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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爷爷、奶奶和四弟

 

 

 

恐惧
 
---作者:魏灿
 
    我有一个奶奶,那是一个白白胖胖,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奶奶挺爱笑,到现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她笑的模样:一双大大的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细的缝;一张不大的嘴也咧成了一条不宽的缝,看不到牙齿,咧开的嘴角向上翘翘着。
 
    三年困难时期,奶奶做的饭总是分为三种,好的,是爷爷的,中等的,是我和弟弟的,最差的,则是她自己的。吃饭时,她总是让我们坐在饭桌前,而她,则端着自己的碗扭着身子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吃。我知道,她的那个碗里,不过是一些煮过的地瓜秧或者是蒸过的棉籽壳。那时候,爸爸妈妈都在机关上吃住,不常回家。但是,这个秘密最终还是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就劝奶奶:婶子,你不能这样对待自己。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起码也要和孩子们一样吃。奶奶则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他爷爷要挣退休金,孩子们要长身体,我一个老婆子,没什么用,有点吃的就行了。妈妈多次劝说也不见成效,她做的饭依然分成三样。就这样,熬过了那三年最困难的岁月。
 
    奶奶最疼爱的就是我了。有什么好吃好穿好玩的东西,她总要给我留着。一般来说,弟弟们有的,我一定有,但我有的,弟弟们不一定得的到。听妈妈说,有一次奶奶和爷爷吵了架,倔强的爷爷一气之下,非要和奶奶离婚。妈妈怎么劝也没有用。眼看真的要离了,奶奶哭得和泪人似的,对妈妈说:文华,你爹真要和我离婚,我也没有办法。离的话,你就把小灿(也就是我)给我吧,俺娘俩过。当然,婚最终还是没有离成,不然的话,我就要少了一个最疼爱我的奶奶,奶奶也就会失去一个她最疼爱的孙子。
 
    小的时候,总觉得奶奶是我最亲最亲的奶奶。随着年龄不断长大,我发现这里面有点不大对头——别人的妈妈都叫奶奶“娘”,我妈妈(还有爸爸)怎么叫奶奶“婶子”?还有,爷爷已经是70岁的人了,可奶奶好象还不到50岁,并且还显得那么年轻、漂亮?这件事,越想越觉得蹊跷,可也不敢问,只好闷在心里。 
 
    谜底是逐渐揭开的——
 
    先是在“四清”后期,我听见妈妈对爸爸嘟囔:组织生活会上,不少同志给妈妈提意见,说妈妈的阶级立场不坚定,给自己的公公找了个地主婆做老伴。不对呀,我家的家庭成分明明是贫农,怎么奶奶她倒成了地主婆?难道她和我们不一样,难道她不是我的亲奶奶?
 
    后来,还是奶奶亲自为我揭开的谜底——
 
    那是1966年夏天,火热的红八月。街道上到处都是破四旧的人流。不时有一队队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分子被红卫兵们押着游街示众。我的情绪也极度亢奋,跟着红卫兵们到处去看抄家、游街、烧东西、扒牌坊。但是,回到家来,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奶奶坐在床边哭哭啼啼,爷爷站在一旁劝她:你一个老婆子有什么事,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嘛。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十几天,最后,爷爷也懒得理她了,只剩下奶奶一个人在那阴暗的角落里想自己的心事。
 
    终于有一天,奶奶把正要出去玩的我叫住了:
 
    “小灿,你别出去了,奶奶有个事给你说。”
 
    “什么事?”我不情愿地跟着她到了里间屋里。
 
    “我不是你亲奶奶”
 
    果然被我猜中了。我沮丧地听着同样沮丧的奶奶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原来,奶奶家是她们那个乡里有名的大地主。婆家和娘家也是门当户对。婚后的十几年,虽然她一直没有生育,但日子过得倒也和顺。没想到土改来了,不但她娘家婆家的土地、房产全被没收了,她的公公、丈夫也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她娘家爹妈死得稍早一些,躲过了斗争会。)。农会把她家扫地出门,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她只好与年迈的婆婆在野地里搭了个简陋的窝棚,靠串村要饭为生。没过一年,婆婆就也死了。征得农会的同意,她才出来给人当保姆。我的亲奶奶早就去世了。爷爷一辈子穷愁潦倒,日子实在没法过下去,年近50的他只好参加了革命,跟着八路军打游击。解放了,进城了,虽然儿子成了家,但他老人家还是独身一人在机关宿舍里混。妈妈嫁过来之后,感觉到爷爷单身一人挺不容易的,就想给公公找个老伴。她看中了在同事家做保姆的奶奶,觉得这个人干净、和善、有教养,就从中促成了这门亲事。奶奶是我出生那年嫁到我家的,当时社会还是相当封闭,年轻的儿媳妇主动给自己的公公找老伴是件挺稀罕的事,因此一时在县直机关干部中被传为美谈。
 
    前不久,奶奶去街上买菜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了一个她十分熟悉又十分难忘的身影——她们村里当年的农会主席,正站路边上和街道干部在说着什么,十分激动的样子。奶奶觉得既然是老家的人起码也应该上前去打个招呼。快走到跟前时,好象听到那位农会主席正在大声说着自己的名字,她稍微犹豫了一下。这时,身旁正好有一队黑五类分子被红卫兵押着走了过来。她突然想:不会是来抓我回村批斗的吧,就急忙躲在了一边。她看到黑五类队伍里,有几个比她年纪还大的老太太,她们被五花大绑,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一边踮着小脚往前走,一边忍受着路旁人们的踢打。公公和丈夫斗争会上被打死的情景突然就跳进了她的脑海里,她不敢再看下去了,急急忙忙地回了家。
 
    惊慌失措的奶奶回到家,就把她看到、听到、想到的事一古脑儿全告诉了爷爷。她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着说:我这次去了恐怕就回不来了。你也别再找我了,把我忘了吧。爷爷一听也懵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想了一下说,你现在不是那个地主的老婆了,你是我的老婆嘛!突然,爷爷好象想到什么,理直气壮地说,你是我老婆嘛。到革命退休老干部家来抓人,我看他谁敢?话虽然说得很硬气,但却明显的底气不足。奶奶当然并不相信只凭爷爷革命退休老干部的身份,就能让她躲过这次灭顶之灾,照样哭哭啼啼。爷爷只好用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是革命退休老干部的家属等理由来宽她的心。也就是我前一阵子回家后看到的那一幕。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到家里来抓人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爷爷开始怀疑奶奶那天是不是看错了,听错了?也许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也就懒得再搭理奶奶了。可是,奶奶的心事老是放不下,整天哭丧着脸想找爷爷说说,可是看到爷爷那付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只好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哭啼啼地想自己的心事。越想越觉得可怕,越想越想找个人说说,憋了5、6天,实在憋不住了,这不,找我来了。
 
    我如同五雷轰顶,呆住了。不仅我原来的猜想被证实了,还有更可怕的后果——万一人家真的把奶奶五花大绑地从我家抓走,我还怎么能在同学们中间混?今后还怎么抬得起头来?
 
    虽然这种后果很可怕,但眼前的奶奶更需要应付,何况我是奶奶最疼爱的孙子?我呆呆地听奶奶讲完了她的心事,支支吾吾说了一些连我也不怎么相信的话,安慰那可怜的奶奶,出去玩耍的心早就没有了。我这才知道这文化大革命原来并不仅仅是抄家、游街、烧东西、扒牌坊的狂欢,还有被抄家、被批斗、被游街的屈辱。
 
    接下来的几天里,奶奶几乎每天都要向我倾诉她的担忧、她的恐惧。我娘俩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悄悄地交流着各自对这件事的看法。我认为,既然这么多天都没发生什么事,可能就没有事了,奶奶她完全可以丢掉这个思想包袱,该干什么干什么。奶奶则不这么想,她琢磨着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完,比她年纪大的老太太都被游街批斗了,不可能放过她。现在不抓她,不等于以后不抓她,说不定哪一天,村里的那些人肯定会把她揪回去批斗的。奶奶这种固执的想法让我渐渐地失去了耐心,开始千方百计地躲着她了。
 
    最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秋凉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造反派们逐渐崛起,走资派成了斗争的目标,而前一段被游街、被批斗的黑五类,渐渐地就没人过问了。奶奶那颗悬着的心也就渐渐地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接下来的两年里,先是造反,造当权派的反。我的爸爸、妈妈虽然连个芝麻大的官也算不上,但还都是个小小的当权派,因此,也都先后被短时间批斗过;后来,就是打派仗。我县分为三派,三派之间交叉着打,先是拳头、口水,然后是砖瓦、棍棒,最后就是真刀真枪了。这两年里,奶奶也曾为爸爸、妈妈担惊,也曾为流弹不长眼睛受怕,但总算不用再为自己可能被揪斗而惶惶不可终日。
 
    等到派仗打完了,一切都安定下来了,清理阶级队伍也就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各地区、各单位纷纷办起了学习班,把那些历史上有各种各样污点的人集中起来,清查他们的历史问题。随着“清队”的不断升级,各种各样的自杀消息不断传来,昨天,这个学习班上有人上吊自杀了,今天,那个学习班上有人跳井身亡了。那些身上有各种各样历史污点的可怜的人,实在忍受不了无休无止的逼供、批斗,只好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来结束这种摆脱不掉的屈辱。
 
    奶奶的那根神经又被触动了。娘家、婆家都是有名的大地主,公公、前夫又都是土改中被杀的,这样的“历史问题”让那些为一点点小小的历史污点而自杀的人相形见绌。看来,虽然上次“破四旧”能侥幸躲过去,这次“清队”可真是在劫难逃了。
 
    奶奶又陷入了就要被揪斗的恐惧之中。她又开始找爷爷絮叨她的问题。这次,爷爷只劝了她两天,其耐心就丧失殆尽,再也不理她了。奶奶只好把求助的目标指向了我,与我探讨形势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但在她看来,无论什么可能性,最终她都会被拉到万人大会上去批斗,落得个和她公公、前夫一样的下场。越想越可怕,她简直要崩溃了。我一开始,还耐心地劝她,不会像你想的那个样,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的。但是,无论怎么劝说,总是扭转不了她那顽固的想法。我也渐渐地失去了耐心,开始躲着她了。气得从不骂人的奶奶开始骂人了:你这个没良心的!
 
    连自己最疼爱的孙子都那么没良心,指望不上了,奶奶的失望就可想而知了。没办法,奶奶又想到了也是她疼爱的孙子之一——我三弟。三弟那时10岁才出头,脾气又比较温和。于是,三弟就代替了我,开始承担起了无休无止地与奶奶探讨这件事最终结果的重任。10岁才出头的小孩子能懂得什么(这话显得特别没良心,当年奶奶第一次告诉我真相时,我也不过是这个年纪。),三弟只好一边听奶奶自说自话,一边想办法说一些连他也不一定明白的劝说的话。看到他娘俩就像当年的我娘俩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悄悄地交流着各自对这件事的看法,我如释重负——终于不用再绞尽脑汁搜集各种词汇去安慰那可怜的奶奶了。
 
    没想到的是,我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终于导致了更加可怕的后果:奶奶想,既然早晚都要被批斗,与其这样提心吊胆地受煎熬,倒不如早早地了结来得痛快。于是她决定要向街道干部去自首了。当三弟将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诉我之后,我又一次如同五雷轰顶。我先告诉了爷爷让他劝住奶奶,又急忙跑到机关上,把妈妈叫回了家。妈妈堵住门,坚决不让奶奶跨出家门一步,并且严肃地告诉她:你现在是否会被批斗,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且在妈妈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但如果你真的去自首,自己把这件事掀出来,那么,被批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不可能的事也会变成真的了。这样的话,不仅你自己会遭殃,全家也都会跟你一样全完了。在全家人连吓唬加安慰的攻势下,奶奶不得不放弃了自首的想法,决定为了全家,继续忍受这种提心吊胆的煎熬。一场危机终于化解了。
 
    从此以后,奶奶就变得更加敏感,她经常坐在门里,虚掩着家门,坚起耳朵来听外面的动静。邻居们的一举一动,她都听得真真切切。她要从邻居们的语言、举动中,判断自己是不是到了最后的时刻,她已经下定了决心,真要到了最后的时刻,她就自我了断,绝不能让人家活着把她绑出家门。她决心这样做,既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也是为了我们全家的名誉不受损害。
 
    她突然对街道上的居民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她认为,能被允许参加居民会,就说明她还被认为是自己人,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如果不让参加居民会,就说明她已经被从自己人中开除出去了,那就危险了。可是,街道上的居民会,哪有那么认真?开会的时候,有时,会通知她参加,有时,可能就忘了通知她。因此,奶奶的情绪也就随着能否参加居民会而大起大落——没有被通知去参加居民会,奶奶就会疑神疑鬼,情绪极度低落;被通知去参加居民会,奶奶就更加提心吊胆——是仅仅开个会呢?还是在会上被揪出来批斗?——如果到了会上才被揪出来,那可连自我了断也来不及了。直到开完会,她那颗悬了半天的心才算放了下来,欢天喜地地回家来。但是,没过几天,她又会为下一次居民会而大伤脑筋了。
 
    终于有一天,居民小组长又来通知开会了。那位胖胖的小组长奶奶进门就说:“大哥,街道上让我通知你明天去开会。”奶奶以为是听错了,怎么,不是让我这老婆子去开会,而是让老头子去开会?爷爷也以为是听错了,退休这十多年,除了原单位的领导过年过节时来家里看看,还从没有谁让他去开过什么会呢。当确认了是让爷爷去开会后,奶奶的情绪又突然低落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她晚上不免又是一阵子猜疑。
 
    没想到,第二天从会场上回来,爷爷的情绪一落千丈,几乎和奶奶一样了。原来,20年代,爷爷因为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曾经在军阀队伍里当过几个月的兵。这件事在审干时他都如实交代了,档案里当然也就留下了记录。这次“清队”凡是历史上有污点的都要清查,爷爷当然也就在劫难逃了。想到自己革命了十几年,都抵不过军阀队伍里那几个月的兵,照样要被清查,爷爷就更加悔恨交加。他后悔自己当时那么没志气,吃不上饭又能怎么着,为什么非要去当那几个月的兵?现在终于被清查了,今后还有什么脸面出门?还自称什么革命退休老干部?呸,什么都不是!
 
    妈妈听说了,慌忙找街道干部去问是怎么回事。街道干部和妈妈都很熟悉,他们告诉妈妈,这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只要爷爷再交待一遍就行了,不会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了。他们让妈妈回家去告诉爷爷,千万不要想不开。妈妈回到家来,就按照街道干部的吩咐,劝爷爷千万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千万不要想不开。奶奶看到当家的出了这么大的事,也顾不上自己的“问题”了,和妈妈一起劝开了爷爷。她更担心的是,万一老头子出了什么事,剩下她一个孤老婆子该怎么办?
 
    爷爷连续参加了几次街道上的会之后,问题就算是查清了。街道干部告诉爷爷:“大爷,你没什么事了,回去后千万不要想不开,你还是我们的老革命嘛。”可是,爷爷再也不想自己是什么老革命了,他本来心胸就不大,胆子更小,经过这次变故,他很快就病倒了,久治不愈,在我去兵团后不到半年,爷爷就去世了。
 
    奶奶在这次爷爷出事后,竭尽全力地劝说爷爷,伺候生病的爷爷。忙乱之中,倒把自己的“问题”给放下了。等到爷爷的丧事办完了,奶奶的“心事”就又浮出了水面——爷爷因为这么点事就被整得五荤六素,自己那么大的“问题”还能逃得过去?于是又进入了一轮新的循环——猜疑、敏感,时刻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批斗。不过,这时候,她的倾诉对象又变了——爷爷已经不在了,我去了兵团,三弟也要下农村了(他没下农村的时候,就受不了奶奶的絮叨了,开始躲着奶奶。)只剩下10岁刚出头的四弟,还能听她倾诉自己的担心。
 
    妈妈说,奶奶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问题了,而是成了一种病,一种因为恐惧而产生的病。这种病,没法治,除非社会环境有了根本的转变。
 
    奶奶就在这种病态中,等待着社会环境的根本转变。只有到了那时,久违的笑容才会重新浮现在她的脸上。
 
    当然,她等到了。

 

后记:

稿件是我前年写的一篇博客文章,记述的是我少年时的亲身经历。当年我家住在山东省单县城关公社东关街。文中我的奶奶姓孟,她老人家于1981年农历正月十五早晨去世。那时,文革已经过去5年了,而我也已经是大学2年级的学生了。所以,稿件的结尾我写道“当然,她等到了。”

编者和作者:

编者:我很希望有一张奶奶的照片。

作者:很对不起,奶奶一生中就是不愿意照相,在我的记忆中,有好几次要照全家福,奶奶都拒绝了,可能她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个比较幸福的家庭中的一员。只有一次,我拿了一个120的相机,给奶奶、爷爷和四弟照了一张相,是在我家的枣树下照的。但因年代久远,也不知能不能找得到。如果能找到,我一定给您发过去。

编者:我在等着。

作者:我经过翻箱倒柜的一番努力,终于找到了奶奶那唯一的一张照片,又修理了早已弃之不用的扫描仪,把照片转换成了数字模式,因此,晚了两天,才将照片传给您(见附件)。照片可能是拍摄于1968年或者是1969年,扫描之后,才发现拍的太不清楚了,但能看到在照片中奶奶是笑着的,也就是我记忆中奶奶笑的模样。

关于奶奶的家乡,以前我只知道她是单县东南乡的人,具体是什么村庄不清楚。刚才问了我今年已经80岁的妈妈,妈妈告诉了奶奶的娘家可能是叫孟花园子。由于解放后奶奶的娘家已经没有亲人了,所以从来也没和她娘家有过什么联系。我通过谷歌地图查了一下,在单县东南杨楼镇旁靠近黄河故道的地方,有一个村庄叫孟花园,这里可能就是奶奶的娘家。

编者:谢谢了。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欲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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