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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郭衍莹,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究员。195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科研部门工作。曾先后获: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航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称号。已退休,现聘为北京航天测控中心顾问。

我的外甥曲喜元,你在哪儿!

--作者:郭衍莹

我的外甥曲喜元(小名,学名大约叫曲保生),是我大姐的孩子。1932年生,山东蓬莱刘沟曲家安香村人。1948年在烟台八中上初中。烟台第二次解放前夕,他在老师、同学鼓动下,在想继续读书的思想支配下,和烟台大批中学生(2000余人)一起随学校南迁。长途跋涉,日夜兼程,一路上越滚越大,到上海前已聚集了山东中学生8000人。在上海他不听姥爷和家人叫他留上海的劝阻,继续南下,到了湖南后来过一信。之后就消息全无。解放后报上曾登载过一条消息,说是国民党胁迫大批学生去台湾或缅甸当兵,继续与人民为敌。想来喜元一定在胁迫之列,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仍缈无音信,生死不明。最疼爱他的山东奶奶和上海姥爷都于50年代去世,去世前弥留之间还呼唤喜元名字,盼回来能见上一面。改革开放后不少去台湾的大陆人陆续回故乡团聚,喜元还是没有消息。直到最近,从网上看到台湾作家写的《1949大江大海》、《台湾的白色恐怖第一大案:澎湖案》和《父辈的旗帜:没有终点的流亡》等著作,才知道这批老师和学生后来到了澎湖,在“七一三事件”(或称“澎湖事件“)中,有的被国民党枪杀,有的被丢入海中。有的被强行征兵。有的被送至台湾上学。我不知道喜元是哪一类命运。我现在只能大声疾呼:喜元,你在哪儿!

山东在解放前夕大批学生流亡南迁,首先从齐鲁大学开始。齐大是成立于1904年的一座著名教会大学,当时有北燕(燕京大学)南齐之称。下设理学院、文学院、医学院和闻名全国的国学研究所。校长吴克明是位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在吴率领下搬至内地四川上课。抗战胜利后搬回济南。1948年7月,解放战争前夕,他又带领学校师生南迁,他们先乘美国陈纳德飞机去青岛,然后又坐船到上海。到上海后也没有一个明确去向。一大帮男女大学生在街上闲逛,成了当时上海一道风景。当时上海山东会馆和齐鲁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员景德,我二哥郭映艇和武训学校校长爱国民主人士李士钊都劝告吴克明:上策是原路回济南,中策是留上海等待解放,下策是去台湾读书(因为当时蒋介石尚未决定要逃窜台湾,那里的读书环境还是比较好的)。没想吴采取的是下下策:一部份滞留杭州,一部份流亡到了福州。全国解放后吴被抓回,并责令把学校和学生带回济南。57年反右时吴被定为右派,63年平反,文革中又受迫害,于77年9月去世。

紧接着发生烟台八个中学约2000多人流亡南迁事。这八个中学联合成烟台联合中学,共推八中校长张敏之为联中校长。在张带领下经济南、徐州、南京到上海。一路上不断有山东其它中学(如济南五所中学,昌维中学等)的师生加入。1948年11月到上海时已有8000余人。在上海的姥爷和舅舅们竭尽全力劝阻喜元和他的同学留在上海。但喜元等执意要走。他们想得很简单:我们要读书;而且老师待我们学生有如父兄,你们尽可放心。他们哪里知道,前面更险恶的人生道路正等待他们!

山东在解放前夕大批学生流亡,这在当时全国其他省是很少有的。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国民党反动宣传,另方面和康生当时在山东推行一条极左的扫地出门的土改政策有关。据文献记载:康生在胶东推行的土改政策是:1)对地主和富农、大中小地主和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别,一律不给生活出路,扫地出门,有的地区甚至一度发生乱打乱杀现象。2)扩大打击面,将一部分中农错定为地主、富农。有的地方在复查中贫中找富,“矮子里面选将军”,谁家的地多就斗争谁,甚至错误地提出“中农骨头富农肉,吃了肉啃骨头”的口号。3)违反了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比如,没收和分配地主和富农兼营的工商业。有的地方农民直接到城里找资本家算账。如烟台市有70名资本家被揪回村批斗。毛泽东主席曾就此事批评康生。这些都有党史文献可查,我就不赘述了。山东的大中学生很多家在农村。按阶级成分来算,大约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或者兼工商业者。他们对将来要回乡参加土改的前景颇为担忧。我记得我姐夫在村里最惹人注意的财产是头牛。每次我们回老家,喜元就牵着牛到汽车站接我们。另外听说姐夫在烟台和人合股做买卖。土改时好像定为富农兼资本家。在农村被扫地出门。我于56年去他家看望时见早已家徒四壁了(大姐、姐夫均已去世,只喜元后母和喜元妹妹曲志萍守在家)。

从上面提到的那些网上博文和著作看来,这批山东流亡中学生后来的命运是很坎坷的。他们后来一路翻山越岭,风雨苦行,饥寒交迫,辗转南京、杭州、湖南、广东等地,徒步几千公里。看看下面这二段描述,恐怕任一位家长都会感到心酸,流泪。

“这8000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只小板凳,上面迭条薄被。一二件衣服整个用绳子绑起,再夹二根筷子。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通常在寺庙或祠堂里驻点。夜里睡在寺庙地下,铺点稻草。白天每人带着一个方块土板。坐在空地上。把老师围在中心,就开始听讲。用石灰、甚至石块在土板上写字。(见《父辈的旗帜(56)没有终点的流亡》)

“一吃饭我们八个人一桌,一个桌一盆菜。那个盆子又可以洗脸,又当菜盆子了。围在那里蹲在那里,风一吹就满盆子沙子,这样子吃饭。我们那个教室就是宿舍,我们那个铺盖,也没有什么铺的东西,一个被单子睡在水泥地下。晚上睡觉,白天前面有个黑板,老师一本书,我们没有书,我们就写笔记。老师在上面讲,或者写黑板,我们来抄。(写字的)笔,我们就到街上去捡个笔头,铅笔头削一削,就那样写字。但是那时候,我们读书的情绪很高。(见《1949大江大海》)。

1949年夏他们到了广州,国民党的要员曾口头上答应他们去台湾读书。没想到到了澎湖,就发生七一三惨案。澎湖的国民党司令李振清强行要拉这些孩子当兵。张敏之据理力争,说是事先达成协议,要去台湾念书。不想立遭残酷镇压。张敏之校长,邹鉴副校长和五位学生以“匪谍”罪被枪决。一些孩子被装进麻袋抛入大海,一些孩子被捕入狱。其他人除女生、和年龄太小的男生送子弟学校念书外,大都被胁迫当了兵。

张敏之在台湾被定为“匪谍”,在山东则被认为是顽固不化的反革命。不过对于大批十五、六岁不懂世事的孩子来说,我觉得是无可责备的。人民总是同情弱者,同情弱势群体。半个世纪过去,这些孩子中除少数通过自己努力已在台湾或去美国创业成了名人外(如历史学家张玉法,国防部长孙震,作家张放等),大都当了国民党老兵。其中不少曾回大陆探亲,或回大陆定居。听说现在台湾当局决定在澎湖建一个“七一三事件纪念馆“,以悼念那些为孩子争取读书权利而牺牲的师生。改革开放后的祖国大陆,更是海纳百川,等待这些孩子的归来。我希望有一天忽见喜元归来,一家人倾听他诉说半个多世纪他经历的风风雨雨。并希望他回老家祭拜为他日夜操心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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