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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姨

--作者:遇羅文

姥姥只有我母親和二姨兩個女兒。母親剛參加工作,姥爺就去世了,而二姨家境又貧寒,所以姥姥一直和我們一起過。

二姨和母親是截然相反的兩種人--母親好學習(兩次去日本留學)、事業心強、喜歡轟轟烈烈、心胸開闊、交際廣泛,她身體健康好運動,打籃球、排球、網球、爬山、劃船、騎自行車……她練就一副男兒性格,不愿受拘束,姥姥姥爺拿母親當兒子待;二姨從小體弱多病、不愛上學、不愛參加工作、心眼小、愿意過溫馨的小家庭生活、不善于交際。母親是左嗓子,吹拉彈唱一竅不通;二姨酷愛戲曲,聽到評劇就陪著落淚,聽到京劇就跟著哼哼。年輕時曾決心去當演員,但是姥爺覺得自己是京城營造業知名人物(北京著名的“長安大戲院”--第一座無立柱的兩層劇場,就是他設計、施工的),認為女兒做“戲子”有失自己的身份,堅決不同意。

如果是母親,可能早就叛離了家庭去實現自己的理想,而二姨天性怯弱,毫無反抗精神,及至姥爺去世,二姨也早已超過了學戲的年齡。可能是為了彌補這一終生的遺憾吧,她嫁給了同樣酷愛戲曲而且拉得一手絕妙的京胡的姨夫。姨夫家境貧寒,婚前,二姨常常在吃飯的時候,多盛些飯菜藏起來,偷偷送給姨夫吃。

姨夫對京胡的愛好,簡直達到了“癖”的程度--他經常半夜兩、三點起床,趕到京劇名角的琴師家,站在牆外偷聽人家怎樣練功。

他每年春節,都要去我家演奏一次。尤其是他拉的京劇曲牌“夜深沉”,每次我們全家老少都聽得如醉如痴。演奏完了,窗戶外面準趴滿了鄰居們好奇的腦袋。可是,藝術不能當飯吃。他必須去工作,他當過交通警、拉過洋車、去協和醫院做過會計……一旦業余愛好和工作發生沖突時,總是工作讓位,于是什么也干不長。剛結婚那兩年和我們一起過,可是姐倆的脾氣、兩家的生活習慣又那么不一致,所以最終還是分開了。母親介紹他到摩托車廠當了一名會計,以后再沒有離開那個單位。

做家長的可能都是這樣--子女當中,越是“沒出息”的、越是離自己遠的,她(他)越是惦念。

姥姥一到二姨家,盡管房間只是陰暗潮濕的狹長的一條,盡管只能容納三個人的一個通鋪就占去了房間的一半,她仿佛感覺這才是她最舒心的地方。

二姨喜愛生活,愿意收拾家務,這個簡朴的家被她安排得特別溫馨--僅有的幾件家具擦得□亮,潔白的抹布永遠疊成整齊的方塊兒,干干松松地擺在桌角;牆上貼著幾張喜氣、文雅的年畫;枕邊,是線裝的、發黃的《紅樓夢》、《三俠五義》等兩三本書,還有幾本租來的古裝小人書;茶杯、飯碗都是那么小巧玲瓏,讓人不渴不餓都想用它們喝水、吃飯;炒菜的鐵鏟兒磨得只有銅錢那么大,使用起來就像在玩“過家家”。

二姨不像母親說話那么直,嘴出奇地甜,往往說得姥姥心花怒放。姨夫和二姨說話常用京劇的“道白”:

“娘子,給我兩毛錢我去買豬肉黃醬是也--”

“相公,早去早回不要延誤時間哪--”二姨隨聲附和。逗得我哈哈笑個不停。可惜他們不會編唱詞,只能念,不能唱,否則和侯寶林先生說的相聲《戲迷》別無二致。

姨夫好說笑話,對我們晚輩又十分和氣,我特別愿意和他相處。別看我家的伙食比姨夫家的好,我反倒更愛吃他家的飯。最難忘的是姨夫用“支鍋”(陶製,像鍋,扣在火爐上,底部密布圓孔)烙的餅,又香又脆。

有一回姥姥和二姨去串門,姨夫留下來給我做飯吃。做飯前,他先征求我的意見,問我想吃什么。看我說不出來,就用商量的口氣說:“咱們吃‘小金魚’怎么樣?”我問“小金魚”是什么飯,他故意賣關子不肯說,吊我的胃口。等到他做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就是用面做的“撥魚”。在家的話,可能我對它沒有一點兒興趣,可是跟姨夫在一起吃,覺得格外香。

回到家,想讓母親也好好奇,特意炫耀我吃了一頓“小金魚”,不料母親平淡地說了聲:“奧,你們吃的是撥魚。”弄得我大失所望。

在了解小孩兒心理方面,我更佩服姨夫和二姨。善解人意的二姨有一件讓姐姐永遠銘記的事:

“天色忽然暗了,雷聲隆隆、烏雲翻滾,暴雨就要來了。我和鄰居的兩個女孩子,剛開始在院內一角過家家,此刻只有掃興地回屋。

‘還想玩兒嗎?’二姨溫和地說,‘來,我給你們出個主意。’

她支起一把大的紅油紙傘,用幾只木凳、小板凳、洗衣搓板,在房檐下、牆根前搭起了一個有棚的小屋。她用棉花搓個燈捻,往小瓷盤裡倒了些花生油,做了一盞小小的油燈、點然,擺在‘小屋’裡的‘桌子’上。哦,我們三個小姑娘,歡愉得無法形容!大女孩坐在中間,扶著傘把,我們兩個小的緊挨她坐在兩旁。幾張凳子圍成的 ‘牆’,把我們圍在當中。我緊摟懷裡的毛巾娃娃,瑟縮起肩膀,抵御著風雨的涼氣,聽著唰唰的雨聲清脆地打在紙傘上。院子裡滿是雨泡泡,而我們的小屋卻干干松松的。我的好娃娃、乖孩子,你暖和地偎在媽媽懷裡,露出小腦袋,看看這有趣的情景吧!看那遙曳的小油燈,在昏暗的雨帘裡,發出多么誘人、活潑的光焰!”

二姨有嚴重的哮喘病,不犯病的時候,經常到我家來。孩子們見她來了,都高興極了。哥哥還小的時候,二姨總是先和他溫習唱過多次的京劇,等二姨滿意了,就該滿足我們的要求--講她拿手的《濟公傳》--每次都讓我們笑疼了肚子、直不起腰。

姥姥偏疼二姨,也感慨他們夫妻的和睦。當初二姨要嫁給姨夫,姥姥可能也不贊成過,如今看到他們雖然生活並不富裕,卻能夠相親相愛,對她也是個不小的安慰,跟親戚們常說:“真是一對恩愛的夫妻呀……”

由于身體不好,二姨幾乎沒有工作過,自然談不上犯錯誤,姨夫又是窮苦的出身,按理說在“文革”時應該平安無事,可是災難並沒有饒過他們。能找出來他們的全部“罪過”,就是姨夫在解放前當過半年的交通警。

老實人總是最吃虧的。假如姨夫自己不坦白這段歷史,誰還能記得他當過警察?況且過去又沒有戶口檔案。結果“文革”一開始,就把他定成了“歷史反革命”,免去了他的會計職務,下放到車間當一名沒人愛干的“爐前工”。

這是鈑金車間最苦最累的工種,負責給鉚工提供燒紅的鉚釘--一旦鉚釘燒到了合適的火候,必須盡快地把它們一個個從火爐裡夾出來、送出去。他變成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機器,要一刻不停地重複幾百上千次一樣的動作,一批完了,稍做休息下一批鉚釘又到了火候。之所以這么緊張,是因為稍一拖延鉚釘就會燒化,提前取出鉚釘又太硬。夏天就不用說了,即使冬天,在爐前站久了,皮帶的金屬扣都烤得火燙,經常把胳膊燙出燎泡。

他們老老實實地繡了標明“身份”的布牌,縫在衣服上--淺色衣服是黑布白線繡字;深色衣服是白布黑線繡字。他們沒有母親膽兒大,敢在沒熟人的地方換上沒布牌的衣服,而是走到哪裡都戴著“身份”--“歷史反革命”、“反革命老婆”。

二姨的哮喘越來越厲害,根本離不開醫院,可是大夫看到她的“身份”,不敢給她看病、開藥方,有時候沒進醫院的大門就被轟出來了。更讓她絕望的是,到一家親戚那裡去串門,本來想訴訴苦悶、得到安慰,沒想到人家見了她的“身份”,惟恐帶來麻煩,硬是沒讓她進門,還說了些不中聽的話。我家,隨時有被抄的危險,她自然不敢登門。

病痛、羞辱、擔驚受怕,讓二姨臥床不起了。有人送來了口信,姥姥去二姨家照顧她,同時也為了躲開抄家的恐怖。

幾天以后,我家就遭到了抄家的劫難。“紅衛兵”押著母親快到家的時候,得到了鄰居小孩的報信,姐姐躲到了二姨家。

此時二姨住的是公婆留下的一間寬敞的北房,有兩戶鄰居但自成一個獨立的跨院。在屋門以外,姐姐就聽見二姨每喘一口氣帶來的呻吟和姨夫的嘆息聲。

姐姐輕輕敲了敲門上的玻璃,姨夫掀開玻璃后的布帘,僅僅露條窄縫,驚恐地辨認來人是誰。看清了是姐姐,急忙讓她進屋,又急忙關嚴了門,就像做了賊。他狐疑地打量姐姐,問道:“是不是被抄了家?”

姐姐不想增加他的恐懼,裝做沒事似的說:“沒有,我就是來看看二姨的病。”

姨夫突然驚訝道:“噫!你怎么還敢穿裙子?”然后規勸說,“這年頭還是少走動好。你不拉小提琴了吧?別拉啦,我的胡琴都讓人砸啦。”

姥姥痛苦地看著女兒每分每秒地受著罪,想不出解救的辦法,只能用手輕輕地拍著二姨的后背,希望憋在氣管裡的痰能夠痛快地吐出來。

二姨已經幾天不能平躺,只能倚坐在床上費力地大口喘氣。因為缺氧,浮腫的臉變成了紫紅色。見姐姐來,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艱難地點點頭。呆了一會兒,姐姐實在不忍心看著二姨的難受樣,起身告辭要走。

“孩子,”姨父也站起來:“我就不留你啦。”

“等等……”二姨從劇喘中,掙扎著指指床邊的五屜柜:“抽屜……開開……衣服……”她艱難地說出這幾個字,又是一陣劇烈的咳嗽,一口口地吐著帶血絲的痰。姨父不解地拉開了一個大抽屜,裡面都是二姨的半新不舊的衣服。

“米……米黃色的……”二姨紫脹著臉,無比艱難地指指那些衣服,喘得上氣不接下氣。

 姨父找出一件米黃色□嘰布西式舊上衣,二姨搖搖頭;姨父又找出一件九成新的、同樣質料和樣式的上衣,二姨點頭:

“穿上……送你的……”

“二姨,您留著穿吧。”

“穿上……”她閉了閉眼,又是一陣抖肺搜腸般的咳嗽。姥姥心疼地流下了眼,一手輕輕地拍她的背,一手用手絹擦去淚水。

“既然你二姨想送給你,”二姨父遞給姐姐:“你就穿吧。她或許怕你冷,穿上吧。”

姐姐只有穿上了,正合身。幾天以后她才明白,那是疼愛她的二姨與她永別的紀念品。一天夜裡,二姨吃了大量的安眠藥自殺了。

我和弟弟幫助姨夫料理后事,正碰上街道積極份子來通知姨夫搬家--因為姨夫家只有一口人了,又是“反革命”,無權居住二十來平米的北房,讓他搬到胡同裡另一個大雜院兒的一間十多平米的南房去住。

來送通知的是個很會說話的老太太,她看周圍沒有外人,還安慰了姨夫幾句:“您不用太難過,就當是她出了差,出了趟長差。”“住小點兒的房子還剩房錢呢。您說是吧?”

姨夫苦笑著陪她說著話,直表示馬上就搬家。倒是人家沒催得那么緊,允許他拖延幾天。

我們以為姥姥失去最疼愛的女兒,一定難過得死去活來。沒想到她倒很坦然,對我們說,死了比活受罪強。

沒有了二姨,姥姥把姨夫當兒子看待,經常去看他,幫他料理家務。后來我家遇到了新的一輪災難,姥姥就躲到姨夫那裡去住。

姥姥去世以后,我們又都在外地,和姨夫斷了聯系。七十年代,苦悶、孤獨的他鬼使神差般地又匆匆找了一位農村戶口的老伴。沒想到此次婚姻沒有給他帶來幸福,反而讓他更加苦惱。七八年的一個夜晚,他和二姨一樣,也是吃了大量的安眠藥自殺了。

一生清貧簡朴、膽小怕事的二姨、姨夫,終于到陰間團聚去了。生前脾氣、愛好處處相同的一對恩愛夫妻,想不到連死的方式都那么相似。

注:
二姨:王桂蘭,女,47歲,北京市民。因丈夫趙長澤在1949年以前當過交通警察,在文革中被定為“歷史反革命”。他們夫婦必須出門戴著羞辱性的“歷史反革命” 和“反革命老婆”的標識牌。由于這個牌子標明的“反革命”家屬的身份,王桂蘭有重病卻被醫院拒絕醫治。王桂蘭走投無路,于1966年8月20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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