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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傅冬菊(现名傅冬),傅作义长女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作者:傅冬菊、董世贵

在父亲身边“卧底”与第二次入党

1948年9月,我又到北平来组稿,任务完成后,我就要返回天津了。就在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刻,李炳泉同志上车来找我,一把把我从火车上拉了下来,对我说: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还让我转告你,北平党的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可能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没过几天,我爱人周毅之也来北平了。从此之后,我就留在了父亲身边,并与佘涤清书记接上了头,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和佘见面,有时佘有事来不了,就由崔月犁秘书长替他来。我将能观察到父亲情绪上的细微变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党组织。

我和佘涤清接头不久,由于我的组织关系没有从天津转过来,佘还以为我是“民青”盟员,没有加入党组织,于是便对我说:你写个自传,党组织决定发展你入党。我当时一是年轻,二是新党员,与佘又不像与李定等同志那样熟,也没敢问,就照佘说的办了。这就是我第二次入党。

初次试探父亲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3日,蒋介石来电,要我父亲到南京去开会,说是最高级的军事会议。那天,李世杰参谋长、张濯清总参议等等,都来劝他不要亲自去,让李参谋长代替去。怕蒋把父亲扣在南京,不让回来了。这天夜里,我就在父亲的屋子里等他回来,想从父亲的言谈中探出点情况。

父亲回来后,嘱咐我说:我明天去南京开会,我不在北平,你少出门,免得特务们盯你的梢。

我问父亲,开几天会?什么时间回来?

父亲很不高兴地说:这些事,你不该问。

这时,我想,父亲去南京开会,肯定与平津的战局有关,我怕他像过去一样,蒋介石给他升个什么官,他再跟着蒋继续去打内战,于是我说:爸爸,今天我见到了一位老同学,他非常关心我,也十分关心你。他说:战争的形势发展这样快,你父亲是抗日英雄,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并肩作战,所以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共产党希望你父亲再次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避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再遭战火摧残!

我父亲一听,马上反问:你说的老同学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特务?你可别上当,要碰上假共产党就麻烦了。

我说:是真共产党,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务!

他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我说:是毛泽东派来的!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思考才能告诉你。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地注意你的。

致毛主席求和电

1948年11月7日,父亲从南京开会回来了。开始,我看他的情绪还算正常。没过两三天,他又在屋子里踱起步来,或者一个人单独坐在那里考虑问题,饭也吃得少了,我知道他又遇到了难题。于是,我就用话套他的警卫秘书段清文。从段那里知道了9日中午,他请杜聿明吃了一顿饭,不知二人谈了些什么。10日,他到孙连仲官邸去看了卫立煌,并把蒋介石给他发来的让他扣留卫立煌的电报,给了卫立煌。由此我想到,父亲肯定是在考虑前途问题。

连续几天,我在向佘涤清或崔月犁汇报上述情况时,他们对我说:11月8日、9日,山东《大众公报》连续发表了在济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王耀武的《告国民党官兵书》和《告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书》,11月15日王耀武又亲自在山东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讲,你父亲要是知道了王耀武讲话的内容,肯定会有反应,会有新的决策,我们希望他向有利于和平解决平津战事方面决策,你这几天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11月17日早上,我来到父亲的房问,父亲说:近日你与那位同学又见面没有?他到底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接触中有没有让你生疑的地方?

我回答得很肯定:是真共产党!是毛泽东派来的!没有让我生疑的地方!

父亲说:“那好,我有一件十分机密的事,能不能请他帮我办一下?”

“能!当然能!”我回答。

于是,爸爸说:请他替我给毛泽东发个电报。

我说,好,就要去拿笔、纸。

父亲有些生气地说:“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于是,父亲口授了两遍,又让我复背了两遍,没有错误,这才罢休。

电报的原文大意是这样的:

我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和随蒋戡乱是完全错误的,决计将所属的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毛泽东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请求派南汉宸来平商谈和平事宜。

这个电报发出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父亲问过我,我也问过佘涤清和王汉斌,谁也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毛主席“元旦六条”的由来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包围北平后,第二天,父亲就派了崔载之为代表,在李炳泉的引导下,到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去了。正在谈判期间,解放军连续攻克了新保安和张家口,消灭了三十五军和一O五军,25日凌晨,中共又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也在里面,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臂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我刚要说什么,刘厚同老先生来了,他说:“宜生,不要悲观,旧的生命完了,新的生命正好开始!现在要紧的是,你要认清形势,下决心,把和谈道路走下去,我不相信共产党非要用武力解决平津问题。”

父亲说:“人家要价太高,我无法满足。”

“高!不就是让你把中央军的军师长抓起来,宣布起义吗,你办不到,说明情况再谈吗!”

“人家要的条件,是让我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死去的郭秀山(郭景云的字),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

“宜生,此念差矣。前些日子,我不是对你讲了,什么叫忠,忠要忠于什么人。”

关于“忠”的问题,刘老对父亲是这样说的:商汤、周武是桀、纣的臣,后来讨伐桀、纣,后人不但不骂他们是叛逆,倒赞美他们是圣贤。忠,要忠于人民,并非忠于一人。目前国事败坏到这个样子,人民流离失所,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果你能按照历史发展,顺应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人会箪食壶浆欢迎你,谁还会骂你叛逆呢?

接着刘老还针对父亲企图依靠空投、固守平津,与城共存亡的想法说,文化古都不能毁在你傅宜生的手里,解放军四面而来,城是守不住的。蒋介石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你。现在与中共和谈的资本虽然不如过去了,但议和一成,平津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人民会感谢你的。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政策也是很明确的,高树勋起义就是一个见证,你只要接受了和平起义,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你的,你和你的部属,都会有个光明前途的。

我把父亲大闹居仁堂的情况向佘、崔汇报后,1949年1月1日,毛主席为父亲不理解为什么宣布的战犯中也有他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给父亲,电报发到平津前线指挥部,林彪派李炳泉回来传达的。这封电报,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元旦六条”,一下子解除了父亲的思想疑虑,把父亲又拉到了谈判桌上,这才有了派周北峰出城进行的第二次谈判。

不寻常的一顿饭

1948年12月底,父亲把邓宝珊将军接到了北平。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到马占山将军家吃饭。他们三人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拜了把子,成了异姓兄弟。邓伯伯来平不久,就与崔月犁同志接上了头,二人商量着如何做父亲的工作。

1949年1月12日,邓伯伯把我叫去,说他与父亲一起吃了一顿饭,这顿饭好像是邓伯伯张罗的,弄了五六个菜。这对我父亲来说,是第一次,因为平时,父亲吃饭只有两个菜,有客人时,才加一个。这次这么多菜,我就感到可能有好事。

后来,我去向崔月犁汇报情况时,我还没开口,崔问我:前一两天,你与父亲和邓宝珊将军一起吃了一顿饭吧?我很惊奇地说:你怎么知道?他答:邓将军对我说的。他说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下决心与我们党合作了。我当时听了这话,高兴极了!

没有封口的信 引起的波澜

1949年1月25日、26日的晚上,邓宝珊将军和解放军最早入城的苏静处长到中南海居仁堂来看望父亲,父亲就让值班的勤务兵端茶倒水,与苏静处长热情地聊了起来。我就退到了里边房间。紧接着,邓伯伯也随我进了里屋,并把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交给了我,他说:冬菊,你先看看,尔后抽个适当机会交给你爸爸。

我看后,感到措辞很严厉,好像一份通牒。信一开始就指责父亲率部大肆进攻解放区,先后占领了70多个县镇,并且一一列举了县镇的名称。接着就指责父亲所部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给父亲指了两条路,一是自动放下武器,一是出城改编,并限1月20日下午12时前作出抉择。

我看到信时,国民党军正在向城外开,父亲看到信后,一旦生了气,把协议推翻了怎么办?我决定,等国民党军队都开出城之后再说。

谁知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发表了这封信,我父亲看后大发雷霆,说什么登报前不给他看,这是打他的闷棍,有意把他在全国人民面前搞臭。

后来我听段清文说,父亲把邓伯伯找了去,问这是怎么回事?邓伯伯说:这封信是林彪在通县谈判完后交给的,他看后认为已经签了协议,没有必要再交给父亲看了,所以回城后就把信交给我,让我收起来存档就行了。邓伯伯就这样把事情搪塞了过去。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到此结束,1953年“三反”“五反”时,我所在的支部有人把这事提了出来,说我扣压中央给我父亲的信。我不仅写了文字检查,还在支部委员会上作了检讨,这才算完事。

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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