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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哥轶事

--作者:孙吉辉

二表哥是我姨家的表哥。我只有一个姨,她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二表哥行二。

再过几天,到了今年(2009年)农历五月十一,二表哥应该就满八十周岁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

今年5月25日,一个很平常的晚上,接到二表哥从老家来的电话,电话里的声音仍然是那么响亮,说话仍然是大家都习惯了的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他说胃部不舒服,要来青岛看病,我当然立即满口答应,可是还没等我询问详细情况,电话已经又风风火火地挂上了。第二天早上,二表哥由他的小女儿小五陪同,直接到了医院。本来以为他会有孩子的车送他来,可是他们是坐的长途汽车,路上又耽误了一点时间,到医院已经不早了。

外表上,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大病的迹象。半个多月以前,因为腹痛,在当地医院的检查,包括钡餐说是胃扭转,开了些药,中药、西药都有,然而服之无效。我边听他的叙述,边对他进行常规的检查,刚触及他的肝区,就摸到质地硬且触痛很明显的肝脏,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看起来,当地的医生可能根本没有摸过他的肚子,仅仅根据他的诉说,就给他开了一批检查项目,根据似是而非的检查结果,又开了一堆药。可以肯定,这个医生是玩忽职守,草菅人命。

接下来,依次逐步进行了相关检查,超声,CT,CT强化,检查的结果证实了我的担心:不是胃的毛病,是肝脏上有瘤子,恶性的,而且是晚期,基本上没有治愈的可能--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我不愿意承认并接受已经不能治愈的现实。

更加令人痛苦的是,没有有效的减轻痛苦的手段。

我能够做的,一是让正在家里给我们准备午饭的妻子,找出家里所有的从国外捎回来的镇痛药,送到医院,冀求这些药物能够缓解他必然面临的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二是把病情私下里告诉陪同他的女儿,在他面前却仍然不动声色;然后,动员他吃点饭。

他拒绝到家里去,也拒绝去饭店,劝说的结果是他同意到医院的食堂,有什么就吃点什么。

在食堂里,他的一句话差点使我流泪,他说:“吃碗拉面吧,这辈子还没有吃过,尝尝。”我确实没有想到,现在还有人,尤其是他,还不知道拉面的味道。说是一大碗面,其实并没有多少,可是看得出来,他是强捱着吃下去的,他是从不浪费一粒粮食的。我后悔,想到他当时实际的食欲和他的性格,应该给他要个小碗的分量。

不知道这时候,对于他的病情,他是否有所了解,尽管他耳朵有点背,不会一点感觉也没有。

二表哥个头不高,身体很壮实,浓眉大眼,一表人才。我的影集里,有他早年的照片,其中有他当兵时候的照片:身披着露出长毛的军用皮大衣,头顶带风镜的皮帽子,看不出身材不高,显得气宇轩昂,形象不亚于那些年样板戏里的杨子荣。

我曾经听说东北的一个故事。说是对地主和富农的批斗结束了,便要感谢毛主席,便要扩军。自来好铁不打钉,尽管是当解放军,当然也是要动员的。那个时候是夏天,动员会在炕上进行,大家坐在炕上,炕烧热了,热火朝天。每逢有人耐不得热,从炕上站起来时,就有人过来给他披上红花,让他去光荣地当兵。--这个过程极短,短到说屁股好热的时间都没有。

还有的地方动员当兵,不打人,就是有人轮流和你说话,不让你睡觉,你困了,打盹,就把你叫醒,问你是否同意--当然是问是否同意去当兵。最后,你总会同意的,不管是真的清醒的同意,还是糊里糊涂地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但是其它待遇都是一样的,披红戴花,家里给代耕。

类似的事情,文革后期,我在沂蒙山区也听人讲过,是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大扩军的故事。当然,讲的人出身很有底气:贫下中农。

二表哥是解放前当兵的,当年胶东地区解放军扩军,家里有一父三子四个壮丁,想逃避一个也不出是不可能的,各种因素决定了,由他代表一个家庭承担,那时候他还不到17岁,相当于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不过,共产党不叫抓壮丁。

当兵以后,他的经历比较多,参加过潍坊战役,也参加过解放青岛的战役。开始当警卫员,后来,刚政权轮替不久,他所在的部队集体转为海军,他应该算是共产党的第一批海军军人,解放军海军成立时的第一批海军战士,曾经与海岸炮兵有关系,还在军舰上当过兵。在部队时,因为他年纪比较小,部队也注意培养他,多次让他参加军校学习,仅我知道的就有:在南京的海岸炮兵学校,青岛的海军学校(在李村附近)。如果一直在部队,到后来,级别应该不会低于师长、旅长的,最不济论资格,也是离休干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部队没有留住他。

我曾经希望听他讲一些精彩的战斗故事,象电影上那样的,冲冲杀杀,风驰电掣,气象万千。但是没有如愿,他说过的,都很平淡,迄今记得的也不多了。

他说:最累的不是打仗,是行军,人累极了,走着路都会睡着,我在走路的时候做过梦。我有点不相信。

他说:行军,人累极了的时候,听着远处的枪声,已经变得不重要,模糊不清了。真希望有一颗流弹打中自己,那就有理由歇一会儿了。那好像是潍坊战役时发生的事情。这个我相信,而且,不仅仅是体力上累了,心也累了。不然,怎么会有人自杀。

他说:有一次打完了仗,部队上会餐,一个连长一顿饭吃了多少水饺,还吃了多少油饼,没有记住准数,反正数量惊人。没有说他自己吃了多少,我估计也不少。

他说:打完了仗,部队洗澡,一个干部还是战士(我记不清了),晕晕乎乎地,胳膊在烟筒上烫伤了。没有说是累的,还是洗澡热晕的。

他说:新兵怕炮,老兵怕机枪。我早就在书上看过了,不新鲜。

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都是些当时的我不能完全理解,而且不能借以向同学吹嘘的内容。

他还说:解放青岛的时候,根本就不叫打仗,就是在马鞍山附近打了几炮。我很为解放青岛的战斗这么平淡无奇感到遗憾。也推断出:其实他是打过大仗的,可是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告诉我。不像是他的风格。

他是亲身经历了那场几千万人伤亡的战争的幸存者,这场残酷的国内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给他所在的一方带来的是胜利,带给另外一方的,除了失败,还有一生命运的转变。带给他的家庭以及他个人的,究竟是什么?

二表哥当的是解放军。幸亏是当的解放军,不是国军。

二表哥在他们家里,从小就比较出力,大表哥比较早就跟着我的父亲到青岛学生意,三表哥还小,家里的力气活,只能靠二表哥帮助姨夫承担下来。听我母亲说过,她的几个外甥里,出力最早的、最大的、最苦的,就是二表哥。后来我想,母亲评价中的出力,很大的成分包括他后来的当兵时期。母亲说到二表哥小时候出的那些力,受的那些苦,还一直心疼。

二表哥是解放军战士,还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不嫌弃他的姨妈,也不嫌弃他的成分是资本家的姨夫,相反,对他们相当尊重。五十年代,他在青岛大港五号码头的军舰上当兵时,经常来我们家看望他的姨父母。他也不嫌弃是右派的四叔,四叔是他的表叔,两个人虽然不是一辈人,年龄相近。四叔因为是右派,六十年代初回到原籍当农民,他和他的右派表叔几乎无话不谈。

1957年,他坚决要求复员。复员时,听说是可以安排工作的:下煤矿,他不愿意过那种夹在石头缝里的日子,执意回到原籍。

他还是预备役的什么级别的军官。在大饥荒的年代里,他又去过大连,肯定是老家的日子不好过,到那里去寻找一线生机,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家庭:少一个吃饭的,老婆孩子就可以多吃一口半口的。

57年共和国的夏季,是一个不平凡的夏季。复员以前,部队统一安排在青岛郊区白沙河附近的一个村庄驻扎了一些日子,那时叫复员大队。那年夏季,我由小学升初中,参加升学考试以后不久,他带我去住了两天。虽然是复员大队,却是每天晚上都要开会,我看到队里一个也是复员的兵,是南方人口音,据说可能是右派。这个南方兵仍然和大家一起吃饭,一起争论一些我虽然好奇,却听不清楚,更听不明白的问题。可是好像大家并没有说服他。虽然我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党天下”等说法。57年夏季的那个假期,部队怎么搞反右派,我并不清楚,二表哥好像还是队里的一个小头头,房东对于房租有看法,还找他谈,但是我发现他对于许多事情已经比较漠然。对于反右,他还不如我关心。

他说自己是文盲,有点过于谦虚。他写的信,除了字迹潦草点,文字简练明了。对于许多问题,他有朴素而实际的看法。

记得在一场大雨后,他和我到河边,看混浊的黄色的水流和被洪水从上游冲下来的,在水中飘浮的冲积物。河边地瓜地里,有些还没有长大的地瓜被水冲了出来,露出娇嫩的粉红色。他告诉我,地瓜要翻蔓,否则蔓上会长“小地瓜”。而营养分散了,应该长大的地瓜,却长不大。在中学开学后不久的植物课上,恰好老师的提问,与这个问题有关,我运用这一点知识,很是出了一把风头。

还记得回市区时,他给我买了许多新鲜桃子,我象大人一样客气一番,他却说出了一个简单的哲理:有卖的,就应该有买的。

他还曾经给我讲过一些海军的知识,如海军“挂满旗”的礼仪,旗语,灯光通信,打枪瞄准要三点成一线等等。

他曾经送给我几样东西:

几十张《新观察》杂志的图片插页,是他在青岛鱼山路驻军,夜里站岗的时候,从成堆的旧杂志中挑出来的;

一个带荧光的苏联二级劳卫制纪念章,是他在大连驻军,和苏联海军联欢时交换来的礼物;

还有一个海军的帽徽,真正的军用品,桃形,上面一铁锚图案,是换装换下来的,开始是送给我,后来部队又要回收,可是却被我搞丢了,一直没有找到,听说他为此挨了批评。

可惜的是,几十年了,实物都已经不知所踪,印象却一直保留着。

只有一支派克笔,我没有舍得使用,保存完好,后来完“笔”归赵,几年前还给了他。

但是,在我去加拿大以前的一件事情,却让我心酸:我记不得他是为了谁,让我代购一个血糖测量仪,恰好我内弟从美国带回来两个,我送给他一个。他要付款,我当然不能要,也无法要,他好像是误解为我从医院或者公司无偿索取的,刹那间的神态,使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闰土。

归根结底,二表哥仍然是一个农民。近百年了,经过反反复复的折腾、强制和作弄,中国的农民--闰土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可是,闰土们除了承担着社会愚蠢的后果,换掉了头上的毡帽,又得到了什么?

二表哥心直口快,是个炮筒子,包括对他的父母,兄妹。有时候直率得让手足之情的兄弟姐妹也难以接受。他的姨妈和比他大的人,许多说他是“二虎”。对于他的性格,也有人--如我--部分持赞成态度。

二表哥当过农村干部,民兵连长。

有一年,村里规定,在种麦子的时候,不准把鸡放出来,因为鸡会把麦种扒拉出来。管理责任属于民兵,而他当时是民兵连长。结果,他抓住的第一只鸡,就是他大娘的,他二话不说把鸡腿就给掰断了。鸡是农村老太太的命,他的亲大娘对待他的态度,可想而知。算起来他是为了集体的利益。也许,他不知道那是他大娘的鸡?

他家靠海。是一个农渔混杂的村子,他靠种地谋生。我的祖母去世的那年,我回老家,曾经到他家去,他特地到渔船上给我们买蟹子,把买回来的大梭子蟹煮了满满地一锅,其实一个顶盖肥的大蟹子就把我给吃饱了。那是我吃过的最为鲜美肥腴的螃蟹,空前的肥硕,--应该也是绝后的,--大海已经不再是养育那样肥美螃蟹的环境了。

小青鳞鱼是当地的海产,过去在老百姓的饭食里,是少不得的东西,相当于其它地区的咸菜,尽管现在比过去金贵多了。他说过,在学习大寨,以粮为纲的年代,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海里打上来的小青鳞鱼,不给人吃,却在每棵玉米下埋一两条,当肥料。为了防备有人晚上再偷偷地挖出来,不知道谁想出来的伤天害理的办法:新捕捞上来的新鲜小鱼,全都搅拌上大粪,再埋下去。他没有干那伤天害理的事情。

按说,在村子里,二表哥的日子应该还算比较平稳。

二表哥有五个女儿,现在,最小的女儿也已经39岁了。尽管那时社会上重男轻女,尽管他那时已经复员回到农村,他却从一开始对此就很豁达。好像他也说过,他住在“女生宿舍”里。他还开玩笑说自己是“家庭的长工”,是“无期徒刑,监外执行”。

当然,日子也并不处处顺遂,在女儿们身上也难免有挥之不去的心事:大女婿在村子里打井塌方,砸成截瘫;小女婿有糖尿病,不幸去世;还有个女儿,婚后因为婆婆家里的家务事,纠缠在官司里,一度闹得几乎没有办法过正常的日子。

如果他不是有五个女儿,而是五个儿子,日子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二表哥当然是党员,而且还是老党员。如果一直没有离开部队,就算不能弄个师长旅长当当,凭他的资格,比现在的待遇会好许多,甚至会改变孩子的人生。和许多离退休干部比较,他拥有货真价实的离休资历,他对共产党和共和国,即便不算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付出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血汗。说共产党和共和国亏欠了他,也许并不过分。可是用不着仔细数算,亏欠的岂止他一人?

几年前,我从加拿大刚回国时,在三表哥家里遇到二表哥来青岛探亲,他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小册子的内容我在国外见过,在国内是绝对的禁书。小册子的内容宣称共产党与其号召为之奋斗的远景背道而驰。也许是因为他觉得里面的内容说得有道理,要向我们宣传?他似乎有上当后恍然大悟的表情。我不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因为他仍然是被宣传的对象,并没有完全了解真相,可是我了解吗?又有谁了解呢?

令我陷入沉思的是,一个17岁就参加解放军,接受共产党教育的人,为什么在年过七旬的耄耋之年,和共产党的信仰背道而驰?

依据他的经历和身份,我觉得,他有资格怀疑,也有资格说出他想说的话。

二表哥很信任我的医术,他经常在他的孩子或者亲友、乡亲有病的时候,介绍到我这里,我基本上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二女儿的斑疹伤寒,小女儿的甲状腺机能亢进,都是拖延了一段时间,找到我以后才确定诊断的。为他服务,我服务得心甘情愿,他接受得也心安理得,大家都觉得理所应当,很坦然。

二表哥自己一共得过三次重要的病:

第一次是90年代,他因为鼻子不透气,到我们医院检查,住了几天医院,当时我们医院一个“引进”的耳鼻喉专家,诊断是鼻中隔偏曲出院。后来在当地医院诊断为鼻咽癌,来青岛放射治疗。这是我经历的为数不多的误诊之一。万幸的是放射治疗的效果比较理想,减轻了我的内疚。

那个专家叫陈小明,也是我见过的比较能吹牛的专家之一。当时医院里引进的专家里,有几个这样的冒牌货。现在这样的专家越来越多了,这是题外话。

第二次是2005年初,也是在我们医院,我已经退休去加拿大,他因为输尿管结石,作了肾切除手术,是泌尿外科的王友宝主任经治的,二表哥多次称赞他,一个不吹牛的医生。

第三次就是这一次。

看起来身体最结实的表哥,却是病魔集中攻击的目标。

8月2日清晨,突兀响起的电话铃,传来了二表哥当日凌晨离去的消息。他是在忍受着一生中最后的痛苦,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八一”建军节后,离开的。从他来青岛看病,到他离去,只有两个月另几天。

他去世前,曾经有去看望他的打算,没有成行,他去世后,只是寄去了一点奠仪。聊表寸心而已。离开青岛到美国以前,接到她的女儿的电话,告诉我,他们都还好。算起来,可能已是去世以后的百日。

我讨厌大大小小的追悼会:故作庄严、热烈其实空洞地颂扬着死亡。千篇一律的悼词,“可以适用于晴雯,也可以适用于西门庆”,死亡已经演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

面对他不可救药的病情,我只能束手无策,苦闷中,回忆起他的一些往事,断断续续写下了上面的文字。不觉,他离去也已经几个月了,只有如上文字。

我知道,不会有人给他写一本正史,其实平常人又有谁会有正史?所谓的正史又有多少真相?

会有许多人想念他,念叨他,或者如我,企图用文字还原一个未必准确的他,他却都永远不会在乎了。不管是精神和肉体,他都彻底地解脱了。

现在我能够送给二表哥的,仍然只有如上的文字,以及在写字时,有时默默含着的泪水。

只是,我只能写些细微琐事。有些还是可能属于道听途说,不足为凭,写者姑妄写之,读者姑妄读之,只是轶事而已。

轶事,轶史而已。

仅此而已。

二哥,八十高龄,亦是长寿,可以瞑目了。

逝者远行,呜呼哀哉,尚饗!


二表哥,姓名:李海清,一九三零年农历五月十一日生于山东省掖县(现莱州市)神堂乡小沟村,16岁半(1946年)当兵(中国人民解放军),1957年复员回原籍务农。娶妻潘氏,育五女。爱民,爱玲,爱琴,桂琴,小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2009年农历六月十二日于原籍去世。仍然按照农历计算,享年八十岁。二嫂的娘家是潘家村,离二表哥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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