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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的山东人后代,知名度很高者甚多,林青霞即为其中之一,1988年,林青霞与秦汉在台北留影。资料图片

渡海记

--作者:刘永峰

如今,孙茂亭老人的家,在青岛兰山脚下,是一幢新建不久的砖瓦房。堂屋宽敞,高阔的院门在村里显得很是气派。每年夏天,庭院里石榴花都开得很艳,门前流淌着一条清清的小溪,一抬头便是郁郁葱葱的山峦环翠。

孙茂亭在这里出生、成长,后来又娶妻生子……如今他已近耄耋之年,但在这一辈子的大半时间里,孙茂亭却不曾享受过家乡的景色。

在讲起他的故事的时候,孙茂亭对半个世纪之前的事情记得依然真切。“那是1949年阴历的五月初六”,他说。那天早上,为了在太阳出来之前给地里的土豆浇水,他起了个大早。4岁的儿子还在炕上熟睡,已怀孕八个月的妻子递过来稀粥,孙茂亭急忙接了,一边喝,一边叮嘱她注意身子。匆匆忙忙吃完早饭后,妻子把草帽给他戴在头上,说待会儿早点回来,午饭吃高粱面面条,下出来不能放。他答应着:“知道了”。便出了家门,闷头往村外的地里走去。

孙茂亭说:“我没想到这是我留给媳妇儿的最后一句话。”他更没想到,这一出门,再回到家时,转眼就是四十年。

青岛大撤退

1948年底,在东北、华北的大片战场上,形势对国民党愈来愈不利。1949年初的时候,整个山东全境,大部分已经解放。只有青岛、长山列岛、即墨在美军第七舰队的羽翼下,仅靠着海上交通维持存在,但青岛也被解放军重兵包围。

当时,尽管蒋介石一直坚信凭借美军的帮助,还有扭转战局的希望,因而迟迟不肯放弃青岛这座反攻的桥梁。但是,美国海军并没有采纳接管青岛的建议,并在年初就开始陆续撤离、移驻海上。此时驻守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内部,早已是顾虑重重,人心涣散,士气消沉。他们知道青岛已是孤掌难鸣,解放军一旦进攻,他们必将成为瓮中之鳖,无路可逃。

与此同时,撤离的准备也早在谋划之中了。1949年2月起,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物资供应局青岛办事处即开始将大量物资从青岛转运台湾,并将部分人员撤离到台湾,在高雄设立办事处,接收这些物资。在2月10日制定的《青岛地区军眷物资疏运计划》中,记载到:疏运的眷属包括三十二军、五十军、十七兵团等国民党部队和国民党青岛市政府、招商局等机关的家眷万余人;转运物资包括布匹、盐、器材、弹药等近万吨,通过海苏号、通安号、永兴号等轮船疏运到福州和上海。另外,青岛第十一绥靖区后防勤务各单位(包括补给兵站粮库、弹药库、器材库、医院、运输单位等)及其他汽车厂、被服厂、银行仓库等,都全部撤走,不让一个留下来。

在1949这样的年份,文字记载中处处透出兵荒马乱的气息,再缜密的撤离计划,也都沾染了混乱、慌张的时代氛围。日益紧张的局势首先在上层人士中引起了恐慌,当时报纸称:“南行飞机、商船均已满员。登记南迁者已至12月之期。”据2月底的《大公报》记载:“国军从济南、烟台败退,青岛富豪纷纷携眷南迁,目前,已达三千名。”青岛绥靖区司令刘安琪在制定撤离计划时,本预先为国民党山东政府、青岛市政府的官员,国民党国大代表、大学校长、教务长等公职人员安排了舱位,但总有些心急如焚的官员提前离开,当时的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某某局长业已南逃的消息。

撤退的重头当然是驻守的部队。青岛是国民党第十一绥靖区驻地,绥靖区司令刘安琪所指挥的部队有第三十二军和第十九师,及两个保安旅,一个山东警备旅改编的部队,号称十万兵力,其中多是山东子弟。其真实人数也就九万,而且这些部队在累计的战斗中也多有伤亡,据统计,仅青即一战就损失七八千人。于是,在撤退之前,刘安琪又不得不急忙在青岛附近强行抓丁,以补充兵源。

那天早上,孙茂亭紧赶慢赶还是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到了地里,土豆苗已有些晒蔫了。他忙开渠放水,突然听到前面一阵嘈乱。孙茂亭抬头一看,发现是国民党在抓兵!前几天他也听到些消息,许多人还说这儿山里太偏僻,抓兵的不会找到这里,没想到今天竟遇上了。孙茂亭吓坏了,忙趴在地里,可那些土豆苗太矮,根本遮不住他的身体。就在为寻找藏身之处而慌忙四望的时候,他发现,不远处的国民党军已经朝着他奔过来了……

中午,妻子做好了午饭,还在焦急等着丈夫回来,但孙茂亭却已被押着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这一去,生死未卜,却连跟父母妻子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不久,孙茂亭就被送到了在青岛港停靠的军船上,这时,船上已经挤满了人,像他一样的刚被抓来的人。周云亭,夏庄镇人,为了躲避抓兵跑到山上已藏了七天七夜,直到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想跑下山准备回家看看,就在半路上被国民党带走了。范中三,黄岛人,国民党抓兵时,哥哥范春旺的名字早已上了村公所的花名册,哥哥一遍遍地跑出去躲避,地也荒了,妻儿也没有吃的,眼看就要家破人亡,母亲拿定主意,让年幼的他顶了哥哥的名字,扛着铺盖到村公所报到去了……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我们再也无法知道名字的人,也被送到船上。据史料记载,青岛撤退前,刘安琪新增加的兵员有三万人之多。

据当年参与过青岛撤退的国民党军官叶如松回忆:船上强抓来的壮丁,听说要坐船到台湾去,都不愿意,纷纷逃跑。最惨的是,有的人逃掉的又被抓回来,为了恐吓未逃的人,便拿几个来枪毙。也有不怕死的,这里在枪毙,那里仍是继续逃,真是抓不胜抓,没办法,只好将这些新兵的手都拴起来,一个连一个。

一路辗转

1949年6月1日晚,青岛港内,载满着军人、眷属、公职人员、学生、地主、商人等各类避难者的大船开始启碇开行。海面上,星月的光影与船舰的灯火交织辉映,海天连成一片,肉眼很难辨清海面上船只的移动。当时,解放军缺乏现代化装备,难于判明海面的实情,借着夜色的掩护,一艘艘轮船陆续安全地驶出了胶州湾口。

那一晚,26岁的孙茂亭,40岁的周云亭,16岁的范春旺与陆上的家乡渐渐远离了。对绝大数人来说,他们在其父母、兄弟姐妹甚或儿女脑海里的模样,也就永远停止在26岁、40岁、16岁时的样子了。就在这个夜晚,十万山东人,离开了他们所牵念的故土,惜别了他们甚至未曾道别过的亲眷,从此随着海浪漂泊,前途未卜。

经过三天三夜的航行,由青岛撤出来的船只陆续到达了台湾基隆港,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次极为痛苦的远行,拥挤不堪的船上缺少水和食物,人们背靠背地坐着,动也不能动,何况睡觉?大人喊、小孩哭,当轮船终于进港的时候,人们才稍微兴奋了一下。但对于满船的官兵来说,这并不是终点。

刘安琪的十万军队,停驻在基隆港内,几天后,他们等来了下一步的命令。当时,蒋介石已经作了向海南岛撤退的打算,因此需要大军镇守湛江,以掩护大陆部队的总退却,同时为牵制海南五指山共产党根据地力量的向外扩张,榆林港也急需部署军队。于是,蒋介石命令,第三十二军主力调往雷州半岛的湛江港,部分驻海口市,其余第十九师两个保安旅、山东警备旅,以及绥靖区司令部则驻守榆林港。

一起从山东撤出来的十万国民党军,在基隆被分散了,轮船载着他们又分别向着不同的目的地驶去。随着大陆局势的急转直下,一个多月之后,海南、湛江的部队,紧急北上驰援广州。接着,广州失守后,他们又统统撤到海南。

“国民党把海南当成了他们最后固守的阵地,在这里屯集了大批的人马。”孙茂亭回忆说,“里面有不少是临时抓来的老百姓,像我们这样的连枪口都不知道应该对哪儿的农民也被编进了正规军。” 当时在海南岛,由于水土不服,吃的又供不上,许多北方兵到了这里便一病不起,被扔在半道上自生自灭。这些惨景把孙茂亭吓坏了。孙茂亭听说海南岛也守不住了,军队要全部撤往台湾,他当时便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也要在到台湾之前逃出来。”

终于,孙茂亭瞅了个混乱的机会逃了出来。但由于地形不熟,东逃西窜最后还是被抓了回去。为了惩罚,便让他到伙房里去干杂活,最后,他一路上挑着锅碗瓢盆跟着部队到了台湾。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因为几个月前跟他们一块从青岛过来的老乡、战友们,在不停的进退辗转中,在战火、伤病、饥饿的折磨中,已有三万人死亡或不知下落。

外省人

在1949年,孙茂亭行走过的路线所代表的正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次大迁徙的轨迹。他们的出发地也许不同,或是青岛、上海、或是广州、香港,但目的地都是台湾。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这一年及以后的几年中,跟随蒋介石渡海赴台的军民,大约有150万人左右,而加上光复以来自大陆来台湾的居民,前后就有2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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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人仅是台湾外省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更多的来自福建、浙江,以及其他地方。图为约1953年,一批留越的台湾国民党军军人和眷属抵达高雄后进行登记。这批留越军人是白崇禧部队的残余部属,1949年10月以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追击下撤退到越南富国岛,他们在富国岛停滞三年余,许多人在当地娶妻生子。1953年5月至7月间,富国岛的军人与其眷属分乘21艘登陆艇和船只,分七批前往台湾。资料图片

在这些因为战事、政局变动的缘故而被历史裹挟着流散向台湾的200万人中,原本若以职业言,他们是政府官员、军人、学者、商贾、学生,若以籍贯言,他们则是江苏人、浙江人、山东人、湖南人、四川人……但自从踏上台湾岛后,这些区分再不是主要的,一个共同的身份标志将他们涵纳入一个新的族群,他们都是“外省人”。资料记载,日本撤离时,台湾的人口大约600多万,而新来的“外省人”的人数几乎是岛上人口的三分之一。

如此众多的在社会经验与经济经验上都跟本省人有很大不同的外省人口的加入,对台湾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这批外省移民普遍有较高的教育水准和工作经验,这些平民人口中的大约三分之二“为具有特别技术专业或行政训练的青年男子,其中若干并携有为数可观的资金”。经济上,人口的急剧增加,固然在短期内加重了物价膨胀的压力,但人力资源上的优势,也使得台湾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得以脱颖而出。

政治上,这些外省人具有一个共同的属性--都是“政治移民”。蒋介石兵败之后将大陆的政治体制搬到台湾,政治资源依旧垄断在外来的“大陆人”手里,他们在政府的高层供职,认同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体制,而“本省人”只在地方政权和民意机构中占有多数席位。政治权利结构的不平等,形成了台湾具有鲜明“省籍特征”的二元政治结构--“外省族群透过“国家机器”,将其对于本省族群间的支配从属关系加以制度化,两个族群无形中形成垂直的分工,由外省人掌握党、政、军、特及文化媒体,本省人则听任在其他部门发挥,俨然成为两个社会。”(施正锋《族群与民族主义》)而语言的隔阂、居住上(眷村)与职业上的隔离,无意中更是强化了“本省”与“外省”的对立关系,进而催生出他们政治认识、政治情感上的分野。久而久之,在这种对立的关系中,双方都被迫卷入了“族群认同”的政治漩涡,这也是后来蓝绿阵营相争的根由。

失落的异类

然而能在国民党的政治体制中身居高位的“外省人”毕竟只是很少的比例,大多数人,比如孙茂亭,比如撤到台湾的60万普通军人及他们的家眷,无法回避的是那段灰色的生活。历史在给了他们外省人身份的同时,也造就了他们深深的尴尬。

对于在1949年不断逃亡的这群人来说,台湾是离散的终点,却也是失落的开始。踏上台湾岛后,有钱的达官贵人们自然可以买房、建房,但绝大多数中下层官兵及随军的家眷就只能聚居在所属单位附近的庙宇、学校、农舍、牛棚或临时搭建的简易住所里,有的甚至露宿街头。1955年,为了安置军政人员和他们的眷属、遗眷,各军政单位陆陆续续地开始兴建“眷村”。

在国民党“反攻大陆”口号依然盛行的年代,眷村人都准备着随时回到大陆,根本没有长住的打算。然而不久他们发现他们长期怀着的“反攻大陆”、“战士授田”的迷梦,只是一种毫无结果的空等。“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他们会噙着眼泪说,但离开故土的大陆人又难于或是不屑融入台湾的社会中,甚至担心着连一块寄人篱下般的立锥之地也难于长保。这是一群飘离的、无法落地生根的灵魂,离乱的记忆、乡愁的煎熬、现实的担心使眷村笼罩在一片低沉、无奈、虚空、颓唐的气氛中。

作家朱天心在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姐妹》中,为这一代人作了真实的刻画:“他们总习于把逃难史以及故乡生活的种种,编作故事以飨儿女。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情,以及经过十数年反复说明的膨胀,每个父家母家都曾是大地主或大财主,都曾经拥有十来个老妈子、一排勤务兵以及半打司机,逃难时沿路不得不丢弃的黄金条块与日剧增,加起来远超过俞鸿钧为国民党搬来台湾的……曾经有过如此的经历、眼界、怎么甘愿,怎么可以就落脚在这小岛上终老?”

做回农民

1949年由山东来台湾的人数,“可说为大陆各省之冠”,但与江浙一带多政府官员、商贾名流不同,来台的山东人中最多的是士兵,国民党撤台军队的十分之一是山东籍,而1949年之前他们大部分还是山东乡下的农民。

当初,他们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打仗,便稀里糊涂或是被迫地拿起枪杆卷入了战斗,身边并肩作战的兄弟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死亡跟他们一次一次地擦肩而过,终于,幸存的6万多山东兵同其他50多万的各省兄弟一道,为国民党保住了最后一块地盘,但却再回不到自己原来的家园。当初,他们从原来的生活中被卷走,转眼弃甲归田,头白人老,却又被历史孤零零地抛在了一个陌生的无法扎根的地方。历史的吊诡之处还在于,那个他们为之服役多年,耗尽年华的政府,是否真是代表了老兵们政治上的认同呢?

到41岁的时候,在部队受够了的孙茂亭,提前退役了。跟多数退伍老兵一样,他们没什么收入保障,又没怎么读过书,当兵之前就是农民,除此之外,身无长计,离开军队后,谋生成了最大的问题。好在孙茂亭还正值壮年,力气还是有的,思来想去,他重新作起了种地的老本行。这种选择更像是续接那因战乱而被打断的生活,十几年以后,出生在山东农村的孙茂亭依然难以割舍对土地的留恋。

在台东的花莲,那儿有大片的荒山野岭。退役后,孙茂亭便在山上搭起窝棚,拿一把锄头开起了荒。由于那儿的荒沙地根本种不了粮食,他就把平整出来的几亩地全部种上了大姜。收获的季节,挑到山下去卖,这样一连几年,在山上过起了与世隔绝的日子。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收成好一些,多赚点钱让自己好好活下去。

后来一次灾难,使得孙茂亭重新种田的愿望也破灭了。有一年刮台风,下起了特大暴雨,不仅把他的窝棚掀翻了,而且引起了山体滑坡,把几亩即将收成的大姜全压在了泥沙下面。

他顾不得收拾窝棚,雨还没停便去挖埋在泥沙下面的大姜。怕铁锨把大姜铲碎了卖不了好价钱,就用手挖,直到挖得双手的指甲都掉了,鲜血直流,也没有挖出多少完整的姜来。孙茂亭想起当年的事情时,脸颊有些抽搐,“那时我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想到无依无靠自己活得这么难,我一屁股坐在烂泥里嚎啕大哭起来。”“荒山上一个人没有,只有我这个无家可归的老兵那凄凉的哭声”。

后来他几乎是流浪地又回到基隆港,当起了装卸工,在35度的高温下,每天要扛上千斤的货物,这样,一干就是十几年。他说:“我已经恨透了那儿的海水,所有的人间悲剧它都看到了,可它仍是那样沉默。”但偶尔在等货船靠岸的时候,他依旧忍不住大海那边张望。

返乡

1988年,在离家39年后,孙茂亭第一次回到了家乡。妻子已是满头白发和一脸皱纹,但依然在等他,两个孩子,已经是人到中年。1994年,孙茂亭终于办好了回大陆手续,第二年,回到家后,再也不用离开了。

然而,在当年从青岛港走出的人群中,像孙茂亭一样的只是幸运的少数。四十年后,当踏上曾在心里魂牵梦绕了几十年的故乡时,更多人看到的是,市镇改貌,面目全非,亲友故去,曾经无比熟悉的大陆家乡已同陌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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