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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作者和同学在上海西郊公园

我的中学生活片段

--作者:老木匠

一、我们的中学

我在1969年小学毕业,进入中学。我的中学位于上海虹口公园边上,和公园只有一条小河的间隔,从教室的窗口就可以看见虹口公园的风景。

进学校时,校名叫做“红卫八中”,而附近的居民都叫它“虹建民办”,它是在1958年的时候组建的民办中学,校名就是“虹建民办中学”。学校老师讨厌自己民办教师的身份,学生更讨厌自己文凭上民办两字,所以文革一起,师生们同仇敌忾的第一件造反事项,就是改一个没有民办字样的革命校名。到我们中二年级的时候,区革会统一调度,取消了文革时期的“红卫”中学系列,我们学校改名为“新虹中学”。民办两字从此消失。后来文革结束,学校又改回去叫虹建中学,到了80年代这个名称多变的学校就撤销了。

上海从文革一开始就废除了小学升中学的考试,学生都按照居住的居委会,划块升入附近的中学。划块的依据主要是“就近”,一般中学与学生居住的地方不会超过1公里,再远的学生也只需要步行个十几分钟就可以到校。

文革也革掉了毕业文凭,小学毕业没有任何的考试,也没有什么典礼仪式。邮寄过来的通知告诉我们在什么时间、到什么中学报到,已经被编入哪个班级。

我家离学校要走十分钟。学校本身是一块“鸡肋”地块,夹在两个街道工厂和虹口公园之间。学校有个不起眼的校门,进去后右手边有一个小洋楼,是学校的办公楼。再往前走是一个短短的弄堂,两边都是两层楼房屋,各有几个教室。走过弄堂是一个操场,有两三个篮球场大,操场一边就是与虹口公园交界的小河,另一边是一个街道工厂的房子。操场的西边有一排平房,也是教室。所有的教室都是简易房屋,砖墙上直接架设铁屋架,没有吊顶,抬头仰望,就可以看见铁屋架和屋面板。铁屋架下吊着48寸的日光灯,起辉器全部都没有的,直接开灯只会一闪一闪,要站到桌子上把两个线头碰擦几下,日光灯才正常发光。

学校不大,在校的3个年级,每个年级是6-8个班级。我们这届新生有8个班级。和上一届一样,招生范围主要以学校附近的欧三居委为主。就是山阴路-祥德路-欧阳路-四达路围起的一个街区,以及山阴路-祥德路北的街区。这是个以职员阶层为主体的居民区。

二、要准备打仗

1969年8月28日到中学报到的当天,正好是中央发布“828”命令。我们集中到附近的虹口体育场,听拉线广播。那个命令后来才知道是宣布禁止一切武斗,解散一切武斗队伍,收缴所有武器,实际上可以说是宣告无政府状态的结束。不过当时听到的就是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因为那天上海暴雨,我们学校全体新生就在暴雨中挨浇,根本听不清广播在说些什么。在工宣队和老师的督促下,我们居然队伍不散。结束后立即上街游行,高喊“要准备打仗”的口号,湿淋淋地在市区转了一圈。
这就是后来几个月学校生活的基调。学校的操场挖开个大坑,盖起防空洞。所有的玻璃窗上都糊上米字大纸条,防止震碎。经常上课上到一半,忽然铃声大做,“空袭警报”!于是大家就按照规定的路线迅速跑到操场集合,随身还带上一跟代表步枪的木棍,在操场上练习刺杀。我们学校一时为战备先进单位,经常有其他学校来学习参观,因此练刺杀的时间比上课时间还多,煞是好玩。只是女生们大为苦恼,班级里一个女生就在紧急集合时摔断了手臂。

1970年11月24日又有一段最高指示下达,说是军队要拉练,民兵也要拉练,学生也是如此(大意)。12月学校就组织了几次去郊区的拉练。每个学生都规定了通知的对象,一家一家接力通知,全校集合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年底就正式出发,每个学校编为一个营,规定有路线,为期半个月。几个班级组成一个连队,每个班级抽几个学生组成一个炊事班,自己采购烧饭,为连队供饭。

记得71年拉练,我们学校的路线是上海北线,走大场--南翔--方泰--嘉定--钱门塘--唐行--罗店--月浦,路线实际上是绕圈,每天最多是20公里。到一站有的休息一天,有的第二天就走。住在老乡家里,地上铺稻草,打开背包就睡。总的来说是士气高昂,精神焕发。

只有我走到一半就成了病号,右腿根淋巴结发炎,肿大到一个拳头大小。好在随队的医生(从市区各个医院抽调配备的)为我打了几针链霉素,控制住了病情,到拉练结束时就好了。只是当了几天病号,先是跟着团部病号收容队坐公共汽车。可是公共汽车到的只是公社所在地,我们每个连的宿营地是分散在各个村落的。记得在钱门塘公社下车后,按照打听到的本连宿营地自己一个人往那里赶,腿很疼,一瘸一拐,问了几次老乡,都是异口同声“往北走两里路”,走到太阳西沉,还有两里地,那个孤独的滋味实在受不了。后来再行军,就跟着本连的炊事班,坐他们买菜的黄鱼车了。

1972年年底第二次野营拉练,走的是南线浦东,好象是北蔡--下沙--四团--青村--施湾--彭镇--老港--祝桥--龚路。记得在老港那一晚最恐怖,说是上海要大地震,正好那晚全体睡一个大仓库,我们几个红卫兵小头目就在旁边的炊事班值班,说是有摇动感觉就报警。那晚就听旁边女生宿舍不停的唱歌,男生宿舍倒是太平。我们一边打牌,一边吃锅巴和咸菜--以后就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鲜美的咸菜了。结果一晚上太平无事。回到上海也是景象依旧。

我这次拉练出的事故是有一天睡觉时不小心弄坏了眼镜,后半程都是在朦朦胧胧中行军。

三、教育革命实践

我们的学校原来是本区最差的一个民办中学,全校教师中不要说是正式的大学毕业生,就是读完高中的也不多。不过都很年轻,也很有责任感。驻校的工宣队也是很有创造力,在准备打仗的热潮过去后,想出一个把学校办到工厂去的教育革命方案。于是我们年级全部到了当时上海近郊的一个苗圃来办学,借了个仓库当教室,学生上午跟班劳动,下午上课。

我当时学的是汽车修理工,整天钻在汽车下面,给师傅递工具,跟着师傅出车,感觉实在是非常有意思。不过下午上课时教室里一个个昏昏沉沉,基本是打瞌睡。

这个苗圃叫做广中苗圃,非常大的一片绿地,有很多不大的树木。里面还有一座奇怪的塔状建筑,当地人叫它“麒麟塔”,是一个三层的建筑,底层有大拱门,二层是一个可以围绕一周的平台,平台的中央是一个宝塔的样子,四面都有拱形的壁龛,原来的雕塑都被敲掉了,只留下模糊的印迹。记得有一面上是有拿军刀的人形。我们经常在那里玩打仗游戏,互相猛扔土块,演练攻防。现在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安放阵亡士兵骨灰的“祭灵塔”,附近的绿地也是日本人圈了农田建的。在我们中学毕业后不久,这个地方就全部改建为上海汽车附件厂,实际上是708工程(大飞机项目)的发动机厂。

这一时期出的一件大事就是林彪事件。1971年的8月底一开学,我们就拉到了人民广场,开始为广场整修油漆,每天可以看到广场上准备国庆游行的排练队伍。可是突然之间就不见了排练队伍,而我们也被撤回了苗圃,继续在厂里上班。足足过了两个多月,大约是在11月的时候,和同学一起去上班的半路上,一个同学神情紧张的告诉我们:林彪出事了!

到了1972年2月间,全体回到学校,开始传达林彪事件的文件,每班一套,要登记,不准带出学校,每天照数回收。那时也正好是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和虹口公园原来是一河之隔,战备高潮的时候把河水抽干,盖防空洞。这时在一个星期内突击盖起了一道高墙--据说尼克松夫人打算到虹口公园来玩。实际上后来并无此事,但从此我们放学后再要到公园里去玩就要费点劲了。

四、回潮时期

林彪事件后,我们的教育革命实践也宣告结束,回到学校继续正常上课。后来才知道这一段时间教育界有个“回潮”风。我们只知道原来的工业基础(工基)课和农业基础(农基)之外又开始了一些传统课程,比如有一门叫化学的,老师自己新编了油印的讲义,“酸碱盐氧化物”。又是很新鲜。不过学校太破,也没有实验课,只能看老师摆弄,真是好玩。数学课在生产队挖个粪坑要多少人工之类的题目外,老师也布置一些圆和二次方程之类的题目。语文课在《为人民服务》,《第一列革命列车》之类的文章外,也有了《曹刿论战》,《黔之驴》等古文。总算是认真读了一年书。英文也不再是只教Long live Chairmen Mao的口号,有了一些语法,有的老师甚至给同学们在课外教一些英文的原版教材。

对学生影响更大的是考试开始多起来了。测验和期中考试的做法都恢复了。开始有布置回家作业的(原来几乎是没有)。班级中逐渐有了竞争的气氛,至少是在一些成绩比较好的同学之间。不过没有成绩的排名,实际上大家也主要是凭各自的兴趣在学习,没有任何一点的功利考虑。因为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大学在当时已经开始恢复招生,可是是从工农兵中招生,并不进行或主要招生的依据并不是考试。那与我们还没有关系,我们要先做工农兵,然后再等机会。做工农兵却是不需要任何成绩单的。

这种非功利的学习,对于养成自学的习惯却有着直接的影响。我们这个年级的招生区域靠近上海最著名的文化街山阴路,是一个干部、职员以及知识分子的聚居区,年级当中有不少同学喜欢看书,互相偷偷交流。1972年时有一本从印刷厂装订线上偷出来的内部书《你到底要什么》在我们之间流传,是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小说,反对和平演变的。大家轮流阅读,偷偷的交换看法,觉得实在是精彩无比。过去哥哥姐姐的教科书被翻了出来,试图解开那些难题,给我们带来的是真正的快乐。学校的图书馆已经封闭了好多年了,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头目就利用职权,成立审书小组,以进行“审书”(看看藏书中有那些是毒草,哪些是不至于毒害革命青少年的)的名义自己大饱眼福。印象最深的是一些60年代初期出版的科普丛书,《奔向明天的科学》,《十万个为什么》,《揭开科学之谜》,等等;以及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之类的知识性的小说。

五、阶级斗争教育

我们进入中学时急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上海已经建立起新的秩序。前一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也已经结束,各个单位都有了正式的领导班子。不过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是绷得很紧,还是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不仅是课程的内容中大量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故事,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中还会有不少“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活动。

学校里有大约七、八个戴了牛鬼蛇神帽子的教师,有的是因为历史问题,有的是因为在文革中有反动言论而被戴上帽子。全校的清洁卫生打扫都是他们的事,平时红卫兵要贴大字报,标语,也是他们爬上爬下。一些出身好,阶级意识强的红卫兵经常会借点由头就敲打他们。不过大多数红卫兵是打不下手的。
记得有一次学校里突然紧急集合,说是在一个教室里发现反动标语。什么内容却是要防扩散的。脸色铁青的工宣队队长站在台上,大声宣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限令那个反革命分子在5分种之内出来低头认罪!”全场肃然,几个据说是有问题的教师站在队列中索索发抖,学生也吓得不敢出声。工宣队长还大声的倒数“三、二、一”。突然暴雷般大喝一声:“将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揪上来!”这却是个死老虎,早就戴上了帽子的反革命,被几个红卫兵扭上台,口号声四起。不过大家心里都松了有一口气,感觉到的却是好笑。

还有几次是红卫兵的紧急活动,那是在全市性批斗大会后要执行死刑。那时上海的主要刑场是在本区的一个靶场,本区的各校红卫兵的任务就是要执行死刑犯游街及刑场的外围警戒。大规模的处刑一年会有一两次,每次“红色台风”以后就会有这种批斗处刑大会和游街。有一次本班红卫兵被布置在刑场值勤,离行刑地点不足百米,目睹枪决的血腥场面,而那时我们算起来不过才十四五岁。30年后一些女同学讲起这事还后怕。

另一种阶级斗争还要面对面,那是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比如配合上海的“文攻武卫”(后来改称上海民兵)刮“红色台风”,晚上集中出击抓捕被认为是流氓阿飞的不良青少年。或者是到街上去割资本主义的尾巴。那时学校附近已接近市郊,有些农民挑些蔬菜到街上卖,也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宣队组织红卫兵到街上拦截,抓到后就没收。那些农民哀求的样子实在让人难忘。

不那么难受的阶级斗争是写大字报,参加大批判。批判的题目很多,记得开始是刘少奇的黑六论(好象是“入党作官论”,“吃小亏赚大便宜论”,等等),邓小平的“猫论”。1972年开始批判林彪,我们几个普通话比较好的红卫兵小头目被集中起来,仔细阅读中央发下的批判林彪的文件,准备给同学宣讲。《571工程纪要》,《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等等。几遍看下来,副作用极大。我们几个人心里都好象有样东西倒了,原来一直崇拜的相信的东西的背后居然是如此的肮脏。从此我的日记开始是自己真实思想的记录,而不再是雷锋日记的翻版。30年过后碰面,我们还记得当时思想的震动。

总的来说70年代的中学生已经是运动的看客,不再是积极的参与者。随着清理阶级队伍,上山下乡,一打三反,等等运动的目标开始指向的是普通百姓,社会的政治热情开始迅速降温,这自然会影响到学生。再加上上述的林彪事件的震动,造成学生普遍有意无意的躲避政治。这或许是70年代初的中学毕业生政治参与感比起前辈60年代的老三界,和以后80年代初中学生要差的主要原因。当然机遇也不巧,鲜有这一时期的中学毕业生成为政治风云人物的。

六、学生组织

我们进入中学时,红卫兵组织不再是造反组织,再造反就是反革命啦。但是加入红卫兵的条件还是注重家庭出身,再加上一点阶级觉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实际上却是看你是否讨老师和工宣队的喜欢。成绩好一般也比较合算。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再由本班级的红卫兵组织考察,表决通过,报校红卫兵组织批准。发展也是分期分批的,最后到了4年级还有一些人没有加入红卫兵的。记得班级里一个成绩最好的女同学,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拖了好几次的。

每个班级组成红卫兵的一个排,一个年级组成一个营,而一个中学编为一个红卫兵团,每个区有红卫兵的军区。每年开红卫兵代表大会选举红团的团长,和团委成员。会议都是自己组织的,选举也是真实的,候选人由各年级推选。红团的活动有很多是自己想出来的,除了上述的参与阶级斗争外,就是种种义务劳动。红卫兵的标志开始是红袖章,大约在1971年开始上海的红卫兵都一律佩带塑料臂章。

排长大多数是班主任老师推荐的。排长的职务事情很多,包括每天早上带领全班“天天读”,通读毛选。出操时喊口令,组织出黑板报,大字报。实际上就是现在班长的职责。

红团的会议常常变成聊天,学生的本性会使得会议开成无轨电车。有一次争论的是:阶级敌人是否可以为人民服务。我们以为是可以的;但对立派认为那是他们在赎罪,在改造,只有革命者才有资格为人民服务。于是我们当场叫来了一个牛鬼蛇神,为我们贴上大字报,以证明我们的观点,对方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场争论演变为一场长时间的辩论,大家都去搬救兵。有的去找老师和工宣队;而我们则是回家找种种经典著作,发疯般的在其中寻找有利于我们的言论。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我们用了好几段马列毛语录证明了自己的立场正确,不过也引起了工宣队对我们这帮人的注意。

后果更严重的一次争论,是有一次会议上扯到的红军长征问题。我们认为红军长征是逃跑,对立的一派则认为我们是反动言论,因为我们的教材上是写着红军是为了北上抗日才出发长征的。这场争论导致工宣队出面要求我们检讨,自我批判。但我们还是不服,从毛选中找到材料来说明长征至少在开始阶段是左倾路线失败后的逃跑。由于这次争论,我们几个人在毕业时被认为不可以直接马上转为共青团团籍(工作单位里没有红卫兵,当时刚在厂矿恢复团组织)。几次工宣队谈话后,才在毕业的前几天转团--这样我们就切身体会到了祸从口出的古训。

七、文娱活动

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年代,晚上却是漆黑一团。没有电视的陪伴,课余时间是很难打发的,尤其是每天一般只上半天的课,回潮时期才是上下午都上课。

电影除了《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之外,几乎就没有其他的电影。有时放映内部电影,也不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看得到的。样板戏电影还在一部部的拍摄过程中,大张旗鼓的组织观看还是我们毕业后的事。真正引起兴趣的电影倒是仅有的外国片,比如阿尔巴尼亚的《广阔的地平线》,朝鲜的《看不见的战线》。印象最深的电影是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和《创伤》。前一部描写的是两个女游击队员的故事,里面因为有革命者弹吉他唱歌,以及隐约的谈恋爱的情节,很使人神往。吉他开始在地下流行,一些同学偷偷的学习弹唱。《创伤》是一部反对修正主义的电影,但流行的却是其中的反面角色薇拉的发型。

电视还是很少有的东西。往往要到一些单位的礼堂去看电视节目。被认为精彩的节目就是转播电影,和“革命杂技”。电视不是每晚都有,每周大约是4天有节目。后来才是7天晚上都有。我大哥是个无线电迷,他自己装了一台电视机,我在家就可以从绿色的5英寸示波管看电视。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将近30个人挤在我们家里,通过这个比饭碗大不了多少的示波管显示器观看周总理在机场迎接尼克松的场面。

文娱活动实际上还是有的。每个学校都有“文艺小分队”的组织,有一定文艺特长的学生报名参加。经常排练一些歌舞节目,在节日时演出。1971年后停止了国庆及五一的游行,在公园组织游园会成为节日的大节目,各个学校的“小分队”都会在此亮相。有时还会排练整部的样板戏。

作为男生来说,体育活动是消耗过剩精力的最正当的途径。每个学校都组织起田径、篮球、足球、乒乓球等运动队。每年都组织年级和校际的联赛以及运动会。平时下课后为争夺有限的球场经常也会爆发争斗。太阳升起到落下,都会有学生在打球。另一项非常普及的运动就是游泳。每年都会组织横渡黄浦江的活动,选拔的要求是在游泳池里不停的游一个小时。夏天里只要一下课,甚至在考试一结束我们就到游泳池去游泳,连游2个小时。

八、青春期的困惑

一般来说,人们都是在中学里度过青春期的。这在当时却是个禁止谈论的话题,老师不说,家长也不说。学生们基本上是无师自通的度过这段时期。

当时仅有的性知识是通过男生们普遍讲上瘾的荤腥秽语来传播的,虽然这些词的确切含义实际上还不了解,不过大家都是普遍用来表示情感,快乐,愤怒,甚至只是为了打个招呼,开口说话的发语词。我们的祖先早已创造了丰富的这类语言,足够我们灵活使用,真正的原创词语几乎是没有的。青春期的骚动很大程度上是在这种宣泄中被化解的。

上面已经提到我们学校的招生区域决定学生总的来说家教比较好,至少4年中没有女生打胎事件发生。当时在其他学校可不是这样。

物极必反的是,男女之大防在我们学校却非常的盛行,男生与女生划开一条深沟,不要说是授受不亲,就连话也是不讲的。甚至男生都不得提起某女生的名字,只说某某座位前面的,或某某座位后面的。红卫兵干部之间也决没有男女单独对话的,班级里男女生各有排长,彼此也不对话,有必须商量的事是通过当众人的面投递书面文件来交流的。刚进学校时有一阵子被老师布置开“小组会”,居住在附近的同学结成小组,学习毛选。这时还有一点交流。以后很快就不再讲话了。一到下课,男生是必定全部涌出教室,没有一个人会留在教室内,惟恐被其他男生嘲笑。这种风气连老师也觉得过分,也曾多次组织男女生一起活动,试图来打破这道墙壁,可几乎没有成果。

表面上的不说话并不代表彼此对于对方不感兴趣。实际上双方还是很在意对方对自己的看法。三年级时有个大胆的女生在女生之间点评本班男生一些代表人物,被老师知道后一阵批判。这个批判是在女生内部进行的,不过很快就传遍全班,害得那个女生被男生戴上了一顶“拉三”(上海当时对于不正派女子的称呼)帽子。可是实际上男生也在背后议论女生,说男生某某可以配女生某某之类的悄悄话。

当时男生一般穿的都很破,最时髦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旧军装,学生装也算是好的,常常有人穿了父亲的工作服到学校的。秋冬的色调非蓝即黑,春夏就一律是长袖的白衬衫,最好是配条蓝裤子,衬衫的下摆就荡在外面,不束到裤腰里的。偶尔有个同学穿一件当时称呼“的确凉”的涤纶衬衫,算是了不得的时髦。女生的打扮也是如此,几乎从没有穿裙子的。

林彪事件后,社会禁忌开始减少,寒假过后,到教室里就觉得眼睛一亮,很多女生都穿了带花的或带有红色的棉袄。春秋季节也有女生开始穿翻领的两用衫,有的将里面的白衬衣领子翻在外面,形成反差,很吸引男生那只敢偷偷一瞥的目光。女生还可以翻花样的是发型,普通的是一般的耳后一刀齐的短发,有的梳两个垂肩的小辫。梳一条大辫子,或者象现在这样的长发披肩的,在那时是极少的。尤其是梳两个极小的小辫而顶上头发弄得蓬松的,被称为是“拉三头”,是不正派的典型象征,如果还加上一条小裤腿的裤子,一双松紧鞋,那就可以直接当作女阿飞抓到“文攻武卫”去审问的。

刚入学时每天上课除了书包外,还要背上一个红色的“语录袋”,里面放一本《毛主席语录》,上课前要拿出来挥动,向着毛主席像请示、汇报。后来语录袋的风气在1971年起逐渐消退,但是胸前仍然必须要佩带一枚毛主席像章,不戴像章是不准进校门的,每天值班的红卫兵主要工作就是检查督促这件事。如果是红卫兵则必须佩带臂章。

九、学工学农

体力劳动是70年代初中学生最经常的课程。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每周到一个电镀厂劳动半天。农忙季节则会拉到一个近郊的部队农场帮助插秧、收割,劳动一天。学校开挖防空洞的主要劳动力也是学生,就连盖防空洞的砖也是学生脱的坯。上面已经提到还有整整一年是半工半读的。到了4年级,就开始了正式的学工学农,各3个月。

学工是到工厂做工,每天和工人师傅一样上下班。我们学校学工的工厂就是我们学校工宣队的那个汽车配件厂。那个厂做的是汽车的水箱,学生分到各个班组,充当辅助工。总的来说我们喜欢的是比较自由的工作,比如电工间、木工间、仓库等。生产线上的工作既单调又吃力,为我们展示了将来的人生。

学农是到郊区农村,各个区的中学对口某一个县,我们区是到崇明县。到农村后住在农民家里,但是吃饭还是组织炊事班,集中作饭一起吃。

我们学校的学农地方应该说是很方便的,就在崇明县城南门港的北面,城桥公社三江大队,距离县城只有步行一小时不到。可离城这么近的地方,当时就没有电,晚上照明都是煤油灯。

学农干活由生产队长分派,我们最怕的是与农民一起干插秧、锄地之类的活,因为不习惯,很快就会落在农民后面。后来队长也知道我们的情况,经常派我们去镇上买化肥、农药,用板车拉回来。我们乘机到镇上玩一会。有一次买了崇明的特产“老白酒”,喝上去感觉象酒酿水,于是就当作开水解渴,大口大口喝完。不料回来走到半路上,一个个头重脚轻,脸色通红,结果过桥的时候,板车翻到了河里,6坛氨水也泡了汤,被队长臭骂一顿,从此也没有了这个美差。我们就要求给棉花打药水,这是个苦活,要在大太阳下打药水,晒得头昏眼花,不过活很爽气,打完了就完事,不会象其他的活干得无边无际。

记得学农结束回上海的那天正好遇到台风过境,风雨交加,全船的人绝大多数都晕了船,好不容易才靠了岸,爬上学校派来接我们的敞蓬卡车,头顶瓢泼大雨,一路到家,行李也全被淋了个透。

和以前以及以后的中学生比,70年代初期的中学生在校期间对于将来做工人农民的思想准备是最充分的,劳动锻炼的教育内容也是最多的。70年代初期中学毕业生因此劳动观念很强,到现在也是以实干家居多。

十、毕业分配

上海从1970年起结束了全部毕业生一律下乡的“一片红”毕业分配方式,70届毕业生开始实行部分留上海工矿工作、部分到农场、部分到外省插队落户的分配办法。标准是看学生的家庭中是否已有下乡的,按照在城和下乡的比例来决定是否分配工矿。下乡插队落户必须是由学生自愿报名。由于这是个全新的办法,实行中要有过程,因此70届实际是在71年分配报到的。71届在毕业后也推迟到了72年才工作(后来也叫72届)。我们这一届延长了一年学制,明确中学4年,改称73届。

分配的政策是这样的:如果兄姐全部在农村的,算是“全农无工”,叫做“硬档工矿”,可以分配在上海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如果兄姐中有工矿有农村,“三农一工”或“两农一工”的算是“软档工矿”,只能分配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如果兄姐工矿和农村的人数相同的,“一工一农”或“两工两农”的,就要到郊区农场;如果是“全工无农”,就是“硬档插队”了。理论上讲,插队是不分配的,要自己提出申请,在学校只是“待分配”。可是街道以及学校都会制造种种压力,甚至三天两头地组织人到你家门口来敲锣打鼓,“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般人很难忍受。最终还是要“自愿申请”去一个地方去插队落户。

麻烦的是老大,70届开始时是照顾在上海工矿,后来觉得这样不妥,71届改过来要去插队。但是这样做阻力太大,上海就想出个大办技术学校的办法,把这些人弄到工厂技校去、过渡个两三年时间。这个办法到我们73届就全面铺开。很多同学到第二次技校分配时就留在了厂里,但也有的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分配到郊区工厂或者外地工厂。

开始分配了,这是关键的时候。到了1973年早已没人再相信“广阔天地”是青年最好出路的话了。作为红卫兵的小头目,工宣队要求我们做出上山下乡的榜样,造一造声势。可是我们只愿意表示“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就是不愿意表态自愿去插队。所有的家长也都极力为子女想办法,家庭中过去一些隐私的事都开始向学校说明,学生过去的任何身体问题也都会提出来。中学的最后一幕真是相当混乱。

终于在经过了4个月的折腾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终于拿到了上海工矿单位的通知。11月份纷纷前往单位报到,开始了新的人生。而待分配的同学,也大多在第二年前往农村务农。

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相聚时,我们感慨万分。我们是一批非常年代的中学生,但是和我们的兄姐相比,我们的中学生活又是相当的平淡。我们注定了不是轰轰烈烈的一批,受当时社会和学校的教育,做一颗永不生绣的螺丝钉成为真正的理想,勤勤恳恳成为我们这一批人的命运。尽管我们中现在有很多人失去了原来当螺丝钉的位置,但是我们仍然会继续努力寻找新的螺丝钉位置,这是70年代初中学毕业生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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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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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县杨行:农民造反记
宝山县杨行:“卖引线”一家--邻居在反右中的遭遇
宝山县杨行:我所参加的一次抢劫
宝山县杨行:洪生伯伯
宝山县杨行中学:44年以前的旧照片
松江县泗泾镇:故乡今夕
我的第一次素描人体写生
“打鸡血”往事
跟陆小曼学画
记忆中过去的电影院
姐姐妹妹站起来
“盲流”“农民工”── 我父母的故事
那过去的事情--回忆五十年代
我的家族
一个“镇反”人员的别样人生
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学追忆
“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
上海的“三大总会”
杂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藏书楼
上海的民居
游荡在老上海
我的1976年记忆片断
“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
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
一组珍贵的影像
在海滨教书的日子
上海:潘虹日记· 无法哭泣
永远的三五牌台钟
老爸青春无歌
“儿时”民国
活着的记忆
他按自己的活法而活--追念陈文乔
新沪中学:琐忆
老章和我所欠的房租
无地自容:被“放逐”的上海人
“文革”中看电影
幸虧年輕--回想七十年代
专访旅美学者文贯中(上)
专访旅美学者文贯中(下)
我的师父
自我的纪念
过去的过年过节
日记的记忆
李济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本是同根生——关于一九五七年的一个记忆片断
那些树,那些声音
陆小曼的“风景”内外
一个出版人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
怀念傅雷先生
黄宗英:此情悠悠谁知?
历史人物胡治藩——兼评纪实文学《大人家》
《海上花列传》的广告案例
穆旦与萧珊
寂寞徐訏
张爱玲与小报——从《天地人》“出土”说起
关于《郁金香》
和尚的文章与进退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一)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二)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三)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傅雷与一份报纸的因缘
八十年代琐记(一)
八十年代琐记(二)
八十年代琐记(三)
书中自有偷着乐——从“溪西鸡齐啼”谈起
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
父亲的上海公交月票
洪深大闹大光明戏院
傅敏与《傅雷家书》
同济大学:两代人的美术加试
西子湖畔的十年之约--巴金和师陀
上海滩“侠影”
民航管理局:林雨水:逃回祖国抗战
十四载黑纱为国觞
上海复兴中路496号--解放战争期间地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万维网和我的如烟旧事
上海弄堂里的中共秘密电台
爷爷的故事
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爷爷的故事
那个年代那些事
我的回忆
1949 黄金大挪移
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
怀念我的母亲庐隐
从一张结婚证说起
江苏路285弄
看批判电影去
照片见证解放前上海武训学校的奋斗历程
走路的回忆
一个“暗娼”的档案:我放纵,我有罪?
大串连——我的“文革”回忆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我的文革岁月
致余开伟先生
文革中的上海商品供应细事
一个男人的故事
浦东同乡会的结束
抗日女杰郑苹如
路易士和胡金人的青葱时代
人们不再纪念她之日
未完工的诺亚方舟:战时中国筹设犹太人特区始末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再补
我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我的“右派”亲戚
五四中学:我的历史 红色系列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五四中学周边的旧闻轶事
复旦大学新闻馆前的留影
“戈登将军号”上的乘客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风骨--狱友孙大雨
父亲的学历和职称--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黃宗英回憶錄:命運斷想
老邻居戎叶侯
70年代上海购物记
王康年冤案真相
有半导体相伴的日子
记傅雷
商务老档案散失之谜两篇
复旦大学:三十年师恩难忘
大上海里的小菜场
不尽往事红尘里--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身世淒楚的女作家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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