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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七七级同学一九八二年初毕业合影。三排右二为作者。

冬日喷薄的早上

    --一九七七年岁尾私事

作者:吴国光

1.早班喇叭

印象中,那个初冬的早上阳光灿烂。这个印象也许不准确,因为心情会影响记忆的。

那天正赶上我上早班,也就是白天的正常班。骑车去厂子的路上,两旁各家机关和工厂的高音喇叭,照例在七点三十分,准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隔三十年,我现在还能准确地记得,我那天走到了什么地点,正听到喇叭里播出了那条消息。

消息说,大学要恢复考试招生。这本来是天下大学的第一通例,然而,对于我和我的同辈人来说,却成了恩从天降的稀世纶音。几分钟之后,我扎下自行车,换上破烂油污的工作服,进了轰鸣的车间。这天,我完全听不到几百台织布机的咔咔梭声,我沉浸在自己内心的轰鸣之中。

班上,我写了一首七言长诗。记这诗的那个小本,前些年我还在收拾杂物的时候看见过,现在却一时找不到了。

2.七分学星

恰满二十岁的我,早以为自己的学业到了尽头。我的高中班主任、语文老师王兆军,已经三十岁了,更是这么想。

一九六六年的夏季,王兆军行将在临沂一中高中毕业,正踌躇满志地准备报考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要做建筑工程师。一场政治风暴骤起,大学史无前例地关门大吉,他只好回家种地。后来,当了代课教师,来到那间在田野中孤零零地伫立两排房子的朱隆中学,也就是我高中求学的地方。

大学关门的时间,其实没有那么长。一九七零年,在三年的文革高潮过去之后,毛泽东发话,“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学生是从工农兵中招收,办法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群众”怎么推荐,领导按什么标准批准,我们无从得知。兆军和他高中时代最要好的同学杨文法一起,听一个瞎子算过命。那瞎子说:你们都文才很好,不过命中注定七分学星,不到十分的。他们二人的解读是:“十分学星”就是大学生,咱们这辈子上不了大学了。

我还曾经看到一丝光亮。那大约是一九七三年年初,有传言说,以后中学校长也可以推荐个别学习成绩突出的高中毕业生,直接参加大学招生考试。朱隆中学的校长姓郑,一天在校园里把我叫住。我正紧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学,明年我推荐你去考大学。在当年的形势下,听了这话虽不敢认真,但总抱几分向往。与王老师谈起来,居然师生之间会畅想到届时选择什么专业。老师当然推荐自己当年的第一志愿,还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啦。
 
那年夏天出了个张铁生。这样一来,不要说高中毕业生直接升大学了,连文化考试也差不多废了。偏偏,上级要求认真学习张铁生的事迹,学生们奉命就此作文,论述这一‘反潮流’壮举的伟大意义。我中学时代的作文,数这一篇最短、最差,二百字一页的方格稿纸,不知道怎么凑满了一页零几行。
 
以后,当农民,进工厂,尽管天天灯下苦读,但却从来没敢做过上大学的梦。我的青年时代,那是没有梦想的。能搜罗到随便一本什么书看看,已经乐趣无穷,已经梦境逍遥了。真的是随便什么书:从农家万年历,到《历代法家文选》,从村里大婶针线筐底那旧黄纸的《十世姻缘》,到干部手中为了学习所谓“马列六本书”而下发的《反杜林论》。走在路上,风刮来一张半是粪污的《参考消息》,我一定蹲下,找一根树枝拨着,两面看完。我母亲教书的那间学校的旧同事,都不奇怪,路老师家的大小子,为什么会走着走着突然蹲下,在冷风中,聚精会神地对着地面,数分钟如痴如呆。

3.不懂“汉语”

记得当时可以填报四个志愿。其实只有三个,听说最后一个志愿一定要写上“服从组织分配”,否则说明政治品质有问题,是没有被录取的希望的。我姐姐听她厂子里几个有文化的人这么说了,回家郑重其事地叮嘱我这个。
 
三个志愿的选择也太多,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应该填写什么。经过三年的农村和工厂生活,我的志趣完全聚焦到和文字相关的东西上来了。父母当然不愿意我们学文科,谁都知道那是有政治风险的。可是,他们知道我早就有很强的独立意志,也了解我这些年在文字上的努力和追求,我去学文科已经天经地义了。与同样准备报考的王老师商量,答案一样自然而现成:要么中文系,要么新闻系,反正是干写文章的行当。
 
问题是,我在报名处读遍相关材料,没有发现哪怕一个中文系在招生。新闻系有一个,是上海的复旦大学。可是,我向往北京。踌躇之下,选择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采编专业为第一志愿,复旦新闻作为第二。第三就选家乡的大学,山东大学;专业嘛,没有中文和新闻,就选哲学吧。
 
不料想,交表的时候,工作人员对我的填报发生了疑问。那是一个中年男人,他说:你不是报文科吗?北京广播学院是理科。事实上,广播学院有一些科系是理工,有一些则是文科,这‘新闻采编’当然是文科。我解释了两句,那人却不由分说,要我改一下。好不容易找出这三个志愿,再改改成什么?这般犯难之下,免不了斜眼瞅瞅别人是怎么写的。旁边几个青年男女,个个第一志愿都是北京大学。那时候,我几乎完全不懂这所那所学校的所谓好和差,但却知道北京大学是有名的。看人家那笔字,也敢报考北大,我为什么不行?没有中文和新闻专业,那就和对待山大的策略一样,选哲学了。
 
后来见到王老师,知道他报的是复旦中文、复旦新闻、和山大中文。为什么他可以报中文系呢?原来,招生资料上的专业名称,“中文”无一例外写的是“汉语言文学”。我以为那是“汉代的语言与文学”的意思,居然不懂得“汉语”就是中文。

4.向往考试

考试的那几天,赶上我上夜班。向我所在的乙班班长请假,不准。其实,那时候工作纪律不严。一边是什么“大干快上”,另一边却是常常闹电荒,八个小时的班,有一半时间干活就不错了。这倒腾出一些时间复习功课。可是,班长大约是看人读书就有气,也许觉得小青工要考大学是异想天开。这类见人读书来气的领导,我那几年见多了。对不起,只好旷工了。
 
工厂一年,是我读书较多的一年。毕竟,和农村相比,这里没有生计的忧愁和烦恼。领了那每月二十一块钱的工资,换了饭票进食堂吃饭。不像在村里的时候,为没得吃发急还不说,几个大小伙子一起过日子,更顿顿愁着怎么把粮食变成熟饭。这里,周围有文化的人也多了。一起进厂的小韩,大名跃进,喜欢交朋友,口口声声叫我“大哥”,时不时带两本比如梅林的《马克思传》这样的书给我。哪儿来的呢?他说,人家都知道我有个大哥喜欢看书,借我让我给你看的。慢慢地,我也确切知道了一些书的来源。那些与我并不相识但却赞赏我读书的同事,从家里或朋友那里搜罗来这些书,特意托小韩转借给我。我们那是个大厂,两千多人。还有一些女孩子,我即使知道了是她们帮我借的书,也因为青年男女之间的羞涩,从来没有当面向人家道谢一声,都是小韩把书拿回去还她们了。今天多半已是中年下岗职工的她们,生活也许仍然艰辛,很难想象她们会有机会读到这篇文章。远隔重洋的我,对这些善良的人有一如既往的由衷感激,希望这不会因为言语的笨拙和表达的迟到而失色吧。
 
终于,考试了。十年来中国第一次的大学入学考试开始了。能坐进考场,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机遇。坦白地说,我一生向往考试,尊重考试,热爱考试。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这样不公平的世界,考试该说是相对最公平的了。我常说,如果人生就像考试一样,那该多么美好。这决非矫情,更没有炫耀,如果你了解我们是历经多少艰难乃至绝望之后才有了参加考试的机会。
 
监考的老师似乎也很兴奋。他背着手,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在我的桌旁,他站了好长一段时间。第一场,记得好像是政治。考完出来,楼道里充塞着兴奋、疲惫、懊恼和好奇。这位老师穿过人群离去的时候,看见了我,停下来,问了一句话:报北大了吗?我回答:报了。他微笑着点点头,挟着我们的考卷走了。

5.《斯巴达克》

在焦虑中等待的日子,最难打发,也最为空虚。这时,来了个生人。
 
那天我正在上班,这人到班上找我。他高高大大,看年纪比我大一些,自我介绍叫作徐平,是我们厂子对门那家针织厂的附属学校的老师。他说是教师进修学院的钱老师要他来找我,并且邀我去拜访钱老师。
 
我有些朦里懵懂,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好意思问,徐平也不解释。我们去了,钱老师问了我一些日常读书学习的情况。听说我读书作笔记的,他要我拿一些笔记给他看看。我那些笔记,都是用一面油印了各种宣传材料的纸张的背面作的,主要是抄书,当然抄的时候有些归纳整理,也把一些自己对内容的注解或相关的想法等等写在旁边。对于古典著作,往往是整本整本的抄,一本下来就很厚,用纸捻子装订起来。那些纸张是各处凑的,规格先不整齐;纸的质量很差,油印水平也差,油墨往往都渗到背面也就是我写字的这面了。反正这些笔记甚不美观,我也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捡了外观稍好一点的几本呈上。

当时的谈话情景和内容,现在都忘记了,脑海中只有一个镜头十分清晰:有一天,钱老师很兴奋,哆哆嗦嗦地(他的右臂有些不便,动作的时候给人这个感觉),打开书桌脚橱的锁,从最底层抽出一本书来,向我们展示他细心收藏的宝贝。书名叫做《斯巴达克斯》。我现在手头有这书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本,但那个时候,除了《青年近卫军》、《铁流》和几本高尔基等苏联文学作品之外,我几乎没有读过外国小说。很想读它,但不好意思张口。钱老师接着就把它锁好了。

至于钱老师对我的笔记是什么看法,那是后来我从父母口中知道的。认识钱老师之后,直到后来好多年,他都是我的好朋友,也常到我父母那里做客。父母转述,钱老师看到我连带注释一并抄了整本《李贺诗集》的那本笔记上,对书上的一条注释提了点儿不同的看法,他很赞赏,认为这年轻人“不简单”。至于那是条什么注释什么意见,父母说不上所以然来。而我的所有那些笔记,包括至少有一麻袋的剪报,是剪贴在一本一本的《红旗》杂志上的有关国际知识、科学知识、历史知识之类的东西,在父母多次搬家过程中,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钱老师叫钱勤来,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九六五届毕业生。

6.长河浪花

当时钱老师应该告诉了我,他刚刚参加了高考语文阅卷回来。但是,他不谈阅卷的情况。为什么托徐平找我?他说是听说了这么个年轻人。
 
我有位好朋友,朱瑞玺,是纯粹的农民子弟,高中比我高一级,但比我大不少岁,那时已经师范毕业在县城的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了。我也常到他那里借书,毕竟有个中学图书馆做依靠。这天,在他们校园里,一见到我,他就兴奋地说:今年高考的作文,水平真棒。原来,据说是全省第一名的作文,已经传出来了,他有抄的一份。我说,你拿给我看看。他迫不及待,一边走一边说:我都背下来了,先背开头给你听听。
 
“历史的长河,有多少翻涌的浪花……”
 
“这是我写的呀!”不等他第二句出口,我就跳了起来。他停住脚步,侧过脸来,惊讶而认真地看着我:“真的?”
 
我接着背了第二句,问他:“是这样的嘛?”
 
我们两个几乎要欢呼起来。
 
兴奋冲昏了头脑,接下来的事情我就不大记得清楚了。等到发榜之后,钱老师告诉了我们一些语文阅卷的内情。他说,我那篇作文写得那么长,有阅卷老师怀疑我是不是事先朦对了题,准备好了这篇《难忘的一天》的现成文章。可是,老师们发现了我试卷草纸上涂抹的提纲,这就可以排除疑问了。而且,作文之外的解词、古文翻译等题目,据钱老师说,我的回答比标准答案还详细许多,看得出有些基本功。他们打算给这份语文试卷九十八分,斟酌之后,怕分数给高了,连带让人认为全省语文判卷给分偏高,不如减两分,于是给了九十六分。
 
这些事情,也许不该我来转述。说实话,我这个人常被讥评为“骄傲”,但却从不自满,最看不上“得意”二字。那个年代,没有“高考状元”这一说,我也不是“高考状元”。一篇时文,起承转合,正好对了阅卷老师们的法眼,是我的运气。今年夏天,回乡探望卧病的老父,一位中学老同学请吃饭,座中有位原不认识的朋友,也是那年一起参加高考的,现任我当年考场所在那所中学的校长。为了是我,他给面子来吃饭,一见面先说:“你那篇文章,现在看没什么了,当年还真是不凡。” 我感谢他那后半句的好意,更感谢他那前半句的实话。

7.读书人生

其实,把高考成功看的多么得意和了不起,多是如今浮躁、势利人心的反映。我们那个时代,毕竟还朴实。即使从困苦中一下子考上大学,按我乡下大爷(当地这样称呼伯伯)的话说,就是从此只住楼房了,那周围人们对你的关注,也还多是有关那孩子是如何学习的。比如说,厂子里开始传言我会背《新华字典》和《汉语成语词典》,大约就认为这是我的学习秘方。说来惭愧,《新华字典》里很多字,我至今不认识;从这篇文章里,也看得出,至少今天的我,不爱使用成语。考试不是人生,人生比考试艰难、复杂得多。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我有机会到中外多所著名大学读书,学位也念了几个,可是,到今日知天命之年,就人生而言,还不是照样成绩平平?

但是,我爱读书。这一点,既不必吹嘘,也无需谦虚,就是人的一个特点罢了。当然不是坏的特点。一个不给人读书机会的社会,是荒谬的;一个让人无心读书的社会,是堕落的。

一切揭晓的那天,我正巧也是在图书馆里。县图书馆很小,我搞不到借书证,但报纸杂志是开放阅览的。隔一段时间,我总会来看看那时还为数极少的几份文学刊物。忽然,杨文法老师来了。我以为正巧遇上他呢,可他说,我到你家里去了,你妈说你到这里来了。有什么事吗?我问他。他把我拖出阅览室,一出门就低声、紧张而又兴奋地告诉我:“你考上北大新闻系了!”

我一愣:“不可能吧?我没有报,再说也没见北大新闻系在山东有招生名额呀”

杨老师说:“不会错。我刚从教育局来,他们的人今天到济南拿录取名单去了,到那先打电话回来说的。”

我忙问:“王老师呢?”

“他上了复旦中文系。我们现在告诉他去。”

王兆军那时调到了县东几十里地的俄庄公社做秘书。杨老师和我一路疾踏自行车,记得最后是辗转在田野里找到了王老师。我们一行三人马上回城,直奔县教育局。

已经是接近下班时间了,县教育局的小院里聚集了不少人,都是等候录取通知书的。局里的崔西品老师,认识王老师,也认识我——我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正在我父母任教的学校当校工呢。他把我们让到一间僻静的办公室里,说晚上去他家吃饭,就赶着出去说服聚集的人群离去。通知书不可能这样直接发到个人手里,那要通过单位下发。

等人散尽了,崔老师进的屋来,一脸喜气,恭喜王老师和我。我们都有些局促,对自己的命运并没有把握。终于,崔老师打开了一个大纸袋,捡出两张录取通知书给我们看。白纸黑字,我那一张上写着,我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闻专业普通班录取。

我不明白“普通班”是什么意思,心里有些打鼓。当然,后来明白了,就是不是“进修班”的意思。我也不明白,至今还不明白,我是怎样被超越志愿地录取到中文系新闻专业的。那年,山东还有潍坊的王广新同学,也进了北大新闻专业,成为我们班的老大哥。不管有多少不明白,那最最重要的东西,现在反正是明明白白了:我终于有了专心读书的机会。

8.夜行列车

第二天,当厂办公室通知我去一趟的时候,我知道,那张纸已经通过正式渠道送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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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山东临沂棉纺织厂一九七七年高考后即将上大学的部分青年与厂领导合影。前排右一为作者。

我们厂那年考上十一个大学生。不过,直到二月中旬,我们都还在厂里照常上班。我在织布车间的纬纱室,职责是帮女工们把成袋的纬纱穗子倒进她们的小车,然后她们就推着车子游走在一列列的织布机之间,把纬纱装到机上。我这是极简单的工作,就是用点儿力气。进厂的时候,大家都争学技术工种,这件活儿,可以说是全车间最低劣的工种,没人想干。分到我,就是我吧,好处是没事的时候随时可以看书。班长会不时进纬纱室扫一眼,看我在读书,脸上不快。可是,换纬工们不来装纱的时候,这位倒纱工,惯例不是睡觉,就是不知到哪儿遛去了,我却老老实实守在这里,睁大两只眼睛,他还能说什么?

那几天,班长不到纬纱室来了。来的经常是一些不认识的人,三三两两,在门口往里看一眼,就跑了。师兄弟们告诉我,那些人是来看看这个念书人什么样的。

家里面,许多亲戚、朋友、邻居、同学、同事,也这样来看看。这同事,包括父亲的同事、母亲的同事、姐姐的同事。我自己的同事倒不算多,因为我在这间工厂刚刚一年。我插队村子里的老乡来的不多,进趟县城对于他们来说是件天大的事情。来了就要留他们吃饭,母亲极忙,还要为我置办行装。没有合适的箱子,父母决定把他们结婚时置办的一件柳条包给我带上。已经用了大约二十五年的这件行李,烟熏日晒,外观不大看得出本来的乳白色了。在正月的酷寒中,姐姐用自行车驮它到沂河边,里里外外洗刷了一遍。一套被褥装进去,也就差不多满了。

这已经是一九七八年了。二月二十六日午后,父亲、二舅和我一起上路,坐五个小时的长途客运汽车,来到京沪线上的古城兖州。接近半夜时分,我告别父亲和舅舅,登上了来自上海的过路列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车上没有空座,一夜站到天津。大站卸客多,我可以坐下了。应该打个瞌睡,可是,我没有睡意,在朦胧的晨曦中努力观察两侧急速展开的景观。清晨,列车抵达北京站。二十七日八点八分,当我走出车站的时候,空气清寒,人声鼎沸,一轮金红的太阳,刚刚在最后的冬天里喷薄而出。

三十年后,二000七年十二月初
于太平洋另岸,桴浮书屋

感谢作者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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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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