谁也不会去认真计较。这张图,效果不太理想,瓶里究竟是什么,标签上写的字,挂到墙上都看不清楚。但江西有钨,湖南产锑,辽宁出煤,云南固旧是锡都、玉门是大油田等等,经过做图的过程,却牢牢记住了。沈先生又让班长画一张很大的华氏摄氏温度对照表,挂在黑板旁边。这张图,让大家记住了华氏摄氏度数互相换算的概念和方法。如华氏100度,要先减去32,再除以1.8,就是摄氏38度不到一点。

沈先生还帮着班里办了个“小银行”。他叫一位女同学负责,大家如有多下来又暂不用的另用钱就交给她,她集中起来去存在银行里,头一二次是沈先生带她去银行的,到学期结束再发还给各人。你在需要时可去支出,也可向她借贷,(但这样的事,似乎从未发生过。)这件事,大家感到很新鲜,也很支持,多了几分钱,就交到那位女同学那里,她在你的专用小本子上记上一笔,而她有本总帐。这位女同学很能干又细心,从未出过差错,而态度又极好,总是笑嘻嘻的,为你办好存取款。

在最后一个学期,沈先生不知怎么想的,也许想增强大家的集体意识,也可能想提高大家的艺术修养,或许这两者都有,他要大家星期六中午放学后先不回家,叫我与另一位年龄比我大两岁的女同学负责,带领大家一起跳十五分钟的集体舞。那位女同学是文娱委员,参加过市里办的夏令营,学会了不少集体舞,她就先教会我,到时我先教会大家集体舞的曲调,再同她一起给大家示范,手把手地教会大家,纠正动作和舞步。这个额外的作业,不管喜欢不喜欢的,大家居然都没有意见,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这样,好像大家都有点感觉到,我们这个班级,同前两年相比,是有点不一样了,大家都认可自己是舟山路小学的,一点都不会认为是弄堂小学而感到难为情。

抗美援朝刚开始捐献飞机大炮时,一次,父亲和大叔叔等在外面聚餐时,大叔叔给了我两万元(旧币)一张的钞票,让我捐飞机大炮。第二天,我把这张钞票交给沈先生时,沈先生问了我两次,“你真的都捐了?”我说是的,但直到我说了,是我大叔叔给了我这张钞票叫我捐的,沈先生才最后收下,不再说什么。
   
三五反运动来了,父亲办的打铁工厂里开来了一队工作组。几天后,沈先生找我谈话,要我说服父亲坦白。过了两天,沈先生又与我谈了一次,其实,也根本不叫谈话,沈先生才一句话“你要叫你父亲坦白”,而我更没有吱声。好在两天后的晚上,工作组召集全体工人开会,让父亲作全面交待,叫我也旁听,父母亲都声泪俱下。第二天一到学校,我首先就去告诉沈先生,说父亲已“坦白”了,沈先生也就“噢”一声,再无下文。看起来。沈先生找我谈话,也是官样文章而已。

从四年级到六年级,在沈先生手下当学生,不能说不用功,也不能说很用功,小聪明有一点。有次做语文作业,有个造句,“气势汹汹”,我不肯多动脑筋,就写“我看见一只老虎,气势汹汹地向我扑来。”沈先生在我本子上这句话旁边这样批注;“真有这样的事吗?”有次学期快结束时,沈先生在我的作业本上写了这样的批语:“你看看你现在写的字,同学期开始时写的字比较比较。”我心里很明白,先生的话一点不错。但我也有自己很得意而又让沈先生满意的时候。一次,历史课测验(也可能是期末考试),有道是非题的题面是“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政党”,这个问题恰好前几天与父亲的两个学徒讨论过,就很有把握地填上“非”。第二天沈先生讲评,说到这道题时,先问大家“答“是”的同学举手”,一下子,几乎全班同学举手,只有我与另一位同学没有举手。沈先生先要那位同学起来回答为什么。那位同学是海门人,立起来用一口海门口音说:“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救星啊!怎么是政党呢?”大家哄堂大笑。沈先生再问我,我立起来回答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沈先生笑着说“对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时有同学不服,争辩说书上没有这样的说法,沈先生就要大家翻到书上第几页,要大家看其中一句“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这时,同学们心服口服,而沈先生再说,这道题,他在出的时候,就估计也只有丁鸿生会答对。

音乐课是徐先生教我们的,他教的歌,我很快就学会,他讲一些乐理,同学们还都在云里雾里,我也很快就能理解。六年级第一学期的音乐考试,徐先生弹风琴,让每个同学上去唱首歌,他打分。轮到我唱了后,徐先生略思索了一下,就提笔在我名下写下92分,这可是从未有过的记录,男同学中从未超过80分的,而女同学中也仅有过一个90分。沈先生恐怕也是发现我有音乐和文艺方面的一点天赋,他除了要我与文娱委员一起每周六中午带领大家跳一会集体舞外,有次几个小学间举办合唱比赛,沈先生指定由我担任我班的指挥。毕业那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舟山路小学做东道主,邀了另两个也是没有操场的小学,借了一家木材行的一块空地,办了一次少先队的联欢会。事前,大队辅导员找了我,要我在联欢会上担任司仪,理由是我会在节目的空档时间指挥大家唱唱歌。结果,那次联欢会上,我的表现自认还可以,没有出什么差错。这肯定也是沈先生和徐先生的主意。

有一天,几个女同学找沈先生聊天,说起同班中某某和某某最要好,当说到我的时候,正好我也进去,只听到沈先生说:“你们都没有说对,丁鸿生是和张根德最要好”。张根德就是我们张班长,沈先生说得太正确了,确实,从四年级到临毕业,我是和张班长最要好。张班长比我要大两岁。圆圆的脑袋,圆圆的鼻子,一脸善相,为人很厚道。他看我在班里是最小,又最幼嫩,就始终很留心我,我也很喜欢和他在一起。遇到星期天,往往是他来找我,再喊上一两位同学,我们就一起逛马路。一边逛马路,一边天南地北聊天。张班长见多识广,听他聊天,学到很多。 而他同我们聊天时,从来不讲粗话,更没有半句脏话,久而久之,我也学得从来不讲粗话和脏话。有时他会单独约我一人,有些地方是他领我去过后,我才知道的。当时乍浦路桥下有个博物馆,里面从各种动物标本到据说是太平天国洪秀全坐过的龙椅,什么名堂都有,张班长带我去,让我很长了见识。周家嘴路旁的一块空地上,有个简易铁皮房子,是中国福利会的一个儿童阅览室,也是张班长常在周六下午带我去那里看连环画和儿童读物。就在那次几个小学的合唱比赛上,临到我们上台时,张班长见我没有白手套,而他恰好有一付崭新的白手套,就一定要给我戴上,说指挥要神气一点。确实,张班长是我幼时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兄长。

临毕业时,沈先生给我们全班同学做了次长篇讲话,先生讲话的内容,已没有印象了,记得好像也没有点哪个同学的名,但先生恰恰点了我的名。先生是这么说的:“要说(毛笔)大字,丁鸿生写得最好,但他就是不肯好好写。”先生这句话,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也像警钟一样,时不时在我心中敲起。

最后,学校为我们办了次很隆重的毕业典礼。事前,还借了兄弟小学的操场,拍了张毕业照,可惜,这张照片我未能保存好,已不见踪影。毕业典礼,是放在一个晚上,除了陈校长和所有教过我们课的老师外,还请来了很多嘉宾,有中心小学和区教育局的先生,还有五年级同学的代表等等。典礼上最后一项内容是将班上同学自己做的教学器具和玩具赠送给母校。我们十几个同学集中到隔壁教师,每人手里捧了件器具(有几件是四五年级学弟们做的,也拿来充充数,)我手里拿了只很漂亮的航模,排好队,沈先生说,丁鸿生带队,第一个,带大家走一圈,大家要走秧歌舞步子。一、二、三,我领头出去,一本正经跳着秧歌舞步,领后面同学在来宾前转了一圈,陈校长、老师和来宾们都开心得哈哈大笑。回到隔壁教室,同学们都笑了,沈先生更是笑着连说了两遍“丁鸿生一个人跳秧歌舞。”
中考刚过,学校给我们毕业班的同学办了次联谊会,时值盛夏,就安排在一个晚上,在虹口公园举行。事前某天,包班长要我也去学校商讨联谊会的事情,当我进到教室时,沈先生、包班长、张班长和几个同学已经在那里讨论起来了,沈先生一见我,就对大家说“丁鸿生唱支歌,就唱“祖国进行曲”好了”。这首苏联歌曲倒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首歌,我时不时会这么哼上两句,沈先生大概听到过。那天晚上,大家和陈校长、沈先生还有其他几位先生围坐在虹口公园的草坪上,学校还做了一大桶绿豆汤,每个同学都喝上一碗。当我站在圆圈中面对沈先生唱起“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时,只见沈先生脸带笑容频频点头。

从此,同班同学们就分手了。以后有过几次聚会,见到过几次沈先生,但一直没有回去再见见陈校长和其他几位先生。毕业班那年,陈校长还兼做我班珠算教师,每星期有两堂课,陈校长教我们噼里啪啦打算盘。那次考试,因我坐在第一排,又是中间,陈校长站在我前面,对我的卷子看得一清二楚。当我打完算盘,在卷子上写完答案,因时间还早,就坐着在心里把题目再做一遍心算。过一会,我抬起头,看到陈校长在对我微微笑,我不知道他的微笑的确切的意思,是说“你小子在做心算”还是说“你的答案都是对的”。那次几个小学的联欢会的前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跟了陈校长和沈先生等去那个木材行空地做准备工作,要在地上打一段铁棍做桩,以拉住横幅,开始,张班长用铁钳夹住铁棍,我用一把十来磅的铁锤在桩头上敲了两下,陈校长看到,连忙制止了我,他拿过铁锤,挥了十来下,直到把桩打好。临了,陈校长知道我是在打铁工场间长大的,还问我,“你看我的榔头挥得怎么样?还像不像样?”在我读初中二年级时,同班有个同学家在母校所在的弄堂里,有天他对我说,陈校长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现在公开身份了,他的话,我未去证实,但我相信。

同我一起考进继光中学的而没有分在一个小班里的同学,有我们张班长,有徐先生的弟弟而又像是我们小同学的老大哥的徐 森同学,一位叫吴树梁的同学(他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同行朋友,)和一位叫沈瑞仙的女同学(就是她,那次音乐课考试,徐先生给了她同我一样的92分,)一位叫陆德裕的和我在一个班。初中刚开学时,张班长代表我们几个,出面邀请了十来位小学学友在一个星期天到我们中学游览,大家一起逛逛校园打打篮球,很开心地过了半天。头一年,下午上课前,如果我们几个都到了学校里,张班长就会约了我和吴树梁等一起荡马路聊天。有一天,张班长说,母校的沈先生因为业绩出色,已调到就在我们中学附近的一个小学“毓德小学”当校长了。我们几个当然很高兴,过了几天,就由张班长带头,去沈先生当校长的小学里看望沈先生。沈先生见到我们,也很开心。先生特别指着我,对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老师说:“这个丁鸿生,人很聪明的。”按在小学里的“惯例”,先生在下面要说“就是不肯好好用功”,但这次,先生不这么说,而用一句“他唱歌唱得也很好”来代替,或许他已经知道,我自进了中学后,就“好好用功”了。先生还问我,是否还一直喜欢唱歌。恰好那时语文课上,读到朱 德总司令的文章“纪念我的母亲”,任课老师要我们以“我的某某”为题写篇作文。我就以沈先生为中心写了“我的老师”。这篇作文,大大得到语文任课老师的称赞,在班上点评时,特别提到,还说文章已远超过一个初中生的水平。其实我在文章中,也就是写了沈先生对我的几次批评和赞扬,事情实在,感情真诚,没有半点虚假而已。

我的小学是上海舟山路小学,是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先生们的亲情和恩惠就像永不干涸的泉水让我一生受用的舟山路小学。

当年的同班,至今记得他们的姓名的男同学有:
包科全、张根德、徐森、陈名松、潘家法、谢国庆、谢宝和、何金发、石国华、徐云龙、吴树梁、陆德裕、钟文才

女同学是:
林翠华、凌翠华、徐翠娣、马秀贞、沈佩文、毛福妹、韦月珍 、宋颖哲、朱慧珍、裴爱金、沈瑞仙、吴红妹、吴光亚、殷瑞娟、王笑

还有几位记得音容,姓名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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