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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师的两本书

--作者:(江苏)尤泽勇
  
  停课闹了一年多,到1967年秋,校园里的“文革”运动已成强弩之末,中央发出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散在四处的学生重又聚回教室。“复课”的主课仍是闹革命,学“毛选”,学“两报一刊”文章,数理化是副课,学“三机一泵”,自编讲义替代教材。学生爱来就来,爱走就走,谁也不管,谁也管不了,松散得很。变化最大的,是座位不再排成排,而是按派别,男生两派、女生两派坐成四块,上课就像开茶话会,而不同派别之间相互见面并不说话。林老师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做了我们的班主任。

  “文革”前的林老师给学生印象特“师道尊严”,可能源于他头上两顶显赫的帽子:中五年级组(注:高中毕业班)组长、政治教研组组长。那时这是两把分量很重的交椅,一般人要坐上一把都不容易。林老师给人印象还有点神秘,他教政治却不是党员,这在当时绝对反常。据说还是华侨,历史有点复杂。

  林老师做班主任后,缩短了我们与他的距离,方知他并不师道尊严,待学生很温和。他个子高大,却很细心,连说话都细声细气的。他教过的学生跟我们说,林老师的业务真棒,听他讲课是享受;然而除了辅导学“毛选”、领读大批判文章,林老师并没有给我们正式上过一堂课。倒是在课外接触中,他有选择地给一部分有兴趣的学生渗透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文革”运动自“一月革命”后从校园走向了社会,除了批斗“走资派”之类死老虎,幼稚的学生注意力更多是转向有关种种思潮的无休无止的论争。这种“思潮斗争”表面上“虚”得很,尽在一些理论名词上兜圈子,其实躲在背后的人都有明确目的,各有所图。“思潮斗争”对学生的最大影响是将他们引向理性,热衷思辨,也提前成熟,特别是学会换个视角———主流以外的视角来观察现实、思考“文革”。有些人,有些文章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不过我们和多数中学生一样还是处于懵懂状态,扑面而来的哲学名词、外国人名和共运事件,让我们如堕五里雾中,逼着捧起了马恩列斯的大部头,半懂不懂地啃起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共运史,比起现在文科专业的本科生还要虔诚、勤奋得多。可惜正当思想和身体一起发育之时,没有得到好的营养,没有人指点正确的方法。有人说那时喝的是“狼奶”,不无道理。

  林老师对我们的课外辅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他或许是“技痒难耐”,而我们则完全是嗷嗷待哺,课外辅导比上课还让我们有兴趣。记得我们常常提出一些“不够水准”的问题以及不合逻辑的争辩,让林老师无从下手,而他总是耐心地听我们讲完,很少打断,然后再扼要地指出一些要点,顺便纠正一些错误。几次交流以后,林老师借了两本书让我自己好好读,一本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一本是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教程》,都是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经典入门书,两位作者都是权威;特别是这两本书对我极有针对性,是我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和理论的启蒙,对我的影响之大难以描述。记得当时最时髦的话语是“改造世界观”,至于什么是世界观,一般不屑再说清楚。从林老师手中接过两本书,翻开艾著,看到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方面的学问。”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好像知道我要问它什么,一下子把我迷倒了。回到家赶忙叫上也为“世界观”困惑的小伙伴,迫不及待地在弄堂的路灯下一起看起来。林老师说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是按《资本论》体系写的,看完这两本,再给我看《资本论》。还说他家中藏有自创刊以来的所有《红旗》杂志,以后都可以给我看。依照今天信息时代的眼光看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而在当时,绝对是了不起的资源。所有这些与林老师的人格魅力一起构成强大的磁场,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让我对下一步的学习充满向往。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我深感林老师的辅导方法和选读书籍,处处可见其教育得法,一招一式尽显大家风范。可惜,没有后来了。

  1968年初夏的一天,学校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大会,因为常开这样的会,我们也没有在意。如有什么不同,那次会议的规模很大,全校师生都参加,按年级、班级分块坐在大操场上,教师单独坐成一块,班主任随各班学生坐;“牛鬼蛇神”集中站在前面,身挂牌子面向大家示众;身着军装、腰系皮带的校保卫组成员,站在四周维持秩序。看上去气氛严肃,不同以往。主持会议的工宣队负责人慷慨激昂地做报告,政宣组时而领大家喊诸如“阶级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一类的口号,倒也热闹得很。就在这时,会场上突然安静下来,只听主持人的声音严厉起来,他说:“至今还有国民党特务潜伏在我们队伍当中!让他自己站到台上来!”会场气氛骤变,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俄尔,主持人又说:“阶级敌人不老实,就把他揪出来!”话音刚落,事先早已移动到附近的两名保卫组人员,一边一个将坐在我们一旁的林老师反剪着押上了台。全场哗然,而我们班级一片死寂。

  事后同学们回忆现场感受,震惊———阶级斗争真是太复杂,害怕———我们居然与国民党特务分子朝夕相处,担心———班级当时面临毕业分配,担心分配受影响。种种想法很多,唯独没有人质疑林老师真的会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没有人怀疑工宣队会不会搞错了。很惭愧,我也没有任何质疑的头脑。近来有学者从分析“二战”时期纳粹在许多国家疯狂肆虐地屠杀犹太人,得出这样一些认识: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集体不抵抗,是支撑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这些分析应有利于总结反思“文革”的教训。

  会场上的过程转瞬即逝,事后我几度追忆,恍惚感觉从点名到押走,林老师表情无大异动,甚至似乎有所准备。我几次反问自己,“林老师当时想了什么?”及至后来知道了林老师的经历,知道他(实际上应是“他们”———包括其他同命运的人)在运动中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度日如年;理解了他无可奈何的心境和无以自保的处境:命运一直控制在别人手上,发生的事不过是迟早而已,还能想什么呢?默默地忍受吧!中国有句很宿命的老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那种环境下,遇上谁,都只能自认倒霉。今天看来,这,或许也可算是苟且偷安,为“集体不抵抗”付出的代价。

  林老师会后即被关押,关在原先堆放体育器材的小平房里,正式说法是“隔离审查”。

  学校成立了专案组,煞有介事地部署我们班级从当天起派人对林老师的家连续进行监视,说是防止特务同党到他家联络,或取走什么材料。林老师一倒,我们几个班上小干部也成了“林家铺子”,这时候要派人,只有我们去,既因别人难派,也为自我救赎,内心确想以实际行动与林老师划清界限,证明自己不是“林家铺子”的同伙。我在林宅外监视过,在林家里守过夜,夜里一步不离地跟着林家人送突然生病的孩子到儿童医院就诊,还在附近街上跟踪一个貌似林老师的陌生人,据上面说林有一个弟弟最近从外地到了上海,用心叵测……荒唐之至。

  但是,林老师的专案从初夏拖到冬天,也没有个说法。一个冬夜,我和另一个同学值班,林老师试探着与我们说起埋藏很深的心事。这一次交谈使我了解了林老师的经历和压了他十几年的所谓“历史问题”。

  林老师读的是暨南大学经济系,建国前夕集体加入三青团,没有参加具体活动。林老师认为这是自己的历史污点,每次审查、填表都说得清清楚楚。然而在肃反运动中他还是被审查了,怀疑他参加了潜伏特务组织的活动。林老师说对他的怀疑来自一个在押特务的供认,复审时那个特务又否认了原先的指认,而且经查第一次审讯不够严谨,有诱供的嫌疑,最终因证据不足不了了之,但是留下了一个尾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种种运动之后,除了一些人被定性为“一小撮”,还让相当的人长出了“尾巴”,害了一辈子,到头来连平反都不符条件)这个尾巴成了林老师的“原罪”,从此他就成了贱民,被控制使用,一直不能入党。他说“文革”一来就提心吊胆,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他认为这次肯定还是肃反那个案子旧事重提。林老师动情地说他在海外受过欺凌,真心盼望祖国强大,真心爱党、爱祖国,然而硬说成是特务;他知道肯定有某地方出差错,受尽委屈却不能怪谁;凭什么因这无端的八个字,就成了与别人不同的人?凭什么要爱不能爱,要恨不能恨?自己对自己历史最清楚,凭什么不能说,没人信……

  我们如听天方夜谭,赶忙把情况向专案组反映,希望查查清楚,特别是有没有新的确凿证据,是不是肃反旧案重提?专案组表面上气壮如牛,说敌人是十分狡猾的,是不会甘心自己灭亡的,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除了这些大话空话,其他就说不出所以然。这件事让我们开始心存疑惑,这样的疑惑越来越多了,对“文革”的合法性、正确性逐步开始产生怀疑。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林老师以自己的冤狱给我进行了一次新的启蒙。

  到1968年底“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来了,老三届先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后是全部“上山下乡”。直到我们下乡插队,林老师一直未能结案,我也再未能见上林老师一面。那两本书随我一起下了乡,没有书的年代,它陪伴我度过了多少青灯长夜,读了再读;知青运动结束之后,又一起回城,现在仍在我的书橱里,始终未能归还给林老师。多少次由这两本书想到了林老师,萌发与他联系的念头,当面向他表示我的忏悔。然而想想也就过去了,总是未能践行。

  去年校庆,我离校近40年后第一次联系到中学的老师和同学,打听到林老师后来的情况。“文革”后,林老师被平反,重新走上讲台,但因历史问题而改教数学;“控制使用”的阴魂散尽以后,林老师终于堂堂正正地重归本行,抓紧最后时间,继续在中学政治教育方面大显身手,并取得优异成绩,先后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上海市优秀人民教师、上海市劳动模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不幸于前几年病逝。

  似乎心有灵犀,今天我正撰写此文时,竟意外收到中学校友会发来的老师和校友的有关资料,我直接查阅有关林老师的信息———林老师“福建晋江人,生于1926年,于1985年6月14日病逝”。我算了一下,林老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离60周岁还差一年,太短暂了,何况还有多少时间在提心吊胆中度过!我又想了一下:林老师病逝时我正从南京农业大学干部专修科毕业,当时满脑子是自己的前程,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高尚的灵魂,一个曾经尽全力给予我帮助的人———静静地走了。时至今日我才表达我的哀思,悔乎,愧乎!逝者已矣,来者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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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历史》编辑注: 此文中的“林老师”为上海市复兴中学的林秉彝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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