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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塔及其他

--作者:魏灿

五一小长假,我携老婆回乡探亲时,又一次去了烈士塔。

老婆是第一次跟我回故乡。下车伊始,老婆问我:“你们单县有什么好玩的去处吗?”

我不假思索,随口答道:“有啊,牌坊、烈士塔!”

老婆说:“这牌坊嘛,还可以。怎么烈士塔也成了好玩的去处?多么晦气!”

我说:“你别小看这烈士塔,这地方可是单县的一处大名胜!”

单县的烈士塔,原名叫“湖西区抗战烈士纪念塔”,现名叫“湖西革命烈士纪念塔”。单从名字上看,这里好象只是一个现代名胜,其实,这个地方成为故乡的名胜,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这座烈士塔,建在单县南护城堤的琴台上。而这里之所以被称为琴台,据说是春秋时孔老夫子的学生宓子贱鸣琴的地方。《吕氏春秋.察贤》记载:“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意思是说,这位宓大学士在单父当官(单父宰)时,不用出门,只在这里弹琴,就把单父的社会治理得很好。单父,即单县,相传这里是舜师单卷的封地,故古时称单父。

唐朝时,单父县尉陶沔在这里筑土为台,台为前方后圆,呈半月状,故又被称为半月台;又因为单县时称单父,也被称为单父台。

其时李白刚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正在这位大诗人失意的时候,县尉陶沔不失时机地邀请了李白、杜甫、高适三位著名诗人联袂来此游玩。陶县尉陪着三位著名的大诗人在这个台子上吟诗作赋,好不风流,被后人称之为“琴台四君子”。现在单县酒厂出产的“四君子酒”,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李大诗人在这里留下了不少诗篇,经后人考证,据说有八篇之多,这篇《登单父陶少府半月台》说的就是这次游历的来龙去脉、所观所思:

陶公有逸兴,不与常人俱。
筑台像半月,回向高城隅。
置酒望白云,商飙起寒梧。
秋山入远海,桑柘罗平芜。
水色渌且明,令人思镜湖。
终当过江去,爱此暂踟蹰。

看来当年的故乡,绝不象现在这样贫瘠、缺水,污染严重。而是水面清澈、明亮,象南方镜湖一样的鱼米之乡。害得李大诗人本来想回南方去,看到此等美景,竟犯起了犹豫。

杜大诗人、高大诗人在这里留下了什么诗篇,多少诗篇,因时间仓促,来不及细查。只是查到杜大诗人在多年之后的《昔游》一诗中,还提到这次游历:“昔者与高(适)李(白),晚登单父台。……”

从此,这琴台(半月台、单父台)就成了故乡文化、文明的标志,后人在这个台上建起了文庙(孔庙)。民国时期,文庙又被改成了县里的学校。

抗战期间,日、蒋、汪和八路军四方势力在这里群雄逐鹿。日军占据着县城;国军活动在县城四周;八路军则在县境东、南方的苏、鲁、豫、皖边界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八年抗战,艰苦异常。县城四周的国军在抗战中损失惨重,特别是1942年由日军发起的“潘庄战役”,更是将国军中将师长朱世勤率领的暂编三十师几乎全部歼灭。其残部或者转移到外地,或者投靠了县城的日军。结果到日本投降的时候,只有八路军进城受降。单县县城,也就成了中共湖西区委、湖西专署的驻地。(湖西专区是指鲁西南微山湖以西地区,辖单县、金乡、鱼台、巨野、城武、嘉样、复程等7县及单县城关区。1953年7月撤销。)

1945年10月,湖西专署在这里建起了湖西区抗战烈士陵园。陵园建在与琴台隔护堤河相望的堤南的空地上,有烈士墓、烈士纪念亭等建筑,四周栽满了高大的杨树;而烈士纪念塔,就建在了一河一堤之隔的琴台上。

1946年,国军进攻山东解放区时,烈士塔被国军的炮火摧毁。1952年中共湖西区委重修了烈士塔及烈士陵园。

当年的烈士塔,在琴台上建有一圈一人多高的花砖围墙。围墙外面的台坡上,栽满了柏树(据说当时故乡的土壤不成活松树,只能栽柏树。)围墙内更是密密麻麻地栽满了柏树,显得阴森森的(也可以叫庄严肃穆)。大门开在院子的正南方。进入大门,就看到承载烈士塔的高高的基座,基座不大,但是相当的高。基座前面是陡峭的台阶,攀登这些台阶在当年还是相当费力的。也有一些胆大的孩子则把台阶边上的石头护墙当作滑梯,坐在上面迅速地滑下。而这种举动,往往会召来大人的痛斥:“你不要命啦?!”

基座之上,就是烈士塔了。塔身呈正方形,用花岗石砌成,上窄下宽,足足有十多米高。塔顶是一颗木制的红五角星。塔的正面(南面),镌刻着一行苍劲有力的大字:湖西区抗战烈士纪念塔,落款为:潘复生。

提起潘复生,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想必都还记得:他是“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与当时山东的王效禹、山西的刘格平齐名,也可以算是“文革”中风云一时的人物。

潘复生,1908年生,山东省文登县候家镇二马村人。早年参加革命,1940年任湖西区委书记兼湖西军分区政委。赫赫有名的铁道游击队、运河支队就是他的属下。建国后,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湖西区是他多年战斗过的地方,“湖西区抗战烈士纪念塔”由他题字,也算是名至实归。

但是,烈士塔上这“潘复生”三个小字,却随着主人的宦海起伏而几经风雨。

1952年11月,潘复生调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任职期间,他十分关心民众的疾苦,即使在患病休养期间,他还批阅了上百封人民来信,组织有关部门调粮拨款,救济灾区。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8年,面对来势汹汹的“大跃进”运动,他冷静地指出:“河南历史上就饱受‘水、旱、蝗、汤’之灾,黄河水冲,淮河水冲,加上打仗,使老百姓动荡不安、靠天吃饭,造成河南地痔民贫,耕作粗糙。……这就决定了全省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存在不少困难,农业增产不可能大跃进,短期内很难彻底解决粮食问题。”

潘的这一言论受到了以当时的第二书记吴芝圃为首的其他省委领导人的攻击。结果,他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杨(杨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王(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反党集团”,撤职下放到西华农场劳动改造。而河南人民在升任为省委“第一把手”的吴芝圃的带领下,饱受了“大跃进”“大饥荒”之苦,几百万人饿死。河南民谣曰:“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

潘复生既然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他的名字就不应该再呆在烈士塔上。据说,(只能是“据说”,那时笔者还小,没有见到。)一夜之间,他的名字就被用石灰涂盖上了。

经过了三年大饥荒,证明潘复生对河南形势的判断还是正确的。因此,1962年,中共中央和中南局为他彻底平了反,改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

又是一夜之间,烈士塔上用来涂盖的石灰被铲掉了,“潘复生”三个字又红彤彤地出现在了纪念塔上。

“文革”期间,潘复生大红大紫,烈士塔上的那三个小字,则成了故乡的人们炫耀的资本:“潘复生嘛,原来是俺湖西专区的书记!”

1971年,潘复生被免职接受审查。故乡的人们再也不提烈士塔上的那三个小字了。由于长期审查,一直没有结论,“潘复生”三个字也就只好一直尴尬地呆在烈士塔上了。

现在的烈士塔,是1985年重建的。重建后的烈士塔,是建在将原来的琴台几乎削去了一半的平台上。地基比过去矮多了,但塔座建成了三层平台,比过去只有一个高高的基座风光多了。经查,塔身为花岗石钢筋混凝土结构,高26.74米,顶端还装有高1.7米的铝合金的红五星。整个烈士塔的建筑面积为1200平方米,塔前还有2200平方米的广场,与过去相比,那可是相当地宽阔。塔的四周,栽上了高大的松树(不知怎么回事,现在故乡的土壤又适合栽种松树了。或者,只有这一个地方适合栽种松树?)。现在的烈士塔已经不见了当年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用所查的资料上的话说,是“更加巍峨挺拔,雄伟壮观”了。

我带着老婆来到了现在的烈士塔前,迎面而来的是塔身正面镌刻的金光闪闪的九个大字:“湖西革命烈士纪念塔”。老婆突然象是发现了什么,“胡耀邦?怎么是胡耀邦呢?”不错,在落款处,镌刻的确实是“胡耀邦”三个小字。

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85年胡耀邦来过单县,来到单县,给烈士塔题个字,十分正常嘛。”

老婆好奇地问:“胡耀邦可是总书记啊,他怎么能到你们单县这种偏远的小县城来?”

我回答:“你真的不知道吗?胡耀邦当了5年的总书记,全国2000多个县,几乎让他走遍了。何止一个单县?”

老婆说:“走了2000多个县,象你们这么偏远的地方他都来了,这胡耀邦可真不错。”

我说:“是个好人啊!”

1985年胡耀邦来单县,给烈士塔题了字。单县当局正好借此机会对烈士塔及烈士陵园进行重建,终于将那座尴尬地呆了十几年的由潘复生题字的烈士塔拆除,建起了由总书记题字的“更加巍峨挺拔,雄伟壮观”烈士塔。

没想到,不到两年,胡耀邦就因为学潮而引咎辞职。而烈士塔上他的题字,也就同样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官方对他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评价还是相当高的。盖棺论定,烈士塔上“胡耀邦”那三个小字,终于免除了最终被铲除,被涂盖的命运。

其实,无论是世事更迭,还是宦海沉浮,一个人,只要他心里装着人民,为人民做过哪怕一点有益的事情,人民就不会忘记他。纪念塔,不是立在琴台上,而是立在人民心中。

胡耀邦黯然下台了,但人民没有忘记他!

潘复生几经沉浮,最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但河南人民怎么会忘记他?

即使是在“潘庄战役”中殉国的朱世勤师长、刘星南参谋长及暂编三十师的广大官兵,他们虽然无缘葬入这个以安葬抗战烈士为名的烈士陵园,但谁又能否认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的抗战烈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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