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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特赦”人员的晚年生活

--作者:丁鸿达

一九七五年深秋的一天,二个五十开外的老头来到地处浦东高桥的星光工具厂报到,起先,并没有引起职工的注意,他们把被头铺盖搬进了厂里的职工宿舍,安顿了下来。当时都穿着一样的制服,崭新的藏青色卡其布的短棉袄、棉裤、脚穿草绿色解放跑鞋、头上戴一顶藏青棉帽,一个矮个子,身材比较壮实,麻脸,似乎比较邋遢,棉帽上面的钮扣也没有扣好,像两只猪耳朵垂了下来,另一个是瘦长条子,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上门牙已经掉光,面色黄黄的,显得比较斯文。

当时的职工宿舍,都是借房管所的民居,分散在高桥镇的北街,东街的几条弄堂里,他们分别住在两个宿舍里,也不主动与职工搭讪,大家也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过了两天,矮个子被分配到整形组,就是锻工车间,整形组当时是厂里劳动强度较强的车间,把一段段的料坯倒进多宝炉里加热,发红,从炉灶的另一头勾出,输送带送到摩擦压力机上,整出一只只榔头毛坯,再用输送带送到60吨冲床上切边、回眼。一开工,车间里烟雾腾腾,职工的脸上沾满黑灰。就是冬天,也只能穿帆布的工作服,又厚又硬,头上戴的土白色帆布披风帽,二、三天就黑了。新进厂的职工,大多是先分配到整形、红冲等锻工车间,以后劳动表现好,有了机会,再调到金工、包装、库料等部门,劳动强度相对轻些。瘦个子也许显得体力淡薄,直接安排在锯床间,锯床间主要是锯一些模具料,二、三十公分粗的圆钢,由搬运工用神仙小葫芦吊到料架上,锯床工量好尺寸,放下锯刀,再按动开关,一段料细的五、六分钟锯好,粗的要二、三十分钟,锯床工就可以在一边歇着,喝喝茶,抽支烟,工作量比较轻,是个好差使。一般安排女工、或者孕妇、病假工伤后刚恢复来上班的职工,是算照顾性质的轻工作。

既然成了厂里的职工,大家心里的谜团还没解开:说是新工人吧,却是将到退休年龄的老头?说是从外地调过来的,当时,上海本地的青年都奔四方上山下乡、支内建设,能从外地调到上海来,更是闻所未闻,况且,长个子的分明说上海话,矮个子似是外地口音,似乎是安徽腔的普通话。

与报上的新闻联系起来,大家才明白:

一九七五年的国庆前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了国务院的特赦令:凡是被关押的敌伪人员、战犯,都全部特赦。该安排的都作出安排,年迈的国家发给生活费,打算去国外定居的,将发给路费,提供方便。

国庆节后,报纸上陆续报道,某特赦人员到某地居住,与亲人团聚。还有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名字,也一、一在报上出现,报道他们的近况,感受和去向。

这两个老头就是“特赦”人员。矮个子叫钱大鹏,是国民党某师的尉官。高个子的叫黄源涛,是海上闻人黄金荣的养子黄源涛先生。

先说钱大鹏先生,慢慢地才从他的口中得知:他年轻时是国民党部队内的情报官员,监督部队内的军纪军风。官衔不大,但也是一个惹不得的人物,解放战争中,他所在的部队在战争中起义,部队被改编,因他有点文化,安排到家乡芜湖附近的小学当教员。他自持见过市面,对政府的安置不满,信口胡言,被逮捕,在劳改农场一呆就是二十多年。

也许人的本性使然,到了厂里,他对安排的工作,并不满意,觉得这么大年纪,还要干体力活,与黄源涛先生相比,看见他轻松地一手拿着一把钢皮尺,一手夹着一支香烟,站在锯床边,心里不平衡。于是三天二头向厂领导打小报告,被领导批评了一通,就安安分分在段工间拉料,再也不敢多嘴。

当时的厂领导,对这两个特赦人员,还是讲政策的,并不另眼相看,能照顾就照顾的。过了二年,钱大鹏先生到劳保医院--上海第七人民医院看病,被查出是得肺癌,是早期,就动员他开刀,当时的外科主任叶圣诞医生,确保他能得到根治。

钱大鹏先生认为,自己在战场上经历过枪林弹雨,在劳改农场也算吃过苦,也算经过风雨,见过市面的人物,生死由命,他拒绝开刀.

叶圣诞医生本着对病人负责,找到当时的工会主席高维刚同志,请他做做工作。

一天,在我所在的办公室里,我亲耳听到高维刚对他说:“叶圣诞医生是七院最好的外科医生,他确诊你的病是肺癌,现在开刀还来得及,他亲自要为你主刀,他是个临床经验十分丰富的医生,他保证你能根治,你要听他一句话,你不开刀,是有危险的。”钱大鹏回答:“我不开,开什么刀。”一副不怕死的样子。

以后,钱大鹏就一直病假。厂里住几天,就回到老家呆一段时间,据说,他回到芜湖,配了一些土方、偏方服用。有时在厂里,看到他精神尚佳,都认为:也许他服了土方,见效了,也许医院误诊了。

实际上,钱大鹏先生正在进行他的一件大事。他奔走于南京及其他地方。当时,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气氛日益宽松,绝大部分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落实政策,改善待遇,他深有触动。但他的问题不是五七年发生的,与右派分子不同,故他是悄悄地进行,厂里谁都不知道。

终于,癌症发作了,他痛得不得不到七院找医生。躺在观察室里,高维刚约了我到医院去看望他,他说:“我痛啊,快给我开刀啊。”可惜为时已晚,一九八一年春,病逝了。

若干年以后,由南京军区颁发的“革命军人”证书,送到了钱大鹏先生的晚辈手中。

再说说黄源涛先生。

黄源涛先生的故事要多一些。

当时,我们这些68年进厂的小青工,有六六届高中生、六七届初中生、以及七0届、七二届毕业生,每年都分进十几个。每月的工资是三十六元,四十一元,一个月有五、六元奖金。年龄都要毛三十岁。有的已经成了家,要养家糊口,有的准备着婚事。每个月四十多元的收入,能积蓄二十元,是很不错的了,一年能存上二百多元。当时,结婚流行三十六只脚(一套家具,大橱、五斗橱、床、写字台、小方台和四只凳子)大约三、四百元。三动一响(一台蝴蝶牌或蜜蜂牌缝纫机,一百五十元,一辆永久牌或凤凰牌自行车,一百三、四十元。一只上海牌或钻石牌全钢或半钢手表,六十元至一百二十元不等,一只红灯牌收音机九十元)。还有一架“三五牌台钟”四十元,是必不可少的,时尚的还需二只单人沙发。加上几套衣服、床上用品、及喜糖……七七八八要一千五、六百元,需省吃俭用积蓄六、七年工夫。当时,父母的能力也有限,他们要照顾在云南、贵州、黑龙江、江西、安徽等地插队落户的兄妹,我们留在上海工矿的,是额骨头高的了,不好意思靠爹娘了。故我们都是二、三个星期或一个月才回家一次。当时,乘81路从高桥到陆家嘴是二角五分,过江摆渡六分钱,再乘五分、一角的公交车。回家一次要近一元钱车费。星期天就呆在厂里,洗洗衣被、整理整理、看看书,一天就打发过去。好在当时不追求时髦,一双猪皮面“765”皮鞋(七元六角五分)可穿二、三年。我曾经穿坏了五、六双“765”,再舍得穿一双二十元的牛皮面“远足”皮鞋的。

厂休日,就睡个懒觉。

黄源涛先生喜欢站在窗口晒太阳。能站很长时间,接着拿出一只板刷,从头上取下帽子,从第二年开春,他的八角棉帽换成了一顶藏青色呢帽,开始刷帽子,一下、二下,整整能刷二十分钟。下班后到寝室,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刷帽子,有耐心,很有耐心。

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在提篮桥的单人牢房里,关了二十年,刷帽子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

为此,他特别喜欢晒太阳,刷帽子、梳头。

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是沉寂的春天。年初,周恩来逝世,以后又是天安门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们的嘴上是沉闷的,人心里是骚动的。

当时的高桥镇,是民风纯朴的典型的江南水乡,三条窄窄的老街,分别叫东街、西街、北街,傍着二条小河伸展。比街更窄的是几条弄:张家弄、陈家弄、王家弄等,把长街一段段区分开来,弄的尽头必有一座小桥,简陋得只是桥墩上搁二块条石,有的桥窄得对面过来一个行人,只能则转身子。早上四、五点钟,镇上的茶馆、老虎灶就卸了排门板,开始营业。东街典堂桥头的“自由市场”已人声喧哗,附近的农民把“自留地”里出产的青菜、茭白和家养的鸡蛋卖了,到茶馆喝上一壶茶,手提竹篮到点心铺、杂货店买点油盐酱醋、大饼油条,然后赶回田里出早工,街面才熄了路灯,开始放晴。

白天,几条街静悄悄的,向阳的门口,绣娘扑在棚架上,绣“麻袋花”,麻袋花是绒绣的俗称,算是高桥及周边农家的一种活路。麻黄的铺底布酷似麻袋布,故称“麻袋花”。绣娘把各种颜色的绒线按“样子”绣在底板上,绣的图样大多是静物、西洋风景画。镇上的高桥绒绣厂把线和布外发给农家和居民,再把成品收集拢来,大多供出口,上海的工艺美术商店也有出售。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太阳光早早从街面收起,小店也关门打烊了。街上就几乎没有什么行人。特别是到冬季,街上暗黑幽幽的,几盏稀疏的路灯发出昏黄的灯光,你从西街走到北街,几乎是摸黑赶路的,可能遇不上一、二个路人。你不由自主地步履匆匆,倒是冷不防脚边穿过一只野猫,把你吓了一跳。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三、四十个小青年,晚上是什么打发的,下班后吃过晚饭,就早早的回到宿舍,二副军棋,陪伴了我们度过了好几年的青春年华。

当时的环境,使我们养成了早睡的好习惯。特别是冬天,大家都早早的钻进被窝,东扯西侃、说古道今、海阔天空。当然,涉及到时局,大家都出言谨慎的。

黄源涛先生,碍着他的特殊身份,他是很少主动搭话的。有一次,不知怎么说起了自行车。大家评论各种式样、品牌的车子,以前开过修理铺的“小业主”老朱,自然是这方面的“权威”,黄源涛先生说:有一种双人骑的自行车,现在没有见过。老朱说他吹牛,他修车多年,从来没有修过这种车,黄源涛先生发了急,说:我结婚后,就和老婆骑了双人自行车在金陵路上兜风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每个人的心里都深深舒了一口气,大家都十分的兴奋。大家的话题也突然多了起来,相互传说各类消息,数落四人帮的各种罪行。

很快,厂里召开了几次职工大会。会上传达了中央文件,正式公布了“四人帮”的种种罪行。其中竟有黄源涛先生回忆叙述的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个旁证材料。

黄源涛先生是个电影迷,“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解放后改称群众剧场,在西藏路金陵路口,现已拆除)是黄金荣的“产业',他就成了养尊处优、游手好闲的角色。我曾问过他:你三十年代看见过“篮萍”吗?“看见过”。他肯定地回答。“你与她打过交道吗?”“她不过是个三类小角色”,他不屑一顾地回答。我问他在“提篮桥”有没有人来外调过,他说:“有,但是绝对不可响的。”

以后,黄源涛先生显得活跃些,他喜欢与我们几个小青工打交道。当时,他经济上比较窘迫,他常请我们抽“牡丹”“凤凰”等好烟,他是个要面子的人。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的副食品供应还是比较紧张。厂里有时通过联营厂或外协作单位,搞了一些活鸡、猪肉等,供给给厂里职工。有一次,他买了一只鸡,杀鸡拔毛洗干净后,放在一只砂锅里,看见我,就拿给我看,说是不是可以到食堂里蒸了。我拿起一把剪刀,把鸡剖开。说:你把鸡肚肠什么的都去掉,他才恍然大悟,鸡肚里还有一泡鸡屎。可想从前他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从来没有杀过鸡,也没有看见过杀鸡。

他的亲属在何处?我没有问过他。记得他的一个妻子,当时在苏北大丰,曾经给厂工会来过一封信,从文笔上看,是读过书的人。他有一个儿子和媳妇,在新疆教书。他想把一个孙子,先送到上海来读书。找到我家里,我联系了我的母校高桥中学,当时的教导主任孙老师一口答应了下来,也不需借读费,就让他孙子来插班借读。但孩子的吃饭和住宿还是个问题。一九五七年被错划成右派、一九七九年改正,当时担任我厂党支部副书记的吴耀宽同志,就让这个孩子寄宿在他们家里,一直到黄源涛先生去世后再离开。

那二年,厂里的领导和职工,对黄源涛先生还是比较尊重的。厂里改善厂容厂貌搞绿化,还请他出出主意,他也很乐意。我记得,当时高东公社的孙家弄大队要清理一个桔园,一人多高的桔子树只卖二元钱一棵。厂里闻讯后,派卡车去挑选了好几棵,种在厂里,安排他和我们一起去挑选的。还有一次,他听说凌桥中学有多余的水杉树,就来告诉我。他和我一起先到凌桥中学联系,大约也只有二、三元钱一株,买了十几株,种在厂围墙外面,以后破墙开店搞“三产”,把树挖了,那几株杉树已成材,“三产”要去剖开做了楼板。

当时,看电影大约是职工最重要的业余生活。厂工会几乎每个月都要组织职工看场电影。先由工会去电影院登记,再去领票,多余的再退还给电影院。最早,发电影票是工会委员杨映远同志搞的。八十年代初杨映远同志去交通大学脱产读书,就由我来接替。领票、发票是件麻烦事,电影院给的票子,座位好、差都搭配开的,分到班组也只能搭配。有时难免要得罪人。有些紧张的热门电影,还要去电影院说好话。有时临开场了,职工还要退票,不得不再跑一趟。有些青工谈恋爱,需避开大家,日期和场次还要单独分开,不得不开“绿灯”特地安排。黄源涛先生是个电影迷,电影是逢场必看的,有时领票、退票就差他去,他也很乐意,一次次的跑。

黄源涛先生患有心脏病,大约是一九八二年冬天,具体我记不清了,黄源涛先生突发心脏病,病逝于第七人民医院。

黄源涛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媳妇赶来上海。当时有规定,遗体是不能过江的。可能是通过了有关部门,黄源涛先生的追悼会是在龙华殡仪馆开的。

记得厂里有好几个青年工人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厂里派了车。先开到金陵路嵩山路附近停了一停。上来了几个老头,我们都不认识的,对我们很客气,时不时发香烟给我们。追悼会上也像是这几个老人张罗,我想:大约是他的旧友。

不久,他的孙子也离开了高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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