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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黄小振遗像

 

 

 

 

怀念振儿

            --母亲的忏悔

作者:沙漠

按:沙漠,本名张坤权,女,40年代在陪都重庆即有影响的著名话剧演员,50年代中期与丈夫黄中敬一起作为业务骨干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支援青岛市话剧团。1957年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摘帽”后在文革中再遭批斗折磨。八十岁前后开始学习用电脑写作。在已经写了若干回忆亲友的文章并深受好评后,她最后才下决心写出这篇痛悼爱子的文章,因受字数限制,此文曾作若干删节后发表于《炎黄春秋》,后以原稿收入其文集《我心深处》(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


振儿是我的爱子,姓黄名小振,生于1947年,江西吉安人氏,出生于重庆,学历小学毕业(工作后才考得教育学院大专毕业文凭)。

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青岛市戏剧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青岛市政协常委……

他人生短暂,只活了49年,一生坎坷,能在苦难中挺立,奋发图强,成为优秀剧作家,是个奇迹。

振儿在降生前有一段奇特的经历:他在娘胎已6个多月,我竟然应重庆《新中国剧社》之邀,主演《茶花女》。6个月身孕的孕妇饰演茶花女--玛格丽特,不可思议!

能演茶花女是女演员的梦想。我犹豫,一是怕难以胜任,二是怕胎儿的安全。在众人的鼓励下,我冒险演《茶花女》。

如何解决有孕之身是个难题,只凭借助服装帮忙掩盖已不可能,还必须在自己身上下狠心,捆绑腰腹,紧紧束缚胎儿。

在重庆抗建堂演出首场,正值盛夏,酷暑难当,只几个风扇降温。前后台的人们个个挥汗不止。

我化好妆,捆绑定当,披挂上阵。我已知道,宦世安、左昂两位中西名医在剧场前排看戏,为我保驾,防我中暑,若有不测,便于第一时间抢救。

谢天谢地,没有出现险情。戏结尾时,茶花女死在阿芒怀中,我也一似断了气,动弹不得。在热烈的掌声中谢了幕,同仁们全围了过来,问着同一句话:你没事吧?没有人问束缚着的胎儿没事吧?只有娃儿的爸爸,中敬说:“担心啊!既担心你,又担心肚里的娃,动了胎气,可了不得。”而我想的是“没有辜负观众”、“没有辜负茶花女!”没有想到被束缚的胎儿。他真乖,不踢不乱动,没有任何反抗挣扎,丝毫没有干扰我,这个有功之臣,竟然被忽略,孩子,对不起啊!

此前,他在娘肚里只4个月时便挨过娘打。那是我演《上海屋檐下》,人在台上,睡在我演的“施小宝”床上候场……该我接戏时,没有任何动静,冷场!台上停顿了,妊娠反应使我困倦不已,我……我竟在台上睡着了!……我误了场。险些酿成演员误场闭大幕的罕见事故。我是个很敬业的演员,怎容得自己误场!事后我痛哭,拼命垂打肚子,埋怨道:“都是这孩子闹的,我太困倦了,是他让我误场的。”

在娘胎里他已为话剧受了屈!

在娘胎里他已为话剧作了“贡献”!

振儿不仅孕育在浓郁的艺术天地中。照顾他的保姆蒲嫂是个十足的戏迷,她除了把振儿按时送到后台让我喂奶,便抱着襁褓中的振儿在剧场看戏,她喜欢看我的戏,百看不厌,一个没有文化的中年妇女,竞会背阿盖公主(《孔雀胆》)、罗湘绮(《秋海棠》)的台词。无论怎样告诫:剧场空气不好不宜抱孩子看戏,她阳奉阴违,连连点头,转身又进了剧场,不误看戏(经常是日夜两场)。她总能把振儿哄得乖乖的不哭不闹,在襁褓中受着话剧艺术的熏陶。

这个在娘胎里挨打、受束缚的振儿,后来竟出落得健健康康且聪慧过人,更为难得的是他后来真的为话剧事业出了力,取得成就。

幼小的振儿,不似比他大两岁的姐姐那么漂亮、伶俐,会发嗲,亲友个个喜爱、夸赞姐姐,不经意地冷落了他,父母的爱也倾斜于姐姐,他不争宠,不邀宠,有股凛然的小男子汉的英气。

他有独特的个性。记得,两岁那年,建国前夕,我在文工团工作,少有时间去幼儿园看望孩子,一天,我来到幼儿园,女儿小明很快便雀跃着妈妈妈妈地叫着倚在我身旁吃着妈妈带去的糖果。小振独自在院中央在摆弄手里的东西,园长喊道:小振,妈妈来了,快过来!他听见了,抬头看看,表示知道了,仍低头专注摆弄手上的东西,他正在捏一块橡皮泥。我喊着小振,正待跑过去,园长拦住了我,说:“别打扰他,他做完了就会跑过来,这孩子做什么都力求做得最好。”赞许地看着在秋阳中晒得满头冒汗的孩子,又说:“打扰了他,让他没做好,他会很不高兴的。这孩子很优秀,个性很强。”我似乎第一次听到夸幼儿“优秀”,一般都夸乖、聪明……这“优秀”留给我很深印象。这是位有着丰富幼儿教育经验的园长,这里的多位教师,有着高学历,来自燕京大学、北师大等名牌大学,从事幼儿教育、营养学……连保育人员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我非常信任这个北京一流的幼儿园,把孩子放在这里特别放心,振儿从小受着优良的幼儿教育。

终于完成了“杰作”的振儿,两只小手捧着一小块方方正正的橡皮泥,蹒跚着跑了过来,一路喊着“妈妈,你看方不方,正不正?阿姨,你看看,好不好?”我一把抱起了他,和园长同赞:又方又正!太棒了!小振似英雄般看着姐姐,他得意,妈妈抱我、妈妈夸我!

小朋友开饭时间到了,我把带来的糖果交给园长,依依不舍地说:“我这星期日又不能来接孩子,迎接开国大典,文工团特别忙,扭秧歌、打腰鼓、练方阵,不能请假……”园长说:“我们理解,不是你一个,放心,我们会安排好的。”女儿小明哇地哭了:“不,不,我要妈妈,妈妈接我们……”两岁多的小振说:“姐姐别哭,妈妈不忙了就会来接我们的,妈妈,是吧?”那小样特别可爱,懂事,难怪园长夸他优秀。
 
几个月后,振儿病了,感冒发烧引起腹泻,我由于忙,幼儿园送他住进儿童医院,两天后我才请假赶去看望。进了医院,急急穿上白大褂,由护士带领着进了病房,一眼见到了振儿,忙不迭轻声喊着小振,儿子,妈妈来看你来了。孩子见了我,坐了起来,喜形于色,眼发亮,张嘴正要喊妈妈。刹那,表情起了变化,嘴闭紧了,头转向一旁,时而用眼瞄我一眼,随即又把眼神滑向别处,反复几次,潜台词表达得清清楚楚:你不来看望我,我还不理你呢。我近乎央告:“对不起,儿子,妈妈忙,请不了假,没来看你……”他偷偷看了我一眼,依然又转向别处,我分明看到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但却不肯正眼看我,不肯叫一声妈妈。同病房的三位年轻母亲几乎说着同样的话:“孩子叫一声妈妈呀,妈妈是爱你的。”振儿不为所动。她们纷纷说:“孩子太想念你,他不吵不闹,时不时低声喊妈妈,妈妈,有时可能难受,会大声喊妈妈……”我满含热泪说:“他是真生我气了,他看到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陪护,他能不生气,不伤心吗?”护士在一旁说:“他很乖,很听话,幼儿园阿姨常来看他,他问‘我妈妈呢?我想妈妈’。孩子可怜啊!好在他马上可以出院了……”

任凭我怎么哄他,他始终不理不睬。时间紧迫,我不能再逗留了,强吻了他一下,说了声再见,硬着心肠,往外走,边走边回头,总以为他会回心转意,会叫一声妈妈,谁知孩子铁了心,纹丝不动,他才两岁多呀!我呜咽着拜托那几位母亲多多照顾,谢了又谢。走出病室,我便飞快地跑,怕要迟到了,猛地听到撕心裂肺般的哭喊:“妈妈!妈妈!我要妈妈!”是儿子稚嫩的声音,没错!我心颤了一下,没有回头,加快了脚步,我不可能有别的选泽。革命第一!纪律第一!

我知道这会怎样的伤害儿子幼小的心灵,他或许会想,妈妈的心真狠!他不可能留在记忆里,他还太小。但那眼神,那哭声,一直刻在我心上。

这孩子的个性非同寻常、这个性影响了他一生。他是硬汉子、认死理、能咬牙。

振儿6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我记得清楚:那年他刚上小学,一天放学后,五六个孩子在青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宿舍不大的场地捉迷藏,大呼小叫,惊动了正在家里埋头读剧本的一位演员,他大叫一声:“别影响我工作,一边玩去!”孩子们没理会,围着他窗前的大树打闹。这演员叔叔气不打一处来,开门,揪住一孩子,说:“就你闹得凶!”顺手一巴掌打在头上,失手过重,孩子一个趔趄,撞到了树上,大哭着跑开了,其他孩子也吓跑了。正在另一处下棋的小振,见状,挺身而出,说:“别哭,没出息,郭叔叔打人不对,找他讲理去。”拉着比他大的那孩子走在前,另几个大孩子跟随着。敲开了郭叔叔的门,不待他问,小振说:“郭叔叔,您为什么打人?他们吵了您,您可以批评教育,告诉家长,怎么动手打呢?老师说有了错,要认错要道歉要说对不起,您错了,应该道歉!”那位叔叔说:“行了行了别闹了,我不是故意,走吧,我忙着呢。”小振不依不饶说:“叔叔,您要认错要道歉要说对不起。”叔叔见小振那认真模样,不禁失笑,道:“行,行!我错了我道歉,对不起小朋友!”“谢谢叔叔。”小振领着小朋友行了少先队礼,雀跃着玩去了。那时我正在院中一角洗衣,见到了全过程,笑对老郭说:“别介意。”他远远地竖起大拇指说:“你儿子打抱不平,教育我认错道歉,他也不忘领着孩子们给我行礼道谢,一板一眼,很有章法,很有礼貌。这孩子好样的,优秀!”我记得这声“优秀”,这位叔叔从不轻易夸人。

1956年我们夫妇带着一双儿女由北京调到青岛,组建青岛话剧团,我俩都是剧团的主创力量,工作繁忙,上午排戏,下午学习,晚上演出,休假日是不能保证的。

我担纲主演《桃花扇》,中敬主演《长虹号起义》又导演《双婚记》,他还是核心组成员,更是忙碌。

两个孩子被安排在离家不远的黄台路小学。这两个由北京转来的新同学,引起同学们极大兴趣。受到的关照、帮助多多,姐弟俩很快融入这全新的集体中,毫无陌生感。特别使姐弟感到新鲜的是这里有大海!这个海滨城市真好。

姐姐黄小明能歌善舞会表演。弟弟黄小振也多才多艺,喜欢音乐、美术,更喜欢作文。姐姐美丽、活泼,弟弟拘谨、内向,两人都属于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受到格外关注,还因为他们的父母是话剧演员、导演。

由于剧团工作的起居时间不同于其它工作--孩子们上学时我们还没起床,待我们演出归来时孩子早已入梦乡。我们和孩子相处时间少,交流少,很少有机会辅导孩子,他们似也毋须辅导,那时小学生没有大量的作业,学习是轻松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检查孩子留在书桌上的作业本,他俩的作业完成得都很好,仔仔细细整整齐齐,难得有误差,我和中敬分别在姐弟的作业本上签字(我签低年级小振的,中敬签高年级小明的),留待第二天交老师,我们便完成家长的任务了。此外便是看他们留的小字条(短信)汇报……大大小小的事都会写几句,振儿有时汇报:今天,同学来做功课,我请他们吃了饼干(或是糖果)。他从小诚实,做事认真,我们有什么叮嘱也留张条,他们的生活由保姆照料。

我们少有时间陪孩子去海边游泳、在沙滩晒太阳,游戏。若有这样的时刻,一双儿女便像过节,开心得很。一次全家去游泳,在海边,振儿远远看到两个同学,高兴地大声招呼他们过来,忙不迭地说:“这是我爸爸妈妈。”又向我们介绍:“这是我同学,他外号娃娃,他叫面条。”我笑出了声。只见娃娃、面条这两个孩子一脸惊喜,瞪着眼,一动不动,忽然,扭头便跑,随即又转身一鞠躬:“阿姨叔叔好!”飞奔着朝不远处的人群跑去高声喊着什么,我奇怪,这俩孩子怎么啦,冒冒失失的。小振说:“妈妈,他们是高兴,同学们特别想看到您们,您看您看,您看……”远远望去,那边的人群正看着我们在议论什么,频频向我们招手,原来他们是对演员感兴趣,是对演员的尊重。我和中敬连忙笑着招手回礼。

小明嚷着要爸爸快下海游泳,手拉着爸爸下海去了,回头喊弟弟快来。小振应了一声,仍兴奋地拉着我手,说同学们如何如何问长问短,问你们对人和气不和气?架子大不大?爱不爱吃蛤蜊(青岛人人爱吃,价廉物美的特产)……这个内向的儿子,今天出乎寻常的激动,平素他不善于表达,也极少在父母面前表现得那么亲昵。如今他笑得那么灿烂,小脸红红的,他为有这样的父母感到自豪!那年代文艺工作者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演员、导演是了不起的人物,哪个孩子不羡慕有这样的家长?振儿的自豪感如此强烈,是我过去不了解的。我爱怜地抚摸着振儿的头问:“你将来也做个文艺工作者,也干这一行,干话剧,好不好?”振儿回答:“好,一定。”

那时他10岁。

小振的班主任打算把由小振带领的学习小组设在我们家,每天放学后到我们家做作业,征求家长意见,我们同意。振儿很高兴,把这看成是对自己和同学们的信任,他很在意,这是对他的尊重(一般学习小组设在有家长在家的家庭)。

他一直生活在文艺圈子里,受着家庭影响,从小酷爱文学艺术,父亲是他的偶像,爸爸有才有学问,他希望将来能成为父亲那样的人。

这个时期,振儿是非常快乐、幸福的。

我们五口之家(婆母也接来了)生活在这美丽的海滨城市,享受着良好空气、蓝天白云,城市整洁,鱼虾螃蟹那么新鲜,便宜得惊人。更何况我们的工作、事业那么顺心,人际关系也挺好。家庭生活和睦、亲密,充满了爱。这段美好时光使我们陶醉。

风云突变,黑色的“1957”打破了宁静美好的生活!和风细雨的“整风”怎么突然变成狂风暴雨的“反右”?

在劫难逃!我们夫妻双双落马。

此前我们已经历了多次运动,虽未当上“运动员”,但胆战心惊的恐惧早已领略。这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帮助党整风,要求大家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党反复动员的。

骤然,乌云翻滚,各种各样的小组会频频召开,积极分子表现异常,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窒息……

大鸣大放大字报……来势汹涌,担心娘(婆母)受惊吓,决定送娘回北京小姑子家,却完全没考虑把两个孩子也带走。判断失误,以为自己一心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会出问题的。即使受冲击也不会有多长久,“治病救人”,整一整,吃点苦头,便会放生。

天旋地转!大字报铺天盖地,丈夫黄中敬成了主角,我算得女中豪杰,一花独秀。批判,步步升高,不容分辩,很快定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敌我矛盾!

我的罪状是“反对民主集中制”:我说,“青岛选人民代表,选民对候选人一无了解,只划圈圈,干部尚如此,老百姓呢,这是形式民主。”我哪知这是大罪呀!中敬的问题肯定比我严重。

天塌了。

家里出了大事,父母出了问题,孩子们已感觉得到。住所和单位紧相连,孩子们进进出出,随处可以见到大字报,纵使不敢近前看,但大字报上爸爸妈妈的名字和“右派分子”这些字样早已映入眼帘,什么是“右派分子”,虽不明白,但肯定是坏人,是反动派!周围群众对我们一家的态度大变,爸妈紧锁眉头。孩子是懂事的,从不问。

瞒是瞒不了的,如何面对孩子,如何向孩子作交待?口口声声教导孩子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能告诉孩子,说这不是真的?不行!(党说你“是”,你能说“不是”?)说“是”?也不行!张不开嘴承认说“是”。

孩子们照常去上学,一向以父母为荣的振儿,不知如何面对同学和老师。所幸同学们依然对他很好,别人尚不知道。内向的振儿,本来说话不多,更加沉默寡言(那时,姐姐已上中学不在一起了)。

这期间的一天,我遇到振儿的班主任,她问:“黄小振最近情绪不好,很少说话,不合群,学业下滑。问他,什么也不说,家里没事吧?”当时我还在主演《桃花扇》(来不及换演员),外人不会知道我出事。我不敢正视她,只说以后谈吧,匆匆走了。这么好的机会,请老师协助,开导小振,我轻轻放过了。

老师传达的信息,理应引起我高度重视,被我疏忽,不,不是疏忽,是回避,事情还没完全明朗以前,只想瞒一天算一天。
不敢面对儿女,唯有回避、躲避。我宽慰自己,我的孩子都懂事,不会给我们添麻烦,振儿是条硬汉子,他能咬牙,能扛,从小如此,他是可以放心的。

孩子们心里有着多少苦和痛!为什么大家说爸爸妈妈是右派分子?他们不是!决不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是!多么希望抱着爸爸妈妈哭问,到底怎么啦?告诉我们,但没有回应。爸爸妈妈顾不得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没有给受到了伤害的幼小的心灵关怀、爱,他们需要温暖、抚慰!我却回避。

正式被划为右派分子,签字画押后,中敬划为极右,去全市右派集中地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我是“五类”(等级)在本单位监督改造。随剧团长年在外地巡回演出--打扫卫生、刷厕所、洗服装、做道具、搬布景、干粗活、演群众。我已不是演员,已远离舞台。

失悔没有及早送走孩子!待到我们已被划为右派分子,怎敢连累亲友接纳一双右派的子女?谁不怕株连?

两个孩子生活在无人照料、受歧视中,一个13岁,一个11岁。五口幸福之家,几近破裂……

我随话剧团巡回演出,走了,撇下了孩子。一走就是几个月,半年、一年。强迫自己相信儿女是可以放心的(我怎能相信呢?)……我告诉自己此刻需要的只是努力改造,改造好了,得以早日摘帽归队--回到人民队伍,才能和儿女相聚,才会有正常的家。我改造非常卖力,劳动强度大,剧团的劳动,咬咬牙我能忍受,但人下人的受歧视的日子是不堪的,精神上的凌辱是难熬的。唯有想起儿女,心头才会有一缕暖意,些许温馨。

面临灾荒年月!忍饥挨饿大人尚能忍受,没有父母照顾的孩子怎么得了?剧团外出,一般有留守人员,他们有责任照顾家长随团外出的孩子,但对右派的孩子能一视同仁?谁正眼看一眼?遑论照顾!唯有等中敬半个月一次回家休假时想方设法给他们做一顿饱饭吃,懂事的孩子看到爸爸舎不得吃,哭着说:爸爸,您不吃,我们吃不下,您那么瘦(三个月的强劳动,竟使中敬这个180斤的壮汉子瘦了60斤)。中敬告慰我:“孩子可以放心,特别是振儿,懂得严格控制用粮,按定量吃,从不寅吃卯粮。他曾在路上捡到一皮包,跑着追上丢包人,人家打开包,见里面钱和粮票原封不动,很感动,拿出一斤粮票酬谢(那时一两粮也珍贵),小振谢绝跑开了,这事不是他自己讲的,是路上有人见了来说的。振儿在这些方面特别信得过。”

时隔不久,勒令搬家!(怎能让右派分子还住在团里最好的房子?)中敬来信告我,搬到市场三路,剧团另一宿舍,是一破烂小屋,久已废弃的小伙房,原不是住人的,潮湿不堪。无光亮,昼夜需点灯照明。

无须多说就能想象,在大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如何搬进这破瓦寒窑?当时,一切都顾不得,担心的是孩子们如何适应!身心受到怎样的伤害!最怕的是苦了孩子。

振儿已从小学毕业,分配到离家较远的中学(姐姐已读初三,和弟弟不在同一学校)。离开原来的学校和亲密友好的同学,原本心情不好的他,更感孤独。刚迈进中学大门,一天,忽然从后面传来:演员……右派……右派的儿子……他没有回头,认准有人知道了自己的底细,在说爸爸妈妈的坏话。这意外,使自尊心极强的孩子受到的打击、伤害是难以想象的。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他选择了逃学。

每早,默默背着书包上学去,漫无目的地走,走啊走!等到中午时分,远远见到放学的学生,他跟着往回走,到了家,只他自己。姐姐在学校吃饭,不回来,他胡乱吃点什么又背起书包上学去,又不知去哪儿游荡……学校也没来家走访,老师根本不认识他,也可能家庭情况特殊,老师放弃不管,任凭这个12岁的初一学生旷课逃学。至今我不知道那漫长的日子他是怎样度过的,他是个有尊严的孩子,他不会和街上的流浪儿鬼混。小小年纪的孩子如何承受这样的孤单和苦痛?

从此振儿走上坎坷路,他的世界变了,他的命运起了大的变化,没有温暖、没有爱,他已成为流浪儿。等待他的是苦难,那不是一般的苦和难。

振儿成了流浪儿……我们竟全不知!

中敬无法保证半个月一次的休假,他几乎和我一样对振儿的变化一无所知。

我随剧团改造,远在南方,忽被告知:黄小振拧了公共厕所的灯泡,拿到自由市场去换干粮吃了;黄小振拿了邻居晒的两件旧的棉毛衫裤到自由市场去换干粮吃了;黄小振逃学,夜不归宿,家被盗……

晴天霹雳!断难置信!

小明早些时候已被送到远离市区的亲戚家(担心女孩子的安全)。我们的新家没有安全感,它在宿舍的大门洞口,特别可怕的是,它的前面是“自由市场”,那是特殊的年代--饥荒!每到天色昏暗,黑影乱窜,这里便成了“黑市”,除了小商小贩外,有许多只在黑暗中活动的人群,口里小声喃喃:要粮票不要?三元一斤,要馒头不要?三元一个,“把子肉”,一元五一块……这里物物交换,暗地里而不是公开的活动,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破旧衣物,炊事用具……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在这里换吃食--高价食品,三元一个小馒头。

这里吸引着饥饿的人群,诱惑着饥饿的孩子!

振儿独自生活在这里,无人照管,饥肠辘辘,每日面对黑市的叫卖,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如何抵制、抗拒这强烈的诱惑?
他变了,真的变了!人是会变的。

我随剧团归来,回到这个“新家”,虽已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仍被眼前的景象击倒:残破的门虚掩着,大白天,伸手不见五指,定神,依稀看到门边有一拉线开关,一拉动,亮了,小日光灯悬挂在高处,在昏暗的照明下,室内空荡荡却凌乱异常,一大两小三张床,被褥全不见,床上、地上,横七竖八堆放着乱糟糟的杂物,书籍纸张随处散落,狼藉一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异味,令人作呕。我呆立不动,惊诧、迷茫,这是家?我的家!?良久,跌坐在椅子上。我没有哭!家已破,人呢,我的儿子呢?我呆呆坐着,一动不动。忽地,有人在门口轻声问:回来了?我吃惊地站了起来,忙说请进。进来的是一好心人,平素少有往来,她是舞美组的。她急急地说:“别难过,你我同命运,你比我强,我那位,成了右派,说是有历史问题,进了监狱。我一人带着三个孩子,长期在家养病。老大出事了,怎么办?前些日子他和街道办事处书记的儿子,都住在你这里,对我说:‘小振一人住,害怕,我们陪他。’我还嘱咐:‘他小,家长都不在,你们好好照顾他。’谁知后来这三个孩子都不见了,这两个大的带坏了他,你儿子小得多,11吧?”我答:“今年12了。”她接着说:“还那么小,不至于出多大问题。别太急,急也没用,我没到处找,也没报案,有什么用?这拨孩子出事的多着呢,咱们团里有多少?别的剧团,都一样,没家长看管,守着个黑市,饿啊!不懂事的小祖宗能不惹事?”说完就走,到了门口,停住,转身说:“我们不要互相来往,有消息彼此告诉一声,我今天来是冒险的。”脸无表情,心是热的,她说话实实在在。我充满了感激,感激她来看我,告诉我急需知道的有关振儿的情况,特别是这位母亲竟然毫不犹疑说,是自己的儿子带坏了小振……没等我说声谢谢,人已走远。

我终于落泪。是啊!他还那么小!他本可以倚在妈怀里,哭喊着:“我饿……”饥饿的儿子啊!你回来吧,妈妈不怪你,纵使有天大错,妈妈承担。

我知道无处可寻找,但我依然寻呀找啊!在夜深人静时,我悄悄外出寻找,火车站、长途车站、轮船码头这些地方,找了个遍,果然那里扎堆的有许多流浪儿,蜷缩在一起熟睡着,有的脸上盖着报纸,身上披着麻袋片,看不清,我便掀开盖在脸上、身上的东西,细细查找辨认,少不了把在梦乡中的他们扰醒,惊恐警觉的眼神、怒目而视的敌意、张嘴便是粗话,待看清是个中年妇女,会嬉笑着嘲弄:“又是找儿子的吧?”“我是不是你儿子?”“给我饱饭吃我给你当儿子,嘻嘻……”吓得我拔腿就抱,唯恐惹众怒、被殴打……这些是哪家的儿郎?或许他们的母亲也在寻找儿子?振儿也会是这模样?天!心似被掏空了。

踉踉跄跄回到家中,手足冰冷、混身颤抖,心乱如麻,夜难成眠。下决心再不找了,受不了这刺激!但一到夜半三更,思儿心切,我又去继续寻找,躲开人们的视线……

没人过问,谁敢关心?少不了冷眼、白眼。偶尔有人投来同情的目光,马上避开,怕自己会哭出来。

联系不上中敬,电话自然没有,邮件通不了,月子口水库庞大的右派劳改队伍,哪里寻得到中敬?

一切由我独自担着。度日如年。

某日,劳累了一天,依然支撑着,漫无目标去寻找,垂头丧气归来,疲惫已极,倒头便睡,忘了关门关灯。夜半,忽听屋里有哭声,惊问,谁?什么人?猛地睁眼,见一蓬头垢面的少年站在床前,吓得翻身坐了起来。“妈,妈,是我,我刚才看见您了,您在找我!我跟在您后面,不敢进来,怕您生气……”呜呜地哭着跪下了。日思夜想的儿子回来了,我慌了神,脑子一片空白。“妈,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从晕眩中醒了过来,气、急、恨(唯独没有爱、怜)一股脑儿涌上心头,怒喝:“你还会说对不起!还知道认错!还回来!滚!”孩子哭着说;“妈,您打吧,别生气,我错了。”我歇斯底里般狂怒着喊:“滚!滚!我们不要你了!”“妈妈,别不要我!”“滚!”“妈妈,真不要我了?”“滚!滚!”一把揪起,用尽力气朝着那肮脏,泪流满面的小脸上猛掴一巴掌,他哀叫了一声妈妈,哭着跑了,真的滚了,没有回来。这一声哀叫的“妈妈”刻在了我心上。

我疯了,不知自己说了什么,干了什么!

我好悔!一巴掌把回来认错的儿子打跑了!他还那么小。

这一掌,我记了一辈子,悔了一辈子。我毕生极少动手打人,包括儿孙。

心里有着太多的苦、怨、委屈,我能向谁倾诉?振儿撞上了,原本我在心里反复想过,不怪他,不怪他,他还那么小。

好容易盼到中敬休假回来,我把发生的大事原委说得很详尽,说,我太不像话,完全失去理智,我疯了,对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如此绝情,我算什么母亲!我的母爱到哪里去了?我哭得很伤心。中敬劝我不必太自责,把孩子轰走了,他少不了受更多苦,只希望别出大事。这孩子,这年龄,料无大碍,他会回来的。

我们商讨以后怎么办?振儿若回来,我们依然不在家,谁照料他?送他到外地亲友处,谈何容易,两大难题,一是“株连”,二是“果腹”。怎能寻觅既不怕株连,又能果腹的人家?难矣哉!古时,株连九族尚有人冒死营救,如今,时代不同了。

思来想去,中敬想到了马卡连珂的《教育诗》。这苏联名著,我粗略读过,中心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挽救青少年失足的唯一途径是交给政府,有党和政府关怀教育才能有光明前途,书里列举了许多动人的事例,感人至深。一想起《教育诗》,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上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们得出了共识,把孩子交给党、政府管教,万无一失。

我们的心情都大大好起来了。
                                                      
但是,振儿在哪里?回来吧,饥饿的孩子!

我们得知振儿的下落,立马亲自把他送交派出所,请求收容管教,公安部门不收,说:“不够条件,构不成收容管教。”经我们反复写申请报告,说明自己的身份、处境,我们的具体情况,也说了受苏联《教育诗》的指引,认识到“问题少年”只有送交政府管教,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无限热爱党、信任政府,由政府管教是上策,孩子得以走正道,不会给社会添乱,给党抹黑,请求收容孩子,救救孩子……最终获得批准。这一过程,我没有参与,连送衣物我也没去,我没有勇气见儿子,怕自己动摇,我是母亲!

他还那么小,他有多大问题呢?不就是拧了公共厕所灯泡、拿了别人晒的旧棉毛衫裤到黑市换东西吃了?他还站在路口为别人望过风,他拿过家里的东西,他流浪不归,除此还有什么呢?公安局不收,父母为什么非送!?

那是个什么地方?真那么好?我们能去看看吗?眼见为实啊! 可我们哪里来的权利?我们是在“改造”中的右派分子。再说,是我们“死乞白赖”要求送去的呀。

不,不能动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前途!这是对儿子真正的爱!我应该一百个放心!应该高兴,应该轻松,怎么反而沉重、郁闷?

我极度矛盾,思想一片混乱……

终于战胜自己。深信我们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符合党的要求。

我又随团出发了,不放心14岁的女儿留在青岛,让她到外地投奔亲戚去了,一家四口,分了四处,算上担心右派儿和媳的安危、焦虑致死的娘,便是四分五裂了。

忙于改造,顾不得伤心了。

振儿送到哪里去了,我不清楚,只知在本省的一个偏僻小城,音信渺无,料想不错,那里有政府的管教,阳光普照,那里的少年生活在欢乐的集体大家庭中,受着良好教育--这是《教育诗》中描述的。我们始终未去探望,右派身份,多有不便。两年后我俩先后摘帽归队,“回到人民队伍”。中敬改编《红岩》,取得成功。剧团在济南演出,休假日我们去看望振儿。如今我们已回到人民队伍,恢复了原工作,仍是导演、演员,去探望,振儿会脸上有光。

一位姓张的领导,接待了我们,是个非常朴实、热情诚恳的中年人,看了介绍信,得悉我们是黄小振的父母,连连道:“欢迎欢迎,好容易盼到了你们来,很想见见你们,请坐。”他让人去找黄小振。寒暄了几句,便道:“黄小振在这里表现很好。他刚来不久,就感到他与众不同,我们知道他是家长不止一次写了‘申请报告’主动要求送来的。我们这里,主动请求收容孩子的只有你们和一位老将军,老将军是亲自送来的,他的孩子未成年已陷得很深,小振不同……由于本质好,年龄小,怕被人教坏,我及时把他编入警卫班,和其他人隔离开,只学习文化时,才和大家在一起。警卫班人数很少,表现都比较好,只他一人这么小,他非常自爱。”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和我们像老熟人,这使我们感到温暖。我高兴得想掉泪。

小振进来了,见了我们,意外惊喜,却没有特别激动,有礼貌地叫了声爸爸妈妈,深深一躬,保持距离。中敬指一指带来的书籍和吃食说,这是带给你的。他一见到《红岩》、《欧阳海之歌》,眼发光,兴奋不已。连说谢谢,谢谢爸妈,又鞠了一躬,但见到难得买到的点心、糖果反应并不强烈。老张说,你们好好谈谈,我就回来,他和其他人离开了办公室。

我们拉振儿坐下,细端详,他长高了不少,虽瘦,但挺健康。精神状态不错,和他交谈,明显感到长大了。我们和他谈自己的和团里的情况:摘帽、改编《红岩》、演出反映……他拘谨地汇报自己在这里的一切……吃饭时间到了,老张进来请我们吃饭,我们谢绝了。他把我们带的东西交小振,嘱咐:《红岩》不许传给别人看,只你自己看,包好书皮,尽量不在人前看,读完,交我替你保管好。小振连连道:是!欣喜地说爸爸妈妈再见,又鞠躬道谢:谢谢爸爸妈妈送这么好的书!(他似乎知道这书的价值)说完,连蹦带跳抱着书、糕点,开开心心走了。老张说:“你们看,他见书,多亲!这《红岩》在我们这里是禁书,因为写了‘越狱’,允许小振看,是对他的特殊信任。”他招呼别人去吃饭,为他留饭。

待室内只我们三人时,他一脸诚恳道:“我想见见你们,是因为我希望有机会亲自听你们谈谈,送儿子到这里来的真实思想,究竟为什么?你们的儿子,本质好,年龄小,出了一点毛病,怎么非送到这里来?还不止一次写了书面申请报告,是说明你们思想好觉悟高,家教严,还是孩子出了问题,自己不管,推给政府?我难以理解!”他的谈话如此坦诚,使我们意外,他分明在批评我们!他不同于一般公安人员。

中敬解释:我们不是推给政府,是信任政府。诚恳地说明我们的处境,具体困难,和《教育诗》的启发,说:“今天见到小振在这里这么好,很欣慰、非常感谢。”

老张时而点头,时而摇头皱眉,说:“你们的情况我大体了解,小振很爱你们,尤其佩服爸爸。他认定你们真的不要他了,才会把他送到这里。你们应该想到,这伤害有多深。”我心里很不平静,点头称是。他看周围没人,放低声音,快节奏地说:“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做父母的怎么会如此狠心,把孩子往这里送,这里是什么地方?大染缸!形形色色做坏事的少年罪犯有多少!我们能管得过来吗?他们互相交流,彼此学坏,政府怎么管得了这许多?你们不怕孩子在大染缸里受污染?小振现在挺好,应该说是本质好,当然,我们也出了力。我不是说这里的管教没有作用,有许多改得很好的少年,我们工作非常努力、很艰辛,是有成绩的,我是说……小振不应该送到这里来,他那么小,那么好,这里是大染缸啊!……”他一口气说了许多。

“这里是大染缸”!闻所未闻,我不理解,正待发问,他看了看表,说得更快,“时间不多,长话短说,我特别想问的是你们怎么没考虑孩子的前途,将来怎么办?这污点会影响一辈子!你们是大知识分子,是过来人,比我懂得多。我谈这些,出格,有失原则,作为公安人员、党员、领导,尤其不允许。我非常关心小振,太喜欢他,特别喜欢他的勤奋爱学习,这里图书馆的书,他差不多都读了,他那么聪明,单纯……我深怕这污点会、会影响他……为他担心、惋惜。这些话我已憋了很久,不吐不快,这掏心窝的话我不能对别人讲,更不能对小振提及,信任你们,无保留的直说了,我是粗人,说话直来直去,说得不对,请原谅。”吃饭的人们回来了,他戛然而止,意犹未尽,起身握手道别,我们反复致谢。

他的发自肺腑,“出格”的话,大大震撼了我们。一路上默默不发一言。我先开了腔:“他说得那么可怕,污点!影响他的前途!《教育诗》举了多少生动例子……他肯定没读过《教育诗》,这人心热,是大好人,但看问题有片面性,原则性不强。”中敬一直在思考,半晌,说:“他的话有道理、很有水平,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人,敢说实话、真话,这么大胆,难能可贵,这需要勇气,他是对我们的高度信任!我很受教育,真得好好想想。”

一向看重中敬的看法,但此刻我没有完全认同他的想法,我以为我们没有做错。我当时思想上有多个“凡是”,其中主要的两条:凡是毛主席教导的,一定是真理,坚决照办,凡是苏联的,都是正确的,应该学习。我们做出的决定符合这两条,何错之有?

我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被“改造”得人性扭曲,分不清是非,以非为是,还自以为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在断送孩子的前途,却浑然不觉。只看到在这里儿子表现好,便以为前途光明,充满了希望,哪里想到日后的巨大打击,无尽的苦痛。

半年后,忽然接到通知:振儿提前回来。分外高兴,中敬出差不在家,我因排戏,不能到车站去接,傍晚时分在路口迎他,远远见他大步走来,我已止不住满眶喜泪,15岁的少年长大了,平顶头,清秀,背着背包,提着手提包,穿了一件蓝色的小棉猴,干干净净,挺精神。到家,脱去外衣,一眼看见满身的补丁,不由得哎了一声,倒吸着冷气,问,这是你补的?他点头。天!泪再次涌出。振儿怕我难受,蹲在我面前说:“妈,我饿了,您给我做了什么好吃的?吃饭吧。”

“妈,我饿了。”深深刺痛着我。

晚饭后,没有多谈,见他旅途劳顿,让他洗洗先睡了,他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边,这是我们全家的习惯,他还保持着。待他睡熟后,我把衣服拿到一边,数了数,衣、裤的补丁,大大小小72个,细针密线,针脚整齐,称得上精致,补丁色彩协调(他从哪里找到这些小布头的?),大的拳头大小,小的只方寸大,他是用心,费工制成的,令人惊叹!无法相信这出自十四、五岁的男孩儿的手。他在家从未动过针线,何时学会缝纫?竟缝得如此出色!我眼前浮现两岁多的振儿在秋阳下摆弄橡皮泥的景象,一旁的园长赞道:这孩子干什么都力求干得最好,他,优秀!

看着熟睡的儿子,想起被我刻在心上的儿时在病房中撕心裂肺的一声“妈妈”,又不禁想起也被我刻在心上的,被我打跑时那哀叫的一声“妈妈”!再看看这72个补丁,痛定思痛,泪泉涌,湿衣襟。我是个狠心的妈妈!

待我看到眼前振儿仍是个什么都想干得最好的儿子,心灵手巧有才华的儿子,心里涌起了甜酸苦辣,甜的比重很大。那是因为我相信他的前途充满阳光!我不再伤心。

我把早已为他准备好的一套草绿旧军装,放在他床头,这是好友蓝马相赠的,他个子和那时的振儿相仿,这位已是解放军领导干部的名演员,念旧,了解我们的情况,特意托人捎来送小振。年轻人谁不爱军装。

那时家里人来人往已不少,振儿待客的态度很得体,既不低头回避,自卑不堪,也不故作轻松,若无其事,他有礼貌地,微笑着回应关心他的人们,很有分寸,很懂事。他极少外出,只埋头读书,姐姐上学忙,爸妈工作忙,他抢着料理家务,除了烹饪,什么都会,成了家里的好帮手。人们用善意的眼光赞赏他,说这孩子原本就好。我欣喜地感到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儿子心灵受到的伤害,我们知之不多,抚爱更少。他从不提,怕痛,紧闭心扉。我们不问,爱护他、尊重他,却没有去帮他启开心扉,把受伤的儿子揽在怀里,细细看看心灵伤处,问一问疼不疼?用慈母的爱为他疗伤,告诉他,那是妈的错,原谅妈妈。而后,母子相拥痛哭一场,让孩子吐尽心头的苦水……
我却没有这样做!

当时,我们在为如何解决他的上学问题作努力,以他目前学业的真正程度,该如何插班……上学是个很麻烦的问题。他心心念念想的便是上学读书。可是久久未解决。

正在这时,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

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上山下乡运动迅速拉开了帷幕。

一贯听话的我们,毫不迟疑,积极响应号召,为黄小振报了名。敲锣打鼓,佩戴红花,欢天喜地,把振儿送到农村,在那里小振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被分配在非常贫困的莱西县的一个村。那时他17岁。“欢天喜地”,其实心有不忍,儿子受了那么多苦,年龄小。纵使我心怀“凡是”,也难免凄凄然!母爱使然。农村贫穷、农村苦,是人人知道的呀!不记得当时如何做通儿子的工作,他那么希望上学读书!不知他是否想:“还是不要我……”不,不,不会!他懂事。这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教导。

女儿小明早已从外地接回。不久“支边”去了遥远的大西北--青海,她是写血书,自己要求去的。我的一儿一女“支农”、“支边”,听从召唤。

振儿在农村安家落户八年。那时,知青有许多是“常来常往”的,隔三差五往家里跑,并不常年坚持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小振全勤,除了春节回家,始终坚守岗位,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别的知青家长常常想方设法捎馒头干粮和炸鱼炒酱,有时还有少许糕点、糖果。唯独小振没有,我曾动过心,中敬说,贫下中农吃得了的苦,我们的孩子有什么理由吃不了?搞特殊化!说服了我。小振的房东大娘问:“小黄,你娘是个后娘吧?”大娘想,不是后娘哪能不给瘦得皮包骨头的儿子捎点好吃的?她其实明白小黄的娘是亲娘,她是为小黄不平,她心疼。

小振在农村8年,勤劳动、苦读书,年年评为五好社员。自身的努力和家庭的影响,还因为他从小酷爱文学艺术,9年的知青生活,他除了劳动,只和书本相伴,想方设法寻觅文艺书籍,细读、苦读。在那年月刻苦读文学著作的知青是少有的,他接受了父亲的基因。他读书认真,为了加强记忆,常常把读过的作品、名著,细细讲给社员听,连外国名著他也改编成中国故事,如《基度山伯爵》,雨果的《悲惨世界》,他讲得风趣生动,会抓效果、抖包袱,幽默感强,又会营造气氛,讲故事使他和农村老的、年轻的打成一片,听众很多,人人喜欢小黄,赞这个知青有大学问!他为缺少文化生活的人群带来快乐,也使自己快乐。讲故事使他受益良多,许多文学作品和中外名著因而留给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为日后他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后来知青陆续返城,先是“病退”,真病的、假病的,有医院证明又有关系的,返城了。以后政策放宽,大批知青返城了。没有关系没有后门的慢慢熬着吧。振儿自然留待最后。

振儿返城已是25岁的大青年。

街道办事处忙着为返城的闲散劳动力安排临时工作--打小工。振儿当了近两年临时工,干得卖力,反映良好,他在蛋厂干活儿时间较长,制作皮蛋。老工人师傅都喜欢他,每每看到他吃午饭时,躲到远离皮蛋的角落,吃着自带的缺油少肉的蔬菜和干粮,问:守着这么好吃的松花皮蛋,你怎么不吃两个?总有人扔给他一个又一个,他推说自己不爱吃,工人师傅剥了递给他,说明这不是多吃多沾,咱自己制作的,吃吧,没事。他没吃过一个,他不拿不属自己的一针一线。

过了许久,迎来就业高潮,“社会青年”(不是学生,又没有工作的青年)一片忙碌,佳音频传,知青就业的已很多很多,家家户户欢庆着。但,我们家没有动静!等吧,等着吧 。问问街道办事处,回答:别急,别急,一定解决。再等再问回答依旧。母子在等待中熬煎,振儿早出晚归,仍打小工,晚上仍读书。他一定也悄悄哭。为了不影响中敬集中精力创作,我独自一天几次跑办事处等消息,热锅上的蚂蚁。傍晚,迎着下工回来的儿子,我避开他探询的目光,他不问。我心急如焚,背地里,无一日不哭。

一天又一天,我已感到大不妙,怎么啦,怎么啦?不是明告,这次就业,知青虽不一定人人有份,但原则上不会有失业……就业已接近尾声,依然无望。

终于,街道办事处的宋书记找我去,把我请到他办公室,我心狂跳,总算盼到了这一天!不知分配在哪里?只要有工作就行。宋书记请我落座,倒了杯水说:“张同志,别上火,我怕你急,想等有了结果,再告诉你,谁知至今没有结果。”我似遭雷击,一动不动……他从一旁拿出多张姓名栏里写着黄小振的表格给我看,说:“这都是为小振找工作发给几个单位的,全都退了回来,小振多次被‘退档’,开始我们想为他安排尽可能好些的工作,谁知一次次‘退档’。后来那些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小单位也一样‘退档’,我们做工作没效果。今天接到的是修缮队退回的,当泥瓦工也不要,太气人了。”

我屏住呼吸,问:“为什么?”

“当然是政审关。”

“是父母的还是他本人的?”

“都有关系,今年偏重在本人。”

“父母已摘帽,他本人,你了解,他……当年小,13岁……”

“我都了解,因为他好,我们尽力为他安排,但用人单位,信奉‘左比右好’,只看档案:政治有无问题,是否有污点,把好‘原则’‘政策’关!谁去研究分析具体情况?唉!小振的就业这么难!没人要!谁也不要!”这位书记是好人,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没人要,谁也不要!”大大刺伤了我。

我傻了!懵了!无奈、无助、无望,夫复何言!强忍着满腔苦水,晃晃悠悠来到离家不远的第三公园,躲在无人过往的旮旯,大放悲声,哭得地动山摇!我的优秀的儿子,没人要!谁也不要!

如何面对儿子?实话实说,告诉他?你,没人要!谁也不要!他从小能咬牙,这次呢?能经受这样的打击!这太残酷!

正哭得伤心,耳边响起:“你们真狠心,把孩子往这里送!这污点影响一辈子!”清楚记起,敢说实话的公安人员,那个特别关心小振的领导老张,是他说的,他还说:“你们不考虑他的前途?”

--完全验证了他的正确。愧对老张当年的无情批评。我深感疚罪,无地自容,是父母毁了儿子的前途,咎由自取。哭吧,哭吧!哭倒长城,也换不来儿子的前途,也解决不了当前小振的就业。

为振儿我哭干了泪。

天无绝人之路!中敬去找了一位多年失意挨整的老革命,我们的好友王大哥,请求帮助(我们还能求什么人呢?),古稀老人冒着凌厉的寒风四处奔波找关系,终于传来好消息,小振被安排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就业。他开始有了工作,虽然很不理想,虽然是集体所有制,但毕竟他是工人了。

小振分配在最累最苦最脏的磨沙车间。不怕累不怕苦,他埋头苦干。单调而繁重的劳动很快适应,被称为黄师傅的小振完成任务又快又好。

车间有文化的人不多,他主动利用午休时间帮助车间办墙报、黑板报,写好人好事……文笔生动,工人们喜欢看,说黄师傅是秀才。逐渐被厂领导赏识,调至工会,为活跃工人的文化活动,他努力着。

从体力劳动转为办公室工作,开始和文字打交道。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学习创作,写些小东西,发表在青岛市工人文化宫的内部刊物上,他写工人,唱工人,写他熟悉的。业余时间他参加市工人文化宫的文艺活动,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写独幕话剧、写小品、写相声,他还活跃在文化宫的舞台上,歌唱、朗诵、演相声、演话剧,他成了那里的骨干力量,是个多面手,多才多艺。忙碌异常,人际关系良好,他性格中活泼、开朗的一面得到发挥。

他快乐、兴奋地生活、工作着。

在工作和业余活动频繁的同时他刻苦学习,考上了青岛教育学院,以弥补正规学业的缺失、不足,成绩年年第一,他真的干什么都要干得最好。

1977年适逢文革后恢复高考,他以同等学历(不算当时正在读的青岛教育学院,他的学历是小学毕业)报考全国戏剧艺术最高学府--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夜以继日地、玩命地读书,死记硬背大量的相关学习资料,他的超强记忆帮了他很大忙。他满怀信心,鼓足勇气,偕同另两位也是话剧团的子弟,两男一女奔赴北京投考中戏,那位女生年龄小几岁,两位男青年都已30开外,是大龄考生。

振儿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勇气、自信,他虽在文艺圈中长大,但“戏剧文学”离他还是遥远的,前后近10年,他几乎没有接触。

我心里是打着鼓的。奇怪,我当时从未想到陪送他去北京,那里,我们在文艺界的熟人多多,我没有想过,能不能助他一臂之力。

那时信息不似现在畅通,电话联系困难,他在北京考试情况无从了解。其间曾有人问及我们怎么不送去北京,不找找关系?这么大事,儿戏一般,让他独闯!我明白,这是说,“想法走走后门啊!”自然被我们否了。

我们接到身为中国戏剧家协会领导和中国儿艺名演员的王正、方掬芬夫妇传来口信,说,“这事不能掉以轻心!孩子来北京高考是大事,要过问!我们不要求额外照顾,只要求公正,不被别人挤掉!当前不正之风大行其道,不可不防,你们要‘过问’‘打招呼’,这样做,名正言顺……”好友话说得明明白白:“过问”“打招呼”,为的是防不正之风,不被别人挤掉。我们却迟迟没有反应,没有行动。

当我们得知“中戏”今年的主考官竟是我的老战友,同在华北文工三团的吴庚鉴,欣喜不已,而我们三团的老团长李超已是文化部教育司司长,有这样两重关系,真可说是天助我也。赶快去北京,去打个招呼!什么活也无需说,便会是“上上大吉”。而我却犹豫,对中敬说:“此时此刻我若去北京,即便不是走后门,也‘无私有弊’啊!党三令五申不要走后门,要杜绝不正之风。我们‘过问’,‘打个招呼’,也属不光彩,不光明磊落!小振凭真才实学考取,堂堂正正,这多好!”转念又想,或许我们该去北京。“打个招呼”,也不是不正之风吧?我矛盾,但,依然没有行动,连一封求助信都没写过……我们真的是很“听话”的。

这时,没有通过二试的那位男生回来了,他极其兴奋地来报喜,详尽地描绘他们考试情况,说:“我们三位来自青岛的考生,受到中戏考官们的刮目相看,初试成绩都优秀。有人说:青岛来了三位秀才,黄小振最出众。二试,我由于不该出现的失误,没有进入三试。小振 考得‘盖了帽’(青岛的流行语 ,特别棒的意思),写的作文,震动了老师们,众考官都打出高分,热情地关注着这个来自青岛的青年人,众人称他状元,挺轰动。三试口试是他的强项,肯定精彩。阿姨、伯伯,我说的是千真万确,有许多我是从内部知道的,非常可靠。小振金榜得中,绝无问题。”他绘声绘色说得眉飞色舞,仿佛他自己考中状元。接着他把小振的信,交给了我们,信中汇报的情况大致相同,比较含蓄,但踌躇满志,胜利在握,相信自己会成功的心情溢于言表。我们特别信任振儿,他不说满话 ,凡事留有余地。

振儿在高考中发挥得出乎意外的好,一片叫好声。不久,我们也得到内部传来的好消息。

全家喜洋洋,空气中洋溢着欢乐。

这不同于一般人家考上大学,这太不寻常啊!

以小振的年龄大、特殊的坎坷经历,近10年生活在少有文化的环境里,仅仅上了几年学,全凭自己从小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不懈追求、奋发读书。如今竟然能在全国一流的艺术院校--中央戏剧学院,且是难度最大的‘戏文系’的考场上表现得如此出色、出众 ,这是奇迹!

他从小的心愿,为话剧做贡献,10岁时就答应妈妈将来要干话剧!他渴望正规学习,尤其向往在文化中心的北京上大学,这些都一直是他的梦!此刻美梦将成真……

这好消息被许多人知道,虽然还没发榜,我们似已吃了定心丸。也有朋友告曰,“这样的时刻更应去北京,只要打个招呼!凡事没有完全定夺之前,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孩子本身成绩好, 不存在走后门。”

我们始终没有任何“举动”。是相信小振的实力,还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听话”,怕被人看成是行“不正之风”的人,丢人?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许都有吧。

怎么唯独没有母爱特有的关怀,不曾想如何帮一帮,扶一扶,让儿子走好这关键的一步、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

天有不测风云!

刚刚还是艳阳高照,刹时,龙卷风突降!命运180度大逆转!黄小振榜上无名!名落孙山!意外的失败,几乎击垮了振儿,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结果!不是说这次高考,不看政审?那问题出在哪里?分明是胜利在望,怎么瞬间成泡影!

无缘去北京上大学,面临的现实:他必须回到那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或许和自己酷爱的话剧事业、戏剧创作永远绝缘……只能一辈子从事业余文艺活动……

这意外,不可理解!无法接受!

我们全被震昏了。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忙着写信询问了解不被录取的原因,真相。答复来得很快,看不懂,不明白,大意是该考生年龄稍偏大,分数要求不同,按年龄计算他差零点几分,按照另一种算法,他差一分多……(当时弄不明白,现在更记不清)反正相差的分数很少很少。即令这是真的,我如果去了北京……

后来得知主考官庚鉴也呼遗憾(他当时太忙了),待他知道这事时,晚了,帮不上忙了,这个十分有原则的人也说:“怎么不说一声 呢?这算不得走后门啊!”

我谴责、失悔自己“按兵不动”。没有在儿子需要拉一把的时刻,为儿子尽力。这拉一拉,关乎儿子的前途啊!

就这样,我打碎了振儿的求学梦!他多么渴望上正规大学,而这是最后的机会(超龄)!正待高飞的鸟折翅重重摔伤!
 
振儿在困惑中挺住了,他咬牙!性格使然。敢于面对现实,不沮丧、不低头,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对亲人诉说委屈、苦痛。他知道别人的家长去了北京,结局圆满,皆大欢喜。自己的父母没有“过问”。他多么想说;“妈妈,您如果去北京,情况肯定不是这样。”他什么也没说。

他内心深重的痛苦,不被人知,同样也不被父母知。这次的大挫折或许更甚于少年时期那挫折。他已不是少不更事的小孩,他已年过三十!到了而立之年了。
                  
我只看到了他的坚强,以此为骄傲,深为儿子能从阴影中大步走出来而欣慰,却没有感受到他受了重创,心在流血。

振儿白天在工厂努力开展工人的文化工作,下班后依然活跃在业余文艺队伍,夜晚孜孜不倦地阅读,刻苦地学习写作。在这同时,他完成青岛教育学院的学业,成绩依然是最优秀的。他极力摆脱“落第”的伤痛,紧闭心扉,谈笑自若。他更努力了,在不短的时日里,他写、他演、他唱……主演话剧《于无声处》,而后又主演电视剧《残局》,他还自编自导自演相声,幽默风趣文学性强,无论唱、表演、特别是相声里的朗诵,那么动听,新颖,别具一格,包袱抖得响,雅,不俗,观众非常喜爱,大受欢迎。有人劝他从事相声……他快快乐乐地写相声演相声,也许借此化解心中的郁闷、苦恼。

他是努力的,他干一切都想干得好。

他的作品多次发表于国家级大型刊物--《剧本》月刊。这,对于一个自学成才、初出茅庐的业余作者,实属难得。他勤奋、多产,作品存活率高,频频获省、市级的奖项。

他显露的才华被市文联的“伯乐”相中,破格由集体所有制的小厂,转入青岛市文联,专业从事文艺工作。当年市文联只有一个干部指标,给了他。

他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那已是1985年了。

1986年,他初次写的多幕话剧《四十不惑》发表于《剧本》月刊,大获好评。随即由中央实验话剧院在北京演出(改名《惑》,观众反应十分强烈,引起轰动效应:全国三十多家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发表了名家的评论文章。给予很高评价,荣获四年一度的第四届全国优秀剧本奖(此奖后改为“曹禺剧本奖”,是戏剧创作的最高奖项)。小振受到极大鼓舞、激励。

曹禺先生亲自带领第四届的几位获奖者畅游湖南张家界等名胜地。在近距离接触中,得到这位戏剧大师的鼓励、教诲,使小振倍感荣幸。尤其是先生那么坦诚地回答小振和另几位青年人的唐突发问: “曹禺老师,我们斗胆想问您……您怎么那么多年没有写出《雷雨》、《日出》、《北京人》那样精彩的剧本……”“我们难以理解您这样的戏剧大师,怎么解放后的创作没有超越以前的作品……”

先生轻轻一笑,洒脱地说:“因为我太听话,太听话了啊!”

这回答出乎大家意外,谁也懂得这话的分量!谁也没想到这位德高望重的戏剧大师会如此回答。接着,他又说:“年轻人,你们都是有才华的,你们会有很好的前途,你们一定要虚心,要多听意见,善于听取意见,要懂得什么该听,什么不该听,万万不能凡领导的话都听……”振儿回来,对我们提及时,很动情。

面对鲜花、掌声,振儿是低调的。他没有被捧晕。内心的喜悦使他对自己更加自信。他已近不惑之年,他需要更加奋发。

由于专业上的贡献,他连任两届青岛市政协常委。一连两届被评为青岛市“拔尖人才”(也称尖子人才,专业有贡献的优秀人才,享受市一级特殊津贴待遇。也是四年一届)。在市文联任青岛市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振儿已娶妻生子,夫妻恩爱,妻子极爱他,儿子聪明伶俐,家庭美满。小明四口之家,和和美美。姐姐深爱受了许多苦难的弟弟,姐弟情重。我和中敬都已离休,我们和儿女这三个家庭,有幸都生活在美丽的青岛。全家人沐浴在浓浓的亲情中,尽享天伦之乐。小明的女儿雷婷是全家的中心,爱读书的她,特别喜爱、仰慕读书多,讲故事特别棒的舅舅(她从小听着舅舅讲故事长大),一大一小有着共同爱好、共同语言……

振儿少年时期缺失的爱、温暖,如今,一股脑儿为他拥有。这样的日子使他满心欢喜!

正当全家过着难得的祥和日子,老伴病了。病中的他,和儿子进行倾心交谈,他说起,起初自己并不支持儿子从事创作:“写作风险大,时时处在风口浪尖,担心你经不住风浪!后来又怕你抵挡不了‘商潮’的诱惑!耐不住清贫,不甘于寂寞。现在我放心了,你是我的儿子!我相信你行!爸爸没有在创作方面给你具体帮助,没有为你喝彩叫好,对你要求太严,你不怪吧?有人说‘小振有个好爸爸’,言下之意是,爸爸为你捉刀,你大声回应:‘我爸爸没有为我写过一个字!’”

小振道:“爸爸,您给予我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够我受用一辈子。您的严要求和‘响鼓重捶’‘泼点冷水’我都能接受,您用心良苦,我理解。有您的榜样,我会努力写出更好的剧本,最近我写的多场次话剧《五.三〇大案始末》比《四十不惑》深刻,可能涉及敏感话题,目前虽已发表,反响不大,一时未必能演出。爸,我很想写针砭时弊的话剧,您得为我把关!我还想写有分量的喜剧,我有喜剧潜力。”他为爸爸揩去眼角的泪,说;“您放心,爸,我是您的儿子,我血管里流淌的是您的血液……”他也不禁潸然泪下。

这次父子难得的谈心,使振儿大受鼓舞,他对我说:“爸爸夸我呢。”我想起两岁的他在幼儿园说:“妈妈夸我!”他多么在意父母的鼓励、夸奖!

老伴被診断为“肺脑”。只一周,他,他驾鹤西去!

天翻地覆!

这灾难性打击,来得急,猝不及防,心碎肠断的我拒绝探望,不见任何人,包括儿女亲人。三个月,不会笑了。儿女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经历了太多磨难的妈妈,这次迈不过这坎了?!

为化解我的悲痛,儿女们作了许多努力,无济于事。振儿求人录制了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为我播放,央求我看录像,陪同在侧,振儿了解爸妈都喜爱这个不凡的喜剧演员赵丽蓉。终于,赵丽蓉逗笑了我,我会笑了。我感谢赵丽蓉,也感谢孝顺的振儿。

半年后,我被邀去美国探亲,两岸相隔数十年,得来不易的亲情,亲人的欢聚、老娘亲和同胞手足的抚慰,温暖着我。但这颗破碎的心仍难安!时刻惦念国内的儿女,振儿的信常常为我带来快乐,他的信,情浓浓:“亲爱的妈妈:我们的家庭是多么幸福、多么快乐,即使在那苦难重重的年月,‘爱’也没变过色,我远比比,近看看,似乎很少有哪家像咱们这家如此互敬互爱,如此民主,如此和谐。您的儿女都是极爱您的,但比之爸爸对您的爱竟也黯然失色了,由于爸爸对您太好太好,我们便都相形见绌了,爸爸对您的爱是举世无双的……妈妈,爸爸走了,您的儿女后代将继承爸爸对您的爱,永远永远……”我是流着泪读完的。他在另一封信中告我:“国内时尚经商、下海。一些文人下海,弃笔从商。我不反对别人的选择,但我不,决不,决不放下手中的笔。日后即使清贫、寂寞我也耐得住。即使出了什么麻烦,我也挺得住。”小振的承诺说明他不忘爸爸生前对他的希望,是对身在异国他乡的寡母最好的安慰。

两年后,94岁高龄老母仙逝,哭别了娘,送娘上了西天,我回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伦之乐和朋辈的关爱,我的伤夫伤母之痛,渐渐平复、愈合。儿女们事母至孝,每晚不忘给独居的寡母打电话问安好。振儿亲昵地喊一声:“老娘,母亲大人,孩儿给您请安。”“妈妈,起风了,当心受凉,娘,保重,晚安。”我心里暖暖的。每每听到他唤着:妈妈、娘、母亲大人……格外开心。

振儿已人到中年,更趋沉稳。他人品好,办事公正,不趋炎附势、不阿谀奉承。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政协会上发言犀利、铿锵,敢于说话、敢于批评的精神,留给人们深刻印象。

一次政协开会讨论市领导作的报告,在小组会上一位常委发言,说,报告如何如何好,说,我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学习、领会精神……又一委员也作了相似的发言,赞报告很精彩,说学习这报告的重要性。小振耐不住了,口无遮拦,说:“赞报告精彩,谈体会、感受,都很重要,但这些可以在别的场合去谈。我想,委员们在这里开会,更重要的是,谈意见、谈不足,提建议,要起到监督作用,要献计献策。不能只赞好,泛泛谈感受说套话。”哑场。

在场的市委书记说道:“这是诤言!我们需要诤言!政府需要监督!希望委员们不要拘谨,多提意见、提不足,多多献计献策。我看,小黄说话大胆,不怕得罪人,这很好呀!”

我听别人提起此事,第一感觉是中敬的“敢于说话”已影响着振儿,父子一脉相承。这使我很安慰。

我很喜欢听别人夸振儿,对我谈他的一些故事,他自己是很少提及的。有些事情不大,颇能反映他的为人,我感兴趣。
 
那年“全国普通话比赛“在青岛举办,颁奖大会,请了不少领导,合影时,各级领导、大小官员被那些善于奉承的人员殷勤地请在前排就坐,并请参赛的年轻漂亮姑娘陪同坐定,而理应优先邀请坐在前排的辛苦的评委们,却被冷落站在后边。人群中有人高声道:“请不要忘了评委!他(她)们最有资格坐在前排!他(她)们很辛苦,付出劳动最多,这里有位资深评委,带着有伤的腿,站了半天了,无人过问。不要眼里只有领导!”这声音惊动了全场,此人说毕径直走了。他不凑这热闹照这个像。这是一位亲历的评委告诉我的,她说:“阿姨,敢发出这声音的正是您的儿子黄小振!只有他会管这样的小事、闲事。”他的“打抱不平”“管闲事”是有点名气的。

振儿人是真实的,笔也是真实的。除话剧之外,写影视作品,也写儿童作品……他应邀写的农教片《金色的多来米》由于思维新、视觉独特,在全国三十多部作品中获一等奖(一等奖三名),第二次再评,被首都多位戏剧家、农教专家和中央电视台推为一等奖第一名(第二是上海第三是沈阳),他很看重这个小奖。

不久他约了两位写小说的朋友合作写三十多集的《金色海湾》,是当时青岛电视台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很受好评,影响广泛。

振儿自己感到写了十多年,虽得了不少奖,有了些进步,但还只是开始,自己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也欠缺,但他从不妄自菲薄,他自信,却不自傲。他看好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

怎料,又怎料厄运又悄悄逼近、袭来……

振儿病!癌!肺细胞癌。医生宣判“晚期的晚期”,“不治”,“半年”……

山崩、地裂!天倾、海啸!

我似走到了人生尽头,处于伤痛、紧张和惊恐中,几近崩溃!几近疯狂!脑海里出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爱子被夺走!

救救儿子啊!救救他啊!老天何不公!

面对着床头柜上的老伴(老伴已在此相伴了八年),我惊呼老伴,老伴不应,痛呼苍天,苍天不理!

病中的小振除了消瘦、咳嗽、并没其它症状。他依然伏案创作;依然谈笑风生;依然爱看球赛,看到深夜;依然在政协会上发言犀利、铿锵;依然在假日和哥儿们打牌打扑克;依然每天给母亲打电话请安。他让妻子照常上班,不必请假陪护自己……一切不都是一如既往?他,他怎么可能得了癌症!又怎能是晚期的晚期!

我每日去照料在家养病的振儿,母子相依相守,回避“癌”,从不提“癌”,深怕这层窗户纸被撕破。母亲节那天,相拥而泣,他道:“妈妈您已是古稀老人,怎能天天来照顾儿子!母亲节,我不能为妈妈去买鲜花、礼物,这几百元,请您自己……”他一定意识到,这已是最后的母亲节了,我想的是以后的母亲节,我还有这儿子吗?

依然回避“癌”。他有意把话题转向他在病中奋力完成的多集电视剧,他特别珍爱倾注了自己最后心血的作品。作品题名《没有扶栏的台阶》,是他对下岗工人充满的敬意--这些顽强的人群,不等待救助,没有扶栏,挺立着、努力着……我告诉他,许多人读了,大赞……他快乐地笑着(病中难得这样笑),说:“妈妈,我是含着泪,动情动心写的。我有潜力,给我时间,我会写出好本子,我需要时间!时间!”他已知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静静地,良久,他似不经意地、轻柔地说道:“妈妈,当年您若是去了北京……”他扶着我双肩,停住了,空气凝固。他是怕年迈的娘不安、难受,没有把话说完。

我心咯噔一下,我明白,他心里一直装着这事!原以为他在人生道路上走得顺了,步子迈得大了,取得的成就是被人们称羡称道的。他不可能对那次的“遗憾”耿耿于怀。没料想,前不久,婷婷对我谈起,重病中的舅舅到北京看病,竟问起:“当年中戏为什么不录取我?”婷婷对舅舅有着深层了解,她说:“‘落榜’是舅舅心头的大结!他那么向往北京,那是文化中心,他渴望受到正规专业培训……他求学心切!他几乎没有上过学啊!他不满足如今的小小成就!他不是追求名利,不是想着成名成家,他是要求、希望自己能写得更好。姥姥,他心里苦啊!”

婷婷的一席话使我震撼!我大悟。失去那次机会,失去的是他一生的追求!理想!如果有那次机会,凭着他的天赋加勤奋,他会有更大的出息!他有可能对话剧作出一点贡献!

此刻,他又提起这往事!我无言以对,心在流血。

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他始终没有住院治疗,甚至不卧床。一日,市领导在开会时得悉小振病重,开完会,市委书记、市长、人大、政协的头头五位领导,开着五辆小车集体来探望他。他们见到骨瘦如柴没有卧床的小振,齐惊呼,怎么不住院?围着他问病情,怪他为什么不汇报……市长马上批示:安排住院、或到外地治疗、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治疗,全部报销……
晚了!这病,回天乏力。

前后半年!振儿走了。他走得艰难,走得无奈!

“告别会”很隆重,相送者众。他至爱的亲人们来了,儿时的同学、插队的知青伙伴、朋友同事来了,领导来了。送别大厅里布满了亲友和机关团体相赠的花篮、花圈……

小振静卧在鲜花丛中,身着深色西服、白衬衣、花领带。仪容庄重、安详。他身上盖着的大红缎被是青岛话剧院的老阿姨们--母亲的老同事、老姐妹们围在母亲床上一针针、一线线,和着泪、哀叹着赶制的。她们都是看着小振长大的,她们了解小振是从深重的苦难和不幸中走来的,是从逆境中成长的。她们看重他,心疼他,她们要让这孩子暖暖和和上路,一丝不苟、厚薄均匀地为小振缝制这丧被。白发送黑发,长者何堪!何堪!

小振清瘦了许多,许多,却依然英俊潇洒,只嘴微张着,似有未说尽的话。

他走得那么艰难,那么无奈!分明在频频回首,泪眼相望着依依不肯离去的人们

振儿,我知道,你难舍!

你难舍!难舍这尘世的一切!活着多么好!生命诚可贵!你实实没活够!你还不到五十岁,不,不到四十九啊!

你难舍!难舍手中的笔!难舍你至爱的受了太多苦难的年迈寡母!难舍年幼的儿子,爱你的妻子,难舍手足情深的姐姐一家,难舍婷婷!在你已处于深度昏迷,弥留之际,婷婷从北京赶来,从机场直奔病房,惊呼、痛呼舅舅!舅舅!你流泪了,这是你留在人世最后的意识。人们说你是在等婷婷!

你难舍这一切……

面对着静卧着的振儿,我不啼哭,只痛泪大颗滚落,唯恐惊醒上路的儿子。八年前,也是在这里,送别老伴时是儿子搀扶着我的,他反复叮咛,劝慰:“妈妈,不要太伤心,要坚强,要克制,您是文化人,咱是文化人,万万不能失控,要让爸爸安心。”那时,我咬牙挺住了。而今,为了儿子心安,我咬牙挺住……

离我只咫尺的振儿,微张着嘴,他要说什么呢?

往事一字排开,一幕幕闪现,骤然,一蓬头垢面的少年低头站立,振儿!心一颤,明白了!他要说的是:“妈妈,您真不要我了?”他要问的是:“为什么非送我到那个地方去?”

这折磨了他一生的“结”,至死未解开。

这是他心中深藏的痛,他不愿示人那难堪的一页,是他的至痛点,他回避,从不触及,也怕别人碰。

这隐痛,我知道,怕伤他,我小心翼翼。多少次,我想说一声,对不起,儿子,真的对不起啊!但始终未曾。最后那个母亲节,母子相拥而泣时刻,几度张口,我还是咽了回去,担心重病中的他,会痛上加痛。

他病中的寂寞或许也源于此,谢绝亲朋好友的探望,独自吞咽着往日的苦和痛!那“结”,仍时不时纠缠自己,他希望问个究竟!希望有人帮他解开这“结”。他没有提过。他不提不说,隐秘得更深。而人是需要倾诉的啊!

焉知癌的出现、突发,与此无关!?不是说,压抑、郁闷久压于心,会引发……

如今,振儿带着他的痛,走了。

我要直面振儿,回应他的“问”,我要帮他解开使他困惑的“结”。
  
我要告诉振儿:“改造”的痛苦、羞辱,你的父母最懂得、最明白,我们是过来人!见证人!我们无辜被打成右派分子,被迫强制“改造”。坠入“改造”深渊中苦挣扎的岁月,没齿难忘。

却缘何我们把你--亲生儿子,我们的独子,爱子,一个少不更事的,做了错事的小孩,主动送去“改造”!让你背着那沉重的污点,在心灵上经受更甚于我们的羞辱和苦痛!你是被你的父母亲自推入“改造”深渊的。并非被迫强制。

虎毒不食子!虎狼尚有父爱、母爱,动物也懂得疼爱自己的崽儿,绝不伤害它们。

有人性的人呢?我呢?我们呢?

我们--你的爸妈做了什么?干了什么?

爱你的父母,为什么伤害自己的孩子!?那么残酷!那么狠心!……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而自己竟荒诞地、愚蠢地,以为出于“爱”!

天底下有这样的爱吗???

苍天啊!

蓦地,变化着的振儿 ,一一呈现在我眼前:

15岁的少年,穿着那件一针针一线线,细针密线,针脚整齐的补丁衣服,大步走来……

落榜后的他,奋力地在文化馆从事业余文艺活动的情景:他写、他演,他说相声时引发哄堂大笑……

他在北京剧场观看演出《惑》(《四十不惑》)时,剧场阵阵的掌声,使他感动不已的神态……

他在重病中,伏案,紧握笔写《没有扶栏的台阶》,字字行行写得密密麻麻……不停地咳着,写着……

--这是我的振儿!是一个勇敢者的形象!他的人生虽短暂,却没有虚度,苦难造就了他,他战胜了苦难。

他是我的安慰,我的骄傲,是我的好儿子!从小就优秀的儿子……

振儿远行了,渐行渐远……我没有哭。

振儿,原谅妈妈,在你离去后,触动你不愿示人的难堪一页,你的至痛点。我思忖再三,再三,再三……终于写出了你一生中不能、不愿、不堪提起的往事,我想跟最多数的人说出我对你的亏欠,我的忏悔,这真的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但我仍然是忐忑不安。

是写对,还是不写对?是写错,还是不写错?儿子,妈妈是不是又做错了?不,不,八十多岁的我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应该写!我相信,振儿在天有灵,他会说:

“妈妈,不要哭,别悲伤,这是时代悲剧,母子都受了伤害,谁写就的这悲剧,人人心知肚明。妈妈,我生前不敢面对,回避,是我的弱点、我的局限。爱我的妈妈,您写!这无伤、无损于我!而不仅仅为了我个人,那是时代的悲哀。妈妈我爱您!”

我深信这是振儿的心声。

【写于2008年11月,完稿于阴历12月20日(83周岁阴历生日)改毕于阴历正月15日元宵团圆节。】


转自《巴山夜雨》第8期。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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