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山东 》潍县泊子公社南仲寨村:疏散的日子(下)
分类:

疏散的日子(下)

--作者:高芒

朋友

从我们成了“敌人”那一天起,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即使是过去很熟的人,见了面也像不认识一样,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人们躲着我们,就像我们是得了传染病的病人。亲戚也一样。有些人内心是同情你的,但不敢表露,怕人说,不“划清界限”。到了南仲寨,我们才又有了新的朋友。

八队的 同吉可算我家的第一个朋友。他拿着三把磨秃了的小镰刀,两个自家编的小篓来到我家,说是给孩子割草用。这里的小学生上学都要自带凳子。见我家没有,拿来一个他自己做的三条腿的凳子,虽然做工粗糙且容易歪倒,也聊胜于无。他说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外来户,在这儿生活困难就特别多。他本是这村的人,幼年时,爷爷欠了赌债,半夜里带着一家人推着小车挑着担子逃到广饶以北的黄河边上,那里有的是地,随便种,河里的鱼也多,随便打,一住就是几十年。老了,想叶落归根,这里是老家,哥哥一家先回来了,他也就带着全家推着小车走了三天回到这里。都是“外来户”,他很同情我们,说有什么困难找他,他会帮忙。他长的很高,头小,脖子长,一脸沧桑,村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长脖子老道。他有五个孩子:三男两女,两个小的在村里上学,三个大的在队里劳动。他干活时和队长吵架,一气之下就不干了,仗着三个孩子都很能干,他就索性在家当甩手掌柜,生产队的劳动他是不参加了,村里谁家有婚、丧、嫁、娶,修房、盖屋,都有他的身影,他都去帮忙。他家在村西头一个大湾边上,矮矮的三间土屋,屋里黢黑。栏里一头猪瘦的像狗,他说是栏角不好(其实是没有东西喂)也许是“外来户”的原因,它在村里口碑不好,没有朋友,连他的亲哥哥都和他不大来往。他频频地上我家来,看我家没有咸菜,端来一小盆腌的大葱叶子,里面还有些生螃蟹腿,闻着又腥由臭。我整个给倒到茅坑里了,怕他看见,上面盖上了土。有人说,他上老孟家目的是想借钱。后来他果真跟我们借了三十块钱,但很快就还了。他行三,我们叫他三哥,教孩子们叫他三大爷。到我家来的还有一个人叫居安,他是本村小学的老师。他说他的命不好,本打算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完高中上大学,谁知道初中刚毕业就来了文革,学校停办了,只好回家当了民办教师。他对当前很多事看不惯,他说一个老师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就弄到公社去批判,最后证明提的意见是正确的,公社说意见虽然正确但他犯了“不尊重领导罪”,还是受到批判。他很爱读书,但当时除了四卷红宝书,无书可读。离开学校时,他从被砸烂的学校图书室里偷出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村里爱看书的青年轮着班看,都快看散了。他渴望像城市人那样生活,特别是有那样的爱情,就像银环和杨晓冬。他向往着和女友在河边、树下约会,一块儿散步,谈心。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想法,但在这里,这种美好的愿望却绝不可能实现。因为村里从老辈起就有不成文的规定:本村人之间不能通婚。 后来,居安总是晚上来,还躲着人,他说大队曾找他谈过话,不让和老孟来往。

居安的父亲有个好朋友住在离南仲寨一里地的北仲寨,是个木匠,两人常在一块儿喝酒。木匠老婆早死了如今和独生女儿一起生活。女儿很能干,屋里地里的活儿都是好手;只有一点,是个麻子。这酒喝来喝去两人决定做亲家:把姑娘嫁给居安。回家一说,居安不同意。老子火了,说不愿意就滚出这个家门。

争吵了几次,弄得对方也知道了。居安想亲自和姑娘谈谈,让她同意取消婚约。这天,他鼓足勇气跑到北中寨,一进门,木匠抄起顶门的棍子骂着朝他打来,“我叫你退婚!我叫你退婚!”他一面躲闪着一面说:“我是来商议哪天结婚的”。木匠这才放下棍子。结婚后,居安不当教师了,跟着丈人学木匠;地里的活儿,大都是媳妇干。那天我去他家,媳妇正推着满满一小车地瓜进门,放下车把,顾不得擦汗先去洗手。院里老放着一盆水,洗手用,这是别家没有的。

传厚也常来我家,我做饭,他就坐在挨着炉灶的门槛上和我闲聊。经常的话题是夸耀他年轻时如何能干:“那时候,二百斤的麦个子,这么长的口袋”他伸开两只手比量着。“我一下子就扛起来了”。他要给我的两个女儿找婆家,说给他外甥。我总是和他开玩笑,说我女儿利害,光打人。“人家拿着她好,她就不能打人了”他很认真地说。这个善良的老人,辈分虽高,却不受人尊敬,没有人和他说正经话,当面背后都叫他的小名“大龙”。

女儿们也有了朋友,那还是刚分到一队的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在门外喊:“走啊!”,我出门一看,是三个干干净净的、满面笑容的女孩,看样子都有十七八岁,是来叫女儿们去上工的。我问了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挑”,一个叫“兜”,一个叫“妹”,(好奇怪的名字。)他们嘻嘻哈哈的一点也不认生,我女儿倒有些拘束地跟着他们去了。后来,那个叫挑的成了大女儿的好朋友。大队说,我的两个大孩子算知识青年,县上开知青会,他两人也去了,认识了几个知青,有四个在东横沟,因为两个村相隔很近,(只隔一条河,)他们没事时常上我家来玩。东横沟属于固堤公社,是县里的“典型”,书记李德是县委委员,治村极严,定有很多村规。他规定村民结婚只能在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有个女青年结婚,男方是外村的,定的日子不是这两天,婚后李德教团支部开除她的团籍。团支书很为难说开除团籍要上报上级团委,得有开除的原因,况且她嫁给了外村人,关系也就转走了,没法开除了。那女孩的娘是村里的妇女委员,最后撤了她的职。还有一条规定是村里死了人,抬埋等丧葬事由村里专职的人员帮助处理,但家属不许哭,只要有哭声,村里就不管了。村里有阶级教育展览室,其实就是李德家史的展览室,里面张贴者画着李德家史的连环画,上级发给他的各种奖状,有专职的女讲解员(都是挑的长的漂亮的)一面宣讲李德领导的事迹一面还打着竹板,说唱歌颂李德的节目;“说李德,唱李德……”李德借口要统一规划,先把村里地富家的房子拆了,自己家盖了新屋,屋里的地面都是用地富家房子拆下来的砖铺的。村民被管束的像犯人,不能和外人说话,只能按李德的指令干活。有几个参了军的人,在外面当了几年兵并入了党,复原回来后看不惯他的专制,给他提意见,他把提意见的人统统打成反革命,在这些人家的大门上贴上大字报,教村里的小学生一批一批的上门揪斗。村里安着大喇叭,每天早晨五点就响起来,叫社员们去下地干活。声音之大连我村都听的清清楚楚。听说扩音器就在李德的炕头上,他一睁眼就能对村民發令。知青们每天劳动,下雨天也不让闲着,离村必得请假,批准了才行。几个青年情绪低落,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就工”或’上调” ,看不清前途,,来了就发牢骚。听了这番介绍,我庆幸没下到东横沟去。在“疏散”大潮中,还有几家从青岛来的,离我们最近的是北仲寨的刘家。刘先生是天津人,原是青岛某企业的供销人员,。在一次学习时,他读报时读错了行,把“打倒刘少奇’读成“打倒毛主席”了,被打成“反革命”, 妻子早殁,于是带着病残的女儿和小儿子(大儿子已工作)“疏散”来了。刘先生说自己有心脏病,女儿是个类风湿病患者,手臂都变了形,二人都不能劳动,小儿子才十五岁,爱读书,古诗,<长恨歌>、<琵琶行>背的滚瓜滥熟,可惜中断了学业,因年龄小,只能跟着队里干点轻活。北仲寨还有一户姓牟的是南京来的。男主人原是一个区的检察院的领导干部,后来成了“右派”,这里是他的故乡,他就是从这儿出去参加“革命队伍”一直打到南京的。现在也带着妻子、女儿和两个儿子回来了。牟先生沉默寡言,很少和人来往,每天背着粪筐拾粪。十八九岁的女儿聪明伶俐,会缝纫,不断有人找她做衣服,没大有时间下地干活。她原是南京的下乡知青,是从知青点调回来跟着“疏散”的,当知青时就有了男朋友,男孩后来参了军,女孩回乡后,男孩不远千里跑到北仲寨来看她,她也去南京看他,正当难分难舍时,部队给男孩指出两条路:开除党籍、军籍或是立刻和女的断绝关系。经过痛苦的抉择,男孩选择了第二条。(几年以后,听说女孩和一个分配在固堤一个小饭店卖包子的知青结婚了)。她妈体弱多病只能做点家务,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在队上劳动。冬天,部队拉练要来这村,事先村里做好准备:在×类分子家的大门上贴上白纸,避免战士们误入“助民”。×类分子则每人上衣胸前缝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姓名和身份,供战士识别,免得称呼错了,把“分子”叫成老大爷。我们去过刘家,本以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可以做朋友,可是刘说,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是“外部矛盾”是“敌我矛盾”性质不一样。我们也就不好“高攀”了。

这儿给孩子起的名字都很奇怪,而且有的有音无字。像“密儿”、“趁”,问她娘是哪个字?她说不出。男孩的小名多是地名,据说孩子生下后第一个进门的外人先问是哪里人?那人说是“兴尧的“孩子就叫“尧”。如果孩子的父亲在外地,那外地的地名就作为孩子的小名。因此,这个村里有叫“洛阳”的,叫北京、南京、四川、河南的都有。夫妻之间的称呼也很特别,有了孩子,男人用女孩的名字称呼妻子,女人则用男孩的名字称呼丈夫。外人叫女人,很少呼名子,多是叫“某某家的”,有时也是叫孩子的名字,初次听到有人叫我女儿的名字,看了看女儿并不在跟前,最后才知道那是在叫我。大女儿的好朋友’“挑”,是个健壮的女孩,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两条短辫,全身透着青春的活力。他是全队最能干、挣分最多的女孩,可她家也是全队最穷的,原因是她的家庭。她爹是个赶大车的,不幸从大车上的草堆上摔下来,瘫了。挑她娘是个好女人,每天上工前都把他抱到屋外晒太阳,放工再把他抱回屋。照顾了几年,他死了。撇下了老婆和三个孩子,挑是老大,身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没有男人,日子过的很艰难,书记很同情挑她娘,给她介绍了一个人:劳改释放后在农场就了业的老贾。据说老贾家都是干部,老贾是在部队上犯了“错误”,当了劳改的,刑满释放后家人和他“划清界限”不肯收留他,就在农场就业了。在农场老贾是在鞋厂工作的,学会了做鞋,他们结婚后,就离开农场搬到挑家来了。村里没给他落户口,也没分给他地,就没有他的口粮,好在他有手艺,每天穿着那件证明他曾当过兵的,洗得发白布满补丁的旧军装,骑着辆破自行车,四处赶集去给人做鞋,修鞋,也收购些破鞋洗刷干净修补好在集上摆着卖,从此挑一家都不缺鞋穿。挑她娘不认为这个人坐过牢算什么污点,她说老贾成分好,成分不好能当兵吗?没几年,挑她娘(这时已有人叫她“老贾家”了)就又生了三个女孩。老贾可以说是村里的“另类”,他说着一口外乡话,给孩子起名,不像这里人不是叫密儿呀就是叫塞(女孩名),他的小孩叫:“玲玲”和“莉莉”。村里人都管父亲叫爹,惟独他教小孩叫他爸爸,这也引起人们的嘲笑。每次他赶集回来(车把上挂着买来的烧饼),玲玲和莉莉跑着迎上去喊“爸爸”的时候。坐在胡同口的老婆们就说:“这里没有兔子,那里来的巴巴?(此地唤兔子的声音)”就是一阵哄笑。挑和他娘都很要强,再穷,再苦也总是笑眯眯的,从不诉苦,脸上看不见一点愁模样。挑有一件带黄格子的“的确良”衬衣,那时候是很稀罕的,很少人有。挑就穿着它上工,下地干活。回家洗了晾干再穿。老贾没能使她家摆脱贫穷,他家的三间房子现在只剩下两间,东头那间露着天:檩条和大梁都拆着卖了。为了挣钱,挑去外村拿回些尼龙丝干加工活:编网兜,也分给我女儿一些。拿原料和送成品都是挑去。他俩还一块儿去过农场,在照相馆照了张合影。

晚上记完工,有的人不想回家,留下打扑克。五州说他累了,就和老道一块往家走。老道是“背生”的,生他时他爹已经死了,怕不好养,他娘给他起名“道士”,也叫“老道”。五州家在公路东边离河不远处,在村子的边边上,他爹叫刘琪,土改时,他还在外村上学,回来后继承了家庭的“富农”成份,全家从原来在村里的大房子里,给撵到村东头紧靠河边的一个场院屋里住,(场院屋是场院里放农具的小屋)。 成份不好的人没有人肯嫁,娶不上媳妇,只能从亲戚里找,结婚后,一连生了五六个孩子,五洲是老大。刘琪聪明能干又有文化,孩子大了也都是干活的能手,全家人齐心协力地操持着,当年的场院屋大改样了。现在的刘琪家有一个大院子,院里一排三栋房子,两栋新盖的是为两个大儿子结婚准备的。房前的院里有压水井,有鸡窝,兔子窝,种着时令青菜,葱、蒜、西红柿什么的,收拾的干干净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如果不是被撵到这村边上,还住在村里面,是没有这么大的地方的。村里种水稻就是派刘琪去学会了,稻田由他管理的。什么时候该放水,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候除草,拔稗子;从种到收都是他在尽心尽力的经营着,种下的头一年就获得丰收,亩产一千多斤,家家吃上了大米。他两口子和两个儿子五州和五全,女儿妹都是劳动能手,是全队挣工分最多的。也许因为出身问题,这家人都寡言少语,不爱说话,终日里埋头干活。冬天,别人都坐在饲养室里喝水聊天时,刘琪家的人都没闲着,不是在家打绳、编筐就是背着粪筐沿着公路拾粪。五州他娘则给全家人缝衣做鞋,有一次我问她,五州穿多少号的鞋,她愣了,说不知道鞋还有号,因为从未买过鞋。这就是中国“富农”的形象。五洲和老道走过德收家的新屋,(就是我家前面那座房子,)新屋刚盖好,屋里空空的,窗户光安上框还没有安窗扇,里面用稻草塞着,有大门。老道说,我去记工的时候,看见飞进去一只鸟,咱进去捉鸟吧。说着推开那两扇虚掩着的大门,老道打亮手电一照,只见依偎在墙角的一对男女倏地分开,男的夺门而出,竟是五州的弟弟五全,五州见状扭头就走,女的却不慌不忙骂了句:“半昏!”(当地土话傻瓜,白痴之意)。不出一天,五全和挑相好(这里没有恋爱这个词,只叫相好)的事就传开了。五全他娘知道了很高兴,不愁因为成分不好娶不上媳妇了,何况这未来的媳妇又是挑,这个长的又好,又能干的女孩。托了妇女队长孙秀英和大队会计的老婆去说媒。那天在菜园里干活,挑她娘的三个小孩都围在身边玩,休息时,两个媒人过来叫玲玲和莉莉(其实这个名字只有老贾叫,村里人叫他们大妮儿和二妮儿)把小妮儿抱走,很严肃的和挑她娘说起和五全家结亲的事。他俩说,两个年轻人相好,你也听说了吧?你家人口多劳力少,生活担子重,刘琪家劳力多,生活好,两家结了亲,可以帮助你家。总之,说了一大些好话。挑她娘笑眯眯地听着,说回家去再问问挑的意见。这事一传开,又正式找了媒人,这事好像就有八分成了。两个青年人虽没有当众表示什么,但心中都默默认可了这件事。栽地瓜时,规定是女青年挑水,男青年推小车往地里运地瓜芽,年纪大的就在地瓜壟上挖坑,按芽,浇水。五全推来小车,见挑的水桶放在地上,放下车子就挑起空了的水桶替挑去挑水,让挑多歇一会儿。在村里道上倒粪,(把掺和着土的粪堆捣碎)太阳晒人,他娘叫小女儿回家去拿几个苇笠,特别嘱咐多拿一个给挑戴。傍晚,别的女孩去河里洗澡,挑不去。有一次我在靠公路的南崖头上坐着乘凉,有个人直冲着我走过来,原来是五全,到跟前见是我,扭头走了。我知道他准是把我当成和他约会的挑了。自古到今,不论中外,青年男女相爱是谁也阻止不了的,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老祖宗定下的本村人之间不能结婚的老规矩,也没有人理会了。老规矩虽然打破了,但是又有了新规矩,就是“亲不亲,阶级分。”挑她娘虽然没有文化,但这点还是懂的。她拿不定主意,就去找书记征求意见。书记耐心地跟她指明了和刘琪家结亲的利弊。刘琪家日子过得好,孩子也老实能干,可是就是这个成份问题,对你家的影响不能不考虑,和他家结亲,将来挑的兄弟就不能当兵,甚至连个民兵都当不上,当工人就更不用说了。挑她娘一想:对啊,刘琪家四个儿子,不但是当兵,就连民兵也没有一个。这可是影响全家子孙后代的事,不行,绝对不行。书记见她终于明白了,接着提起自己姐姐家的外甥,年纪和挑相仿,出身也好,愿意当这个煤人。挑她娘当即同意了,别忘了当初她和老贾结婚还是书记给介绍的呢。她和媒人说了因为刘琪家的成份问题,这个亲结不得。俩媒人说,你嫌刘琪家成分不好,你家老贾还是个劳改呢。你就不怕受影响了?挑她娘说,老贾虽然当过劳改,可是他成分好,要不他还能当兵吗?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后来,五全找的媳妇仍旧是他老娘家的亲戚,一个不相识的女人。)挑头一次跟着书记去到新对象家,一见面人家就给了二十块钱。此后,挑隔三岔五的去,每次去拿到钱后,有人就看见她去固堤供销社去买东西。这样过了一段时候,没有人知道她什么时候结婚,她突然到我家来了。她问我家有没有地图,她要找一个叫敦化的地方。我拿出地图并给她指出敦化的位置,“就这么个小点?”她说。不久她就走了。他娘说她上东北亲戚家去了。(后来,她在敦化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还回过老家给了她兄弟一笔钱,帮他盖了房子。)

妹是刘琪的大女儿,五全的妹妹,她长得不是很美但是很秀气,很文静,从不和别人说笑打闹。就是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竟然怀孕了,据说怀的是民兵连长金秀的孩子。金秀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这还了得!家里很快给她找了婆家,是北乡的一家人家。这里的人们素有“宁向南挪一千,不向北挪一砖”的说法,因为南边富,北乡人穷地薄生活苦。刘琪老婆的娘家就是北乡的。妹他娘领着女儿到县城的大商店里买了各种颜色的条绒,找人做了几套条绒衣服,临结婚前,五全骑着车子,后座上带着妹去了趟固堤,有人说是去了卫生院,几天之后妹就结婚了。正是我们从广东回来的第二天我看见妹穿了一身红衣裳,骑着大马,脸上还带着一副蓝眼镜,看起来怪模怪样。有一次妹回娘家,正好赶上村里放电影,在去看电影的路上,妹走在前面,我听见后面两个女的指着妹说,这就是那个结婚前三天才流产的人。挑和妹这两个可爱的女孩就这样离开了南仲寨。

“看”是我二女儿的好朋友,也叫“小看”,是二队太华家的孩子,和我家老二同岁。太华夫妇极其善良,他们有七个孩子,拿我女儿跟自己孩子一样。太华家在我家对面盖了新屋,和我家门对门。小看一个人在新屋睡觉,教我女儿和他做伴,正好我家也窄巴,隔着又近,就去了。她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快四十年了,还有来往,经常通电话。

工分

“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工分就是粮,工分就是钱。虽然十个工分才值一毛二三分钱,可就指着这些钱过日子呀。队里规定,整劳力每天八分,妇女七分,老年人每天六分,除此之外还有机动分,就看队长怎么定了。队长子辰说过“分多分少,有分没分都在我肚子里”就是说,根本没有定数。譬如有一天干完大田的活儿,回到村里经过场院,子辰说,有要回家做饭的可以先回去,剩下的人把场上晒的东西收起来。一些女人回家了。剩下的人用了半个钟头把场院收拾干净了,子辰说,这个活儿每人二分。那些早回家做饭的女人听说后后悔不迭。第二天,又是这样,这回没有一个人先回去。干完大田的活儿回来又把场院上的活儿干了。完事后,子辰说:“今天是义务,没有分。”你就干生气去吧!有的老社员好心地嘱咐我,干活跟着队长老婆,吃不了亏。这是实话。

下来的第一年,全家的口粮费用,来时单位已经支付了,干活先不计分。如果计分,我们肯定挣不出吃来。我们不惜气力,但实在是不会干。我很佩服农民,他们能长时间地蹲着干活儿,我却蹲不下,腿痛,只能弯着腰干。锄地时,我不会“倒步”,(两腿分别用力),一个姿势向前撵,就特别累,草没有锄掉几棵,庄稼倒锄断不少,队长不让我干了。豆子成熟了,摊在场院上,套上骡子拉着石头辘轳辘碡碾压。队长交给我的任务是端着个脏铁盆,跟在骡子腚后接屎接尿。队长说,你紧跟着它,看它一撅尾巴就赶紧接住,别让它把屎尿拉到豆子上。我害怕骡子踢我,不敢靠得太近,只盯着骡子的尾巴,跟着它转了几圈,忽然它尾巴一撅,我以为它要踢我,吓得我直往后退,队长抢先一步夺过我手里的盆,还没凑上去,骡子屎尿都拉到豆子上了。队长嘟囔着收拾了那些沾上屎尿的豆子,并没有责骂我。其他社员也从未因我不会干农活讥笑或“欺负”过我。想到这儿,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他们。但是,生活是残酷无情的,对他们对我们都一样,只是他们已经适应了而我们尚不适应而已。我也想适应这“新”的生活,并努力去做,想和他们一样。干活累了时,不管脏净,就地躺下;渴了,看见小水沟,不顾沟边上的牛蹄子印(牛刚在这儿饮过),扒拉开水面上的草沫,捧起来就喝;和社员一样,也生吃路边长的豆角。但就是像水和油一样,怎么也融合不到一块儿。走到那儿,不用开口,农民一眼就看出你是“外人”。去固堤赶集路上,公路边不远的地里,一帮青年正在劳作,忽然停下了,指着我连说带笑,好像看一个怪物。我也停下脚步,瞪着他们,对峙了一会儿。我是一个人,他们是一大帮,我感到孤立无援,那时的感觉,就像一个人落到了动物群中,和一个动物落到了人群中一样。还有一次,队长叫我去打地瓜垄,那块地不大,就我一人去。那地离我们村有五六里,离另一个村更近一些。我用心地把土坷垃打碎、打细,壘成一道道垄,我干得很细,很慢(农民说我干活“像绣花”)。从我一开始干,隔着大路另一个村正干活的人就直看我。我刚打了几条垄,从路对面跑过来一个女青年,在我打好的垄上,来回的踩。我几乎是哀求她说,你别踩了,我好不容易打了这几条垄,你踩坏了我还得重打。他一面踩着一面说,“你好不容易?我就是要叫你重打!叫你重打!”路那边的人有说有笑地在看,连活都停下了。有一天,说是要放电影,放映员已来到,正在大队吃饭,天还没黑,“银幕”:两根长杆子撑着一块白布,就在南北仲寨之间刚出完地瓜的一块空地上树起来了。“看电影去喽!”有人在喊。孩子们找着各自的伙伴去了。我顾不得吃饭,披上一件破棉大衣,抓起两个煮地瓜塞到口袋里,提着凳子直奔场地。人已经来的不少,“银幕” 两面都有,有坐着说话的,有站着四下里找人的,吆吆喝喝乱成一片。村干部拿着树条子在人头顶上抡过来抡过去,一面喊着“都坐下!都坐下!”人们怕打倒头上,才纷纷坐下。我不愿和他们挤在一块儿,怕招上虱子,就在银幕背面稍远的地方坐下并掏出一块地瓜吃着。这时,从北仲寨那边过来一帮半大孩子围上了我。有的说,这是野巴珍!(这里管疯子叫野巴,珍是东横沟的一个叫珍的女疯子),有的说,这不是野巴珍!有的撇着怪腔问我:“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的?”见我不做声,只闷着头吃地瓜。“是哑巴吧?”“拿手电照她!”,“照她!”他们都拿着手电,却都怕费电,叫别人“照”,自己都不“照”。嚷嚷了一阵,见响起了音乐,电影快开演了,才散去。最后离开我的那个小男孩把脸凑到我脸前,做了个鬼脸,故意压低了嗓门说;“过一会儿就来一个马虎(狼)吃了你!”说完就跑了,我又好气又好笑。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走到我跟前,亲切的说:“你冷不冷?上我家去暖和暖和喝点热水吧.”我冰冷的心被她这一句话给融化了,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幸亏天黑,她看不见。还有一次,我牙疼,过去牙一疼我就上医院请医生把病牙拔掉,这次又疼了,正像俗话说的,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就要命。试用了几种方法:在手上的穴位上扎针、含一口烧酒,歪着头,让牙泡在酒里,都止不住疼,我想还是拔掉最彻底,就去了固堤的公社卫生院。卫生院和兽医院紧挨着,中间有一道矮墙。一边的院里柱子上拴着病牛、病马,另一边院子里靠墙根坐着几个病歪歪的人,看样像住院的病人。我进门找到挂号处,交了一毛钱,说我要看牙科,里面的人说,没有牙科,要看牙你去外科吧。外科诊室里只有一个大夫,他看了看我,问,“你是那里的?”我尽量撇着腔,学着当地的口音说“仲寨。”“那个仲寨?”,“南。”我只想用最少的话来回答,怕他多问。但是他还是问“南仲寨?我怎么不认识你?”露馅了。我只好说,我刚来不久。他“哦。”了一声似乎明白了,不再问了。我请他给我拔掉那颗病牙。他说这里没有治牙的设备,不过可以凑付着拔。他把一把椅子靠墙放着,椅子背斜倚着墙,后两条腿着地,前两条腿悬空翘着,让我坐在上面,这样我的脸就仰起来了,给我注射了麻药,少过一会,他从玻璃橱里,挑出一把钳子,他用钳子夹住那颗牙后,就往外拽,他仿佛用着全身的力气,“嗯!”“嗯”地,嘴里也在使劲,钳子一下子滑脱了,再夹住,反复几次,牙没拔出,他已是满脸通红,满头大汗了。他喘着粗气说:“咱俩都累了。歇一会儿吧。”我也出汗了,就点了点头。心想,当个牙科医生不光是脑力劳动还是重体力劳动。过了大约有十五分钟,他说,开始吧。,我说,过了这么长时间,麻药已经失效了吧?他说,对,对。重新打了麻药。这次他改变了办法,他从玻璃橱里找出一个凿子,先用凿子在我那颗病牙四周凿了几下,把牙床豁开,(这让我想起人们在刨树根前先把周围的土挖松),然后才用钳子夹住牙,很快,牙就拔出来了。他举着夹在钳子里的那颗牙,像举着一件“战利品”:“你看,怪不得这么难拔,它有三个根呢。”我交了五毛钱,嘴里咬着一团药棉,往回走。快走到菜园时,看见全他娘,问我:“老高,咋去咧?”我吐出那团浸透血的棉花。“去医院拔牙去了。”“拔牙还用去医院,要钱吗?”“花了五毛钱”。“哎呀,还花五毛钱哪!俺拔牙从来不去医院,也不用花钱。”“那怎么拔呢?”我问。“全(她儿子)把一根马尾栓到俺牙上,接上根麻绳,把麻绳的一头栓到门上,使劲一踹门,牙就拔出来了。”

队长领着我们去地里给庄稼施肥,把粉末状的化肥撒到地里。我看到化肥袋子上印着不能在雨天使用,雨水会把化肥冲走。而当时天阴得利害,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我要去提醒队长,今天不应施肥。一个年纪大的社员阻止了我。他说,要当个好社员就要不提意见,不悖文。化肥被雨冲走了,再撒一回,不是还能再挣一回工分,那不是更好吗。他不去想,那浪费了的化肥会使工分贬值。这些道理没法对他们讲,讲不明白。结果还真是施了第二遍。

这年秋天雨水多,涝了。从泥泞的地里挖出的地瓜比手指头粗不了多少,水唧唧的。好在我们还有退职金,能去集上买粮,吃的不愁,而且明显比农民吃得好。村里有家人家做酒卖,也卖酒糟。我用酒糟发面,蒸馒头。没有菜,我也把黄犀(生长在盐碱地上的一种野菜)的嫩叶用盐和醋拌了吃。肉食是没有的。八队饲养的一头牛受了伤没法治,杀了。牛肉拿到集上卖,下货就在场院上“叫庄”(拍卖)。那是头母牛,肚里还怀着小牛。同吉花一块钱买了那个没出生的小牛,鼓动着我们买那胎盘。我想既然人的胎盘(中药叫紫河车)是大补的东西,牛的胎盘肯定也一样。买回家煮了一大盆,很难吃,又切碎红烧,最后还是请农民来吃掉,他们倒是吃的津津有味。同吉家煮了小牛胎,请了孟去喝酒,孟回来说粘乎乎的,没有肉味。有一个队里的马在饲养室院里跑动时,被一个尖头木桩戳破了肚子,,也杀了。这次我们买了一套“上水”,就是心、肝和肺。这三样东西整整装了兩水桶。我把马肺送给农民,把心和肝煮了,让孩子们像吃干粮那样拿着吃,吃不完又切了晒成干。马的心肝吃起来和猪的差不多,只是肉粗一些。这回同吉买了下水,就是马的大肠和小肠,整整一偏篓。他在湾里洗了,加上些萝卜,煮熟了给我们家送来一瓦盆,还说“我净给你们挑了些肉”。我见汤面上飘着不少草渣,一看就是马肠子里还没排泄出来的东西,没敢吃,偷偷地倒了。除此之外没吃过肉。小女儿写信给姥姥:“您来吧。您来时要是队里再死一头牛就好了。”我们还吃过黄鼠狼。农民打了黄鼠狼只要尾巴,(卖给供销社每个三块钱,)身子就扔了。孟捡回来,剥了皮,切块煮了,吃起来味道和鸡差不多,就是有股骚味儿。见我们吃,农民打了黄鼠狼也主动送来。

我在前面说过,这儿离劳改队(潍北农场)总厂十五离地。农场有电,夜晚站在南仲寨的河堤上,对着北方一片朦胧的灯光,小队的会计本祥跟我说:“那就是农场,一个小城市啊!”那种赞叹的口吻,那种响往的神情,仿佛那里是天堂。普通农民的生活和劳改队,和农场的关系如此紧密是怎么也想不到,恐怕在全国也找不到第二处的。

村里几乎没有一家没有劳改队的东西,水桶、扁担、镰刀、锄、锨、绳子,藤子编的水斗……什么都有,可以说见什么拿什么。农民说了,拿农场的东西,不算偷。去农场拾柴火,能把场里捆好没拉走的秸秆装上车推着就走。路过农场的菜园,西红柿啊,黄瓜啊,茄子啊,连吃带拿如同自己家的一般。有的女人,在农场的菜园里偷菜,见有人来,解开裤子蹲下,装着拉屎撒尿,或干脆脱掉裤子。看园的犯人不敢靠近,怕被诬为耍流氓。因为这些人都是“贫下中农”,领导只信他们的,犯人就会受处罚。村里梅生他爹偷农场菜园的菜,被管教捉住了,他说是看园的犯人跟他要了一块叭咕(窝头)叫他拿的。那犯人被带回监狱受处罚去了。村里人知道了他干的这件缺德事后(他和别人说起这事时很得意),给他起了个外号:“恶鬼”。受他连累,他弟弟就叫“二鬼”了。就连话语也离不开农场,在田里干活,抬筐时,说一声咱们劳改抬筐,就是说筐绳放在正中间,谁也不让谁。干完活儿,队长喊一声“拔旗喽”,就是散工了。乍听“拔旗”,不懂是什么意思。经社员解释才知道,原来农场的犯人出来劳动时,除了队伍两旁有骑兵押送,有监管人员监视着。在干活的地区四周,还插上小旗。犯人的行动只要越过小旗的范围,就被认为是逃跑,战士立马开枪。什么时候监管人把小旗拔了,这天的劳动就算结束了,犯人们整队,在马队的押送下回监狱。“贫下中农”什么都不怕,在农场拾柴,遇上犯人收工,成心往人家队伍里钻,路上,监管人发现队伍里多出一人,见是农民(问他,总说是“贫下中农”)也就算了。因为生活太苦,农民们甚至羡慕犯人的生活,羡慕犯人不用为吃喝犯愁,羡慕犯人麦季里吃细粮;羡慕犯人星期天不用干活。有的人说过“当犯人挺好,就是那顿打不好挨。”他们看到过犯人劳动时因一点小错,被监管人员摁到沟里用皮带抽打的惨状。对服满刑期、留场就业的人,就只有羡慕了。有的人和他们成了朋友,去他们宿舍玩,回来说他们点电灯,还吃包子,住的屋里墙上还糊着报纸。村里的女人嫁给这些“刑满释放”的人,也都被认为是“有福”,是嫁给“职工”不是嫁给“农民”了。

农民家里都有队里给安装的“喇叭”:挂在墙上的一个尺把见方的木头盒子。没有开关,播放的时间和内容你都说了不算。平时多半是播样板戏,也播公社的通知。最让人心惊的是深更半夜里你正睡的香甜,“喇叭”突然响了。“各大队,民兵,社员们注意了(连说几遍)。有犯人逃跑!有犯人逃跑!(详述逃跑人的衣着、体貌特征和逃跑的大致方向),请××大队、××大队、××大队派人把住村口、大路。”重复来重复去连播好几遍,弄得你不敢再睡,生怕那逃跑的犯人跑到你家来。

孟常说,我们离劳改农场只有八里(分场),一步之遥,如果我们真有罪,哪怕是一点小罪,他们也会把我们送进农场。没有把我们送进农场,可见我们没有罪。但我们仍是没有罪的“罪人”。这种“罪犯”还不如关在监狱中的罪犯,因为那只是一个人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而我们,是全家,包括未成年的子女--无辜的孩子们,和我们一同受苦受难。

儿子读书的学校在北仲寨,老师是当村的,是个复员军人。从儿子口中知道这位老师的教育理念:“什么你好、谢谢、再见,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要。”他想吃鱼,上体育课就叫学生下河去摸鱼给他吃。晒干的黄犀草种子可以喂猪,他叫学生们把干黄犀铺在场院上,让学生在上面一圈一圈地跑步,代替碌碡把种子压出来。 我们下来不久,林彪就摔死了,学校黑板上有人用粉笔写了“林彪万岁”和“打倒毛主席”,毛主席三个字上还打着叉。老师问是谁写的,没有人吱声,只有我儿子指出了那个写字的学生,那学生是村干部的孩子。有人说写这样的字能打成反革命。这事很快就传到我们村里,有人跟我们说,了不得啦!敢得罪干部!你们还想活不想活?你的孩子不要命啦?一想到学校离家有四里多路,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越想越怕,就决定不让孩子上学了。

从此,我的十三岁的儿子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

林彪摔死以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这里也不例外。一开始,小女儿从学校回来就跟孟说,爸爸,你快改个姓吧,(我的孩子全跟着我姓高)老师说要批林批孔,还要批一个姓孟的(孟子)。大队干部去公社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生产队的干部就在大队批,这可难倒了这些“干部”。在会上叫他们发言,他们为难的说,不知道该怎么批。书记说,我也不会批,咱们就“噘”(骂)吧。骂人可是他们的强项、顺口就来的事,于是大家连爹带娘的把林彪骂了一通,算是完成了“批林批孔”的任务。大队批完了,社员们也得批,在社员大会上,有人问,孔老二是个什么干部?当听说是三千年前的古人时,有的老婆子就控诉:都是孔老二这个坏东西叫我们裹小脚,害的我们从小受苦,长大了没法劳动。还有人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是古理。林彪叫我们女的和男人一样出力干活,受苦受累,不得好死。大队和我们说,你家得出一个批林批孔的墙报,我们就在炕头的墙上贴了一张纸,写了几句顺口溜,,用孩子们的口气写了几句口号,等于全家人都表了态。队里来人看了看,说是很好很好。这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附近几个村子里发现了大量反动图片和传单,我们村里也发现了。在田野里,居民院里和房顶上都有。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谁也说不清,有说是国民党的飞机空投的,可是谁也没看见飞机也没听到过飞机的响声,也有人说,可能是飘过来的气球撒放的,也没有人见到过气球,也许上级知道这些东西的来源,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发现了这一情况,上级决定停止一切活动,学校也停了课,家家查看自家的院子,男女老少一齐去田间检这些传单,捡了交给大队,再统一上交。在田野上,人们一排一排的低着头顺着垄沟往前走,几乎每块地里都能捡到几张。那些宣传品和图片都是彩色的,,印在很结实的纸上,大的有半张报纸那么大,小的很小,像邮票那么宽的一长条,有相片,有标语口号。上级很重视,来人挨户查看、收取,我家院里没有捡到,别人捡的怕扩散,立即被收去,我们也没有见到。只知道队长子辰在自家院子里捡了一张挺大的彩色相片,贴在了正房的墙上,来检查的人见他把蒋介石的相片贴在墙上,问,“你这是从那里弄的?”子辰说是从院子里捡的。干部又问:“你怎么把这个贴墙上了?”子辰说:“这不是列宁吗?”

秋收已过,地净场光,就连棉花柴也拔完拉到了场院上,按户分成一堆一堆的,被社员领走了。本以为没事了,大队又有了新的“部署”,用队长的话说,是“叫老爹老妈为人民公社做贡献”:挖坟,把多年的老坟里的砖和木头挖出来搞基建。这些老坟分散在大田里,不知有多少年了,没有标志,连个土堆堆都没有,也不知是谁家的。好在埋的都不深,又没有石头,很容易就挖到墓坑了。墓里的尸体早已变成白骨,多数棺材也已朽烂,男劳力把尚未烂掉的棺材板搬走。清理了白骨,妇女们就去起墓坑里的砖。我跳进坑里,用手抠那些砖,递给地面上的人。砖缝里常有身上长着花纹的盘成一盘的蛇,有时还是一对一对的。这些冬眠的蛇像死了一般窝在那里,用锨把它挑到地面上,戳它都不动,不叫人害怕。我正抠着坟砖,上面的人喊“看着脚下!伸手把我拉上去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骷髅。砖挖完都堆在饲养室外的大湾边上。由妇女们用小铲刀把砖上的泥土刮净,再码成垛。这个活不累,坐着小板凳,一边说着话一边干。有人说,有个队挖出的棺材还好好的,里面的死人穿着蓝绸子大袍,抬出来一见风,衣裳就化成灰了。挖完了坟,又有了新的口号,叫”干到大年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总之,不能闲着,要去大田里翻地,说是县里的领导还要来视察。为了造声势,通往大田的路上扎了个牌坊,插着彩旗,两边贴着标语口号,也发给每个社员一面红绿纸做的小旗拿着。队长特别嘱咐大家,干活时注意着点大路,见有人或骑自行车的往这边来,就使劲干,最好是把棉袄脱了。还叫猛他娘回家把在家看孩子的瞎眼卓(她小叔,是个盲人,叫卓。)换来,叫领导看看连瞎子都出来大干了。交了九的天,土地都冻透了,根本挖不动。只好先在一小块冻结的地上,打上一圈眼儿,再用锨一片片的往上起。半天起不了多大一块,深翻?根本没门儿。连干了两天,也没见领导的影,后来听说领导来过了,是坐着汽车从公路上看的,也就不用再干了。

冬天还有一种好活,就是炒料豆。人可以吃糠咽菜,牲口可不能光吃草,特别是马,有定量,每天三斤豆子,把炒熟的豆子拌在榨碎了的草里喂。能干这个活,挣这份工分的,一般是队长和会计的老婆,叫我去干,有人就说,队长对你不错呀!饲养室有一口大锅,把混合着高粱的豆子(混在一起是防备人们抓豆吃)倒进锅里,我坐在灶前拉风箱,往灶里续柴火,队长和会计的老婆轮着用大木铲子翻炒,翻炒的人不时地提醒我:“火大点。”或“不用续柴火了。”他们的小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不断的进来要炒豆吃。他们就铲出些豆子两手捯动着把高粱簸出去,吹凉了塞进孩子口袋,一边说:“快走!别叫队长看见!”孩子们捂着热乎乎的口袋跑了,豆子吃完,又跑来了。大人们也不断地吃。

没有活儿时,勤快人在家里用棉槐条子编筐编篓、打绳,或者背上粪筐沿着公路去拾粪;女人们坐在烧的暖暖的炕上纳鞋底,缝衣裳。饲养室里,牲口的哈气使得屋里暖暖的,不爱干活的人就来这里聊天,打扑克,还能在泥巴捏的小炉子上烧着苞米芯燎上一壶水,喝茶。

春节是一年最大的节,早早地就做准备了:打酒、买肉、蒸馒头(待客的馒头是白面的,自己家吃的是地瓜面外面包上一层白面皮)、拌饺子馅。然后包足够全家人吃三天的饺子。大年三十夜里就开始吃,一直吃到初二三,见面都问:“你吃了几顿?(饺子)”有吃了四顿的,有吃了五顿的。要饭的看好了这个时机,初一凌晨就端着碗挨门要,这一天不兴说“没有”,每家都给两个或四个饺子,要满了碗,飞快地跑到村口,把饺子倒进预先放在那里的布袋里,再赶回来接着要。我家和往年一样,做了几个菜,农民见了我做的萝卜丸子和油炸的花生米,大为吃惊,不知道萝卜和花生还可以这样吃。

“吃了饺子就下手”,初五,地里的雪还没化,队长就领着去干活了,在田里的大道兩边种蓖麻。

这一年队里发给了我们记工本,我们得靠工分吃饭了,一家人不敢懈怠,拼了命的干活,不管什么活,会的不会的都跟着干。每天晚饭后,派一个孩子拿着记工本到记工室,也就是饲养室里间的一间小屋,是饲养员睡觉的地方,里面有张三屉桌,有一个小马灯(饲养员夜间给牲口添草时用)。去记工的大都是青年人,记完工就凑着灯光打扑克。村西边靠着灌区的一块地,碱的不长庄稼,种玉米第一次下了种满地里只出了几棵苗,又下了一次种,还是那样,就派人去外地学了种水稻的技术,改种水稻。在泥水里拔秧苗,社员们能蹲着往前走,而且左一把右一把地两只手拔,我蹲不下,只能弯着腰一只手一只手的拔,比别人慢的多,还得时时提防着水里的蚂蟥。这种虫子在水里,体形不断变化,一会儿是长长的,飘在水里像一截鞋带;一会儿又变成圆形,想起它那习性:贴到人腿上吸血,伤口会不断的地流血,拽都拽不下来,只有使劲地拍打,或是拿鞋底抽打流血的上方,才能把它震下来。不要说被他贴上,看着就很恐怖。

春天是盖房子的时节,地里有人开始挖土打墼,大队部拉来很多新砖还有木料,有人说是给我家盖房准备的。年前同吉家从东北来了个亲戚,孟去陪着喝酒。亲戚说:这位是“五七战士”(东北对下放人员的称谓)吧?同吉忙说:“不是,不是,他们不是无期是有期,将来是要回去的。”这回,看来我们是真的要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房子盖好了,在村子的南边,离公路不远,前面的房子也是农民新盖的,还没住上人。我们的新房子是四间,墙的上半部是墼,下边靠地面有几层是砖。东边一小间有墙隔开,其他三间是连在一起没有隔开的一大间。玻璃窗上的玻璃没有一块是整块的,全是由两块甚至是三块碎玻璃拼的,紫红色的窗框上刷的不是漆,像是水彩,屋梁、檩条全带着弯,没有一根是直的,两扇木头大门上面有虫蛀过的小沟,黑色象是用墨汁儿染的,屋里还有一种怪味儿。有人告诉我们,盖这房用的砖和做门窗的木料都是从坟里挖出来的。大队用那些新砖和木头盖了新的队部。不管怎么说,是有了房子了,我们找人来壘了炕和锅台,用秫秸糊上泥把屋子间成两间,院子里盖房时取土留下的大坑,得找人推土垫平。没有大门,用几根木棍和铁丝做了个栅栏,房子就算完工了。我用好饭招待这些来帮忙的人,他们吃的很满意,干得也很卖力。

村头来了赊小鸡的(先养鸡,秋后再付钱),有经验的人帮我挑了十只小鸡:一只公的九只母的。农民养鸡,鸡一长大就不喂了,每天一早就开门放出去,让它们去田里吃小虫,吃草籽。我用粮食喂鸡,它们很快就长大了,九只母鸡每天能下六七个蛋,给我们改善了生活。农民家除了生小孩是不吃鸡蛋的,鸡下了蛋就卖了换钱。猛他娘流产后出了不少血,头晕眼花,去卫生所要药。“赤脚医生”素梅说,那是你流了那么多血,身子虚了,该补养补养。猛他娘说,“我都喝了两碗面汤了”,素梅说,你光喝面汤不行,得吃鸡蛋。猛他娘说:“还得吃鸡蛋?”有一次我见队上宝生他娘提着小手绢里包着的几个鸡蛋,拐着小脚过“桥”。我问她干什么去?她说去东横沟卖鸡蛋,那里供销社收鸡蛋每斤比这里多一分钱。我说,为一分钱还要跑这么远。她说,“一分钱能买半盒洋火(火柴),一天一根还能划拉半个月呢。”有人要去走亲戚,听说我家有九只下蛋的鸡,上门来买鸡蛋。我说没有,她说,你都卖了?我说都吃了。她怎么也不相信,一再求我卖给他,说,“怎么能吃了呢?我给你钱!”见我确实没有鸡蛋卖给他,才走了。有一只鸡忽然下了一个小蛋,蛋皮的颜色特别深,就像个枣,里头光有蛋青没有蛋黄,一连几个都是这样,养着无用,又不舍的吃,就让儿子抱集上去卖。赶集的人见鸡的脸通红(鸡开始下蛋脸就变红了),给了一块钱把鸡买走了。这是我们下乡后做的唯一的一件缺德事。

我们家还养了一条狗。那还是冬天,孟从集上回来时,从怀里掏出一只小狗。他说半路上见这小狗蜷缩在路边上,冻得直哆嗦,很可怜,就把他踹在棉袄里带回来了。小狗一身灰毛,怕冷,爱钻锅底取暖,我们吃什么也喂它什么,很快就长成一条大狗。我们上工时,它趴在院子里,满院子跑的鸡跳到他身上,它也不动,也不咬鸡。院里的一盆鸡食,每天都引来邻居家的鸡来吃,狗懒洋洋的趴着半闭着眼,不理不睬。但一见我们收工进门,它一个蹦儿跳起来,满院子跑着撵那些外来客,叫你哭笑不得。它能看门,生人进门,它不咬不叫,只猛不钉的跑到你身后,站起来把两只爪子搭在你肩上,头和你的头一般高,能把人吓一跳。有一回,深夜,孟坐在小屋里看书,忽然窗外一只比猫大像猫的动物,隔着窗朝着他大叫。他刚开门,就见院里一个人跳过栅栏跑了,把栅栏都撞歪了。这贼是来偷放在院里的小推车的。第二天和别人说起这件事,他们说那个像猫的东西是个神物。有了这只狗,小偷是不敢来了。可惜这狗的寿命只有一年。冬天,人们劝我们杀狗,我们不干。他们又说,你不杀,只要它出了你家门,别人别村也会把它捉了去杀掉,到那时,狗肉叫别人吃了,你想要那张狗皮还得给人家五快钱。想想也是,就同意了。狗是农民给杀的,大部分狗肉被农民拿走,剩下的在菜园里煮了,大伙儿吃了。拿回家来一块狗肉,煮熟后我和老大都不吃,吃不来那个腥味,几个小孩倒吃了。

村里有个供销社的小卖部,负责人叫昭友,不知道他是哪儿来的,但知道他和大队干部的关系不一般。冬天他那里生了个炉子,屋里暖烘烘的,干部们都在那里,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玩得好开心。有一次我在菜园替孟看园子,昭友来买黄瓜。我到地里给他摘了两三斤黄瓜,他说先记着帐,拿着黄瓜走了。不一会儿,怀平提着那些黄瓜来了,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为什么给了些老黄瓜,说着自己去到地里,捡那些最嫩的黄瓜摘了一堆,说不用记账,就拿着走了。昭友的小铺卖些日常生产生活用品,他卖的煤油打到瓶子里分两层,上层是油下层是水;他卖的醋没有酸味,村民们敢怒不敢言。村里人的来信都是送到他那里,由他转交,他扬言,全村人家的来信他都先看过。没有办法,我叫来信的人在信中写上几句警告他的话,告诉他私拆别人的来信是犯法的。但是在这里没有法可讲。 比如,一个村民在外边偷了东西,警察来村里抓人,先到大队书记家问这个人在村里的表现,书记说,这个青年是贫下中农,平日里表现很好,犯点小错,我们教育教育就行了。警察就回去了。

我们也养了兔子。兔子吃草,省粮,长大了还能卖钱。我们在院子里靠墙给兔子盖了个窝,小兔长成后繁殖得很快,一个月一窝,一窝十几只。小窝里地下挖了很多洞。下大雨洞里进了水,老兔子从洞里把小兔一只只地叼到洞外的乾地上,这种母爱叫人感动。小兔长大一点,就叫儿子放在篮子里着,跟着老社员去集上卖掉,头一次两对小兔就卖了五元钱。兔子越来越多窝里盛不下,就在园里挖了个“井”,兔子在里面四面挖洞,自行繁殖。有一只大公兔子因繁殖能力强成了“种兔”,不少人抱着母兔子来配种。后来被一家人用三元钱买去。都说“笨的像猪”,其实猪并不笨,最笨的是兔子。养母猪的人头一年赶着猪去十几里外的配种站给猪配种,第二年母猪发情时在栏里又蹦又跳,你一开门它就窜出来,不用你赶,自己就往配种站跑,一年多了,它还记得路。鸡也认得路,白天把鸡放出去,让它满坡里找食吃,傍晚不用召唤,自己就回家了。兔子可不行,一出了门就找不着家。我家有几只兔子就是这么丢的。

搬到新家不久,我们带来的煤就烧完了(也丢了不少)。分的一点柴火:高粱秸,玉米秸,棉花柴等也烧完了。这里烧的本来就紧张,大女儿也曾推着车子跟着农民去洼里(农场)拾柴火,回来时别人是满满一车,女儿却连半车都不够,连筐底都盖不住。原因是尽管同去的人一再说,拿农场的的东西不算偷。女儿仍坚决不动农场的东西,因此就只好空着车子回来了,而且再没去过。队上發过一次煤票,可去煤站(在固堤)买煤,我们花了三元钱从农民手里买了一百斤煤票。煤站规定,每人每车每次只能买五十斤,想买一百斤就得推两辆车子去。还得半夜起身早早排上队,天一亮煤站一开门,就抢着去煤堆上装媒,煤不多,来晚的就没有煤可装了。本来一百斤煤,一辆车就装了,非让你去两辆,每辆五十斤。大女儿和儿子推着自己家和从别人家借来的小车,头半夜就出发了。来回三十里路,挨了一夜冻。第二天下午才推回那连沙带土的一百斤煤来。为了烧的,孩子们去收割过的田里挖留在地里的茬子,别人收工回家了,他们还在挖,连不经烧的麦茬都挖回来。农民也缺烧的。有的人家做饭馏干粮,刚开锅就灭了火,干粮热不透,下面的小米不熟,光喝那汤,锅里的小米做下顿饭时再接着煮。

儿子不到十四岁就给家里挑水,跟着老社员去赶集,去卖兔子,卖鸡,冬天也背着筐冒着寒风出去拾粪。有一回在干涸的河沟里捡回一条鱼,有半斤重,不舍的吃,也想卖掉。最后看着只有一条,又不大,不值得卖,就吃了。辍学后,年小,不能跟着大人干活。队里在村西头有一片苗圃,怕有人偷树苗,在苗圃边上盖了一间小屋,派我儿子和一个老头去值班,夜里就睡在那儿。

割草是最辛苦也是挣分最多的劳动,干这活的大多是中青年妇女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半夜里睡梦中忽然被惊醒,从外面道上传来嘡,嘡的锣声,瞿,瞿的哨子声,夹杂着“二队割草的走了!”、“八队割草的走了!”此起彼伏的喊叫声,在静夜里听着格外清晰。接着是人、小车、大车走过的声音,呼呼隆隆好一阵才又恢复平静。第二天问邻居,夜里出了什么事?答:是去割草。割草是大事。头天过午,当娘的就和面,把面和的软软的,支上鏊子,擀饼,烙饼。女孩们找出割草穿的破烂衣裳,半夜听到队上的集合声(各队的集合令不同,有打锣的、有吹哨的,锣声哨音的节奏也不同),就拿上头天就磨得锋利的镰刀,(男人拿的是钐,一种长把的镰刀)秫秸皮编的大篓子,推上车子,跟着队上的大车,浩浩荡荡的直奔洼里。车子放上了大车,另一辆车上,睡眼惺忪的人披着破棉袄挤巴在一起,黎明前,天还挺冷,坐在车的上队长,不时地把手伸进女人的怀里,怕在青草过秤时克扣分量,被摸的人都不反抗。割草的地方在北边,原是一片荒地,自从建了劳改农场,早已变成了良田和公路,草场向更北的地方移去,现在离村子有四十里地(别处没有草)了。走到时天已亮。人们稍休息一会,吃点东西,换上带去的破衣裳,就带上镰刀、绳子,背上篓子,淌过一条河,到上回看好的地方去了。队长和赶大车的就在停车的地方等着,捎带着也在跟前割点草,添给自己的老婆或女儿。这里有长得丰茂的草,有一条条小水沟,过水沟时不小心能踩上在水里游动的小蛇。到天正晌,草割得差不多了,用绳子捆起,盛在筐里,背上往回赶。过河时,水漫到胸部,把上百斤的青草顶在头上,在水中无法放下休息,只能咬着牙背到停车地,赶上正来月经,身后的水面上就飘起一片红色。也不知是河水还是汗水,衣裳湿的透透的。卸下草,队长一个个过秤,记数、装车。割草的人像渴了八辈子似地,顾不得脏净,咕咚咕咚地大口喝河水,拿出饼、咸菜,狼吞虎咽的吃起来。跟着偏西的太阳,疲惫不堪地推着车子往回走,离村子还远,就有家人骑着车来接。筋疲力尽,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割草人把手里的小车交给来接的亲人,骑上车子往家赶,满车的草直接推到饲养室去计分,这一天最多的就能挣二十多分,顶两三天挣的,再苦再累人们也还是争着去。这里的孩子从小就学着割草,小女儿在学校里劳动课也是割草,她用同吉给的小镰刀,草没割下几根,手就割破了,回家贴上“创可贴”,再割,又割上一道口子,一只手贴了几张“创可贴”。别的孩子小镰刀贴着地皮,刷刷地一会儿就割一小堆。长大了,那一个都是割草的能手,这是“童子功”,不服不行。我也就不叫两个大孩子跟着去了。

割下的草,喂牛喂马吃不完就晒干,留着冬天吃。冬天,集上的干草一毛多钱一斤。

喜事即将降临:母马的产期快到了。饲养室里已经僻出一块地方,用木头栏杆围了一圈,地上扫的干干净净,还铺上了一层黄土。饲养员如临大敌,日夜守着待产的母马,吃住都不回家,怀平也常去看望。社员们个个喜气洋洋,这些天的话题离不开马。有人说能生个骒马,有人说能生个儿马。说来说去还是希望生个骒马,一匹骒马到秋天可以卖到两千元,儿马子是卖不到这个价的。十八岁的女孩葵说,我要是个马就好了,就去卖上兩千块钱给俺爹。终于在一个早晨,人们看见饲养室院里的一棵大树上挂起一堆破布样的东西,那是马的胞衣,小马诞生了!是个骒马!人们高兴地去看。饲养室拦起的地方一匹小马站在那里,脖子上围着红布条。饲养员满面笑容(为这匹小马的降生他得了五块钱奖金)地撵越来越多的人“看看就行了,别惊着小马。”人们奇怪,怎么不见大马,大马那儿去了?原来母马产后大流血,一早就抬上大车,拉泊子兽医院去了。怀平叫人去买来奶粉、炼乳、白糖,冲了喂小马。第二天从泊子传来不好的消息,母马死了。看到拉回来的死马,他哭了。怕社员吃马肉,他让人把马分尸,切成大块的马肉撒上厚厚的六六六粉(防备社员挖出来吃),在空地里挖了个深坑埋了。为了养活小马,听说外村有头刚下仔的母驴,就连老带小一起买下。母驴个子矮,小马够不着奶吃,现叫木匠作了个高台,把母驴拴在台上给小马喂奶。带来的那头小驴,锁在仓库里,不理不问也不喂,饿的直叫,老远就能听到那凄厉的叫声,几天以后就饿死了。吃驴奶的小马的情况也不好,膝盖肿了,站不住,也送进医院。这时候,全队的人都脸色阴沉,不敢多说话,偶而有个女孩为甚么事笑了一声,就听见队长厉声说:“什么时候了,还笑!”小马也死在兽医院里,卖掉母驴,怀平就上内蒙买马去了。

我干不了重活,从地里往回运高粱秸,别人一车装六捆,推上就走。我只装了四捆,晃晃悠悠的推着车子,汗水顺着脸往下流,村里人见了怜悯地说:“看看!看把你累成这样,推不动就少装点吗。”麦收时,队里煮了绿豆水(水里有很少绿豆),队长叫我去给割麦子的人送水。麦田离村子有五里地。我挑着满满兩桶绿豆水,歪歪扭扭地,一路上水不断的洒出来。路上有去拉麦子的大马车,车上的人说:“你走快点,水就洒不出来了。”听了他的话,我赶快加快了脚步,水桶摇晃地更利害了,溅出的水也更多。又一辆车上的人告诉我:“你走的太快了,走慢一点水就洒不出来了。”就这样我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到地头时,兩个桶里的水都只剩下小半桶。最可恨的是几辆顺路的车都是空车,完全可以让我把水桶放在车上给捎去,但却没有一个这样做。割稻子是一人一方地,包干,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回家,别人下午三点左右就割完回家了,眼看着太阳落到地面了,我还有一半地没割,急得我只好托过路的村民捎信叫孩子们来帮着干。打地瓜垄,我努力把土块打细,用手把垄做成几何课本上的梯形,人们说我像在绣花,别人打好五根,我连一根都打不完。真要是按数量计工分,我就惨了,根本挣不出吃的来。队长就把我分到老年组,和一帮五六十岁的老婆子一块儿干活。

这几个人个个头发花白,梳着纂,都缠过脚,走路很慢。去棉花地里给棉花打岔,一路上说说笑笑,有一个还会讲故事,讲“十二寡妇征西”什么的,和她们一块儿干活没有压力,再说干的活也不累,工分少就少点吧。夏天天热,热得路上的土都烫人,她们身上穿的都是手织布的衣裤,格外的热。走到东横沟外的灌渠时,有人说,天这么热,咱们也下去洗洗吧。都同意,教我给看着点人,有人过来时招呼一声。看了看四下里没人,就坐下来脱了鞋、袜,脱衣裳。光脱上身,穿着长裤就下了水。地边的灌渠就是一条小水沟,很浅,两米来宽,老人坐到里面,水刚没过肚子,露出瘦骨棱凌的胸部和干瘪的乳房。在水里,她们像回到童年,有的在水里把裤子也脱掉,一面浑身上下地搓着,还互相撩着水打闹着玩。远处有人骑着车子往这边走,我说,“来人了!来人!”了她们忙低下头把身子使劲往下弯。让水没到脖子,等人过去才抬起头来。洗够了,在水里穿上裤子爬上岸,就穿着湿漉漉的滴着水的裤子,坐在地上穿褂子,穿鞋。我说,你们穿着湿裤子多难受。她们说,不碍事,多沾上点热土,太阳晒着,叫风一吹,一会儿就干了。

我们也去河里洗澡。天热,干了一天活,出了一身汗,傍晚吃完饭想上院子里凉快凉快,一出屋门,就有一团蚊子在你眼前飞舞,你走到那儿,它跟到那儿,往你胳膊上、腿上、脸上叮,打都打不迭,只有泡在水里才能躲开他开它们,我们就去河里洗澡。村里的人,特别是女人,去洗澡的不多,有一个妇女去了,她婆婆就在门口大声抱怨:“洗什么澡?俺一辈子也没洗回澡,也没烂了。”河上以“桥”为界,男的在桥南边洗,女的在北边,两边人的说话声嬉笑声都听的见,只是看不见。我们在河边棉槐丛的遮挡下急匆匆的脱下衣服,顺着河岸下水。水没到胸部,稍一下蹲,全身就都在水里,清凉的河水缓缓地从身边流过,把一天的暑气和疲劳都带走了。回家后一头钻进蚊帐里,拍打净里面的蚊子,才能睡个安稳觉。

一天早晨,忽然听见道上有个苍老的声音喊着:“谁买我的柜子啊!”从村子东头到西头,一路上不住地喊。出去一看,是传厚。原来昨天他老婆,就是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死了。传厚痛哭了一阵,就上公社去要买棺材的钱,公社叫他让大队解决。他找到大队,大队没有钱,说:“你家里不是还有个柜子吗?你把柜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于是就出现了早晨那一幕。柜子还没卖出去,忽然从外村来了一帮人,还赶着一辆大车,直接到了传厚家,进门就把死尸往大车上抬。传厚听说后,柜子也顾不得卖了,急忙往家赶,赶到家,死尸早已被抢走,大车都出了村了。原来死者的前夫早就死了,当地的风俗,死人就是到了阴间也必需得有个老婆或丈夫,否则就成了孤魂野鬼。前夫村里的人一听说老婆儿死了,就来抢死尸,回去埋在前夫身边,和他前夫“团圆”。自打出了这回事以后,传厚像变了一个人,每天愁苦着脸,见谁都不说话了。直到听说上头(不知是县里还是公社)要来人调查老孟的事,听取”贫下中农“的反映,他才又活跃起来。他到处找人谈话,逢人就说:“老孟是个好人,上头来调查他,问到你,你可不能说他的坏话。”但是“调查”的事,他从没跟我们提过,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人们都说,别看他外表傻乎乎的,以前来了“运动”,不管上头来调查哪件事或哪个人,问到他,他总是说,“我忘了。”“想不起来了”。其实他心里一点都不糊涂,什么事都记得,但又什么事都不说。

秋收以后没有事了。传度的老婆跟我说:“走吧。”我问上哪儿去?“上南边去,,去要饭去吧” 她说“带上条布袋,一边要着饭,一边到那些收过豆子的地里拣豆粒,那一年,一个秋天我就捡了二十五六斤黄豆,还省了自己家的口粮。”她说得那样轻松,得意。仿佛说的是出门旅游。我没有去,她也没去因为她女儿年底要出嫁。她家四口人都干活,生活在队里算中上等。

这一年,我们全家都拼命的干,年底分到了九十八块钱。一队有钱分给社员,多亏了怀平从内蒙买回来那四匹马,四匹有点毛病的马,经过经心的调养,都成了好马,卖了好价钱。别的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分的粮食吃到春节就没有了。大家都不够吃,但农民比我们有办法,一分到粮食,他们就推着车子到百里之外的、生活好的地方,把粮食换成地瓜干。

也把黄犀种子掺到地瓜面里做“叭咕”(窝头),玉米面都成了珍贵食品。坐在胡同口的传度的老婆,看见老贾家的莉莉拿着一块玉米面窝头,连说:“啧啧,1真能攉攉(挥霍),吃黄的!恁看看!吃黄的呐!”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到集上去买粮食吃。赶集也有学问。买小麦我们不会看成色,不会侃价。看着挺好的麦子,谈妥了价钱,幸亏遇见同村人告诉我们,这麦子不能要,全是叫虫子蛀空了的,用手一捏麦粒就瘪了,果然如此。

孟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家乡的亲人了。很想趁着还有点钱,再说冬天也没有什么活,回老家看看。把这想法跟书记说了,书记说要研究研究。过了几天孟去问研究的怎么样了?说是还没研究好。问过几次,最后书记说,你的事村里说了不算,归县里管,我们请示了县里,还没有答复。听了这话,更证实了我们是“监外执行”的犯人,而且全家都是!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就是因为老家离着香港近,怕我们偷越国境往香港跑,就连探亲的自由都没有了!我们不顾他们的阻挠,在一个晚上,带着小女儿,上了火车回广东老家去了。后来听村里人说,我们走后,书记曾在会上说:“他们(指我们)走不了。他们一到车站,就会被警察抓回来。”我们走得也不安心,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怕出事,像逃犯一样。好在终于平安到家,和孟的母亲弟弟妹妹团聚了。我们在老家住了二十来天,回到南仲寨后,并没有人找过我们,一切平静如常。 从别村疏散的人家里,听到一些信息。说是要“落实政策”,有可能让这些人回去。为了落实消息是否可靠,孟回了趟青岛。回来后说,青岛已经成立了落实政策的办公室,专门接待被遣返和疏散下去的人,解答有关的政策问题。听见这消息,心里一阵激动:有希望了!有回去的希望了!更听说某某村一个女孩已经回青岛,户口也转回去了。去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才弄明白,原来这家人疏散时,是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他的大孩子都有工作了,不用跟着疏散)到了村里,老头说他会看病,就把他安排到卫生所,女孩安排到磨坊,小儿子上学。其实老头根本不会看病,在卫生所呆了几天,就不让他在那了。回家没有几天,他就中风了,偏瘫,半个身子不会动,只能躺在床上。有一天他躺着抽烟,不知怎末把烟掉在盖着的被子上,被子烧着了,女孩下工回家时,他的两条腿都烧糊了,赶快找到大队,大队派了辆大车,拉着他去了潍坊的医院,但是因为烧伤得太厉害,没两天就死了。家里只剩下两个孩子。女孩仍在给社员磨面,男孩上学,两个孩子回家就哭。终于有一天,女孩回家时看见十三岁的弟弟吊在屋梁上,自杀了。大队慌了,害怕万一女孩再出什么事,没法向人家的家属交代,商量的结果是给了她三十斤粮票、十五块钱,派人把她送回青岛,找他哥哥姐姐去了。这个悲惨的故事让人难过,本不该发生的事,因为“疏散”,发生了;本不该死的人因为“疏散”,死了。特别是那个小男孩,他才十三岁呀!难过的同时,觉得这个大队还是挺仁义的。事情发生的责任也不在他们,真是冤无头,债无主。让人无奈。三年以后我们回来时,我唯一感到庆幸的就是全家一个人都没死。不管怎么折磨我们,活着就行,还能有比这更低的要求吗?

因为有落实政策的希望,也因为这年发生的一些事,我对上工干活不再积极了。春天,麦子还没成熟时,家里一点面粉也没有了,我向保管传度借三十斤小麦。他说,你准备条口袋下午去仓库,我称给你。我下午拿着口袋去找他,他说现在没空,明天吧。明天我又去找他,他又推有事。他吞吞吐吐地不说不借,却又找各种借口不给我。我知道他根本就不想借给我,(也许这是队里的决定)。当他上我家来想跟我解释时,我说他在耍弄我,我叫他“滚出去!”把他撵走了。

秋天,我和一帮妇女正在苞米地里干活,妇女队长孙秀英把我拉到一边,说:“老高,你知道不,你们家出事了”我忙问:“出什么事了”。她告诉我,我的二女儿今天一早去大队把刘怀西给告了。“这个孩子,他怎么不跟你们说呢!”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女儿一直和泰华家小看在她家新屋里睡觉,昨天半夜小看跟着队里割草去了,删栏门没有锁上,刘怀西见割草的人走了,就悄悄进了院,又推开门摸到我女儿睡觉的炕上,欲行非礼。女儿醒了,在炕上和他打起来,正打着,泰华来看门是否锁好,怀西听见院里来人了,就跑了。泰华猛见一人从身边跑出去吓了一跳。隔着窗户问了问听说没事,锁上门走了。女儿和怀西在打斗时怀西的打火机从口袋里掉到炕上,天一亮,女儿就拿着打火机上大队告状去了。听说了这事,我立刻回家找到女儿并和孟商议怎么办?出了这么大的事,孩子竞不先告诉父母,这让我们很难过。她去了大队后,大队留下了那唯一的证据打火机,还嘱咐她不要将这事告诉我们,说大队会处理这事。刘怀西是大队的红人,是个电工。他有妻子儿女还霸占着别人的老婆,那老婆的男人胆小怕事,刘怀西一去,他就躲开,那女人生了个女孩长的和怀西一模一样。全村人都知道这件事。这回,大队找到他。他说,我女儿看好了他的打火机,他就送给她了。孟到县里去告状,又写了小字报散发。因为女儿还算是知青,涉嫌强奸知青(虽然是“未遂”)也是有罪的。大队始终没和我们谈过这件事,反而说我们进行阶级报复,陷害贫下中农。因为告到县里,有关知青,县里不得不来“处理”此事。“县里”来人那天,村民们说:“快去看呐,大队在审怀西。”我们不知是怎么“审”的,因为,当事人:我的女儿,和原告:我们,都没让参加。结果是不了了之。

连年有災,不是旱就是涝。全村都吃政府供应的每人每天八大兩地瓜干的救济粮。我学会了用地瓜面摊煎饼。粮食很少,苞米面窝头只给孟和小女儿吃,分了很多胡萝卜,大孩子们经常拿胡萝卜当主食,(从此,我的儿子终生都不吃胡萝卜)。生活越来越困难,缺吃少烧,有个叫单裕民的朋友,原是青岛国棉厂的工人,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文革中红卫兵去他家抄家,发现他家的咸菜坛子里有一本红宝书“语录”,(是他岳母盖在坛子口上,不知怎末掉下去的)说他:竟敢把毛主席著作当咸菜腌了,打成反革命,把咸菜坛子挂在他脖子上,批斗后遣返回高密老家了。他听说我家的窘况,来信说,他家还能吃上饭,可以让两个孩子去他家住些日子,我们就把二女儿和小女儿送去了。这一年,队上开了社员大会,宣布了一个大好消息:队里要买拖拉机了。因为要买拖拉机,今年就不分钱了。事情是这样的,村里有个当兵的回来探亲,说起他有个战友,老家是贵州山区,他村里有台拖拉机想卖。当时拖拉机很难买,听了这信息,队里决定去买。想的非常简单:带上个会开拖拉机的人去开回来。于是队长,会计,准驾驶员等一行五个人去了贵州。队干部们做着拖拉机的美梦,连未来的驾驶员都选好了,就是传度的儿子栓柱。一个月后这五个人空手回来了。据说那台拖拉机是翻到山沟里摔坏了的,不能用了。社员们问:“拖拉机呢?”传度说:“拖拉鸡?还拖拉狗哪!”没买回拖拉机,钱都花光了。这五个人还挺高兴,数说着他们逛过什么地方,吃过什么东西。

发生了这些事,加上有了落实政策的希望,孟不时地回青岛打听消息,这期间我也回去过一次。离开不到三年,却像是离开了二十年,从小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上学、几乎每一条路都走过的地方,却变得如此陌生。在这里,有我的母亲(养母)、弟弟,有我的同胞的姐姐。却都不认我们,拒绝我们,不让我们上门。在这里我们已没有朋友、同事、邻居和熟人,我们不仅已经成了外地人,更像是外星人。我不懂什么是“涤卡”,什么是“快巴”(当时的布料名);我的神情,我的衣着打扮,都已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我去理发,理发的就问,你们是外地人吧?看到街上人来人往,匆匆走着的人们,或去上班,或去上学,想起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未来,心里说不出的难过。我们住在孟的姐姐家,这是我们唯一的可以落脚的地方了。他姐夫在肉联厂工作,原来当职校教师,五七年后,不愿再当“知识分子”,坚决要求下车间当了工人。他一人工作养活三个孩子,孟的姐姐在街道卫生所工作,挣钱很少,家里生活很困难,但还是热情接待了我们,供我们吃、住。白天若不去落实政策办公室,我们无处可去,没有目的的满街游荡,走累了,有时就在海边沙滩上躺下歇一会儿,下雨了,就到火车站售票厅里找个角落坐一会儿,还怕人家来撵。真像“丧家之犬”。在落实政策办公室大门外,每天都像赶集一样。来自各地的命运相同的人,互相询问,互相诉说自己的遭遇。一拨人进去,出来时大家都围上去问有什么结果?怎么答复的?什么结果也没有。只有等待,再等待。有一个女人右胳膊总弯着,伸不直,说是文化大革命时让红卫兵给打断了。她见着十八九岁的男孩就指着说,我儿子就像他这么大。原来,她的儿子在听到有关落实政策的消息。又听说十六岁以上的子女不能回来时,立刻跳水库自杀了 。她拿着几个本子说这是儿子写的日记,里面写的全是学习毛著的心得体会。

从青岛回来,我再没去干活。社员们来叫我:“走啊,老高。干活去啊。”我说:“不去。”“在家干什么呀?”“不干什么。玩。”

北仲寨的刘先生一家也要回去了。刘先生很有心计,请附近的一个医生喝了一顿酒,让医生给他的孩子开了有病的证明,这样他的两个孩子就都回来了。

我也想这样做,可是孟说,我们不能做这种欺骗人的事:没有病说有病,因此我的两个大女儿都不能回来,她两人的户口留在了当地,就是跟我们一起回来了,也是“黑人”。

终于等到了那一天,还是那个王桂云又来了,这次我们杀了一只鸡招待了他。还是不知道他和大队怎么交涉的,最后告诉我们,三天以后来车接我们回青岛。这几天,我们处理了一些东西,卖了三口大缸,小车,和自己找人做的屋门,粮食早就没有了,还有些胡萝卜以一毛钱十一斤的价格卖了。鸡也处理了。听说我们要回青岛,小看她娘给我们烙了一卷饼,还有几个熟鸡蛋。还有人送来一包饼干(饼干不知道放了多久没舍得吃,已生虫了)。汽车来时,送的人不多,没见传厚,这几天就没见他的身影儿。有一个青年喊着:“叫我当你的儿子吧!也把我带到青岛去!”

两年零十一个月的“疏散”生活结束了。1974年7月31日晚八点左右,,文化局派去的汽车把我们拉到我家原来的住处,卸下当初走时带走的那几件破烂家具,就开走了。我们下乡后原来的住房早就被“工宣队”的人占据了。我们无家可归,无人可找,原单位现在已经下班,找不到人。我们一家就坐在大门外的石阶上,吃着小看她娘给的饼。楼上住着我的养母,(我一出生就抱养给她了)声言不许我们进她的门。还是一位老邻居给我们送来一暖瓶开水,除此之外,没有人来问我们,没有人来管我们。那一夜我们全家就坐在石阶上直到天亮,陪伴我们的只有无边的、深蓝色的茫茫夜空和满天的星星。

转载自《二闲堂》网站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山东大学:我所知道的束星北先生二三事
山东大学:涂鸦涂成“反革命”徐邦治同学
济南:岳父
济南泺口:百年铁桥话沧桑
济南一中:1982年:季羡林先生回母校
山东师范大学附中:写历史,九零后有话说
山东师范大学附中:被找回的家族记忆
山东师范大学附中:爸爸妈妈所经历过的那些事
山东师范大学附中:映射在记忆中的大字报
山东师范大学附中:我写我家
单县城关公社:恐惧
单县:骨肉
单县:文革忆旧
单县:烈士塔及其他
海阳县台上村:我曾是“四清”工作队队员
济宁市农科所:戴友文的“反动”言论
聊城地区:大跃进中村办劳动教养
聊城莘县:天上有个太阳 水中有个月亮
临沂:冬日喷薄的早上--一九七七年岁尾私事
蓬莱门楼村:一个村庄的向北之路
蓬莱:我的外甥曲喜元,你在哪儿!
平度市大田镇:李菲菲采访,李好元口述
青岛市文联:怀念振儿--母亲的忏悔
青岛一中随想
青岛:二表哥轶事
青州市朱良镇:王海安采访,王本香口述:梁孟村
曲阜:孔庆玉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
孔德成与日军占领曲阜
日照:再访四十年前人生驿站
泰安:风浪中的四年大学生活
滕县姜屯公社:两毛钱惹的祸有多大?
潍县泊子公社南仲寨村:疏散的日子(上)
潍县泊子公社南仲寨村:疏散的日子(下)
潍坊:亡命走长白--我在文革中的三年逃亡
威海: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
阳信县商店镇邹家村:吕转改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
阳信县商店镇:邹雪平采访,邹增堂口述:邹家村
阳信县商店镇:邹雪平采访,邹佩瑶口述:邹家村
阳信县商店镇:邹雪平采访,杜凤英口述:邹家村
阳信县商店镇:邹雪平采访,邹佩义口述:邹家村
阳信县商店镇:邹雪平采访,宋秋英口述:邹家村
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魏楼村:我是参加过三大战争的老兵
淄博:伉俪情深
邹平县城关韩坊村:表哥之死
渡海记
我的丈夫张灵甫
抗日名将张灵甫
有关毛主席语录的红色记忆
万维网和我的如烟旧事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