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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0年春节,四兄弟合影

骨肉

--作者:魏灿

三弟走了,永远地走了。就象他自己说的那样,“也算是寿终正寝了。”

那是我得知他病重后第一次去医院看他。我埋怨他,“怎么搞的?又把自己弄到医院里来了。这次又要吃不少的苦。”

他对我说:“我这次进来,恐怕是出不去了。”

听他如此说,我赶忙劝他:“不要瞎想,安心地配合大夫治疗,很快就会好的。”

他没有理我,继续说:“我春天已经过了50岁的生日,现在去死,也算是寿终正寝了。没什么好遗憾的。”接着,他给我解释:50岁以前死去的人,叫作“殇”,50岁以后死去的人,才能叫作“寿终正寝”。也不知他是从哪儿找来的这种解释。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平静,平静得好象说的不是他自己 ,而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事。但是,从他那无助的眼神中,分明可以看出他对生的留恋,对死的恐惧。他是在压抑着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故意用这样的解释,来减轻亲人的悲痛。

三弟对自己的病情是完全清楚的。自从三年多前得上了这个病,他就通过互联网,查找到了各种资料,把这个病的病因、病程、治疗方法、最终结果,甚至死亡时的状况,都查得一清二楚。因此,没办法再对他隐瞒什么,也没办法再用一些无用的话来安慰他了,只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陪护好他,以使他能在这骨肉的亲情之中,平安地走完这最后的路程。

以后的十几个日日夜夜,我和闻讯赶来的四弟以及多次前来探望的母亲,和弟妹、侄女一道,守护在三弟的病床前,不时地回忆起这50年的骨肉之情,回忆起50年的相濡以沫。三弟儿时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第一次意识到三弟的存在与我有关,是因为半个白面馒头。

那是1958年的冬天。公共食堂已经失去了刚开办时的火红势头。正在半死不活地维持着。每天,我和三弟都要由奶奶领着,到一个叫作“蔡家大门”的公共食堂去吃饭。

那是一个阴暗的大屋子。屋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饭桌:圆的,方的,大的,小的,高的,矮的--是各家从自己家里带过来的。还没到开饭的时间,每张饭桌前都坐满了人。

我和奶奶坐在自己的小饭桌前,三弟坐在奶奶的怀里,眼巴巴地等着开饭。

开饭的时间到了。一个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站在那里宣布:为了照顾好幼儿和老人,从今天起,每天供应一个白面馒头给3岁以下的幼儿和XX岁以上的老人。(多少岁记不清了,好象是65岁或者70岁。因为老人与我关系不大。)

听到这个宣布,我的心沉了下去:从今往后,恐怕是再也吃不到白面馒头了,因为我已经快5岁了--这是奶奶告诉我的。我在吃东西上口比较刁。平时吃饭总是挑三捡四,只吃好吃的,对不好吃的东西,能不吃就不吃,哪怕是饿着。

那个人宣布完以后,就开始发放这种优待幼儿和老人的白面馒头。他念到一个人的名字,就会有一个人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上前去,领一个不大的白面馒头。我沮丧地坐在那儿,盼着这种仪式快快结束,我真的无法忍受这种眼看着别人吃白面馒头,而自己却吃地瓜面窝头的局面。

突然,我听到了三弟的名字。只见奶奶抱着三弟“呼”的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快步走到那个人面前,从旁边炊事员手中接过来一个不大的白面馒头。

奶奶抱着三弟又回到了座位上。她把三弟放到旁边的小板凳上坐好,就把那个白面馒头拿了出来,掰成两块,一块给了三弟,一块给了我。

突如其来的好事让我来不及多想,我接过馒头,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刚咬了一口,我又马上停住了。我想到,就只有这半个白面馒头啊,吃完可就真的没有了。于是,那口馒头就没有再咽下去。而是含在嘴里让它慢慢地熔化。我就这样,细细地品味着白面馒头的那个香,那个甜。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虽然我已经快5岁了,早过了享受白面馒头的年龄,可三弟才不到两岁,他还是具有享受白面馒头的资格的。我今天能够吃上它,全是沾了三弟的光。我扭过头去看了看三弟,只见他正津津有味地用小手捧着那半个白面馒头在啃。丝毫没有表现出对我分享了他的美食的不满。(当然,他这个年龄恐怕还不太会表达这种不满。)我不由地产生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感慨:毕竟是亲兄弟啊!

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我都能与三弟共同分享一个白面馒头。有这半个白面馒头垫底,其他的窝头、野菜,我就吃得很少了。而三弟虽小,却是吃完他的那半个馒头,又津津有味地大吃野菜、窝头。

这种有白面馒头可吃的日子,也就是有几天的时间。再往后,白面就再也见不到了。再往后,地瓜面窝头也见不到了。再往后,公共食堂就解散了……

但是,每天的半个白面馒头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了我对三弟的第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我上学了。三弟也长大了。

长大后的三弟对我这个小学生十分崇拜。我在学校里学到的无论什么新鲜事,他都会跟着学。小小年纪,就跟着我念:b、p、m、f,d、t、n、l。可以看得出,他在学习上是十分聪明的。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中国少年报》上看到一首《颠倒歌》,觉得很有趣,就把它记了下来,回家后念给三弟听:

颠倒歌,唱颠倒,
十点钟,起得早。
先吃饭,后洗脸,
拿起地来扫笤帚。
吃牛奶,喝面包,
背起学校上书包。
……
考了二分笑嘻嘻,
笑嘻嘻,又留级,
老头子还上一年级……

对这有趣的《颠倒歌》,三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没学两遍,就完全学会了。他吃着饭念,玩耍时念,甚至在睡梦中,也会嘟囔一句:“老头子还上一年级……”

他并不只是念我教给他的这首《颠倒歌》,还不知从哪儿学来了另一首《颠倒歌》:

东西路,南北走,
出门碰上人咬狗,
拿起狗来砸砖头,
砖头倒咬狗一口……

他把这两首《颠倒歌》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编在一起念。越念越觉得有趣。

他可能是对自己第一次改编了别人的作品十分满意,在家里,他就不断地念给我听,念给奶奶听,念给还不懂事的四弟听。当我们听了无数遍,已经对他的这个创作失去兴趣之后,他干脆就自己跑到了大街上,去念给别人听。

很快,就有邻居家的小孩来家里报告:你家的小三在大街上念歌来,搞得好多人围着看;也有大人来家说,你家小三不是有了什么病了吧?

我们家本是个小干部家庭,平常处事都不事张扬。没想到三弟会做出这种轰动邻里的事来。妈妈赶快跑到大街上,找到了三弟。只见三弟小小的个子,却站在高处,一遍又一遍地念着他的得意之作,还用手不停地比划着动作,好象是在进行一场演出。一群小孩和老头老太太在下面围着看。妈妈赶快把他拉回了家来。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现在看来,三弟当时的这种强烈的表现欲,正是小孩子的天性使然。而我们对此的反应,实际上是扼杀了他的天性。要知道,60年代初期的社会,是相当封闭的,任何越轨的行为,都会被社会所排斥。果然,三弟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出轨的行为了。说话,也不再那么利索了。

这次在病床前,妈妈再次提到了这件事,再次念出了“老头子还上一年级……”三弟躺在病床上笑了。虽然笑得很苦涩。

60年代中期,吃饭的问题已经不是那么大了,但烧饭的问题又突出了。

我们这里不产煤,也不通铁路,因此,烧煤一直就是个大问题。到了60年代中期,县城里每家每月的煤炭供应量是30斤,根本就不够烧的。而农村,则干脆就不供应煤炭,农民只能烧庄稼的秸杆。因此,每到麦收、秋收过后,农民们都要把地里的秸杆一点不剩地全部收回家来,即使是麦茬、玉米茬,也要把它挖出来,以备烧饭之用。每当收获季节过后,地里总是被收拾得一干二净。连根杂草也找不到。

为了解决家里烧饭的困难,每到秋后落叶的季节,我和三弟、四弟都要到园艺场去捡树叶。

园艺场,是50年代中期由济南下放的知青建立起的一个农场,在我们县城东边的大沙河里,绵延有十几里地长。为了防风抗沙,农场的周围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农场里则分别栽种了苹果树、梨树及葡萄树。到了60年代中期,各种果树都已经开始结果,周围的白杨树也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到了落叶的季节,还是有不少的树叶可捡的。

每次去捡树叶,奶奶都要给我们准备午饭。一般是烙饼,是白面包皮,地瓜面作里的饼。每两张饼中间,涂上葱花和自己腌制的酱豆。放在鏊子上烙干,再从中间切开。这种烙饼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吃起来是很香的。

我们的装备更有意思:三弟和四弟是一个人一个用粗铁丝做的钎子,钎子有半米多长,拿在手里,站着就可以钎插地上的树叶。钎子的后面拴上一根长长的细绳子,绳子的末端拴上一个小木棒。我的工具是一张大耙子。这种耙子不是猪八戒用的那种耙子,而是用许多根被弄弯了的竹子编在一起的大耙子。用来搂柴禾很方便。当然还有一条大口袋,是用来装树叶的。

就这样,我们弟兄仨迎着朝阳,向园艺场进发了。

在去园艺场的路上,三弟总是走在最前面,一边用他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唱着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一边用手中的钎子钎插路边的树叶;四弟则跑前跑后,与三弟抢着钎插树叶,往往发现一片树叶,两个人的钎子就同时伸了过去,这时,三弟就只好放弃。我则扛着大耙子,背着干粮和口袋,走在最后。

园艺场里虽然落叶不少,但捡树叶的人更是不少。因此,想圆满地完成任务并非易事。

有的时候,地上的树叶很多。三弟和四弟各自舞动手中的钎子飞快地钎插着地上的树叶,不一会儿,钎子上就串上了长长的一串树叶。他们就把钎子上的树叶用手撸到后面的细绳上,拖在身后面,又去钎插新的树叶;我则忙着用手中的耙子搂地上剩下的小的、干的树叶。搂成一堆一堆的,看到搂的不少了,再把它装进大口袋里。幸运的话,半个上午就可以装满一口袋了。

有的时候,树叶很少,我们就不得不跑很远的路,去找有树叶的地方。实在不愿意跑路的时候,三弟干脆就抱着树晃,晃落一些树叶,四弟就急忙舞动钎子钎插。这时候,三弟往往着急地喊,那是我晃下来的。

到了中午,该吃饭了。我们就到园艺场的场部或队部,去找一些水来,吃从家里带来的烙饼。

最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经常可以买些苹果吃。苹果收获的季节,园艺场往往要就近处理一些苹果。这时我就会掏出几分钱来(钱是出门之前,跟奶奶要的),去买处理的落果。这些落果很便宜,我记得可能是二分钱一斤。花上五分钱,就能买几个很大的落果。只不过都是些有伤的苹果。不过不要紧,到场部的水井上,打一些水来,洗干净,剜去烂了的部位,就可以吃了。味道绝不比好苹果差多少。

记得有一次,三弟和四弟闹着非要吃好苹果不行。我咬了咬牙,掏出一毛多钱,买了三个又大又好的苹果。总算满足了他俩的愿望。要知道,这样的苹果是要一毛钱一斤的啊。可是吃着也没感觉到能比烂苹果好多少。

到了下午,该回家了。我扛着一口袋树叶,三弟替我扛着耙子,他们俩每人拖着长长的一串树叶,又迎着落日,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时的三弟和四弟,吃饱了烙饼,也吃饱了苹果,兴致勃勃地跑前跑后。有时三弟竟把长长的一串树叶,缠在自己的身上,就象是披着武装带似的,好不威风!

小时候捡树叶的经历,是我们共同的、美好的记忆。那时候,苦虽苦一些,但是,苦中,也有些甜,也有些童年的欢乐。

十七岁那年,我离开了家乡,走进了生产建设兵团;

也是十七岁那年,三弟告别了学校,下乡插队去了。

到了四弟十七岁的时候,国家的命运改变了,我们兄弟的命运也改变了。

先是大哥,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成为了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接着,三弟和四弟,成为了文革后的第二届大学生。最后,我也踏进了大学的校门,赶上了“新三届”的末班车。(参见《总算赶上了末班车》)

当我们带着各自的校徽,从四面八方回到家乡团聚时,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当我们各自走上工作岗位,面对新的人生道路时,又是何等的踌躇满志。

三弟被分配到了一个省属机关的地质队。他来信说,工作很好,很符合他走南闯北的愿望。

我分配工作后,第一次去看他。在省城他们机关门口,搭上了他们队的吉普车,一路颠簸,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了他们的地质队。兄弟相见,分外亲切。在他那弥漫着臭袜子味的集体宿舍里,我俩就着他从食堂里打来的饭菜,喝下了一斤白酒,喝得我俩酩酊大醉,足足睡了一个下午。我记得清清楚楚,那瓶酒的名字叫“蓬莱阁”,是刚刚面市的低度酒,37度。

三弟工作很认真,很能干,也很能吃苦,队里的老职工对他评价极高。没几年,他就被提拔为了地质队的副队长。是我们兄弟中的第一个副处级。

但是,三弟又确实没有当官的本事。当了副队长以后,他仍然是带着队里的职工四处跑,但从来也没想到还需要往上跑。也是没几年,他的副队长头衔就丢了,调到科研部门去搞科研去了。

搞科研正好适合他的性格,从此以后,他就埋头在科研课题之中,苦心钻研他的学问,经常会有一些科研论文,发表在他们的专业杂志上。就在他去世以后,他的同事还转给我们某专业杂志编辑部的一封来信,让他把一篇论文修改后尽快寄回,以便发表。

三弟走了,真的走了。虽然在理智上,我们知道,以三弟目前的病情,时间不会太长了。但在感情上,我们真的不能接受这种骨肉就要永远分离的现实。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我和四弟一块吃饭时,四弟还问我:“三哥这次就真的挺不过去了吗?”

但事实是无情的。三弟确实走了。他带着50年的苦乐酸甜,带着50年的骨肉之情走了。愿他在天国安息!

今天是三弟的“五七”,谨以此文,寄托二哥对三弟的哀思!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欲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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